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特指中国器乐与中国声乐，历史可以追溯到黄帝时代。中国音乐曾经对中国周边地区的音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从孔子传六艺再到近代的西方音乐，中国音乐又在吸收外来音乐要素的过程中不断充实发展。中国素号“礼乐之邦”，古代音乐在人格养成、文化生活和国家礼仪方面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和地位。孔子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学习步骤。

上古音乐

距今六千七百年至七千余年的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可能已经可以烧制陶埙，挖制骨哨。(河南舞阳县贾湖遗址的骨笛溯源于距今8000年左右，是全世界最古老的吹奏乐器。其中的一支七孔骨笛保存得非常完整，专家们进行过实验，发现仍然能使用该骨笛演奏音乐，能发出七声音阶。但中国古代基本上只使用五声音阶。)这些原始的乐器无可置疑地告诉人们，当时的人类已经具备对乐音的审美能力。

远古的音乐文化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具有歌、舞、乐互相结合的特点。葛天氏氏族中的所谓“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的乐舞就是最好的说明。当时，人们所歌咏的内容，诸如“敬天常”、“奋五谷”、“总禽兽之极”反映了先民们对农业、畜牧业以及天地自然规律的认识。这些歌、舞、乐互为一体的原始乐舞还与原始氏族的图腾崇拜相联系。例如黄帝氏族曾以云为图腾，他的乐舞就叫做《云门》。关于原始的歌曲形式，可见《吕氏春秋》所记涂山氏之女所作的“候人歌”。这首歌的歌词仅只“候人兮猗”一句，而只有“候人”二字有实意。这便是音乐的萌芽，是一种孕而未化的语言。

根据史载，伏羲、神农作琴瑟。神农之去伏羲远矣，伏羲作琴瑟，大抵出于草创，未能完善，传至神农时，神农又加于研究，于是琴瑟之制，始渐如后世之制。后世溯其原始，独称伏羲不可也，独称神农亦不可也，则两记之。草创与改良之人，均称曰“作”焉。又有冷伦制音律、作歌舞，仰延制乐谱，大容作乐，黄帝制笙竽，夔作鼓，伶伦、荣将铸钟等记载。

古代音乐

汉族古代“诗歌”是不分的，即文学和音乐是紧密相联系的。现存最早的汉语诗歌总集《诗经》中的诗篇当时都是配有曲调，为人民大众口头传唱的。这个传统一直延续下去，比如汉代的官方诗歌集成，就叫《汉乐府》，唐诗、宋词当时也都能歌唱。也有流行音乐家为古诗谱曲演唱，如苏轼描写中秋佳节的《水调歌头》。

汉族古代对音乐家比较轻视，不像对待画家，因为中国画和书法联系紧密，画家属于文人士大夫阶层，在宋朝时甚至可以“以画考官”（其实也是因为宋徽宗个人对绘画的极度爱好）。乐手地位较低，只是供贵族娱乐的“伶人”。唐朝时著名歌手李龟年也没有什么政治地位，知道他也是因为他常在唐诗中出现，受人赞扬。

汉族古代的士大夫阶层认为，一个有修养的人应该精通“琴棋书画”，所谓的“琴”就是古琴。不过古琴只限于独自欣赏，不能对公众演出。古琴音量较小，也是唯一地位较高的乐器。

总结：中国古代的音乐理论发展较慢，在“正史”中地位不高，没有能留下更多的书面资料。但音乐和文学一样，是古代知识分子阶层的必修课（详见“六艺”），在古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无疑有着重要地位；民间则更是充满了多彩的旋律。

古代乐理

汉族古代音乐属于五声音阶体系，五声音阶上的五个级被称为“五声”，即宫（do）、商（re）、角（mi）、徵（sol）、羽（la）。比较著名的中国古代音乐有《广陵散》、《高山流水》、《梅花三弄》等。

民族乐器

《周礼·春官》中把乐器分为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类，称“八音”，也是最早的乐器分类法之一。

