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这本是一个后文革词汇，却蕴涵着与现实相连的文革记忆。最初（1980年代）被用来指称文革中出现的样板戏；后来（1990年代以后）被怀旧情绪驱使着的人们，泛化推广到用它指称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精神指导下创作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政治运动和普通工农兵生活的典范性作品。不同时期的作品被冠以相同的称呼，说明两者在其基本理念、价值取向（社会理想、道德继承）、创作范式、美学风格上存在某种内在一致性。

20世纪末以来的文化艺术界，在文化市场掀起了“红色经典”的浪潮，在不断地涌现十分成功的影视书籍作品的同时，一些质疑“红色经典”地位的质疑回声不断。“红色经典”引起了娱乐界“乱花迷眼”的局面，实质反映出理论界厘定“经典”品格和“红色经典”经典气质的困惑。

“红色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应该是自20世纪初开始的几代人不断地努力、奉献、牺牲的结果。评定是不是经典作品是有一些大家共同认可的条件特征的，诸如经典文本所应具有的超越时间性、内涵普适性、民族文化史诗性的等品性。就红色经典而言它具有时空上的超越性，因为它不可避免的或深或浅的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痕；红色经典的作品在认识结构、知识水平、世界观、价值观等形成了一定的系统，并且普遍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红色经典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被人们所遗忘，也没有因思想原则、舆论的变迁而过时；“红色经典”以经典的方式触及、思考和表达了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展示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同时又具有“超越而开放的人类文化品格”，渗透着人类、民族和个人生存与命运的深层关系，揭示了人类精神探索的伟大历程，是推动人类走向文明的有力力量。任何一个文化都有其经典。经典的产生都要经过相当漫长的时间，通过历史的积淀与考验，大浪淘沙，千锤百炼，真金闪烁，终成正果，堂皇步入经典之殿堂，被后代景仰、供奉，反复诵咏，成为文化传统中的瑰宝和精华、文明的象征。

红色经典的产生是历史的必要，在那个由传统经典文化导致政局动荡的年代，红色经典就是对传统经典的批判和否定，但只是局部的否定，可以说红色经典是基于传统经典文化而超越于传统经典文化。历史的车轮在转，一个时代更替又一个时代，前一个时代在传统经典的掌控下走向了灭亡，而新的时代要靠新的经典来开启，红色经典就这样应运而生。可以说红色经典创造了一个时代的思想，没有了封建思想的束缚；没有了陈腐的世界观、人生观的禁锢；没有了腐朽的三大主义的羁绊。剩下的是思想的解放、言论的自由和与这个时代的相契相和。

《毛泽东诗词》，这是毛泽东同志一生戎马的见证，也可以说这是整个红色经典的演变。诗词中包含了太多的红色革命、红色精神以及红色经典中的世界观、价值观，是毛泽东思想的完全体现。像《沁园春·雪》中写的那样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虽然他们有无数的辉煌但终化作尘土、成为过去，而我们要向前看，实力在发展当下最重要，故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又像“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地主鞭”则反映了农民翻身做主不畏强暴斗地主的豪迈激情。还有“恰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 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候 曾记否 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还有“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或许有人会觉得《毛泽东诗词》的文学成就高于红色经典的成分，它不像其他的所谓红色经典的书籍《红岩》、《林海雪原》一样，能够很好将红色经典的部分表现出来。但《毛泽东诗词》确实跟随着红色经典成长的，从开始的革命思想的引入、思想解放的宣扬，到后来的革命的发展壮大、敌后根据地的形成。从红军长征的艰苦到土改时农民的欢心鼓舞。一本诗词，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个时代。

红色经典在毛泽东百年诞辰之后逐渐出现在文化舞台上，由此也带来了很大商业契机，吸引了无数的关注与传承，然而由于红色经典作品的泛滥与商业化的加重确使红色经典出现了后现代的文化色彩，不再具有以前那种纯粹的精神色彩了。红色经典中的那些平等观念、道德思想主义、民族主义确在受着商人们的包装和毁改，变得不伦不类。

经典不是真理，只能说它有某些优越性，不一定是完全没有缺点错误的。就像传统经典文化一样，它的优越性绝对要高于红色经典，因为它传承了几千年。但红色经典有它的先进性，因为它是在与时俱进中产生的，但并不表明它是完全的正确，真理是要靠时间来检验的。正确的精华我们要保留，错误的糟粕我们要坚决剔除，来保证红色经典的纯粹性。

