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图书馆又名上海东方图书馆，是商务印书馆附设的图书馆。

1926年5月3日作为商务印书馆建馆30周年纪念活动之一的东方图书馆正式对外开放。它的前身是商务印书馆的附设机构涵芬楼，不对外开放。涵芬楼始建于1909年，是商务馆编译所的图书资料室，以收藏古籍善本著称。1904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着手筹建图书馆，张元济等人决定以涵芬楼旧藏为基础，在商务印书馆总厂对面的宝山路西首建起一幢5层大楼作为馆舍，定名东方图书馆。

1932年，东方图书馆藏书已由1924年的10万册增至46万册，包括宋、元、明、清版本，抄本和稿本等珍本善本，还藏有比较齐全的地方志和中外杂志报纸等。

一是为编译所提供古今中外各种备用参考书，以提高编译人员知识素养，保证书刊质量；

二是扶助教育，供学校师生及各专业人员进行教学、研究之用，特别为经济困难，无力购书的穷学生提供免费阅读之便；

三是防止古籍珍本被外国人购去而散失，旨在保存民族文化遗产；

四是为整理、出版影印古代文献提供母版，使之流传后世。

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是与我国著名出版家张元济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903年，张元济应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夏瑞芳之邀，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在《东方图书馆缘起》一文中回忆道：“光绪戊戌政变，余被谪南旋，侨居沪读，主南洋公学译书院，得识夏君粹芳于商务印书馆。继以经费短绌，无可展布，即舍去。夏君招余入馆任编译。余与约，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夏君诺之。”在有此默契的基础上，立志高远的张元济次年便开始设立编译所图书资料室(1909年取名“涵芬楼”)，并以“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驰域外”为图书搜求原则 ，开展了大规模的图书寻访活动。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商务印书馆印刷所、编译所的宝山路新屋落成，编译所内置备的参考书已有相当数量。清宣通元年（1909年），在编译所三楼设立“涵芬楼”。继续收藏古今中外图书，供编译人员参考。经过不断收集，藏书颇丰，蔚为大观。由于时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的张元济（号菊生）对穷学生无力购书的情况十分重视，遂创办图书馆供大众阅览，并将“涵芬楼”扩大成为公共图书馆。了却张元济一大心愿。

随着商务印书馆业务经营发展，经济实力增强，书籍收藏日益丰富，开办公共图书馆条件日益成熟。1921年，创办商务印书馆25周年之际，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建议公司的公益基金用于专班公共图书馆，第二年，董事会决定成立公共图书馆委员会，由张元济、高梦旦、王云五为委员。先在公益金中提取10万元，在总部马路对面购地筑屋，建造1幢5层钢筋混凝土大楼。除“涵芬楼”继续收藏少量善本书籍外，其余都移入新楼，为“聊示与西方并架，发扬我国固有精神”，定名为“东方图书馆”。

1904年，在商务印书馆总厂对面的宝山路首建起一幢5层大楼作为馆舍，占地200方丈（约3亩半），底层为流通部、商务同人俱乐部，二楼有阅览室、阅报室、办公室，三楼为善本室、装订室及商务印书馆出版图书保存室，四楼为书库，五楼为杂志、报章及照片库。创办时，由高凤池、张元济、鲍咸昌、高梦旦、王云五为董事，王云五任馆长，江伯训为副馆长。

1926年，值商务印书馆馆庆30周年之际，5月2日，东方图书馆正式对外开放，并举行盛大开馆仪式。当天上午10时起开始参观，人数达千余人。5月3日起，每日下午2--5时，晚上6时半--9时半公开阅览。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迁入其中，在大门口挂“东方图书馆”、“商务印书馆同人俱乐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三块招牌。它的前身是商务印书馆的阮附设机构涵芬楼，不对外开放。

东方图书馆主事者十分重视馆藏图书收集、购买。不惜重金、不怕艰难，持之以恒。四处收集、寻觅、收购大量古今中外名著，古籍中善本、珍本、孤本等图书、资料。

馆长王云五历游欧美时，购进公元15世纪前所印的西洋古籍多卷，堪称珍品。张元济从民国7年--25年，几乎每天下午5点左右，接待旧书店外勤人员，回家仔细阅读送来的书籍，精心鉴别，批示价格，予以收购、收藏。

在大量藏书中，有当时荷兰出版的《通报》、英国亚洲文会出版的《学报》、香港出版且已绝版的《中国汇报》、《哲学评论》、《爱丁堡评论》等著名期刊，多为难得珍本。

德国《李比希化学杂志》初版全套期刊，为远东孤本，尤为著名。国内出版报纸、杂志更为齐全，上海《时报》、《神洲日报》、《民国日报》，天津《大公报》、《益世报》，清光绪至宣统年间《京报》等著名报章、杂志均手为馆藏。