金音包括编钟、特钟、铙

石音包括编磬、特磬

土音包括埙

革音包括鼓

丝音包括古琴、古瑟

木音包括柷、敔

匏音包括笙、竽

竹音包括箫、笛、管、篪

编钟、磬这两种乐器所发出的音响清脆明亮，被称为“金石之声”，是官方认可的“最高雅的声音”。所说的丝竹就是丝音和竹音的简称。

古代乐器主要有埙、缶、筑、排箫、箜篌、筝、古琴、瑟等，乐曲一般缓慢悠扬，主要是为了适合宫廷生活或宗教的需要。

到汉朝和唐朝以后，中国通过西域和国外的交流频繁，西方主要是伊斯兰世界和印度的音乐和乐器大量流入，汉唐时统治者奉行开放政策，勇于吸收外地文化，源于外国的乐器如筚篥、胡琴等大量为中国音乐采纳，并被中国人改良发展，逐渐替代了中国原来的本土乐器。除了古琴一直被文人宠爱，得以乐器流传，正式在“民乐”公众中演出的乐器几乎都是外来的。音乐工作者致力于发掘、改良古代乐器，埙、筝、排箫等乐器重新发挥光彩，但较少纳入民族乐队的合奏曲目。

夏、商时代

根据文献记载，夏商两代为奴隶制社会早期。从古典文献记载来看，这时的乐舞已经渐渐脱离原始氏族乐舞为氏族共有的特点，它们更多地为高等阶级所占有。从内容上看，它们渐渐离开了原始的图腾崇拜，转而为对征服自然的人的颂歌。例如夏禹治水，造福人民，于是便出现了歌颂夏禹的乐舞《大夏》。夏桀无道，商汤伐之，于是便有了歌颂商汤伐桀的乐舞《大濩》。商代巫风盛行，于是出现了专司祭祀的巫（女巫）和觋（男巫）。他们为奴隶主所豢养，在行祭时舞蹈、歌唱，是最早以音乐为职业的人。奴隶主以乐舞来祭祀天帝、祖先，同时又以乐舞来放纵自身的享受。他们死后还要以乐人殉葬，这种残酷的殉杀制度一方面暴露了奴隶主的残酷统治，而在客观上也反映出生产力较原始时代的进步，从而使音乐文化具备了迅速发展的条件。 据史料记载，在夏代已经有用鳄鱼皮蒙制的鼍鼓。商代已经发现有木腔蟒皮鼓和双鸟饕餮纹铜鼓，以及制作精良的脱胎于石桦犁的石磬。青铜时代影响所及，商代还出现了编钟、编铙乐器，它们大多为三枚一组。各类打击乐器的出现体现了乐器史上击乐器发展在前的特点。始于公元前五千余年的体鸣乐器陶埙从当时的单音孔、二音孔发展到五音孔，它已可以发出十二个半音的音列。根据陶埙发音推断，中国民族音乐思维的基础五声音阶，出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而七声至少在商、殷时已经出现。

西周、东周时代

西周是中国奴隶制的成熟时期，东周奴隶制社会由盛到衰，君主统治因素日趋增长的历史时期。西周时期宫廷首先建立了完备的礼乐制度。在宴享娱乐中不同地位的官员规定有不同的地位、舞队的编制。总结前历代史诗性质的典章乐舞，可以看到所谓“六代乐舞”，即黄帝时的《云门》，尧时的《咸池》，舜时的《韶》，禹时的《大夏》，商时的《大濩》，周时的《大武》。周代还有采风制度，收集民歌，以观风俗、察民情。赖于此，保留下大量的民歌，经春秋时孔子的删定，形成了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它收有自西周初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入乐诗歌一共三百零五篇。《诗经》中最优秀的部分是“风”。它们是流传于以河南省为中心，包括附近数省的十五国民歌。此外还有文人创作的“大雅”、“小雅”，以及史诗性的祭祀歌曲“颂”这几种体裁。就其流传下来的的文字分析，《诗经》中的歌曲以可概括为十种曲式结构。作为歌曲尾部的高潮部分，已有专门的名称“乱”。在《诗经》成书前后，著名的爱国诗人屈原根据楚地的祭祀歌曲编成《九歌》，具有浓重的楚文化特征。至此，两种不同不同音乐风格的作品南北交相辉映成趣。

