《龙江吟》是边塞诗人边瑾的诗作，创作于20世纪初。这是一组脍炙人口、耳熟能详、流传甚广，充满着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边塞诗篇，是一部反映和记述瑷珲历史、黑龙江历史的重要文献。只要一看组诗的内容，便可以清楚地知道写的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庚子俄难”，沙俄侵略者血洗海兰泡、火烧大黑河屯，将江东六十四屯中手无寸铁的中国居民强行赶至黑龙江中杀害的历史。

柳成栋：边瑾和他的边塞诗稿《龙沙吟》

2016-06-27 黑龙江日报

龙沙万里戍楼空，斑点离离塞草红。

六十四屯遗迹在，何人光复大江东？

曾渡雄俄十万兵，沿江布阵势纵横。

无端一夜萧萧雨，疑是当年饮马声。

黑龙江上又秋风，漫说当年汗马功。

多少兴亡多少恨，浪花淘尽几英雄。

飒飒西风卷暮涛，大江西畔好停桡。

至今凭吊浮尸处，犹说红羊劫未消。

这一组脍炙人口、耳熟能详、流传甚广，充满着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边塞诗篇，在40年前我刚刚涉猎黑龙江地方史的时候，便映入了我的眼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但发现该诗的作者竟然出现了三个作者的名字。一说是边瑾，一说是琢如，又一说是曾任瑷珲副都统的姚福陞，而且诗的题目均作《龙江吟》。我想一组诗绝对不可能有三个作者，然而要考证诗的作者究竟是谁，必须了解诗的内容。只要一看组诗的内容，便可以清楚地知道《龙江吟》写的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庚子俄难”，沙俄侵略者血洗海兰泡、火烧大黑河屯，将江东六十四屯中手无寸铁的中国居民强行赶至黑龙江中杀害的历史，我想他肯定与瑷珲有关。于是带着疑问，详细查阅了民国九年《瑷珲县志》卷十二艺文志，得知此诗确为边瑾所作。《艺文志》中全文收录了这四首诗，诗的落款清楚地写道：“右诗呈琢如仁兄一粲并希削正。弟边瑾未订稿。”于是我写了一篇《对〈龙江吟〉一诗作者的考证》的文章发表在《黑龙江档案》1997年3期上。

2015年我偶然间在互联网中惊奇地发现当年4月黑河历史学者刘城、盖玉玲等人经过多年的不懈搜寻、追索，终于与边瑾长孙边洪涛、重孙女边薇取得了联系，获得了边瑾的孤本诗集《龙沙吟》的稿本复印件。全书为小楷书写，共收录边瑾诗作32题63首，而所说的《龙江吟》四首就赫然收录其中，只不过所说的《龙江吟》组诗在稿本诗集中标题却为《龙沙吟》。整部诗稿名称，仍以《龙沙吟》命名，足见边瑾对这部诗集的重视程度。

《龙沙吟》稿本回归到诗集创作和诞生的发源地瑷珲，回归到黑龙江，终于免去沧海失珠之憾。无论从文献价值、史料价值、学术价值来看，《龙沙吟》它都是一部反映和记述瑷珲历史、黑龙江历史的重要文献，同时也是一部难得的爱国主义教材。

“龙沙”一词，最早见于《后汉书·班超传》赞曰：“坦步葱雪，咫尺龙沙”。章怀太子注曰：“谓葱岭、雪山，龙堆、沙漠也。”以后诸家皆认为“龙沙”在西不在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龙沙纪略》的命名说得非常清楚：“始误以龙沙为一地，而诗家遂沿为塞外之通称。式济记东北事，而以‘龙沙’为书名，盖沿用旧文之故。”在方式济的笔下龙沙则指东北地区，后来逐渐指黑龙江地区。作者用“龙沙”命名诗集而未用“龙江”命名，可以看出边瑾心中有着更深刻的政治含义，笔下彰显着更深远的历史视野。

据民国9年（1920年）《瑷珲县志》和相关档案资料记载，边瑾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出生在河北任丘一个名门望族之家。