一代又一代过去了，红色经典传承的重任又落在了我们的肩上，不知道我们是否有能力唤起红色经典时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也不知道我们是否能保证严肃的历史记忆和反思不完全演变成脱离现实的怀旧时尚。但我坚信这样的时代、这样的经典、这样的一群人会创造别样的辉煌。

属于前者的有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主演刘庆棠）《白毛女》、现代京剧《红灯记》（主演钱浩亮、刘长瑜）《智取威虎山》（主演童祥苓）、《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海港》。后加上《龙江颂》《杜鹃山》（主演杨春霞）《平原作战》《磐石湾》、交响音乐《沙家浜》、钢琴伴唱《红灯记》（钢琴演奏殷承宗）、钢琴协奏曲《黄河》（同前）。

属于后者的有小说《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柳青）《山乡巨变》（周立波）《青春之歌》《保卫延安》《林海雪原》（被合称为“三红一创，山青保林”）《上海的早晨》（创作于1950年代）《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49年以前），电影《中华儿女》《铁道游击队》《烈火中永生》《红色娘子军》（导演谢晋）《英雄儿女》（创作于文革前）《闪闪的红星》（文革中）《开国大典》《解放战争三部曲——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周恩来》《焦裕禄》（文革后），歌曲《义勇军进行曲》《东方红》《保卫黄河》（1949年以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唱祖国》《唱支山歌给党听》（文革前）《党啊，亲爱的妈妈》《春天的故事》《我的祖国》《走进新时代》（文革后）。

由于文革十年反复播放样板戏，人们已经养成听唱的下意识习惯，1976年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样板戏的选段仍然被照常播放。曾陆续引起巴金等人的批评，遂渐次淡出。1980年代晚期开始有人（崔健）试图以翻唱《南泥湾》等方式，对被认作神圣的红色经典进行解构；后来这成了一种经常性的创作（对此当时的批判声极其强烈浩大，其后渐次式微）。这种诉诸感性的颠覆方式（文学方面以王朔为代表）比理性批判的效力更大、更直接。1990年代以来，红色经典在市场冲击下感到惘然的人们和演艺界借助市场运作手段经营两股动力推动下，出现微弱复兴迹象。从2002年到2004年的两年间有近40部“红色经典”电视剧列入规划批准立项，共约850集。2003年初文学杂志《江南》刊载取材自同名戏剧又加以改写的小说《沙家浜》，引起了一场反对戏说、侮辱红色经典的轩然大波。沙家浜镇、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分别向《江南》杂志社提交了抗议书。包括《芦荡火种》的原作者文牧先生的夫人以及上海沪剧院的党总支书记金女士在内的人士，均对所谓“戏说”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和谴责，文牧夫人则表示保留法律追诉权。

2004年中国国家广电总局颁布了《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禁止戏说红色经典。认定这些改编电视剧存在着“误读原著、误导观众、误解市场”的“低俗化”问题，改编者没有理解乃至歪曲了原著的核心精神、表现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本质。片面追求收视率和娱乐性，在主要人物、英雄人物身上编织太多情感纠葛，刻意挖掘所谓“多重性格”，在反面人物塑造上又追求所谓“人性化”，肆意扩大原著容量，“稀释”原著，影响了原著的完整性、严肃性和经典性。但也有批评说，“如果红色经典真有什么‘亮点’，它也来自国家意识形态的强力渗透和侵犯，来自民间意识在审美形态上依然被顽强地保持并制约所谓革命文艺路线的限制”。“应该让历史来检验，而不是急于禁止。”围绕这一冲突，官方意识形态、商业运作和民间批评者间的纠缠、紧张，还看不到终止的迹象。

红色经典中的稀世孤品 耗时四年完成独一无二

由上海著名海派工艺大师耗时四年完成的牙雕邮票全中国独一无二，这套创作于1976年--1979年的《毛主席一生》100枚纯手工雕刻的牙雕工艺邮票。1997年8月曾经在北京参加国家文化部组织的重大展出引起轰动，引来12万中外观众前来观看，豆粒大小的“开国大典”“全国山河一片红”等红色经典作品成为人们争相观看的珍品。被中央电视台、新民晚报，中国石化报等誉为是用“独特的工具、独特的材料、独特的艺术手法、独特的纪念形式制作的一套具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观赏价值、收藏价值”的稀世孤品。

这套《毛主席伟大一生》100枚纯手工雕刻的特种材料毛章（牙雕邮票）内容从1893年毛泽东出生地韶山刻起，直到毛泽东逝世。时间跨度84年，是中国历史上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段现代史。其中毛泽东手迹，林彪题词等已成为历史的见证。它反映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历经苦难,浴血抗争的一段现代史。