周代时期民间音乐生活涉及社会生活的十几个侧面，十分活跃。世传伯牙弹琴，钟子期知音的故事即始于此时。这反映出演奏技术、作曲技术以及人们欣赏水平的提高。古琴演奏中，琴人还总结出“得之于心，方能应之于器”的演奏心理感受。著名的歌唱乐人秦青的歌唱据记载能够“声振林木，响遏飞云”。更有民间歌女韩娥，歌后“余音饶梁，三日不绝”。这些都是声乐技术上的高度成就。

周代音乐文化高度发达的成就还可以一九七八年湖北随县出土的战国曾侯乙墓葬中的古乐器为重要标志。这座可以和埃及金字塔媲美的地下音乐宝库提供了当时宫廷礼乐制度的模式，这里出土的八种一百二十四件乐器，按照周代的“八音”乐器分类法（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几乎各类乐器应有尽有。其中最为重要的六十四件编钟乐器，分上、中、下三层编列，总重量达五千余公斤，总音域可达五个八度。由于这套编钟具有商周编钟一钟发两音的特性，其中部音区十二个半音齐备，可以旋宫转调，从而证实了先秦文献关于旋宫记载的可靠。曾侯乙墓钟、磬乐器上还有铭文，内容为各诸侯国之间的乐律理论，反映着周代乐律学的高度成就。在周代，十二律的理论已经确立。五声阶名（宫、商、角、徵、羽）也已经确立。这时，人们已经知道五声或七声音阶中以宫音为主，宫音位置改变就叫旋宫，这样就可以达到转调的效果。律学上突出的成就见于《管子－地员篇》所记载的“三分损益法”。就是以宫音的弦长为基础，增加三分之一（益一），得到宫音下方的纯四度征音；征音的弦长减去三分之一（损一），得到征音上方的纯五度商音；以次继续推算就得到五声音阶各音的弦长。按照此法算全八度内十二个半音（十二律）的弦长，就构成了“三分损益律制”。这种律制由于是以自然的五度音程相生而成，每一次相生而成的音均较十二平均律的五度微高，这样相生十二次得不到始发律的高八度音，造成所谓“黄钟不能还原”，给旋宫转调造成不便。 但这种充分体现单音音乐旋律美感的律制一直延续。

秦、汉时代

乐府宴享、郊祀、朝贺等场合演奏。这些用作演唱的歌词，被称为乐府诗。乐府，后来又被引申为泛指各种入乐或不入乐的歌词，甚至一些戏曲和器乐也都称之为乐府。

鼓吹乐。它以不同编制的吹管乐器和打击乐器构成多种鼓吹形式，如横吹、骑吹、黄门鼓吹等等。它们或在马上演奏，或在行进中演奏，用于军乐百戏杂技、角抵（相扑）合在一起表演的节目。汉代律学上的成就是京房以三分损益的方法将八度音程华划为六十律。这种理论在音乐实践上虽无意义，但体现了律学思维的精微性。从理论上达到了五十三平均律的效果。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

由相和歌发展起来的清商乐在曹魏政权的重视，设置清商署。两晋之交的战乱，使清商乐与南方的吴歌、西曲融合。从而成为流传全国的重要乐种。

这时，传统音乐文化的代表性乐器古琴趋于成熟，这主要表现为：在汉代已经出现了题解琴曲标题的古琴专著《琴操》。魏晋时竹林七贤之一，著名的琴家嵇康在其所著《琴赋阮籍等，《广陵散》（《聂政刺秦王》）、《猗兰操》、《酒狂》等一批著名曲目问世。

这一时期律学上的重要成就，包括晋代荀瑁找到管乐器南朝宋何承天在三分损益法上，以等差迭加的办法，创立了十分接近十二平均律的新律。他的努力初步解决了三分损益律黄钟不能还原的难题。

