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刻石》是刊刻于秦代的一方摩崖石刻，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始皇刻辞”）刻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后半部分（“二世诏书”）刻于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传为李斯撰文并书丹，又称“李斯碑”等，属小篆书法作品，与《峄山刻石》《琅琊刻石》《会稽刻石》合称“秦四山刻石”。刻石原立于山东泰安市泰山山顶，残石现存山东泰安市泰山岱庙东御座院内。

（说明：朝向、分行据《金石索·石索一》；文字据明代安国所藏一百六十五字拓本；〔〕表示据历代著录所补的缺字；加粗表示现存文字；=表示合文。）

《泰山刻石》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所刻，后半部分是秦二世元年（前209年）所刻。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秦始皇登临泰山，丞相李斯等为歌颂始皇统一中国的功绩而刊刻《泰山刻石》（前半部分）。秦二世元年（前209年）春季，秦二世为威服海内而效法秦始皇巡视郡县，东巡碣石、会稽等地。李斯同行，奏请秦二世在秦始皇所立刻石旁上刻诏书以彰显先帝成功盛德，于是在《泰山刻石》等刻石上补刻诏书并著随从大臣的姓名（后半部分）。

风格

《泰山刻石》用笔精美，平稳流转，骨肉匀称，含蓄委婉，气魄宏大，简捷明快。与先秦书法相比，秦小篆行笔粗细大体相同，横平竖直，转折处极为流利飘逸，无生硬之笔。藏头护尾，笔笔精细，一丝不苟，如锥画沙，委婉含蓄中自有骨力丰沛之气。横势稳健，纵势豪逸，简练明快，宏伟壮观。虽法度严谨，但不失威严雄奇之神采，山岳庙堂之气象。以强劲平稳之骨力，时出飞动流走之生机，恰如唐代张怀瓘在《书断》中所说的“画如铁石，字若飞动”，“其势飞腾，其形端俨”，“作楷书之祖，为不易之法”。同时结体整齐划一，力求平正对称，横密纵疏，端庄雄伟，隐隐然又有秀丽之气。书体上，比以前的甲骨文、金文以至《石鼓文》更为简炼，规范化。其一，保留着象形文字的某些特点，着重突出圆笔曲线之美。其二，充分地发挥了汉字特有的美，具有装饰美的意味。线条整洁协调，改变了以前繁杂交错的形式，书写形式走向规律化。其三，力求严格的平正对称，工整精致，大小相仿，面目十分突出。其四，横密纵疏，充分表现了篆书的形体特征，使其在雄伟之中产生一种秀丽之气，婀娜飘逸。其五，分布严格，空间层次以相距的对应关系，示人以严格的规则，给人以美，又示人以庄严。

（图册来源：故宫博物院）

唐代张怀瓘：今《泰山》《峄山》《秦望》等碑并其遗迹，亦谓传国之伟宝，百代之法式。（《书断中·神品》）

近代书法家康有为：今秦篆犹存者，有《琅琊刻石》《泰山刻石》《会稽刻石碣》《石门刻石》，皆李斯所作，以为正体，体并圆长，而秦权、秦量即变方扁。（《广艺舟双楫·卷二·分变第五》）

近代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二十八年，始皇始东巡郡县，群臣乃相与诵其功德，刻于金石，以垂后世。其辞亦李斯所为，今尚有流传，质而能壮，实汉晋碑铭所从出也。（《汉文学史纲要》）

