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绍轼（1565—1626），字文远，池州贵池（今属安徽）人。明朝大臣。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进士。历官赞善、谕德、少詹事、礼部侍郎。天启五年（1625年）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天启六年（1626年）三月初五日，太监刘应坤镇守山海关，丁绍轼、兵部尚书王永光等力谏，帝不听。天启六年改户部尚书，进武英殿大学士。是年四月二十三日卒，赠太傅，谥文恪。著有《丁文远集》。

丁绍轼，字文远，嘉靖四十四年（1565）出生于贵池县一书香之家。父名旦，岁贡，官湖广衡州府（今湖南衡阳市）通判。相传在他出生前，其父梦见一只白鹤飞到他家庭堂上，不久他就呱呱而出。幼时胸腹有七个黑点，联缀酷如北斗星。幼即颖异，善于作文，文不矫揉造作，意赅言简。性格长益深沉，有气度。万历二十年（1594）选贡，二十二年应天乡试中举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四十三岁时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越三年（1610）授翰林院检讨。先是，接母亲到京城生活。无多时母亲病故，便告假扶棺回故乡安葬，守丧三载。服丧期满，回京任原职，奉使册封华阳王入楚。完成派遣任务后，顺道回乡拜谒父母墓，又以患疾病为由在家乡居住两年。得诏命回京，领取两年供俸。随即被任命为起居注。万历四十六年（1618）典福建乡试。继之又以病假在贵池休养三年。这三年他认真阅读“二十一史”以为复职时实用。并注意留心时政，揣摩国家大事。熹宗天启二年（1622）春，朝廷召其还京任职，绍轼以病辞谢，上不允。天启三年擢宫侍，天启四年晋升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充日讲官。绍轼说话声音洪亮，每讲经史及《帝鉴图说》都深入浅出，皇帝听了高兴。一天，熹宗偶感小疾。绍轼因《帝鉴图说》有唐明皇遣归方士一篇，就其中清心寡欲，节饮食，慎起居数语委曲陈说。熹宗为之动容。又一日，讲“博厚、高明、悠久”《书》义，引高帝事为配合，熹宗称赞曰“诸臣所进讲者，朕率不能晓，独此高鼻（指绍轼）大声有髭髯先生进讲，朕能具悉。”天启五年（1625）春侍幸太学，帝赐坐于堂上，众臣为他高兴。这年八月擢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时首辅是昆山顾秉谦，次辅是南乐魏广微、周如盘。如盘分管绍轼的礼部工作，故绍轼位居其后。未几，广微、如盘皆去位，绍轼就自然升为次辅。九月，绍轼因能力强、业绩显，晋升太子太保、兼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熹宗给四代诰命，荫一子任中书舍人，并赐坐蟒银币。绍轼上疏辞谢，帝不允。

绍轼感谢皇恩，就国家如何备战备荒，防御外族入侵，尤其是京都的安全给熹宗朱由校上疏，阐述自己的宏观高论。疏云，京师为天下之根本，天下城池的安危没有比京师更为重要。要使京师固若金汤，应是守有守之兵将，守有守之兵器，守有守之粮饷、物资，而积谷储饷为京师安危第一等要事。今日京仓所积之粮，除本年正常支出外，能有多少积蓄，皇上应该问一问，做到心中有数。守城之兵将，谁分管何地、何事，万一战事发生，出现伤亡，谁接递谁，皇上也应过问，以做到从容递迁递去。至于文武官员之任职，应该将其姓名一一书写在御屏之上，各司其职。管理兵器者，应知兵器之详细数；操练兵马者应精通战略战术；管理粮饷者应知晓补充粮饷的来源和运输渠道，管理火药者应做到安全万无一失。对多年忠于职守者要嘉奖加衔，工作成绩出色者要越级提拔；对忘乎职守者，要罚无赦。若如此，则兵无不强，国无不富，守无不固，战无不胜，京师形势当是安定无虞。熹宗大悦，以绍轼为忠恳为国，批令各部：“一一如议，著实遵守，如或仍前怠玩，视为虚者，听言官指名参劾。”对丁绍轼的疏奏，首辅顾秉谦认为是挟皇帝令诸臣，颇为不悦。这时期朝中有人倡议至浙江云雾山采伐大木，用作修葺宫殿，绍轼又上疏劝阻，停止采伐。御史赵允昌弹劾绍轼，绍轼上疏求退。熹宗认为绍轼心直口快，婉言挽留，绍轼再辞、三辞，帝仍不准。这时又有御史吴裕中弹劾绍轼为大奸，恶语极致。魏忠贤察言观色，见熹宗欣赏绍轼，以吴裕中报复绍轼之由，罢了吴裕中官职，廷杖一百。绍轼闻知此事，立即上疏为吴求救，疏上，吴裕中已被杖死。绍轼认为吴裕中死得冤屈，但碍于魏忠贤的淫威，深觉愧疚，而又有口难言。

