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并不是一条单一的道路，而是指中国与世界其它地区之间贯穿古今的海上和陆上通商以及文化交流的区域，这是汉朝的正式官方使节达到的最远国家，这条路线联通了西方和汉朝之间的联系。

丝绸之路最早是指欧亚大陆北部的陆上商路，西汉汉武帝时张骞首次开拓丝路和东汉时的班超出使西域并再次拓展和延伸了丝路的范围，罗马人征服叙利亚的塞琉西帝国和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后，通过安息帝国、贵霜帝国和阿克苏姆帝国取得中国的丝绸。西汉时期由张骞首次打通的的丝路，被称为“凿空之旅”。其中汉武帝派遣的使节最远到达了犁轩（今天埃及亚历山大港，附属罗马）。这是汉朝的正式官方使节达到的最远国家，直达欧非大陆，这条路线遂被延伸到了欧洲和非洲，联通了西方和汉朝之间的联系。——李二和《海上七千年》

那么，人们不仅要问：丝路的诞生和发展靠的是舟船，而最初的舟船究竟是谁发明的呢？

《山海经海内经》说，番禺始作舟。《墨子》说是巧垂。《吕氏春秋》却说是舜的臣子虞（女句 ）。《发蒙记》则说是舜的另一个臣子伯益。《世本》说是黄帝的两个臣子共鼓、货狄。《易经系辞下》：“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说黄帝“刳木为舟，剡木为楫，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到黄帝时期，舟楫的使用就已经很频繁了。

浙江河姆渡木桨的出土，说明独木舟的出现比以上史书记载至少要早出2000—3000年。那时正是母系氏族社会，人们的生活仍然是以渔猎和采集为主，而且这种渔猎生活往往需要由群体共同进行。无论怎么说，作为人类智慧结晶的独木舟的出现，无疑揭开了水运历史的序幕！舟船的出现无疑扩大了渔猎范围，开辟了人类的生存空间，为人类重新“回归”海洋迈出了稚嫩的第一步。尽管，这是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制作的舟筏还十分幼稚，漫长的沿途充满了风险。但舟船的出现使浩瀚而神秘的海洋毕竟一变为人们任意往返交流的通途与舞台。

人类也便进入了水陆交流与交往的历史时代。——李二和《舟船的起源》

无论是陆上丝路还是海上的丝路，都与水运和海洋有关，与依水而居的人类的科技发明密不可分。

人类历史，按生产工具的性质被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石器时代又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出现了磨制石器，即先将石头打制成一件毛坯然后再用另一石头雕琢至磨光，石头便成了石器。新石器的出现，使制造工具和别种器物有了可能。新石器时代约出现在距今一万年至四千年前。

我国水运的形成和发展，当始于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分布及相互联系充分说明了这点。那么水运，当无疑起源于人类的生产和交换了。

旧石器时代的人们多以游居采集为生，而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却已经能够从事生产了。就已发现的古遗址来看，多近于江河湖泊。浙江河姆渡就发现了7000年前的木桨，并伴出有大量鱼骨；陕西宝鸡出土的舟型壶上还绘有渔网；浙江钱山漾发现的木桨，还伴出有鱼篓。甘肃洮河流域一些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和墓葬中曾经发现过海贝。而洮河流域并不产贝，显系来自悬远之处。人类的繁衍生存离不开水，除饮用外就是用作交通了。一苇之航自比徒步翻山越岭更易，这就是为什么古人类文化遗址总是在河流沿岸和近水地方的原故。

同其他交通工具一样，船舶也是承载人和物的运载工具，只是它是在水上作业，其本身也是一件可以从事生产活动的工具。舟船是人类的伟大发明，但由于历史发展和自然条件的制约，舟船在世界各地出现的时间不尽相同，但大都是在新石器时代。制造舟船必须要有相应的工具。历史证明：劳动工具越先进，制造出来的船舶型体和性能也就随之越大越强。也就是说船舶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的。