边家，自明清以来科第不断，绵延数世，名人辈出，故顺天乡试有“无边不开榜”之谣，时人将边氏比之为“六朝王谢”，其声誉之隆可见一斑。在明清时代任丘历史上的边、李、刘、高、郭、舒、闵、谢八大家族中，“边”姓排名第一位，边瑾正是出生于这样的诗书礼仪之家。边瑾曾叔祖边毓仑为晚清秀才，曾任奉天盐厘。受家风熏陶，他自幼苦读诗书；到青年，经史子集无所不通，尤擅诗词。另外边瑾的表叔任丘诗坛领袖李子仁也对其诗词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他的提携下，边瑾诗艺大有长进。也为其在瑷珲期间的诗歌创作打下了良好基础。边瑾生活的年代恰逢清末民初社会交替、事态纷繁之际，但他却勤苦好学，博闻强记，文采出众，并在北京学过满文，这为其后来在瑷珲从事教育工作打下了基础。约在民国4年(1915年)边瑾与其岳父周岱龄及两个弟弟来到瑷珲从事教育工作。是年，库玛尔路鄂伦春第一小学校成立，小学设在宏户图屯（今爱辉区新华农场附近），劝学员为鄂伦春族佐领吴来忠，共有学生30人。民国5年，边瑾被黑龙江镇安右将军督理黑龙江军务兼巡按使朱庆澜聘为小学校长。边瑾任校长后，从基础的汉、满文化入手，积极组织开展鄂伦春启蒙教育，使鄂伦春人文化素质得到了较快的提升。民国6年(1917年)，呼玛尔路协领徐希廉在查阅宏户图小学时，对办学非常满意，赞赏道：“其校长边瑾教授有功，鄂民同声赞美，而学生均渐进步，汉语亦多通晓，揆其化道鄂民之法，果宜先从教育入手。”并云：“此番到山挨名考究，颇有进益，其愚钝者固有，而聪明者实居多数，当经宣讲上峰之德意，国家之培植，再三勉励，用心向学，莫不踊跃遵聆。”后来边瑾还担任过瑷珲高等小学校校长。边瑾在瑷珲约工作生活达10年之久，为发展黑龙江边疆少数民族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边瑾卒于民国25年（1936年），终年51岁。

边瑾在瑷珲从教之余，不但熟悉了瑷珲的山川风物、民族风情，更熟悉了瑷珲的人文历史，同时他还与地方官吏、文人墨客，以及鄂伦春少数民族同胞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满怀着家国情怀，深深地爱上了瑷珲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山水人文都给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倾注了无限的深情。《龙沙吟》整部诗稿都洋溢着浓厚的爱国主义思想，弥漫着神奇的边风塞月，展现了鲜明的民俗风情画卷，凝聚着深厚的亲情友情。

可以毫不吝啬地说边瑾是继流人吴兆骞之后流寓黑龙江的又一位边塞诗人、爱国诗人。

历史是一条永无止境的长河，永远都没有终结。在人类的历史上，无数的文明消失了，无数的民族曾经辉煌但却悄然隐退，而唯有我们中华民族经历了周边各种复杂环境的变迁和风风雨雨考验，屹立于世界5000年不倒。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族群，是杀不光，灭不尽的，中国文化具有包容力、穿透力、适应力和跨文明的整合力，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我们隶属于这样的族群和这样的文明感到自豪。昨日是因，今日是果；今日是因，明日又是果。中国正渐进的度过清末以来漫长的战略调整期，在可预见的未来必将迸发出惊人的能量！道路曲折，前途光明。我等岂是蓬蒿辈！英烈们的血不会白流，我们要知耻而后勇，清楚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1908年春－1909年秋，瑷珲副都统姚福升为索还“庚子俄难”被沙俄霸占的中国江东六十四屯，曾数次照会、两次面晤俄国官员，并几次报黑龙江行省转请清政府核办。同时他还两次派人去黑龙江左岸，调查六十四屯情况。但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索还未能实现。事后谈及此事，他不无感慨地说：“江左余未索还，实难对各屯难民”。同一时期，边塞诗人边瑾写下脍炙人口、耳熟能详、流传甚广、充满爱国主义思想的著名诗篇《龙沙吟》（别名《龙江吟》）：“龙江万里戍楼空，斑点离离塞草红。六十四屯遗迹在，何人复我大江东？......”

