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是指记述地方情况的史志。有全国性的总志和地方性的州郡府县志两类。总志如《山海经》《大清一统志》。以省为单位的方志称“通志”，如《山西通志》，元以后著名的乡镇、寺观、山川也多有志，如《南浔志》《灵隐寺志》。方志分门别类，取材宏富，是研究历史及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

1.亦作“ 方志 ”。记录四方风俗、物产、舆地以及故事传说等的簿册。

《周礼·地官·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 郑玄 注：“说四方所识久远之事以告王。”

《后汉书·西域传论》：“至於佛道神化，兴自 身毒 ，而二 汉 方志莫有称焉。”

《文选·左思》：“方志所辨，中州所羡。” 张铣 注：“方志谓四方物土所记録者。”

北魏 郦道元《水经注·汝水》：“余以 永平 中，蒙除 鲁阳 太守，会上台下列山川图，以方志参差，遂令寻其源流。”

2.详细记载一地的地理、沿革、风俗、教育、物产、人物、名胜、古迹以及诗文、著作等的史志。方志分门别类，取材丰富，为研究历史，特别是地方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全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收录我国历代方志八千二百馀种，每种注明卷数、版本、纂修者及藏书单位，可参阅。

编修方志是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我国的地方志源远流长，其内容由简单到复杂，体例由不完备到比较完备有一个逐渐定型化的过程。

方志起源的问题，历来众说纷纭，但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方志起源于史，它是从古代史官的记述发展而来的，像《周礼》中所提到的外史掌“四方之志”，可能就是方志的源头；二是方志脱胎于地理学，是由我国古代最早的地理著作《尚书·禹贡》和《山海经》演变而成的。《尚书·禹贡》记载了战国前的方域、物产、贡赋等，《山海经》记载了远古时的山川、形势、物怪等，它们被认为是方志的雏形。

东汉初期，会稽人袁康撰《越绝记》一书，记吴越二国史地，这是一部具有方志性质的史学著作，在方志编撰史上有开创之功，被后世的很多学者视为中国方志的鼻祖，所谓“一方之志，始于《越绝》”。现代学者傅振伦认为“《越绝书》先记山川、城郭、冢墓；次及记传，独传于今，后世方志，实仿此”。可以说，《越绝书》是国内现存的最早的地方志。

起源于史

如梁启超说：“最古之史，实为方志。”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方志起源于《周官》。所谓周官指周朝王室的官制，后成书《周礼》亦称《周官》，宋代司马光在《河南志序》中认为，周官中的职方、土训、诵训的职掌，于后世方志都不无相似之处。清代方志学家章家诚从“志为史体”角度出发，认为春秋战国时期那些记载地方史事的书籍，如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等，应是最早的方志。后代许多学者也认为这些史书，类似后来地方志，具有地方志的雏形，应称为方志之源。

脱胎于地理著作

即所谓方志来源于《禹贡》《山海经》之说，认为方志是从舆地学科（地理书）演变而成的。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作者不详，著作时代无定论，近代多数学者认为约在战国时。这部书用自然分区方法，记述当时我国的地理情况，把全国分为九州，假托为夏禹治水以后的政区制度，详细记载了当时黄河流域的山岭、河流、薮泽、土壤物产、贡赋、交通等。长江、淮河等流域也有记载，但较为粗略，是我国最早一部科学价值很高的地理著作。

《山海经》，共有18篇，是由《山经》《海经》《大荒经》等3部分组成，作者不详，各篇著作时代亦无定论，近代学者多数认为不出于一时一人之手，其中14篇是战国时作品。《海经》内四篇则为西汉初年作品。内容主要为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道里、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保存了不少远古的神话传话。事实上，从体裁到内容，这两部地理书对方志的形成和发展影响很大，致使历代地方志，多与地理书混杂相兼。

鼻祖是《越绝书》《吴越春秋》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是从这几本书的体例和内容更近似方志而言的。认为方志应兼史、地之长。因此，清代方志学家洪亮吉在《澄城县志》序中说：“一方之志，始于《越绝》。”《越绝书》15卷，判断作者为东汉袁康和吴平（但此二人皆于史无考），记述春秋战国时期越国地方（今浙江和江苏一部分地区）的历史沿革、城市建设、山川、人物、生产情况和风俗习惯等内容，与后世方志的体例、内容很相近。《吴越春秋》全书15卷，为东汉赵烨撰，记吴越二国兴亡始末，今存10卷，前五卷叙吴，起自太伯，迄于夫差，后5卷记越，始于无余，终于勾践。是书只记人物，不载地理及都邑，就方志而论，虽比不上《越绝书》充实和周备，但对后世影响也很大。为此，范文澜认为东汉会稽郡人赵烨著《吴越春秋》，又有无名氏著《越绝书》，两书专记本地掌故，开方志的先例。《华阳国志》，晋常璩撰，全书12卷，附录一卷，记述以巴蜀为中心的西南地区的地理沿革和历史变迁。对于政治、历史人物等方面的记载尤为详尽。也有些学者认为它是方志的前身。对此，谭其骧教授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史”与“志”不同，东汉的《越绝书》、《吴越春秋》以及《华阳国志》，与隋唐以后的地方志不同，是地方史。近来，有的专家学者认为，方志应当出现于秦汉统一的国家之后，它发端于《地记》。

