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文化属于中国传统文化，涉及儒、佛、道三家。三家的学术内涵构成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历史。三教合一，即儒、佛、道三教相互包容和相互融合，儒家最高称圣，佛家最高称佛，道家最高称仙。圣、佛、仙皆由人成。成者，非天生，而是修学的成果。儒、佛、道文化是人类智慧的精神财富，是人类对主客体认识的知识结晶。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以及现代、未来的文明人类的前途，都与儒、佛、道传统文化密切相关。继承、研究、融合、发展儒、佛、道的传统文化，是对人类文明的承前启后。

所谓“三教”，指的是儒、道、佛三家。三教概念的发展，可以分几个阶段，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阶段，唐宋是一个阶段，元明清是一个阶段。最初的阶段里，虽然有三教的连称，不过彼此是独立的，当然相互间都有影响，儒、道、佛三者之所以相提并论，则是偏重于它们社会功能的互补。中间的阶段是一个过渡的阶段，主要在于彼此内在意识上的流通融合，逐步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就其主流而言，依然各树一帜。只有最后的阶段才出现真正宗教形态上的三教合一。其中，第二阶段是在继续第一阶段三教功能互补的基础上更添新内容，第三阶段亦是在前二个阶段的底子上再演化出来“三教合一”的新成分，这也反映了三教合流的趋势越来越大。

1. 儒家创始人：孔子

代表人物： 孟子、荀子。作品：《论语》、《孟子》、《荀子》。主要思想：仁政，民贵君轻；性善论；义利观，先义后利。

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和礼。

①仁：对于缓和阶级矛盾，调整人际关系，稳定社会秩序具有积极的作用，对现代所提倡的人本理念也具有借鉴作用，其改良政治的主张，也体现了与时代同步的精神。

②礼：带有承认等级和阶级剥削、压制人民斗争的消极性，以后的历代统治者都把它作为进行阶级压迫的思想工具。

2.道家创始人：老子，代表人物：庄子

道家学说形成于先秦时期，与儒家文化互相激荡，相辅相成一起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思想脊柱，道家学说是以道为最高哲学范畴、道是世界的最高实体，道既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也是宇宙万物赖以生存的依据。道家学派以道来探究自然、社会、人生之间的关系。主要代表人物老子、庄子。

道家之名，始见于西汉司马谈的《论六家之要指》，称为“道德家”。《汉书·艺文志》称为道家，列为九流之一。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思想。在庄子前或同时，有杨朱的“全性葆真”说，宋钘、尹文的“情欲寡浅”说，彭蒙、田骈、慎到的“弃知去己”说，都同道家思想接近，有称之为道家别派者。道家学说以老庄自然天道观为主，强调人们在思想、行为上应效法“道”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不尚贤，使民不争”。伦理上主张“绝仁弃义”，以为“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与儒墨之说形成明显对立。其后，道家思想与名家、法家相结合，成为黄老之学。为汉初统治者所重。到汉武帝独尊儒术，黄老渐衰。同时，道家思想流入民间，对东汉末年农民起义运动中道教思想的产生有所影响。魏晋间玄学盛行，王弼、何晏辈首以老庄解释儒家经文，促成儒、道融合。佛学传入中国后，学者用老庄诠释佛典，又有释、道合流之势。宋明理学家力倡儒家道统，佛、老并斥，但对道家思想仍有某些吸收。道家思想对中国政治、思想、科技、文化、艺术等方面，都有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道家的主要著作有《老子》、《庄子》等。庄子是道家学派

3.佛教代表人物

梵文

产生于公元前6-5世纪的古印度，其创始人为悉达多.乔达摩（约前566-前486年），释迦摩尼是佛教徒对他的尊称，意思是“释迦族的贤人”。佛，梵文为Buddha,意为“觉悟”，汉译音为“佛陀”。梵语 Sakyamuni 的音译。佛教创始人。释迦是部落的名称,意思是“能”；“牟尼”可译作“文”,是一种尊称,含有“仁、儒、寂默、忍”等义,意译也可合成“能仁”、“能忍”、“能儒”、“能寂”等,意为释迦族的圣人。