至1931年，实藏普通中文书26.8万册，外文书8万余册，图表、照片等5千余种，内有梵蒂冈罗马教皇所藏末唐王只太后、王后、王太子及司礼监太监畈依天主教、上教皇书之影片及中国古画10余轴，均由张元济购入，以供编辑考订古代制度、俗尚之用。

此外，如德、英、美诸国所出版地质地图、人体解剖图、西洋历史地图、油画及照片之原底，尤为不可胜数。更为珍贵的是古籍四部（经部、史部、子部、集部）各书及藏有22个省整套相当数量的方志书籍，2641种，25682册，其中元本2种，明本139种，府、厅、州、县志2081种，入馆1752种，占84%。全馆总藏量达46.3万余册（不含照片、图表），蔚成巨观，当时堪称国内无匹。

丰富、珍贵的藏书，受到读者青睐。1929年，阅览人数近3万人。是年底，底层设流通部，采购新书万册，吸引读者更多。1930年，阅览人数为3.6万人。

我国传统出版业历史悠久，历代遗留下来的典籍浩如烟海。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许多珍贵的古籍善本书不仅是新出版业不可多得的出版资源，而且以皕宋楼藏书外流日本为凶兆 ，帝国主义对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觊觎之心不可小觑。

有鉴于此，张元济对古籍和善本书的收购，倾注了极大的心力，并且一开始就得到我国著名目录版本学家缪荃孙、傅增湘的协助。

北京位居京城，故家藏书多，琉璃厂书肆更是古籍善本的渊薮，张元济谈及此时曾说道：“每至京师，必捆载而归。贾人持书售求，苟未有者，辄留之。”

私家藏书聚散无常，因而是张元济的重点求购对象。从20世纪初年起，由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介绍，张元济以商务印书馆的名义收购了绍兴熔经铸史斋的全部藏书，接着购买了长州蒋氏秦汉十印斋的藏书，广东丰顺丁氏持静斋的藏书，以及清宗宝盛氏意园藏书数十种，其中有影元钞定本《元秘史》、影宋钞《事实类苑》、《公孙谈圃》、明覆宋《宣和遗事》、嘉靖本《长安志》等，后又亲自到太仓，购入顾氏闻斋的藏书。顾氏所藏，大多为黄荛圃、汪阆源两家故物，其中有不少是稀世之宝。昭文张金吾所辑的《诒经堂续经解》，也是从闻斋得来的。

后来阳端氏、巴陵方氏、荆州田氏、南海孔氏、海宁孙氏、江阴缪氏的藏书先后散出，张元济辗转搜求，颇有收获。如宋刊本《六臣注文选》，得之阳端氏；宋黄善夫刊《史记》、南北宋刊合配的《南华真经》，得自荆州田氏；宋刊元修的《资治通鉴》，得自南海孔氏；宋庆元刊《春秋左传正义》、抚州本《春秋公羊传解诂》、 宋绍兴刊《后汉书》，得自海宁孙氏。

此后又陆续收藏了乌程蒋氏密韵楼藏书，扬州何氏藏书。在这两批书中有不少精本。《永乐大典》十余册，就是从密韵楼得来的。这十余册《永乐大典》之所以可贵，是因为武英殿聚珍本《水经注》所自出的前半部，即在其中。

除搜购之外，张元济还采取其他形式向公私藏家移录副本，或分别借照。如通过缪荃孙从江宁图书馆移录钱塘丁氏八千卷佳椠；从傅增湘借影《冷斋夜话》、《老学庵笔记》、《避暑录话》、《曲洧旧闻》、《白虎道德论》；从平湖葛氏传朴堂借抄地方志，等等，数量都很可观。

西学东传与西籍中译对我国现代文化的启蒙与现代出版业的萌生有着不可抹煞的催生作用。因此，张元济亦极其重视对世界各国名著及报刊资料的收集与利用。据曾在商务印书馆从事编辑工作的茅盾回忆，在1918年左右，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已经藏有不少英文名著，如《人人书库》、《新时代丛书》等。

这些丛书里收集了许多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哲学、文学名著和英国以外的文史名著英译本，从希腊、罗马时期的著作到易卜生、比昂逊等人的著作，都应有尽有。著名的外文报刊，如荷兰出版的《通报》，英国亚洲文会出版的《学报》，出版长达一百余年的德国的《李比希化学杂志》，都藏有全套。