隋、唐时代

隋唐两代，政权统一，特别是唐代，政治稳定，经济兴旺，统治者奉行开放政策，不断吸收他方文化，加上魏晋以来已经孕育着的音乐文化打基础，终于萌发了以歌舞音乐为主要标志的音乐艺术的全面发展的高峰。

燕乐七部乐、九部乐就属于燕乐。它们分别是中国及部分外国的民间音乐，主要有清商乐（汉族）、西凉乐（汉族）、高昌（今吐鲁番）乐、龟兹（今库车）乐、康国（今乌兹别克撒马尔罕）乐、安国（今乌兹别克布哈拉）乐、天竺（今印度）乐、高丽（今朝鲜）乐等。

燕乐还分为坐部伎和立部伎演奏，根据白居易的《立部伎》诗，坐部伎的演奏员水平高于立部伎。风靡一时的唐代歌舞大曲是燕乐中独树一帜的奇葩。它继承了相和大曲的传统，融会了九部乐的精华，形成了散序——中序或拍序——破或舞遍的结构形式。见于《教坊录》著录的唐大曲曲名共有46个，其中《霓裳羽衣舞》以其为著名的皇帝音乐家唐玄宗所作，又兼有清雅的法曲风格，为世所称道。著名诗人白居易写有描绘该大曲演出过程的生动诗篇《霓裳羽衣舞歌》。

在唐代的乐队中，琵琶是主要乐器之一。它已经与琵琶形制相差无几。福建南曲和日本的琵琶，在形制上和演奏方法上还保留着唐琵琶的某些特点。

受到龟兹音乐理论的影响，唐代出现了八十四调，燕乐二十八调的乐学理论。唐代曹柔还创立了减字谱的古琴记谱法，一直沿用至近代。

唐代末年还盛行一种有故事情节，有角色和化妆表演，载歌载舞，同时兼有伴唱和管弦伴奏的歌舞戏。大面、踏摇娘、拨头、参军戏等这已经是一种小型的雏形戏曲。

文学史上堪称一绝的唐诗在当时是可以入乐歌唱的。当时歌伎曾以能歌名家诗为快；诗人也以自己的诗作入乐后流传之广来衡量自己的写作水平。

唐代音乐文化的繁荣还表现为有一系列音乐教育的机构，如教坊、梨园、大乐署、鼓吹署以及专门教习幼童的梨园别教园。这些机构以严密的考绩，造就着一批批才华出众的音乐家。

宋元时代

瓦舍勾栏嘌唱、小唱、唱赚等艺术歌曲的演唱；也可以看到说唱类音乐种类崖词、陶真、鼓子词、诸宫调，以及杂剧、院本的表演；可谓争奇斗艳、百花齐放。这当中唱赚中的缠令、缠达两种曲式结构对后世戏曲以及器乐的曲式结构有着一定的影响。而鼓子词则影响到后世的说唱音乐鼓词。诸宫调是这一时期成熟起来的大型说唱曲种。其中歌唱占了较重的分量。

摊破减字偷声姜夔是既会作词，有能依词度曲的著名词家、音乐家。他有十七首自度曲和一首减字谱的琴歌《古怨》传世。这些作品多表达了作者关怀祖国人民的心情，描绘出清幽悲凉的意境，如《扬州慢》、《鬲溪梅令》、《杏花天影》等等。宋代的古琴音乐以郭楚望的代表作《潇湘水云

