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高语（又称“临高话”）是海南岛北部临高人的一种语言，属于汉藏语系侗台语族壮傣语支的一种语言，使用人数约60万，与壮语、布依语比较接近的一种语言。尽管临高人被认为是汉族人，临高话并非汉语的一种。临高语可以分成东西两种方言：西部方言，又称临城土语、临城话，主要分布在临高县、儋州市东北和澄迈县北端 。东部方言，又称琼山土语、琼山话，主要分布在海口市西郊。临高语的英语名称Ong Be。语言特点：18个声母（含一个零声母）、6个元音、44韵母、4个入声韵尾全，4声入声2调 b、 f 、m、 v 、d、 t 、n 、l 、g、 k、 h 、nh 、j 、s、 y 、ng 。

“临高话”是通行于海南岛北部的一种语言，分布于临高全县、琼山西部、海口西郊、澄迈北部和儋州东南部。据1982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操这种语言的人总共约51万人，其中临高县境内近28万人，占该县总人口的91.6%。“临高话”的操用者历来族属均为汉族，但“临高话”却并非汉语，一般认为，它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临高话”虽与汉语大相径庭，但在该语言的主要聚居地临高县内，长期以来却流行着一套汉字读书音。人们依其语音系统，可以阅读用汉字写成的报刊书籍。县内该语言的操用者，有一定文化的人可以听得懂，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也可大致明其意。解放前乃至解放后推广普通话以前，学校教育和农村宣传工作一直使用这套语音系统。五十年代“推普”工作开展之后，普通话才慢慢被引进学校，但一般只在县城内，乡镇以下的广大农村地区，这套语音系统仍很盛行。如今，不仅干部下乡进行宣传要借助于这套语音系统，就是在农村学校里，这套语音系统也仍然是必不可少的辅助工具。

临高语有17个声母，82个韵母和6个声调。声调的数目与壮侗诸语言虽然不同，但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是很整齐的。临高语的第3调与其他语言的第3调、第5调对应；第4调与其他语言的第4调、第6调对应。当然，临高人迁往海南岛之后，临高语与大陆其他侗台语言接触的机会就很少了，而与黎语和海南岛汉语的接触却增加了。结果，临高语从黎语中吸收了部分词汇，从汉语吸收的借词就更多了（早期借自中古汉语南方方言，结果形成临高语中的汉语老借词和老借词读音系统，后来吸收的则是属于闽方言的海南话）。

“哩哩美”临高话的意思为“姑娘美丽”，不是临高人一般很难听懂临高话，而学术界关于“临高学”的研究最初正是从关注临高话开始的。最早研究临高话的并不是一位中国人，而是法国人萨维那神甫。20世纪初，法国萨维那神甫来到海南，展开对临高话的调查研究，并把他的研究成果向世人公布。当时，萨维那神甫把临高话称为“贝话”，把讲临高话的人称为“Ong-Be”（“翁贝”即讲“贝话的人”）。此后，国内外多位学者开始对临高话进行深入调查研究。

据1957年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分队赴临高县调查，撰写了调查报告《海南村话和临高话调查简报》，报告中肯定了临高话“属于汉藏语系侗傣语族壮傣语支的一种语言”。

研究学者梁敏认为，“临高话”具有包括天象、地理、农业、手工业生产和日常生活等各方面在内的一套完整的词汇体系。这套词汇体系与汉语有着明显、本质上的区别，而跟侗傣语族诸语言基本相同，只在文化生活、政治组织、经济和科技等方面有数量较多的汉语借词，在语法和语音方面虽然也受到汉语的一些影响，但仍然保留着与侗傣语族诸语言主要的共同特点。

“从汉语中吸收大量汉语借词是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乃至亚洲其他一些国家语言的共同特点，例如侗傣语族、苗瑶语族诸语言、白语以及朝鲜语、越南语、日语等都吸收了大量的汉语借词，语法也多少受到汉语的影响。但它们的基本词汇和主要的语法特点却没有多大变化，因而并不产生混合语的现象。”梁敏认为，临高话既不是黎语，也不是汉语的一个方言，更不是客家方言和北方话的混合语。

学者詹慈从语言要素、语音系统、语法等方面进行比对时发现，临高话与壮语十分接近。例如，临高话和壮语都把形容词、副词置于名词或动词后，成为倒装的一种语法。汉语“我家”，临高话、壮语称为“家我”;汉语“门口”，临高话、壮语称为“口门”等等。这一语法特征，史籍中也屡有记载，如道光年间编撰的《琼州府志》曾记：临高话“虚上而实下，如鸡肉则曰肉鸡，县前曰前县”。直到今天，临高人仍称三叔为“叔三”、大哥为“哥大”等。

“临高话”是临高人极具个性的文化特质之一。临高学者陈江感叹：“临高人不论他走到哪里，走多远，只要一说临高话，大家便是一家人!临高话在临高人中无疑具有强大的凝聚力，说明了临高人具备团结向上的族群性格。”

“临高话”与壮傣语支千丝万缕的联系，让人不禁联想起海南“临高人”这一族群的起源。种种研究表明，一个民族的迁徙演变过程，总可以从它的语言及其文化民俗等方面寻找到蛛丝马迹。

据史料记载，海南岛自古以来就没有出现过老虎，而临高话中不但有“老虎”一词，而且语音跟壮语南部方言和傣语、泰语等有明显的对应关系，应属同源词。不仅如此，研究学者们还发现，临高人居住区的许多地名和语言、习惯等与海峡北面一些地区极为相似。据此，有研究学者认为，“临高人”先民定是从大陆迁往海南岛的，并且晚于黎族人。

临高人何时从何地迁入海南的?研究学界得到较多认同的说法是：讲临高话的人是在约公元前500年，继黎族人之后从广西南部和雷州半岛登陆海南岛北部的一个族群。

从语言、文化习俗等方面“临高人”迁徙路径进行考证，学者詹慈提出临高人应是百越子孙的一支，与古代骆越、俚人关系密切。詹慈在《试论海南岛临高人与骆越的关系》一文中指出百越文化的主要特征首推铜鼓。解放后，此类文物在古代两广骆越、俚人地区出土了不少，在海南临高人地区也屡有发现。其中，1964年和1972年，广东省博物馆分别在临高县皇铜岭和抱才采集了三个铜釜，其造型艺术基本相同，均为盘口、直身、平底或圜底，口沿附绹纹环形耳，并铸有人物或动物像。此外，古代临高人喜爱铜鼓之情也与古代骆越、俚人地区大体相同，苏东坡被贬海南岛时也曾赋诗纪实：“铜鼓壶芦笙，歌此迎送诗。”

在海南岛，晚于黎族人到达海南岛的临高人，占据肥美适合农耕的沿海地区，并形成自己的强势文化。但后来已接受汉化的闽南人将强势的汉文化带入海南，临高母语也在历史演变过程中日益萎缩。

村话又称琼山土语、琼山话，与临高话相近，但有别于临高话。主要分布在琼山市羊山地区和海口市西郊。翁贝一词是琼山秀英乡、长流乡一带部分人的自称。 临高语基本词汇中有一些只与黎语相同或有对应关系而与侗台语族其他语 言差别很大或难以找到对应关系的词语。这样的词主要集中在热带、海洋、山林、稻 作、棉织、习俗等方面，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浓厚的民族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