天启六年（1606）正月，礼部侍郎冯铨欲追论前朝三大疑案，一是“移宫案”——泰昌元年（1620）光宗死，熹宗朱由校当立。抚养他的李选侍与心腹魏忠贤，想利用熹宗年幼的机会，把持政权，据乾清宫。朝臣杨涟、左光斗等不让她与熹宗同居一宫，迫使其迁至哕鸾宫，然后引太子还乾清宫举行即位仪式。二是“梃击案”——万历四十三年（1615）张差手执枣木棍，闯入光宗朱常洛住的慈庆宫，打伤几个守门太监。被执后供系郑贵妃手下太监庞保、刘成引进。时人怀疑郑贵妃欲谋杀太子。神宗与太子不愿追究，以疯癫奸徒罪杀张差于市，并毙庞保、刘成于内廷了案。三是“红丸案”——泰昌元年光宗即位后沉湎酒色，不久病重。司礼监秉笔兼掌御药房太监崔文昇下泻药，病益重。鸿卢寺丞李可灼连进红丸，自称仙方，光宗服药后即死去。当时有人疑是神宗宠妃郑贵妃指使下的毒，引来许多争议。结果崔文昇遣南京，李可灼遣戍。魏忠贤专权时翻案，免李可灼遣戍，擢崔文昇总督漕运。诸多朝臣不满魏忠贤妄为，要将三案主要责任的姓名勒于碑上，永远不能翻案。绍轼担心此事引起诸多朝臣惊恐，极力劝阻不可妄行，使此建议未能实施。这年满洲兵侵犯山海关，关门兵少饷浮，熹宗准备下旨遣内臣坐镇指挥，新设一管理机构，负责清兵清饷。绍轼与诸阁臣以为不妥，同上密揭，述其理由有四。其一，考察古今，揣度利害，遣内臣坐镇边关一线几乎没有成功者，反而多出祸乱。因为内臣是皇上近臣，代表皇帝说话，一言一行，前方将吏谁敢不听，使臣一到将吏们围着他们转，分散将吏精力，无暇谋划战略战术。其二，无才者皇帝不会派遣，稍有才智者，往往下车伊始，乱发一番言论。现前线辽东经略熊廷弼主张守，而辽东巡抚王化贞主张战，使臣不熟悉地形地貌和前期战况，支持谁的观点呢？若导致战争失利，责任由谁来负？其三，文与文、文与武不和导致战争失败的事例，屡见不鲜。而今将吏不和已是客观存在。今派使臣赴前线，使臣就成了“凭中”。文臣武将都要表述彼此是非，“凭中”若不能辨别对错，轻易表态，轻则加深矛盾，重则造成内讧。既然有如此之弊端，皇上为何要派内臣坐镇山海关呢？其四，清兵清饷是件好事，然而战争在亟之时能清出多少饷来？而增设一衙门要增加多少供应，并增加多少护卫，这是利少而弊多呀。疏上。熹宗遣使臣坐镇山海关的敕书已草成，准备发行。他阅览绍轼与诸臣密揭后，觉得言之成理，下旨暂停发敕书。数日后，熹宗在魏忠贤、顾秉谦等人唆使下，下旨逮捕东林党人，要将他们一网打尽，朝廷上下一片沸腾。绍轼上言劝阻，毫无效果，便托病不出。结果左副都御史杨涟、左佥都御史左光斗、御史黄尊素、文选员外郎周顺昌等惨遭杀害。就在此时，禁卫吏役在苏州乱抓人，激起民愤，顾秉谦认为是乱党作祟，要强力镇压。绍轼以为不可打击面太宽，顾秉谦听了他的建议，只惩治了为首者，胁从者一律得以宽恕。这年四月，熹宗晋绍轼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荫一子锦衣卫副千户世袭，复赐银币坐蟒，照新衔给应。得诰命，绍轼即上辞谢疏。得旨收回锦衣卫世袭之荫，而以绍轼病重，帝遣秉笔司礼太监王敏政率太医诊视慰问。绍轼强撑病体致谢，第二天就闭目辞世，享年六十二岁。熹宗闻之，遣太监王敏政临其丧，赐银、米、油、蜡及苎、丝表里，赠太保，谥“文恪”，照常例加祭二坛，遣行人靳于统护丧归里。刑部郎中杨文相督造坟茔。仍荫一子中书舍人；又追叙讲筵旧劳，荫一子入监读书。