流传情况

《泰山刻石》原立在山东泰安市泰山山顶上，大概在《明去封号碑》左右。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宋真宗东封泰山，兖州太守献上《泰山刻石》拓本，计有四十余字。庆历八年（1048年）以前，宋庠出镇东平郡时曾派人到泰山模拓《泰山刻石》，得四十八字。在此前后，欧阳修好友江邻几曾在泰山顶上亲见《泰山刻石》，并说：“石顽不可镌凿，不知当时何以刻之也。”大观二年（1108年）春季和政和三年（1113年）秋季，刘跂两次亲至泰山，见到的《泰山刻石》已经埋植土中，高不过四五尺，形制似方而非方，已有七十六字毁缺及漫灭不可见。政和四年（1114年），董逌曾亲至泰山考察，发现《泰山刻石》的南面为“二世诏书”，认为《泰山刻石》在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前应曾仆倒过，后人于原址重立时因三面文字有摩灭而错误地调整了刻石的朝向。蒙古宪宗五年（1255年）九月，郝经登临泰山，并撰《太平顶读秦碑》，称：“面阳数字仍可辨”。元代至元二年（1265年），杜仁杰在《东平府路宣慰张公登泰山记》中记录了自己登泰山时所见《泰山刻石》的状况：“仅得数字，其余漫不可识。”明代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王世贞游泰山时，发现《泰山刻石》已经被迁移到碧霞祠西墙外的西公署后。此后，吴同春分别于万历十一年（1583年）、万历十七年（1589年）两次登上泰山对《泰山刻石》进行考察，为了彻底弄清刻石的状况而曾专门请人将秦刻石从壁间取出，重新迁移时为方便安置而“各加凿削”，刻石遭到严重破坏。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谢肇淛登泰山时所见《泰山刻石》的状况为：“通四行，首二字已刷毁，仅得‘臣斯’以下二十九字耳。”

之后，《泰山刻石》被移至碧霞祠东庑。清代乾隆五年（1740年）六月，碧霞祠毁于火，《泰山刻石》残石失踪。对《泰山刻石》迁移至碧霞祠东庑的时间及迁移人，有以下几种不同说法：①刊行于清代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的《〔乾隆〕泰山图志》载：石旧在岱顶玉女池上，雍正八年（1730年）郎中丁皂保移至碧霞祠东庑。②《〔道光〕泰安县志》等清代后期的志书及碑刻均记载为明代嘉靖年间由北平（今北京）许某于榛莽中得《泰山刻石》残石，存二十九字，恐致湮没而移于碧霞祠东庑的。但吴同春和谢肇淛于万历年间登泰山时看到的《泰山刻石》尚在玉女池，故嘉靖年间《泰山刻石》移入碧霞祠的记载有误。③清代严可均则称明代弘治年间按察使佥事滦河许庄将《泰山刻石》移置玉女池上公所，否定了“万历中，从玉女池移置碧霞元君庙。乾隆五年庙灾，石毁于火”的说法。

嘉庆十九年（1814年），汪汝弼被任命为泰安知县，司理徐石生告诉他：泰山山顶有一位九十余岁的赵老人，数十年前在泰山山顶玉女池中见到依稀有字迹的残石。嘉庆二十年（1815年），汪汝弼委任蒋因培和柴兰皋到泰山山顶玉女池搜寻《泰山刻石》，搜得残石二块，存十字。于是，汪汝弼将所得残石嵌于山顶东岳庙西的宝斯亭内。道光十二年（1832年），东岳庙墙坍塌，宝斯亭被乱石覆盖，泰安知县徐宗干于瓦砾中寻得《泰山刻石》残石，嘱咐道人刘传业将残石移到山下，嵌置在岱庙道院壁间，并作跋记事情的经过。光绪十六年（1890年），《泰山刻石》残石被盗，县令毛蜀云大力搜索十日，得石于城北关桥下，后仍置于岱庙院内。宣统二年（1910年）五月，泰安知县俞庆澜在岱庙环咏亭建造石屋一所，将《泰山刻石》残石、徐宗干跋语和自己所写的《序》共三块刻石嵌入石屋内，周围加铁栅栏保护。民国十九年（1930年），阎锡山带领的军队进入泰安，与军阀马鸿逵带领的军队混战，岱庙遭炮击，环咏亭被毁坏。于是，《泰山刻石》残石被栘至东御座院内，并建起了砖石碑亭加以保护。1979年，泰安市人民政府重新修建了碑亭并加上了玻璃框。1987年，泰安市博物馆复制秦刻石全文立于岱庙后寝宫。

著录情况

《泰山刻石》最早著录于《史记》，随后著录于宋代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董逌《广川书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