姚福升(1848－1929)，字申五，汉军正黄旗人，世居吉林。其家境贫寒，由祖母养育成人。13岁读书，4年后，再无力就学，只好到吉林将军衙门印务处充当了10年差役。后来考取汉文教习，3年任期期满，转任武职，入吉林水师营，先后任六品、五品和四品总管。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冬调来瑷珲，总办镇边军粮饷。1894年秋奉旨调驻齐齐哈尔。1905年夏，入盛京将军府，经将军增棋举荐，再次调人黑龙江，督理全省财政善后事宜。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2月20日，奉旨署理瑷珲副都统，在瑷珲城西三家子屯接印视事。

姚福升到任瑷珲，正是“庚子俄难”逃离六七年的难民陆续归来之时。面对土地荒芜、房屋被毁的凄凉景象，他决心对内安定民心，重建瑷珲；对外据理力争，竭力捍卫国家主权。上任后，立即亲自带人逐屯逐户查看慰问归来的难民，按各户困难情况，分别给予救济，并嘱咐各屯民：救济是国家恩典，“务须父率其子，兄率其弟，各安生理，勿作非为”。当他看到大、小黑河屯被俄人和朝鲜人等10几户占作菜园后，又亲率交涉局帮办等数人，按户将外国人驱逐，把土地归还给原主。

姚福升多次与俄阿穆尔总督交涉，根据《交收东三省条约》，要求俄方归还强占的中国领土。经过斗争，终于促使俄军于5月17日从瑷珲、黑河撤出，收复了江右被占领六七年的国土。但沙俄野心不死，又无理提出将瑷珲魁星楼北至头道沟南地段划为俄国商埠，姚当即予以驳回。俄阿穆尔当局几次玩弄伎俩，都被姚戳穿。这时有人劝说，不如从权处理，以后交涉不至棘手。姚福升说：若遂其要求，恐怕欲壑难满。如果我因此事受到谴责，而国土得以归还，不是很好吗！由于姚福升的坚决抵制，使沙俄攫取中国领土的阴谋未能得逞。

为了加强防务和治安工作，俄军撤走不久，姚福升即请示重建瑷珲城。在建城中，他亲自率领善后各员进行勘查，为减轻人民负担，还作出了城内街道由官府出钱修筑和原住户建房基地不收地价的决定。副都统衙署七月动工兴建，当年十一月竣工，衙署即从西三家子屯搬入瑷珲城内办公，其余房舍亦相继建成居住。1908年8月，姚还亲自带领随员，乘船上至额尔古纳河河口，下至通河河口，对辖境2000余里的山川形势、自然资源进行查勘。年末，因姚福升办理善后成绩卓著，黑龙江将军程德全奏请朝廷，准予姚福升副都统记名。

1908年春－1909年秋，姚福升为索还“庚子俄难”被沙俄霸占的中国江东六十四屯，曾数次照会、两次面晤俄国官员，并几次报黑龙江行省转请清政府核办。同时他还两次派人去黑龙江左岸，调查六十四屯情况。但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索还未能实现。事后谈及此事，他不无感慨地说：“江左余未索还，实难对各屯难民”。同一时期，边塞诗人边瑾写下脍炙人口、耳熟能详、流传甚广、充满爱国主义思想的著名诗篇《龙沙吟》（别名《龙江吟》）：“龙江万里戍楼空，斑点离离塞草红。六十四屯遗迹在，何人复我大江东？......”

瑷珲难民返回家园后，占地不均，江东各屯难民聚居在瑷珲，多数无地，缺乏食粮。为此，姚福升制定了《瑷珲垦务章程》，派人清丈各户地亩。经过1908、1909两年的努力，丈量完毕，并按人口分田，安定了民心，使地方经济得以发展。

1909年(清宣统元年)清政府撤销瑷珲副都统后，姚福升改任瑷珲兵备道。他在任期间，修建了瑷珲初、高两等小学堂。在瑷珲城中心建钟楼一座，称之为治安楼。还倡议儿童引种牛痘，以保护健康，得到人民赞赏。1912年6月，黑龙江行省改瑷珲兵备道为黑河兵备道，道署移到黑河时，姚福升曾以年事已高，体衰病多为由致电辞职。未批准，随之改任黑河兵备道。这年冬，在改兵备道为观察使时，再次辞职，并获准，于1913年2月交卸离任。

姚福升离任后，拟开江后乘船回吉林原籍，经瑷珲各界父老挽留，定居瑷珲城。1929年(民国十八年)，瑷珲人民因“中东路事件”纷纷赴外地避难，姚福升亦携家眷暂居哈尔滨。当年在哈病故，葬于极乐寺，享年82岁。建国后，尸骨迁回瑷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