到了元代，民族乐器三弦的出现值得注意。在乐学理论上宋代出现了燕乐音阶的记载。同时，早期的工尺谱谱式也在张炎《词源》和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出现。近代通行的一种工尺谱直接导源于此时。宋代还是中国戏曲趋于成熟的时代。它的标志是南宋时南戏的出现。南戏又称温州杂剧、永嘉杂剧，其音乐丰富而自然。最初时一些民间小调，演唱时可以不受宫调的限制。后来发展为曲牌体集曲张协状元》等见于《永乐大曲》。戏曲艺术在元代出现了以元杂剧为代表的高峰。元杂剧的兴盛最初在北方，渐次向南方发展，与南方戏曲发生交融。代表性的元杂剧作家有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另外还有王实甫、乔吉甫，世称六大家。典型作品如关汉卿的《窦娥冤》，《单刀会》，王实甫的《西厢记》。元杂剧有严格的结构，即每部作品由四折（幕）一楔子（序幕或者过场）构成。一折内限用同一宫调，一韵到底，常由一个角色（末或旦）主唱，这些规则，有时也有突破，如王实甫的《西厢记》达五本二十折。元杂剧对南方戏曲的影响，造成南戏（元明之际叫做传奇）的进一步成熟。出现了一系列典型剧作，如《拜月庭》、《琵琶记》等等。这些剧本经历代流传，仍在上演。当时南北曲的风格 已经初步确立，以七声音阶为主的北曲沉雄；以五声音阶为主的南曲柔婉。随着元代戏曲艺术的发展，出现了最早的总结戏曲演唱理论的专著，即燕南之庵的《唱论》，而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则是北曲最早的韵书，他把北方语言分为十九个韵部，并且把字调分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种。这对后世音韵学的研究以及戏曲说唱音乐的发展均有很大的影响。

明、清时代

由于明清社会已经具有资本主义经济冯梦龙编辑的《山歌》，朱权编辑的最早的琴曲《神奇秘谱》等。朱载堉他的《乐律全书》对古代文化的最大贡献是他创建了十二平均律。这是音乐学和音乐物理学的一大革命，也是世界科学史上的一大发明。

明清时期说唱音乐异彩纷呈。其中南方的弹词，北方的鼓词，以及牌子曲，琴书，道情类的说唱曲种更为重要。南方秀丽的弹词以苏州弹词影响最大。在清代，苏州出现了以陈遇干为代表的苍凉雄劲的陈调；以马如飞为代表的爽直酣畅的马调；以俞秀山为代表的秀丽柔婉的俞调这三个重要流派。以后又繁衍出许多新的流派。北方的鼓词以山东大鼓，冀中的木板大鼓、西河大鼓、京韵大鼓较为重要。而牌子曲类的说唱有单弦，河南大调曲子等；琴书类说唱有山东琴书，四川扬琴等；道情类说唱有浙江道情，陕西道情，湖北渔鼓等。 明初四大声腔有海盐、余姚、弋阳、昆山诸腔，其中的昆山腔经由江苏太仓魏良甫等人的改革，以曲调细腻流畅，发音讲究字头、字腹、字尾而赢得人们的喜爱。昆山腔又经过南北曲的汇流，形成了一时为戏曲之冠的昆剧。最早的昆剧剧目是明梁辰鱼的《浣纱记》，其余重要的剧目如明汤显祖的《牡丹亭》、清洪升的《长生殿》等。弋阳腔以其灵活多变的特点对各地的方言小戏发生重要影响，使得各地小戏日益增多，如各种高腔戏。明末清初，北方以陕西西秦腔为代表的梆子腔得到很快的发展，它影响到山西的蒲州梆子、陕西的同州梆子、河北梆子、河南梆子。这种高亢、豪爽的梆子腔在北方各省经久不衰。晚清，由西皮和二黄两种基本曲调构成的皮黄腔，在北京初步形成，由此，产生了影响遍及全国的京剧。

明清时期，器乐的发展表现为民间出现了多种器乐合奏的形式。如北京的智化寺管乐，河北吹歌，江南丝竹，十番锣鼓等等。明代的《平沙落雁》、清代的《流水》等琴曲以及一批丰富的琴歌《阳关三叠》、《胡笳十八拍》等广为流传。琵琶乐曲自元末明初有《海青拿天鹅》以及《十面埋伏》等名曲问世，至清代还出现了华秋萍编辑的最早的《琵琶谱》。明代末叶，著名的乐律学家朱载育计算出十二平均律的相邻两个律（半音）间的长度比值，精确到二十五位数字，这一律学上的成就在世界上是首创。