俗名悉达多，生于公元前五六六年，原是释迦国的太子，二十九岁出家修道，从当时著名的沙门阿罗逻迦罗摩和乌陀迦罗摩子修习禅定。不久就达到他们所教导的一切，但这并不能满足他的希求，经过六年的苦修，在一次夜晚的修禅中，他顺次经历禅那的四种境界，然后继续集中精神，做最大的努力，就在那晚证悟了生命的真相，成就正觉。从此以后，他被称为佛陀。并到处说法，组织僧团，直至公元前四八六年圆寂。简称为“释迦”。他创建的佛教,和基督教,伊斯兰教一道成为世界的三大宗教之一。

相传佛陀入灭后，弟子们焚化佛祖遗体，于灰烬中得4颗牙齿以及指骨、头盖骨、毛发等物。弟子们将佛祖真身舍利起塔供养，顶礼膜拜。后来，阿育王取出全部舍利，分成八万四千份，分别盛入宝函，在世界各地建塔供养，其中有许多传入中国。

1987年法门寺地宫发掘即出土了佛教世界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佛祖释迦牟尼真身舍利，系佛祖的一节中指骨。

儒、释、道的文化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都先后宗教化了，由儒、释、道各自的学说、哲理演变成一种宗教理论，从而形成了历史上的儒、释、道三教。在谈儒、释、道文化时，必然与儒、释、道三教相联系，由于这种文化的宗教化长达千百年的历史，谈其文化时，无法从其宗教学说中割裂开来。所以，历史上都习惯地称为三教文化。事实上把任何一种学说和哲理绝对化，把其操作实践形式化，那么这种学说和哲理最终就会宗教化。现在讲的宗教含意和古代称的儒、释、道三教并不完全相同。宗教一词来自佛教，佛教中以释迦牟尼所说的内容为教，以其弟子所说的内容为宗。教大于宗，教是主干，宗是教的分派和分枝，合起来就称为宗教。所以，佛教所称的宗教，是指佛教的学说和理论。现在用的“宗教”概念来自西方文化的名词，英文中“宗教”一词为“religion”，“religion”的意义远比佛教称谓的宗教内涵广泛得多。“religion”是指相信和崇拜超自然上帝的存在，相信人的灵魂不灭并受上帝的支配。

中国历史上所称的儒、释、道三教和“religion”是不相同的，它主要是指儒、释、道的学说理论体系，名为教，实为家。按“religion”的词意，儒、释、道三家称为宗教是不完全对应的。但以其社会功用来看，把三家称为三教也未尝不可。正如任继愈在论证儒教是宗教时所提出的：“我认为宗教不是一个模式。有的宗教以创世的说法表达上帝的存在，如基督教、犹太教，这只是许多宗教中的一种，并非所有的宗教都宣传上帝创造世界。佛教不讲上帝创世说，认为世界是由四大构成的，但没有任何理由说佛教不是宗教。用基督教的模式作为衡量一切宗教的标准，在方法上不科学；这就像以西方人的身高、肤色作为‘人’的标准一样。看一种宗教是否成其为宗教，应当从其内在的因素，即从本质上考察。……中国的宗教表现的形式较细致，不那么粗糙简单。……儒教就是在中国的特殊社会环境中产生的一种宗教。”由于中国宗教的特点，中国历史上所称的三教和王重阳主张的三教合一，都要从学说哲理上来理解，而不能只从宗教的形式上去讲究。

