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居注，是中国古代记录帝王的言行录，该史书体例由东汉明德皇后开创。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讲：“古之人君，左史记事，右史记言，所以防过失，而示后王。记注之职，其来尙矣。”从汉以后，几乎历代帝王都有起居注，但流传下来的很少。主要因其一般不外传，仅作为撰修国史的基本材料之一。

起居注的形成有一个长期发展的进程。

从北魏孝文帝定立起居注制度始，北朝的少数民族政权对此做出重要贡献。

隋唐主要承袭了北朝制度，至唐代确立了理想化的起居注记史体制。其特点是直接的即时记载,奉从据事直书原则,更具备不许皇帝查看的独特性,这对皇权专制有一定的牵制作用。后来各朝代未能完全贯彻这种体制,但也无法否定唐代所确立起居注制度的合理与正义。

其后一直到清朝，各朝代都曾有起居注的撰写；但是，由于动乱与本身未成为一个持续性的制度，在清朝以前的起居注，大部份均已不存。 在清朝，最早在清太宗和清世祖顺治年间即有撰写，但断断续续，直到清圣祖时才开始设立起居注馆，由经筵日讲官来专职编修起居注，其职位多由翰林院的官员兼任，起居注的制度，曾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因为党争而被清圣祖下令废止，但又于清世宗雍正元年（1723）开始恢复编撰，此后，此一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

魏晋及南北朝多以著作郎兼修《起居注》，北魏始置“起居令史”，另有“修起居注”“监起居注”等官，掌侍从皇帝、记录皇帝言行。隋代于内史省（即中书省）设“起居舍人”。唐宋又于门下省设“起居郎”，和“起居舍人”分记皇帝言行。元代以给事中兼修《起居注》。明初曾专设起居注，后渐废。清代以翰林、詹事等日讲官（被送入宫中讲解经史者）兼充，称“日讲起居注官”。明 孔贞运《明资政大夫兵部尚书节寰袁公（袁可立）墓志铭》：“赐进士及第、柱国光禄大夫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总裁国史玉牒、同知制诰、起居经筵日讲、通家侍生孔贞运顿首拜撰。”

负责修起居注的官员，在皇帝公开的各种活动中均随侍在旁，因此起居注记录的内容甚为广泛，包括除了皇帝宫中私生活外的种种言行，其编撰方式，可以分别说明如下：首先是关于礼仪方面的记事或是行踪，例如祭天、向皇太后问安等等。 再写皇帝的圣旨。 次写中央各部重要的奏折、题本。 后写地方大官的奏折。同类的事情中，则以事务轻重为顺序加以记载。

在清朝以前，唯一较完整保存的是明神宗的《万历起居注》，由于有多种抄本传世，故大部分的内容得以保存，而《大唐创业起居注》并不是真正的起居注。 此外，在清朝，由于辑佚学的盛行，黄奭从类书中，辑录有多种的晋朝起居注。 由于年代较近，清代的起居注保存较为完整。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湾的国立故宫博物院各藏有3000余册的清代起居注，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也藏有少量的起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