16世纪晚明时期，西洋音乐通过传教士传到中国。在利玛窦进京呈现给万历皇帝的礼品单中，有西琴一张，据考这是一张古钢琴。清初，传教士徐日升教授康熙皇帝西方乐理，并著有《律吕纂要》一书。五线谱也在这个时候传入中国。乾隆皇帝的时候，在宫中还组建了一支西洋乐队，乐器有小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木管乐器、竖笛、木琴、风琴、古琴，演奏时戴西洋假发。

19世纪末，中国被迫开放南方沿海，开始接触西方音乐和乐器，广东音乐首当其冲，首先吸收西方和声方法，创造了新乐器扬琴和木琴，发展了乐队合奏的音乐，广东音乐仍然有其独特的魅力，是中西结合比较成功的典范。

民间音乐家为中国乐器的演奏发展创造了新的阶段，二胡作曲家刘天华定制二胡把位，改进演奏手法，并创作了十首二胡独奏曲，如《良宵》、《光明行》、《病中吟》等，演奏家华彦钧（瞎子阿炳）创作了二胡曲《二泉映月》，《听松》，琵琶曲《大浪淘沙》。尽管当时时世动乱，但中国民族音乐不论在独奏和乐队合奏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

1910年代到1920年代的新文化运动期间，很多到海外留学的中国音乐家回国之后，开始演奏欧洲古典音乐，也开始用五线谱纪录新作品。大城市里组成了新兴交响乐团，混合欧洲古典音乐和爵士乐，在音乐厅和收音机里非常流行。在1930年代的上海达到其鼎盛时期。

虽然使用西方的乐器和音乐手段，但通俗音乐仍然是以中国的方式，即旋律为主，五声音阶为主，才能受到最多人的喜爱。周璇是当时最受欢迎的表演家之一，是当时通俗音乐的代表，其为电影《马路天使》演唱的主题歌《天涯歌女》和《四季歌》一时极为流行，符合当时的民众的抗日情绪，被称为“金嗓子”。

在北伐战争时期，中国的音乐家配合革命，作了大量的革命歌曲，在国民革命军中广为传唱，有的是用国外通俗歌曲旋律直接配以革命歌词。

在抗日战争时期，音乐家更是同仇敌忾，写作了大量的抗日歌曲。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气势磅礴，反映了当时全民抗日的精神。聂耳为电影《风云儿女》配曲作的《义勇军进行曲》更是雄壮，成为抗日军民的军歌被到处传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居安思危，不忘中华民族如何抵抗外国侵略，将义勇军进行曲定为国歌。

1942年延安会议之后，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开始把当地民歌改写成革命歌曲，如陕西民歌《东方红》。改写的目的是在大多是文盲的农民人口中传播共产主义思想。

文革期间，西方音乐又不合法了。重新流行革命歌曲和所谓的“语录歌”，加上独裁的“样板戏”，和国外的交往几乎停止，甚至在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宴会上，乐队演奏美国歌曲《草堆上的火鸡》，当时的文化部长都要向总理抗议，大陆中国音乐进入一个低谷时期。可音乐的发展也不是完全停滞不前。

文革期间的“样板戏”虽然过于霸道，但将西方管弦乐队引入为京剧伴奏，产生了特殊的效果，在浑厚的管弦乐背景下的京胡和皮鼓声，更突出了京剧音乐特点，也是一种中西结合的发展。尤其是“打虎上山”过门中的圆号独奏，和后面京胡唱腔浑然天成，很值得欣赏。

大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流行歌曲除革命歌曲之后，又加入翻译成中文的苏联流行歌曲。各地开始建立交响曲团，演奏西方古典音乐，和中国作曲家的新作。东欧的乐团曾多次到中国表演，中国乐团也参加了许多国际表演会。中国音乐家也尝试用西方的乐器方法写作具有中国风味的音乐，比较成功的有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采纳了越剧的部分旋律。

和第三世界的国家交往也不断增加，为此成立了东方歌舞团，专门学习、演唱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各民族的民歌乐曲，在中国广受欢迎，从此发展中国家的音乐开始对中国音乐产生影响。中国民族乐队的配器、合奏方式也基本定型，产生了不少成功的民族器乐交响曲。

中国的民族音乐开始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每年春节，都会到维也纳金色大厅举行中国新年音乐会，并座无虚席。