产生背景

三教文化产生于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文化背景，三教文化的差异与三教文化创始人的学说传承、认识方法、适用对象、目的追求不同而密切相关。所以，形成了三教不同的文化体系。由于它的不同和差异，三教文化在其融合中经历了不可避免的冲突、曲折和情感折磨。这种磨合过程中，各家都以自己的理论、认识和习惯为其标准，用来衡量并责求对方之理论、认识和习惯，这样不免造成各说各优，各称各强，甚至互相吹毛求疵，以致达到互相戕害的程度。儒道二家根植于中土，从创立到汉唐，并没有本质的冲突，实际的冲突主要发生在儒道二家与佛家之间。

从西汉到西晋，佛教文化大量传入中国，道家衍变成名符其实的道教。这一时期三教各自完善其体系，三家还处于互不熟悉的认识阶段，这一阶段儒家处于独尊的主导地位。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站住了脚根并得到发展，道教也完成了整顿和发展，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从而打破了儒家的主导地位，形成了三教鼎立之势。

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三教的冲突趋于缓和，三教融合的风气更为盛行，尤其唐代三教共举和鼓励的政策,使三教融合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唐太宗不但进一步神化孔子，而且崇道奖佛，封孔子为先圣，诏令各州县建立孔子庙。表明唐太宗所推崇的“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

宋代

宋代三教合一之潮更为深入，三教在理论上进行融合，三家都互相向对方靠拢，互相渗透，互相融化。北宋的道士陈抟是由儒入道，精通佛理，他的《无极图》和内丹理论，就是三教文化融合的产物。宋代三教融合的另一重要标志，是儒家吸收了佛道二家文化，创立了以儒为主，兼熔释、道文化于一炉的理学体系。理学开创者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来自道家的传承，用易理和道家的术语来阐述宇宙生成的理论。

金、元时期

金、元时期，三教文化的融合，从理论上的融化，到实践上的操作，直到公开创立三教合一的全真道出现，使历史上的三教文化，从融合、融化到合一，达到了一个新的起点。

明、清两代

明、清两代虽然佛道衰微，但历代三教融合的思潮有增无减，其特点不是体现在正统的或官方的三教代表人物方面，却是渗透到民间信仰中。

任何一门宗教的理论，都是由一种学说、哲理演化而来的。一千多年的儒、释、道合一之趋势，使三教文化不断发展和深化，不断地认识和接受。从撞击冲突到融合融化，再发展到汇成三教合一的大潮流，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基本过程。这种三教合一的大潮流盛行数百年后，这个影响从近代、当代的各界人士身上都可看到。

近代

近代的佛学大师（如印光、弘一、虚云等）在讲解佛教经典时，经常援引儒、道学说为之解释。实际上不独三教人士具有三教合一思想，世人的生活、言谈举止中都渗透着三教合一的气息。三教合一思潮波及朝鲜、日本、东南亚各国，同样影响极深。

王重阳的全真道，公开打出三教合一的旗帜，建了一批以三教合一为特征的教团，如：“三教七宝会”、“三教金莲会”、“三教三光会”、“三教玉华会”、“三教平等会”等，这些教团都公开以三教合一为内容，这是千百年来儒、释、道文化大融合的教派形式的体现。王重阳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了以三教合一为宗旨的全真道，这不能不说是王重阳的胆识和远见。

全真道把三教经典共同传习和诵念，把三教的修持方法融会贯通而应用。王重阳的三教合一思想对后世的道教影响极大，好多著名的道教人士，大多继承了王重阳三教合一的主张，并都极力论证儒、释、道三教的同源一致性。

元初江南全真道的代表人物李道纯，继承王重阳的三教合一思想，认为“儒释道三教，名殊理不殊”。他论证三教，虽名词各异，意旨同一。达到穷理尽性之境界，完善和发展了王重阳三教合一的内丹修炼理论。

李道纯三教合一的“守中”思想，在明朝尹真人高弟著的《性命圭旨》中得到继承，“儒曰存心养性，道曰修心炼性，释曰明心见性。

明代的张三丰也吸收了王重阳的三教合一思想，亦倡导三教同一之说，明时官方把张三丰也归入全真一派。张三丰对三教合一的理论认识更为深刻，他认为只有正邪之分，没有三教之异，所谓儒、释、道三教只是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下，创始人的表达各异，其所指相同，“牟尼、孔、老皆名曰道”。劝善渡化，其功一致，“修己利人，其趋一也”。