内容主要有：韶山诞生、南湖红船、安源煤矿、秋收起义、遵义会议、红军长征，雪山草地、重庆谈判、全国抗战、百万雄师过大江、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开国大典、访问苏联、抗美援朝、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炮打司令部、接见红卫兵、全国山河一片红、上山下乡、毛泽东逝世。其中不少珍品创造了几个世界之最：最小的毛主席头像（0.3平方毫米）、最小的全国地图（只有0、2乘0、15毫米大小，2根头发丝宽。），最多的色彩28色（毛主席和林彪接见红卫兵），最奇特的是“南胡红船”的湖水在晚上会发出荧色的“夜光”，韶山前的水塘会发出夜光，还可以看到一种宋代哥窑名瓷上开裂花纹的效果,具有名瓷哥窑开裂花纹的独特美。

材料是用整段象牙中最贵的一段切割成邮票形状，6乘以9毫米（全套100枚）

从《小兵张嘎》到《铁道游击队》，从《永不消逝的电波》到《闪闪的红星》，那些伴随新中国一代又一代人成长的革命题材电影，如今成了“红色经典”。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改编、翻拍“红色经典”成为影视剧艺术生产领域的一股潮流。这一现象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转型时期的中国多元话语意义相互影响的

结果。也有人认为改编“红色经典”之所以成“风”，是因为改编者发现了“红色经典”原本被掩盖的商业价值。因为“红色经典”都弘扬集体英雄主义，且本身是排斥商业话语的，而改编者的辩证法却认为从集体英雄主义中，可以挖掘出个人英雄主义，从“高大全”式的人物中，可以挖掘英雄多重性格的一面；从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中，可以挖掘出七情六欲。所以改编“红色经典”有卖点，有市场。

因此，“红色经典”经过如此这般的改编，“误读原著、误导观众、误解市场”问题也随之产生。一些“红色经典”开始“变色”、“变味”：革命故事与英雄事迹被大众消费文化的写手所改写，成为政治话语、革命话语与商业时尚话语的奇特结合物。在一部分人看来，“红色经典”不过是包装过的特种大众消费文化快餐而已，从而极大地影响了原著的完整性、严肃性和经典性。如今，不少“红色经典”改编之作不成功，除了受经济利益的诱惑，创作者心态浮躁之外，受西方文艺思潮影响出现的文艺思想混乱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一些改编者想当然地认为“红色经典”都是公式化、概念化的，因而“理直气壮”地对作品进行所谓的“修正与补充”，而不惜与这些作品诞生时社会大多数人的审美愿望唱反调。须知，这些红色经典是一个时代人们的理想追求、青春愿望，浸透了当时人们深厚的感情，要颠覆这些东西，自然与历史真实和生活真实不符。有些翻拍作品，一味为了收视率等所谓市场需求，而对原著的故事情节、人物性格胡改乱编，想当然地杜撰所谓人性内容，随意增添爱情“佐料”，淡化甚至消解原作的精神立场，以达到纯粹消遣、娱乐，迎合市场的目的。如此这般翻拍的所谓“红色经典”已经变色、变味，自然要受到社会舆论和广大观众的抨击。

毋庸置疑，站在今天的历史角度，重新观照过往的“经典”，不失为成功的艺术之路。这些年对“红色经典”的改编，也不乏成功之作。这种改编不仅在内容上丰富了原作，还为传统的阶级叙事添加更多的人性叙事或文化叙事，通过叙事角度的改变，使原作的意义得到转移和深化。比如根据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青春之歌》，根据同名电影改编的电视剧《冰山上的来客》等，都获得了广泛的好评。2000年根据苏联著名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而成的电视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很好地融汇了建构式改编的各种要素，成为名著改编的佳作，既得到了来自各方很好的口碑，又赢得了好的收视率。

“红色经典”是中国社会生活中一种独特的文艺现象，它包含了太多历史的记忆，也包含着一个民族视为至宝的精神财富。重拍“红色经典”是对红色原著的激活和重建，有利于新的历史背景下红色原著的传播，并对当下的意识形态格局、民众精神图谱和文化艺术生产产生一定的影响力。正如一些学者强调的，“改编者有责任尊重这种记忆”，在精神意义上保存经典的原汁原味。“红色经典”的改编应该在充分吸收原著精髓和美学内涵的基础上有所取舍、有所创新，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艺术创新和商业利润的双赢，“红色经典”才能真正“红”起来！（据2009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作者：马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