大陆文革音乐

文化大革命是大陆历史的一个特殊阶段。在这个时期，也出现了一批文革特色的歌曲和戏曲，影响了那个时期整个一代青年。其中，一部分成为了脍炙人口的军歌，在当今解放军中广泛流传，较为著名的有胡宝善演唱的《我爱这蓝色的海洋》。

港台

五六十年代，港台延续了老上海灯红酒绿风格。随着日本经济的起飞，日本现代流行音乐开始对港台产生影响。欧阳菲菲、翁倩玉、邓丽君等港台歌手演唱了大量的日本歌曲。八十年代，新一代音乐家在港台崛起，眼界更为开阔，把欧美流行形式与中国音乐相结合，开创了港台流行音乐新局面，并对大陆产生重大影响。

在台湾的校园歌曲和邓丽君开创的演唱方式，使中国通俗音乐发展到一个高峰，具有中国音乐独特的风格和魅力，邓丽君在美国开演唱会时，吸引得许多舞台剧务美国人在后台全程欣赏，虽然他们听不懂中文唱词。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流行音乐首先从香港及台湾地区进入中国，尤其是台湾的校园歌曲和邓丽君演唱的歌曲，在大陆中国大受欢迎。曾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演出的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在中国一炮走红，这也是中国大陆第一次公开的港台歌曲演出。此后，中国的流行歌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各种风格、各种流派的音乐结合，产生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歌曲。中国的流行音乐发展迅速，成为世界流行音乐中一支不可低估的生力军。

台湾和香港的流行音乐发展非常迅速，基本和国际流行趋势同步，尤其是香港，因为香港回归的经济红利，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歌手和歌曲，不仅风靡大陆中国，而且受到日本、韩国等地歌迷的崇拜。

大陆、台湾、香港以及全球其它地区的华人流行音乐不断交流，开始出现互相融合、汇聚的趋势。因此，开始出现“全球华语流行音乐”的总体称谓。一个突出的表现：中国大陆作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之一，港台、海外各大流行音乐榜单的发布和编制越来越多地开始关注大陆市场。

值得注意的是，在流行音乐当中，有着一种民谣性质的音乐，它们的典型代表是校园民谣、都市民谣、军营民谣，这些民谣音乐在流行音乐当中亦占有一席之地，曾经都有过其辉煌的岁月，民谣淳朴的曲调，通俗的歌词同样感动了很多人。

国乐简称民族音乐、民乐，又称国乐，即中国传统音乐，也是中国主体民族汉族音乐。

汉族的戏曲曲艺是很受欢迎也较为普及的艺术之一，广大地区都有自己的地方戏曲。最具代性的是京剧。汉族戏曲音乐通常以高调的唱腔为主，并以笛、皮鼓、梆子、锣和京胡等弦乐器伴奏。其他的戏曲音乐代表有：河北梆子、豫剧、评剧、越剧、粤剧、昆曲、秦腔、黄梅戏、潮剧、高甲戏和傩戏等。在全中国共有600多种地方戏剧品种。昆曲被联合国列为世界口头文化遗产保护目录。

提到香港的摇滚乐，就不能不提BEYOND。因为中国摇滚乐最初的萌芽就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和台湾。受西方影响，香港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出现了一些地下摇滚乐队，除了BEYOND乐队，其它真正具备公众影响力的却很少。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西方现代音乐通过各种途径传入中国。音乐青年或多或少的接触到摇滚音乐，并开始组建乐队，进行模仿与创作。