多源说

以上几种说法，都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故长期并存，但却互相排斥。不少的地方志专家、学者认为，一门新学科的诞生，往往不会突然出现的，而是在相当长时间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方志就是由史、书、志、记、录、传、图、经等各种不同体裁的书籍，互相渗透和逐渐融合而来的一种特定体裁的著作。因此，方志并非起自一源，而是起自多源。我国地方志，是在历史的长江河中，从各方面汲取源泉而逐步演化而来的。

方志的发展从它的形态特点看，可分为地记、图经和方志三个阶段：

地记阶段(1—6世纪)

相当于东汉至南北朝。这一时期方志的主要形式是反映一方风土人物的“地记”，内容和文字大都比较简略，而且体例也多因人而异。代表著作除上述《越绝书》外，还有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华阳国志》是我国现存的一部最早的、比较完整的以志命名的地方志，它记载了公元4世纪中叶以前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以及甘肃、陕西、湖北部分地区的历史、地理、人物。

图经阶段(6—12世纪)

相当于隋、唐至北宋。志书的主要形式是舆图和说明文字相结合的图经或图记。“图”指的是一个行政区的疆域图，宋王应麟在《玉海》中称“图则作绘之名，经则载言之训”，即图经是图加文字说明，图经开始以图为主，以经为辅。从现存唐代《沙州图经》《西川图经》残卷来看，唐代图经的体例、类目已有区划、官署、河流、驿道、学校、寺庙、古迹、歌谣等项，已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地方志体例。隋唐时天下一统，朝廷诏令编写地方志。隋有《诸郡物产土俗记》、《区宇国记》、《诸州图经集》，唐代有《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后因图亡，改名为《元和郡县志》，都是由中央编纂的全国性总志。唐建中元年（780年）规定各州郡每三年编选一次图经报中央，后又改五年一次，这种制度为以后的朝代所仿效。

方志阶段(12—20世纪)

相当于南宋后。此时期的志书几乎都称方志，是方志体的成熟时期。中国地方志体例基本定型、内容趋于完备是在宋代。这时，“地记”。“图经”等已经基本上被“志”所取代，方志记述的重点也开始从地理情况到社会的众多方面，“人物”和“艺文”在方志中占据了比较重要的地位，形成了后来方志的一般格局。像《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以及被称为“临安三志”的《乾道临安志》《淳祐临安志》《咸淳临安志》，都是当时具有代表性的地方志。

元大德七年（1303年），修成《大元一统志》1300卷，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规模巨大的全国一统志，为明清两代修大一统志提供了范例和模式。明代志书约有1500余种，现存400余种。清代是修志极盛时期，乾嘉之际三修《大清一统志》，形成举国上下修辑方志的高潮，政府还明确规定各省、府、州、县60年修一次，各地都设有专门的修志机构，许多文人学者也竞相编纂、辑录方志，出现了一大批方志学家和高质量的方志，保存下来的达5500种之多。

中国的地方志，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体例、内容逐渐完备，积累的数量也极多。可惜的是，许多方志在流传过程中都已亡佚了，特别是宋代以前的方志。国内收藏的地方志，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的统计有8500多种，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现存全部古籍的十分之一。其中以北京图书馆最多，约6000部，上海图书馆次之，约5000部，南京图书馆居第三，约4000部。大学图书馆的收藏也不少，北京大学第一，南京大学第二，北京师范大学第三；宁波天一阁收藏明代地方志最有特色，1961年以来已影印出版《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107种。

我国方志不少流散到国外。美国人从1869年起就有意搜集我国珍贵图书，其中有方志5500多种，仅哈佛大学就藏有宋明珍贵方志上百种。日本所藏比美国还多。此外，英、法、德、意、荷兰、瑞典等国也都有收藏。

1.中国方志的类型有主体与支流之分。主体类型主要是按行政区划而定，全国性的叫“一统志”，如《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省的叫“通志”，如《河南通志》等；州、府、县、乡、镇也各有州志、府志、县志、乡志和里镇志；此外还有卫志。关志。盐井志、土司志等。支流类型就自然对象分，则有山志、水志、湖志、塘志、河阐志等；就人文对象而分，则有书院志、古迹志、寺观志、游览志、路桥志等，另外记一方之琐闻、轶事，也兼及政治、经济、文化的杂志也属此类。

2.数字方志是把新旧的地方志扫描录入电脑，可以在网络上阅读，即电子版的地方志书就是数字方志，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们渐渐脱离书本，地方志数字化是未来的趋势。