当然，行船离不开水。水是这一工具的必要条件。

我国是一个江河湖海兼备的国家，自古水运条件优越。在距今11000年到7500年前，当地质历史进入第四纪全新世时，由于地球在冰后期的气候变暖，海平面回升，海水西浸数百公里。以后随着黄河、长江等河流东向的泥沙冲积，海岸线又逐渐东移，直到距今6000年前，便呈现出略似海岸线的状态。人类的水运就是在先于这一时期的水域环境中发生和发展的。丝路文化也就缘此而生。——李二和《舟船的起源》

木桨和独木舟

1977年，在浙江余姚县河姆渡村出土了五支木桨。其中：一支残长62.4厘米，残宽10.8厘米；另一支残长92厘米，残宽9厘米。经测定同层（第四层）木炭，五支木桨的距今年代为6960+-90年，属于母系氏族社会遗物。伴出的还有近百种动植物和带有榫卯及企口板结构的房屋建筑所用的木料遗存，还有炭化稻粒。这证明渔猎和采集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仍然起着十分重要的辅助作用。河姆渡遗址位于杭州湾以南的宁绍平原。姚江从遗址的西南部流过，南为四明山，与河姆渡隔江相望。遗址海拔3—4米，在古代是一片低洼的沼泽地。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出土木桨的桨叶与桨柄结合处，阴刻有弦纹和斜线纹图饰。由此推断：如此精工雕刻的木桨，决非最原始的。原始木桨的出现，当会更早，可能在8000年前左右。无独有偶，在2003年，在杭州萧山竟真的就出土了8000年前的独木舟。这当然是一个更为惊人的发现！这意味着，中国水运历史要从7000年提前到8000年前。

舟楫

在没有舟船之前，人们只能在水边捕鱼，有了舟船便可以剥开迷雾驶进汪洋到深水中渔猎。尽管至今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独木舟还较少，但却出土了许多舟型陶器。陕西宝鸡发现了一件彩陶壶其形如船，上面绘有展开的渔网纹。这当是古人以船涉水渔猎的有力物证。能将一件生活用品升华为艺术品，足见古人对舟船的一往情深。母系氏族社会，渔猎仍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主要生活方式。近年，山东胶县又出土了距今5000年前、产于远海的蓝点马鲛和鳓鱼等骨骼及鱼鳞。既是远海，当非舟船所莫能为也 。在丹东东沟县马家店乡后洼滨海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也出土有仿舟陶器，距今时间为6000年前。1976年，在大连沿海的郭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出土有仿舟陶器，平底艏部突起尾部齐平，首尾微翘，两舷成弧型。同时还伴出有骨鱼钩、骨鱼叉、重达两公斤的石网坠及大量的鱼骨和鲸鱼的第一颈椎骨，年代距今为5000年左右。此前，在长海县广鹿岛吴家村出土了杯底舟型器。在依河面海的浙江河姆渡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中，也发现有鲸鱼和鲨鱼骨及喜欢在滨海生活的鲻鱼和裸顶鲷遗骸。著名的太平洋黑潮暖流进入东海后，便分成了两大支流。其中一支就是台湾暖流。它在舟山群岛附近与长江径流所形成的岸流交汇，这便是著名的舟山渔场。哪儿离河姆渡并不遥远，遗址出土的海鱼骨骸就有可能来自浩瀚的舟山海域。1976年，在试掘的舟山本岛十字路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果然就出土了大量具有河姆渡第二文化层类型特征的陶器。凡此均已证明：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已经开始进入远洋深海从事渔猎（李二和《舟船的起源》）。

新石器时代，长江上游江水流经的路线与今天大体相似。大溪文化遗址即分布在上游南岸。中游两岸也有屈家岭等文化遗址的发现。今武昌、汉阳等地也发现了数千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这说明当时长江两岸的人群十分密集。1973年，湖北宜都红花套出土了距今5600多年的陶船，表明巴人先祖在那里定居过。该船可能是方艏、方艉平底式独木舟的仿制品。《世本》就记有巴人廪君种驾土船胜败定君长的故事。足见巴人对水运的依赖和重视。