王重阳的三教合一思想，从创全真道，影响一直存在，数百年间，传承不断，著名人物还有，伍守阳、柳华阳、沈常敬、刘一明、黄守中等，他们的理论都师承全真道的三教融合之说，或以儒阐道、或佛道互用，总之都源自王重阳的三教合一的开放思想。另一方面，王重阳的三教合一思想，在明、清两代，渗透到民间宗教中去，什么黄天教、红阳教、圆顿教、三一教、真空教等，其思想根源和理论主张不能不说受到王重阳三教合一的影响回顾历史，值得一提的是三教合一思想的全真道，从创立到官方认可，再到思想文化影响的深入，经历艰难曲折的历程，其中最重要最艰难的是人们认识的心理障碍。?

王重阳三教合一思想的全真道问世，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应当把它作为世界文化大融合的一部分来看待，不能只局限于道教的改革范围。从传统文化的融合来看，它是一次文化思想融合开放的转折。王重阳的三教合一思想，打破了千百年来儒释道狭隘的门户之见，把遮羞布下的文化认同心理，经王重阳三教合一思想、理论、实践的公开而廓清，这不能不说是文化融合史上的一个壮举。

在四川西昌的泸山上，密林深处高低错落地露出梵宇、佛宫十余座，古刹殿宇因地就势，各据幽境，巍峨壮观，雕梁画栋，令人神往。素有“观音阁曲折迂回，瑶池宫高敞向阳，玉皇殿势险雄伟，五祖庵僻静幽深”之谓。佛教、道教、儒教共建庙宇于山中一条道上，山上有寺庙五座，道观四座，共九座古刹，体现了唐代武后“三教合一”的宗教懿旨。峨眉皆佛，青城纯道，惟西昌泸山别开生面，佛、道、儒三教并存，构成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齐集的旅游胜地，这是三教文化和谐共融的典范，也是三教合一的具体表现。

三教互补

佛教最初在印度产生，但由于印度教的制约，使佛教在印度没有发展的空间，最终传到了中国。在中国，与儒家、道家、礼教、道教联系在一起，又必须与当地文化相结合，这就是中国儒、释、道的融合过程。中国儒、释、道的融合基本上是自然转化的状态，是宗教对话的一个很好的典范。佛教面对人的环境而变化，能够适应文化的需求、适应人的需求。佛教有内在发展的活力，就是因为面对人的整体性，面对不同的文化，能够产生不同的融合。

宗教对话是很重要的。宗教对话既包括宗教之间的对话，也包括宗教自身的对话。中国宗教则从不传教，中国可以接受外来宗教，只注重这种外来宗教是否是“善的宗教”，这是儒道所形成的中国宗教特质。

中国传统可能提供化解西方宗教差异的最好模式——从儒释道的融合中寻找方法，超越历史恩怨，消除宗教对立的可能性。正如儒释道可以看作同源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也可以看作是同源的，它们之间也应当并且可能进行对话。

中国儒释道的发展为西方宗教提供了宗教认同的模式。西方宗教与中国宗教还要进行更深层次的相互对话、相互学习。在中国历史上，以儒教为国教、以佛教、道教为两翼，三教互补，各得其所，大道并行不悖。此是中国宗教界的优良传统，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在香港，有六宗教联席会议，表现出宗教界团结合作之精神。

对中国文人思想的影响

白居易受三教合一的影响最为深刻，他曾经亲自参加过三教论衡一事：《白居易集》卷六十八有《三教论衡》一文……，记叙了作者参与的一次这样活动的大略。其首云：

“大和元年(827年)十月，皇帝降诞日，奉敕召入麟德殿内道场，对御三教谈论。略录大端，不可具载。”