丁绍轼为官虽近二十年，实际在职仅十年左右。他性素谨密，忠于国家，为了国家安定，敢于、善于向皇帝直言进谏；处处息事宁人，与同僚和谐相处；视朝中同乡为知己，多方关心他们。一是为毕锵求谥号。毕锵（1517-1609）石埭（今石台）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历任户部郎中、浙江提学副使、广西布政右参政、浙江右布政使、湖广左布政使。穆宗时任太仆寺寺卿、应天府尹。万历初因与张居正政见有歧，辞官归里十年。居正死后回朝先后任南京工部尚书、吏部尚书、北京户部尚书。万历十四年（1586）告老归乡，万历三十七年（1609）病逝。万历三十年（1602）神宗诏加其太子太保，但未赐谥号。绍轼觉得是个大缺憾，便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任起居注侍从神宗皇帝时机，建言神宗赐给毕锵谥号，神宗赐给毕锵谥号为“恭介”。二是为刘光复辩冤。刘光复（1566-1623）青阳人，万历二十六年（1582）进士，初授浙江诸暨知县，主筑湖堤72处、围垦湖田20万亩，建备荒粮仓数十门，后升河南道监察御史、山西巡抚、京都监察御史，以精明能干著称。万历四十三年（1615）神宗因“张差梃击案”（万历四十三年（1615）张差在太子宫殿伤太监）于慈宁宫召见群臣，以恫吓手段掩盖案情真相，群臣不敢言。唯刘光复挺身而出，犯上直言，神宗恼怒将他逮捕下狱，坐牢五年，万历四十八年（1620）诸暨百姓周国琳等约集数千人，上疏呼救，后释放归故里。泰昌元年（1620）光宗即位，丁绍轼上书为其辩诬雪冤，光宗启用光复，授其光录寺丞。遗憾的是，未及赴任即病逝于故里。后诰封太常寺卿。三是对亲友尊敬，对伯叔兄弟敬爱。在居家守丧和病休的八年时间里，拿出自己薪俸为乡党修堤筑墩，建造三座宝塔，加固水口，立会庄田以赡后学，并对家庭梓里之间的困难、矛盾，竭力支助，悉心调解，人人称颂其贤德。

丁绍轼有三子，长子煜，以荫授中书舍人，擢户部云南司员外郎监湖广常德府税务，升浙江温州知府，殁于任上。次子爟，以荫补中书舍人，亦好学，有文采。三子燿，以荫授南京户部照磨，擢户部贵州司主事、福建司郎中，督淮安钞关。孙子国延，本朝监生，任浙江鄞县、天津卫经历，山东都司经历，升忠州（今四川忠县）知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