地方志的性质决定了它具有地方性、广泛性、资料性、时代性和连续性等特征：

尤论是省、市、县综合志，还是专业志，都有一定的明确的地域范围。地方志记述一个地域范围内的事物，地方性是其特征之一。所谓地方性有两层含义：一是有特定的空间范围，二是有鲜明的地方色彩。方志既是地方性的文献，故无论记人、记事、记物都不能脱离本乡本土，事事紧扣地方，“审名以纪地”，“据地以书人”，反映“一方之情”。方志之所以必要，是因为“风俗以南北而异”，各地情况互不相同，不能没有记载各地情况的书、方志的能事就在于反映地方特色。如宋范成大《吴郡志》写出了苏州古城“池馆林泉号称吴中第一”的特点；《遵义府志》则记载了山东柞蚕传人后遵义府绸发展的盛况这些方志都注目于当地有标志性的事物，写出了与众不同的地方。

地方志记载的范围虽限于一个区域单位，即所谓一邑之小，但其内容却极为广泛。从纵的角度看，既记古又记今，从横的角度看溉记自然、地理，又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还记社会风土人情、人物，不仅是有关自然科学的“博物之书”，而且是一地社会科学的“一方之全书”。在现代，地方志被誉为“地方百科全书”。诚如著名学者顾颉刚在《中国地方志综录》一书的序言中所说：

纪地理则有沿革、疆域、面积、分野，纪政治则有建置、职官、兵备、大事记，纪经济则有户口、田赋、物产、关税，纪社会则有风俗、方言、寺观、祥异，纪文献则项有人物、艺文、金石、古迹。

地方志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部资料书、工具书，没有大量的资料是写不成的。重视资料了作是历代修志的传统，志书是以历史的客观实际来反映其兴衰起伏的因果关系，所以资料性是志书的基本特征。方志不直接探索自然和历史的发展规律，只提供资料，为科研或需要者使用。因此，在编纂形式上，采用记叙文体，述而不论，把是非褒贬寓于记述之中；而且对采集的资料，注意科学排比，如实记述；反对宣传色彩，反对空话套话和文艺色彩。旧时许多志书的“凡例”，差不多都有要求纪实的条文，例如嘉靖《永丰县志》就有“三不书”的规定：凡无考者不书，物无用之泛者不书，仙释无稽不书，所以，方志有着十分强烈的资料性特征。也正因为这样，方志成为史家的取材，并成为给地方官提供资政辅治的参考材料，使各朝代各种人都乐于接受。相反，如果志书的资料不足，且直接褒贬，宣传色彩浓厚，其价值就会大打折扣。历史上当权者焚书不少，但对方志却不愿意烧或不敢烧，其原因就在于此。

方志以记当代为主，故有“隔代修史，当代修志”之说。方志既然着眼于当代，那么，时代变了，方志的内容、形式、风格也要随之改变，所以，每部方志都不可避免地要打上时代的烙印，标明其时代特征。以贵州的几部志书为例，道光《贵阳府志》反映的是清代贵阳城的情景，民国《续安顺府志》反映的是新旧时代更迭时期安顺的情景，而《遵义新志》则反映了抗日时期遵义的景观。可见，志书产生的时代不同，它的时代特征也不一样。借助方志的时代性，可连续考察一个地区的历史和现状，总结经验，以利于各方面事业的发展。

方志的连续性主要表现于两方面：一方面是指志书部部相承不断修，一部方志在首次编成刊印后，间隔一段时间，一般就要进行续修，首次编纂的方志，往往追根溯源，以该书当地新近发生的情况，补首次志书之未及；第二方面是指志书记述事物的连续性，志书在记述事物时，要按时间顺序记清其起源、发展变化，特别注意转折性的变化和现状，做到记述不断线。

因为方志具有如上一些特点，所以它的功用也是多方面的。依照传统的说法，地方志具有“资治、教化、存史”三大功能。所谓资治是指，对于地方行政官吏来说，志书是施政必备之书，正所谓“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所谓教化，是指志书不仅是“官书”，也是“百姓”生活必备之书，能够起到“扬善惩恶，表彰风化”的作用；所谓存史，是指志书具有“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的存史价值。

近代还有人把地方志的功能进一步细化为六条：一是社会制度之委曲隐微不见于正史者，往往于方志中得其梗概；二是前代人物不能登名于正史者，往往于方志中得其姓氏；三是遗文佚文散在某部者，赖方志然后能以地为纲有所统摄；四是方志多祥物产税额、物价等事实，可以窥见经济状态之变迁；五是方志多详建置兴废，可以窥见文化升降之迹；六是方志多详族姓之分合门第之隆衰，往往可与其他史实互证。

随着时代的变迁，地方志的价值也在发生着一些变化。当代学者黎锦熙在《方志今议》中认为方志作用有四：一、科学资源；二、地方年鉴；三、乡土教材；四、旅行指导。在如今看来，一部好的方志不仅具有保存地方文献、帮助政府决策的功能，而且还具有充当乡土教材、提供科研资料的重要作用。其重要性越来越明显，所以如今各地仍在组织人才编写地方志。

在文献资料中，地方志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地方志被誉为“一地之百科全书”“一方之全史”，具有存史功能，能将一定地域内的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民俗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用文字记录下来、保存下去，供今人和后人查阅参考；具有资治功能，能为领导干部和决策机构科学决策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