“第一座秘书监赐紫金鱼袋白居易。安国寺赐紫引驾沙门义林。太清宫赐紫道士杨弘元。”

白以进士明经，但其诗风向以通俗，且精通三教著称於史。早年谪贬江州，就写出了“本是无有乡，亦名不用处。行禅与忘机，同归无异路。”(《睡坐晏起》)并自注曰：“道书云‘无何有乡’，禅经云‘不用处’。二者殊名同归。”晚年写《三适》诗时，又有“禅那不动处，混沌未凿时”之句。辞官归乡后，在《遇物感兴因示子弟》诗的结尾中，又说“上尊周、孔训，旁鉴老、庄言。不唯鞭其后，亦要轭其先。”後两句是用《庄子·达生篇》之典，但是他仍然承认自己思想是以儒教为主导的。后世公认白氏深得三教圆融之旨，而且对宋明士大夫的思维及生活方式颇有影响。

儒道释的思想伴随苏轼的一生，但就其明显的人生哲学特点来说，苏轼早岁是儒家，中期儒道兼有，晚年却是儒道释相融。晚年用世似儒家，超脱似道家，虚空似释家。似儒家而非忧，似老庄而非玄，似佛祖而非空。

苏轼是传统文化发展到有宋一代，三教合流的明证、产物、代表。从某些程度，角度，方面来讲，从他身上可以看到传统文化发展到宋代的圆融汇通，成熟辉煌以及中国士人人生哲学的成熟定型。至少在文化的意义上，宋代是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时代之一；而苏轼，是士大大群像中最为人称道而又最可爱的一个。至少我们还没有走出宋代，还没有走出苏轼。

白居易和苏轼算是两个代表人物，中国文人中三教思想, 并存的恒河沙数，如李白、韦应物，柳宗元等等许许多多。

中国的艺术包括国画，壁画，书法，陶艺……也都无不受到三教归一思想的影响……。

后世影响

当今的世界是物质财富飞速发展的时代，也就是科学技术创造“物质文明”的“辉煌”阶段，在这个人类社会发展的特殊时期，人类的文明实际上是一种畸形的文明。这种文明的发展，使人类本能的属性得到放纵和膨胀，而使人类本性的属性受到潜隐和掩埋。人类社会的进步标志，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发展，更重要的是精神财富的积累和充实。人类群体本能的净化和本性的开显，却是人类社会文明的标志。儒、释、道的文化正是这种净化本能和开显本性的精神财富。

自发地摄取物质与能量，来维持生命的运转和延续，这是物质世界周转循环规律赋予一切动物的本能，为我自私的物欲就是这种本能的体现。

儒家提倡的仁、义、礼、智、信，是人类真正文明的体现。儒家文化倡导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就是人类异于动物的文明标志。幸运的一点是“工业文明”的西方，已经有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这种文明的弊端，蓦地回首，才意识到东方圣贤哲人的超前大智慧，纷纷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人类未来的出路，以及求索人类真正的文明何在。

达尔文的进化论是生物界“硬件”的规律，它不符合人类高级“软件”完善有序的程序。连达尔文本人在晚年也认识到他的理论忽视了人类人文因素而感到非常遗憾！英国的科学哲学家罗素也呼吁人类：“记住你们的人性，而忘掉其余。”这个“其余”不正是人类本能的贪欲妄想和私心杂念吗?

中国的传统文化崇尚自然，反对肆意妄为；注重道德人伦，反对技巧奸诈；提倡格私欲，存天理；倡良知，显自性。把仁、义、礼、智、信作为做人治世的根本；把尊老爱幼、怜贫恤孤、济世利人、端方正直作为心灵净化的表现；把舍己利人、先人后己、助人为乐、无私奉献作为人格完善的体现；把抑恶扬善、积德向善、谦恭礼让、正大光明、作为向往的美德；把仁爱善良、慈悲喜舍、大彻大悟、智慧圆满作为追求的目标。?