此外还收藏了15世纪以前的西洋古籍多卷。在收藏的图片中，有罗马教皇梵蒂冈宫所藏明末唐王的太后、王后、王太子及其司礼监太监皈依天主教上教皇书的影片。这是张元济在欧美考察时所收购，尤其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在广泛搜集中外图书的基础上，为纪念商务印书馆创业30周年，商务印书馆所主办的东方图书馆于1926年5月3日举行开馆仪式，1927年正式对外开放。

对外开放时的藏书量，据《东方图书馆概况》记载：共计藏书33万余册，中外杂志900多种， 中外报刊45种， 地图约2 000幅， 各种照片约10 000余张。后又经多年搜求，在1932年11月28日东方图书馆毁于日军炮火之前，东方图书馆共计有藏书51.8万余册，图表照片5 000多册。除普通书籍外，善本书中，有宋版书129种，2 514册；元版书179种，3 124册；明版书1 419种，15 833册；清代精版书138种，3 037册；抄本1 460种，7 712册；名人批校本288种，2 126册；稿本71种，354册；杂志31种，383册(以上数据不包括1931年购进的扬州何氏藏书四万余册，因其部分版本尚在整理)，从而使东方图书馆成为当时中国藏书量首屈一指的公共图书馆，涵芬楼(东方图书馆之组成部分)亦成为以收藏善本书而驰誉海内外的著名藏书楼。

1932年一二八日军入侵上海，轰炸、炮击闸北时，位于宝山路上的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首当其冲，惨遭毁 损。1月29日上午8时，下午3时及1月30日，日军飞机连续3次轰炸商务印书馆，总馆被毁。在1月29日轰炸中，因火势冲过马路，波及东方图书馆，但毁损甚小。2月1日上午8时许，东方图书馆突发大火，系日本浪人纵火所致。直至傍晚，造型新颖，时为闸北最高的5层大厦焚毁一空。30多年收集所得的大量中外图书，积累多年的全部中外杂志、报章，极其珍贵的省、府、厅、州、县地方志及编译所所藏各项参考书籍及文稿均化为灰尘。

东方图书馆被毁后，张元济、王云五等商务同人极为悲痛。张元济认为机器、厂房被毁都可以恢复，最为痛心的是几十万册图书被毁，许多珍品不可能复得了。他对好友傅增襄说：“连日勘视总厂，可谓百不存一，东方图书馆竟片纸不存，最为痛心。”但他与同人决心苦斗复兴。被炸后，董事会立即组成特别委员会，处理一切善后事宜。2月6日，设立善后办事处，推张元济为特别委员会委员长、王云五为善后办事处主任。9日，呈向国府中央党政机关及地方官厅报告被损情形，请求向日本政府提出严重抗议，保留要求赔偿的权利。次年4月，订重建计划。4月29日，议决组织复兴委员会，吴适、蔡元培、陈光甫、张元济、王云五为委员。6月7日，召开第一次会议，推张元济为主席、蔡元培、王云五为常务委员，并推定美国人盖乐（Dr.E.Gale）、德国人欧特曼（Proefesson.Dr.W.Othmen）、英国人张雪楼（C.J.Chanceller）、法国人李荣（L.Lian）分别在纽约、柏林、伦敦、巴黎设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赞助委员会分会。并在南京、杭州、北平、广州、济南、汉口、长沙七处推选罗家伦、郭任运、袁国礼、金湘帆、何思源、杨瑞六、曹典球等设立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赞助委员会。

1934年9月，张元济代表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接受德国学术团体赠予的德国编印、出版的化学、药物学年鉴、文学等德文著作2000千余册。1945年6月，张元济再次代表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接受法国公益慈善会赠法文名贵书籍1600册。并相继得到国内藏书家捐赠善本图书。赞助活动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而停止。

“涵芬楼”所藏善本古书5000册，寄存在金城银行仓库中，一二八日军入侵上海中幸免于难。

全国解放后，经张元济建议，由董事会决定，将“涵芬楼”旧藏烬余善本中〈永乐大典〉和东方图书馆募集得来的图书全部献给政府。其他烬余善本全部全部由文化部收购，分别收藏于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

东方图书馆被毁后，经老一辈商务人苦斗复兴，虽又募集相当数量珍贵书籍，传之后代。但原馆风貌已不能再现。1927年3月，商务图书馆低层商务同人俱乐部，曾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工人纠察总指挥部。而今已在原大楼一侧立碑，列为上海文物纪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