距今五六千年前，长江下游的氏族部落已开始从事农耕并普遍使用舟楫进行渔猎活动。玉、石、木、竹等手工业也发展了起来。太湖形成后，由于有那么多河流交汇自然给时人开辟了新的渔猎水域。距今4700余年的吴兴钱山漾遗址，出土了一只青枫木木桨，翼叶呈长条形，长96.5厘米；宽19厘米；柄长87 厘米，翼长柄短，与今桨相比，桨肩显得平直，显系独木舟所用。这种木桨在杭州水田畈等地的新石器晚期遗址中也有所发现，与河姆渡遗址早期的木桨相比有了明显的进步。同时伴出的还有鱼篓、石网坠等捕鱼器物，这显然是当年人们从事渔猎活动的遗存。杭州水田畈、吴兴钱山漾等地的良渚居民，已乘坐渔船到遥远的水域捕捞。舟楫之便，不仅扩大了渔猎空间，而且也促成了同邻族部落之间的交流。

兴起及其交流

1991年2月，在泉州举行的“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讨论会上，根据各国学者提供的最新考古报告证明：濒临西太平洋的中国，早在7000年前就已经开始了海上航行，与地中海国家一样，中国也是世界海洋文化的发祥地。当然，这仅仅是以海上航行为标志来认识海洋文化起源的。其实，海洋文化产生的根本条件，是源于人和水和海洋的接触。在没有舟楫之前，傍河面海的山顶洞人、大汶口人、河姆渡人，在渔猎劳动中就已经创造了海洋文化。这是因为从山顶洞人的文化遗物中，发现有“穿孔的海蚶壳三个，孔是在石头上磨出的，长期佩带，边缘已磨的很光滑，只有一部分还保留着原来的锯齿状”。尽管这些器物还如此的原始粗糙，但毕竟是当时人们有意制作的海洋工艺品，是人类劳动与智慧的结晶。

位于渤海中的山东长岛县，更是海洋文化的摇篮。这里出土了从旧石器到铁器时代一系列的文化遗存。其中，仅新石器时代遗址就有33处。在黑山北庄遗址中发现了两座四五十人的合葬墓，有一座居然是以海螺铺身，显为古代的海洋葬俗。出土的彩陶以红衣黑彩的波浪形纹为主，当也与水居有关。更有大量的贝壳和鱼骨。凡此，无不反映出当时具有着显著海洋文化特征的母系氏族社会渔猎活动的情状。

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彼此浸润。陆上的火与石斧创造出了水上的舟船。同样，航海活动与水运也推动了天文技术以及力学、材料力学、动力学等一系列相关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并进而确立了新的科学与技术体系。独木舟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它体现了一个时代生产力的发展能力和整个社会的科学技术水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的出现，为人类文明开辟了一个崭新纪元；人类从此而拥有了海洋，从此进入了水陆文化交融的文明时代。中华文明就是由大陆和海洋两种文化融合而成的。（李二和《舟船的起源》）

丝路文化也正是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融合。

人类的特性，就是对未知世界的探求与渴望。

人类对水的依赖又是如此的强烈。

只要有水流经过，人类就会逐水漂航。古埃及的尼罗河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及古代中国的黄河、长江流域文明，莫不缘此而生。同样，在海洋上，只要有海岛（在人们的视野）出现，人们就会乘舟船逐岛而去，从而建立起陆海之间的文化交往。古代中国的文化，就是这样被一步步传播到世界各地的。

考古发现表明，远在新石器中晚期，在距今六七千年之前，我国沿海北起丹东，经旅顺、长岛、烟台，南到苏北的海上航线，已经分段沟通。

考古发现又表明，海洋文化也是通过远古接力式交流而逐步传播的。河南仰韶村彩陶遗址和甘肃属仰韶文化的墓葬中，都出土有作为装饰品用的海贝。陕西临潼姜寨的仰韶文化早期原始氏族村落遗址中，也有贝饰的发现。这些内陆发掘中的贝，当然是通过辗转交流而来的。