二十一世纪是东西方文化融合融化的世纪，在中国完成了儒释道三教文化的融化合一之后，华夏大地又迎来东西方文化融化合一的时代，让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为人类新的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酒与三教文化

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有史可考的夏、商、周直到今天，酒始终与国务活动紧密相连。今天标志不同级别的有“国宴”、“便宴”、“鸡尾酒会”等，而古代同样有各种规格的宴饮，并且是礼法和国体尊严的体现。儒家对次极为重视，认为是教育人民、治理国家的重要方式，是“王道”的重要内容。

佛教是反对饮酒的，无论在家、出家，都一律禁止饮用。对于酒的定义和分类，经、论、戒典多有详说。据《俱舍论》卷十四载，酒有三种：由米麦等谷类酿成的；以果实或植物的根、茎酿成的；而在上述二者都没有完全发酵时，可令人生醉的。此外，又有谷酒、果酒、药草酒等三类酒。又据《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颂》，以各种米麦酿制之酒又称大酒；以植物的皮、果、花等浆汁酿成者称为杂酒。严格地说，但凡有酒色，酒香、酒味、或仅具其一而能醉人的，不论为谷酒、果（木）酒、药酒、甜酒（蜜、糖、葡萄等酿制）、清酒，乃至酒酢、酒糟，皆在禁戒之列。

不过，佛教徒亦非绝对地不可饮酒。依律制，倘患病必须以酒为药，或饮，或含口中，或以酒涂疮，都不为犯戒。对原本嗜酒，出家后因戒酒而病痿不调的僧人，也并非不可通融，而是为其略开方便之门。尽管具体问题可具体分析，但是“不饮酒”作为行为指导规范的戒律本身却从未动摇，反对饮酒、禁止信徒饮酒的主旨始终一以贯之。

道教是现存的中国宗教中的本土宗教，是在继承了中国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主要是道家学说）、殷商以降的鬼神崇拜和神仙方术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道教的思想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支柱之一。它与中华传统文化浑然交融为一体，但又独具有风骨。

早在道教形成之前，中国远古酒文化就已经非常发达了，以致有商纣王耽于酒色而丧国之说。中国远古神祀宗教深深浸染了浓厚的酒文化特征，不但不禁酒，而且把酒作为祭神的重要供品，甚至还设有专门掌管宗教活动中敬酒事项的官员，称为“酒人”。因此，直到现在全真道中仍有“道不禁酒”的说法；有的受过“大戒”的道士也只是吃“小荤”——吃酒、葱、姜、蒜、蛋、奶等，而且酒是可以作供品的。

早期的道教戒律并无不饮酒的条规。金代全真道兴，丘处机始创传戒制度，入道者必须受戒才能成为道士；明末清初王常月创全真丛林，全真道龙门派声势大振，该教的《初真戒律》、《中极戒》、《天仙大成》等合称“三堂大戒”，多达数百条，其中大量吸收了佛教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和儒家的名教纲常思想，对生活各方面均作出规定。这些教规中有明确的不许饮酒的戒律。教内文献，还明确了违犯这些教规的惩罚办法，

其实，道教历代仙真中也多有与酒有不解之缘者，像至今仍广为流传的八仙故事等。金代王重阳是道教全真道的创始人。他于金天眷初（1138年）曾应试武举，考中甲科，慨然有经略天下之志，然长期任征酒小吏，卒未能得志。金正隆四年（1159年）四十八岁时，自称于甘河镇酒肆中遇异人，饮以神水，授以真诀，自此假装疯颠，自号“王害风”，弃家入终南山南时村穴居修炼，开始了他立宗创教的历史。清代光绪年间著名道士李涵虚是丹道西派创始人。他自小颖悟，年青时善琴、嗜酒，陶醉于诗词文赋之中，堪称诗酒中人。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道教对普通教徒虽然并不严格戒酒，但是坚决反对酗酒。道教重要经典《太平经·丁部》对酒的害处有专门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