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国摇滚乐坛陆续出现了如beyond、唐朝、黑豹、轮回、超载、指南针、北京1989等乐队。到了1994年，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的“中国摇滚乐势力”演唱会，成为中国摇滚史上最富激情的一幕，当时被称为魔岩三杰的窦唯、张楚和何勇，以及唐朝乐队将中国摇滚乐推向了一个顶峰。随后的中国摇滚乐呈现了非常大的分化趋势，各种乐风依次登场。如走向流行的郑钧、许巍和零点等；走低保真的朋克乐队盘古；花样倍出的苍蝇、左小祖咒和王磊；电子乐与说唱乐逐渐流行以及各种乐风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融合。老牌的乐队解散、主要成员单飞，如窦唯离开黑豹乐队后，组建过做梦乐队，又和许多乐队即兴演出合作唱片；以及新乐队出现，如新裤子、走英式路线的麦田守望者和清醒等；这之中一些流派是值得关注的，以北京的子曰（现已更名“爻释·子曰”）和东北的二手玫瑰为代表的民俗摇滚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众多唱片公司，如摩登天空、京文唱片以及娱乐公司在推出新乐手和乐队、举办演唱会中也做出了很多尝试和贡献。

中国的少数民族音乐也有着丰富多样的样式和内容，如藏族音乐、蒙古族音乐等。

藏族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他们的歌曲旋律优美辽阔、婉转动听。藏族音乐大体上可以分为佛教音乐和民间音乐。佛教音乐中最著名的是喇嘛唱的无词的歌颂曲调。

藏族民歌高亢嘹亮，听起来就有高原蓝天辽阔的气象，曲调悠扬。歌舞形式有“果谐”、“果卓”（锅庄）等。西藏的藏族歌曲也融入了其它音乐的元素。著名的藏族歌手除了才旦卓玛和主要演唱汉语歌曲的韩红外，还有容中尔甲、亚东、琼雪卓玛等大量在藏区知名度很高的歌手。

正规戏剧方面，已经挖掘整理演出了藏族传统歌剧《格萨尔王》。

蒙古族民歌分“长调民歌”和“短调民歌”。 “长调”有许多无意义的谐音字拉长唱腔，有草原空阔的风格。蒙古常用的乐器是马头琴、火不思、四胡、三弦、兴隆笙以及笛子等。蒙古器乐的特点是柔和、安静。上述最有特色的乐器是马头琴，它是一种拉弦乐器，由于琴柱上一般都雕刻一个马头装饰，所以由此命名。它的音色低沉柔美，音量不大，表现力丰富。除了为民歌与说唱伴奏外，还常用于独奏与合奏；不仅演奏旋律，而且适宜于表现马匹的奔跑与嘶叫。蒙古的器乐曲多半是民歌旋律的器乐化。

中国的宗教音乐可分为道教音乐、汉传佛教音乐、藏传佛教音乐以及其它宗教音乐。

1900年前后，北京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西洋铜管乐团。成立于1913年的教会学校金陵女子大学设有音乐系，对传播西洋音乐发挥了很大作用。1927年，上海成立了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1930年代，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西洋交响乐团。

自从引进西方音乐后，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中国人对西方音乐的掌握和消化有很大进展，从20世纪起有许多中国人在国际钢琴、小提琴、美声歌唱、歌剧演唱比赛中得奖，中国音乐家创作了大量美声歌曲和用西方乐器演奏的乐曲。

中国音乐从很早已经掌握七声音阶，但一直偏好比较和谐的五声音阶，重点在五声中发展音乐，同时将中心放在追求旋律、节奏变化，轻视和声的作用。中国音乐的发展方向和西方音乐不同，西方音乐从古希腊的五声音阶，逐渐发展到七声音阶，直到十二平均律；从单声部发展到运用和声。所以西方音乐如果说像一堵厚重的墙壁，上面轮廓如同旋律，砖石如同墙体，即使轮廓平直只要有和声也是墙，正像亨德尔的某些作品。中国音乐则不同，好像用线条画出的中国画，如果没有轮廓（旋律）则不成其为音乐，但和声是可有可无的。所以从未接触中国音乐的西方人听中国音乐“如同飘在空中的线”，而从未接触西方音乐的中国人则觉得西方音乐如同“混杂的噪声”。

1.中国音乐学院（被誉为“中国音乐家的摇篮”、“中国音乐的殿堂”）

2.中央音乐学院

3.上海音乐学院

4.四川音乐学院

5.天津音乐学院

6.星海音乐学院

7.武汉音乐学院

8.沈阳音乐学院

9.西安音乐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