考古发现还表明，距今6600年前和4500年前，源于山东半岛的大汶口人和龙山人，就先后漂洋过海到达太平洋东部和美洲北部。

我国古代的部落，大多都沿江河流域或是沿海而居，大多为航海民族。1959年，在山东泰安、宁阳两县交界的大汶口，发现了距今6600年前的新石器文化遗存。其加工的石器比中原的仰韶文化石器制作更为精细。尤以玉铲和象牙筒为最。典型器物有石斧、石锛、石凿等木加工工具。这些都是用来加工独木舟的。历时上下两千年的大汶口文化，正值传说中的伏羲和黄帝时代　。《物原》说：“伏羲氏始乘桴”。从距今5000年前辽东半岛小珠山二期文化的陶器中，发现了并无演变迹象的鬶（归）、鼎、钵等新器物来看，说明当时的大汶口人已越过波浪滔天的渤海海峡、到达辽东半岛。

1928年，在山东章丘龙山镇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同样也发掘出了独木舟专用的加工具——偏刃石刀、矩型石斧和偏刃石锛。《山海经》中的“大人之国，坐而削舡（船）”，当为东夷人造舟情状的描述。（郭璞在《山海经注》中说：“东夷从大，大人也”。《方言》曰：“舟，自关而东谓之舡”）

以上考古发现及所有新石器时期的相关器物，随着人类对古代文物的不断发掘，在环太平洋地区和印度洋沿岸及美洲地区都先后有所发现。比如在朝鲜、日本、太平洋东岸和北美洲阿拉斯加等地，发现了龙山文化中的典型器物：有孔石斧、有孔石刀和黑质陶器。而且在太平洋玻里尼西亚的关岛、夏威夷岛上发现的古人遗骨，与山东半岛上的大汶口人的遗骨是一致的，不仅颅骨枕部畸形相同，平均身高相仿——1.72米，而且都留有拔牙习俗的遗迹，所用的石器是一样的。

不仅如此，而且据考古界的不断报道，距今五六千年前，源于中国浙江的新石器时代的有段石锛，在菲律宾、苏拉威西和婆罗洲、玻里尼西亚的夏威夷、马奎萨斯、社会岛、库克群岛、奥斯突拉尔、塔希地岛、查森姆岛等地、以及新西兰、复活节岛、甚至南美洲的厄瓜多尔都有发现。在其以后的岩棺、船棺葬、以及双身船（舫舟）、断发文身、铜鼓纹饰等文物和习俗，也在太平洋各岛上间有发现。

德国考古学家、民族学家海尼·格尔顿（Robet Heine Geldem）根据有段石锛源于中国这一史实指出，大洋洲的文化源于中国，而且当地人是在新石器时期，从中国东南沿海使用澳亚系语言的民族中漂洋过海迁徙去的。他的这一论断，已经被考古、语言学及各界的研究所广泛证实。美国约翰·享德森先生（Jonb W·Henderson）在其《太平洋地区手册》上指出，大洋洲的澳大尼西亚语，与菲律宾、台湾的澳亚语系的关系密切，都是继承着5000年前中国东南部沿海地区的语言系统。（百越人东航太平洋是趁着两股海流而实现的。其一是黑潮海流。此线路是从山东半岛，穿过渤海到朝鲜半岛南端，而后顺环流漂航到日本，进入北太平洋向东漂去，直达北美西岸。此海流位于北纬40度，长年西风、东流，流速为每日20－25海里。在这一海流沿线附近都发现了上述龙山文化的典型器物。其二，是沿着赤道逆流。此流在北纬3－10度）之间，长年水向东流，它在东经180度处与赤道洋流相遇后分成两支，一股东流，一股则南下，成为澳大利亚洋流，而后转向东流，成为新西兰洋流；与南太平洋西风漂流会合后，径直往东到南美的秘鲁。1974年及1970年，挪威海尔达尔先后两次在太平洋上用木筏仿古漂航成功。

——李二和《中国水运史》

黄新亚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

该著主要讲从汉唐长安到葱岭的丝绸之路，由于经过塔克拉玛干沙漠，而被定名为“沙漠丝绸之路”，这条沙漠丝绸之路在近日中国留下的历史遗迹，最集中地反映了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内容。是本书主要探讨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