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汉语（Middle Chinese），是三国两晋南北朝、隋朝、唐朝、宋朝时期的汉语，它继承自上古汉语，后来发展为近代汉语。对于中古汉语和近代汉语（有材料称为近古汉语）的分界，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大多集中在唐宋时期的归属上。

中古汉语的研究是汉语音韵学的一个分支。由于中古时代没有录音设备，人们只能透过客观的记录而重构中古时代的汉语。现时中古汉语利用下述三种基本资料之上重新构建：

1.隋朝和唐朝，宋朝的韵书（《切韵》、《经典释文》、《广韵》）等；

2.根据韵书编成的韵图（如《韵镜》、《七音略》等）；

3.魏晋南北朝和隋唐诗人的用韵情况；

4.各个汉语方言（如官话、六南，晋语）残留的中古汉语痕迹；

5.日语、韩语和越南语的汉字读音；

6.梵汉、藏汉对音，用汉字音译梵语、藏语词的材料。

中国有四五千年文明史，汉字汉语的发端也应差不多。春秋战国时期，产生了一种类似国语的雅言——孔夫子教学的语言。雅言其实就是文言，依文读字，是一种完全来自文字的语言，和日常使用的方言是两码事。周代文字学的是殷商文字。周人在洛阳建立成周，把殷贵族知识分子集中在成周，周人就向他们学习文字，学文字的时候就按照他们的发音学。而殷人又是向夏人学习的。所以，古代的雅言就是夏言。而夏建都在洛阳，然后殷代建都也在洛阳周边。所以历代雅言标准音的基础就是在洛阳一带，这一点一直到唐、宋、元、明都是如此。因此，可以说古代的普通话是以洛阳话为标准音的。从上古、中古一直沿袭至近代官话，历时四千多年。

周以后历代也都以中原为标准，教育与办公都要求学标准音。故历代都以洛阳太学教书音为标准音，作为读书音相传授。秦始皇统一中国，提出要“书同文、车同轨”，却没有提出要“语同音”。到了西汉，虽然都城仍在咸阳，但跟随刘邦过来的来自中原地区的外来人口成了首都居民的主体，从而给关中语音带来极大的冲击和改变。东汉定都洛阳后，河洛语稳定了国语的地位。

西晋的覆亡，永嘉丧乱，天马渡江，造成了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民族迁徙，从而造成了汉族文化中心的南移。东晋定都建康(南京)，从而使河洛口音和吴侬软语被结合进新的国语里。《切韵》一书的问世，为汉语发音的标准化奠定了切实的基础，而《切韵》的基本发音标准乃是建康话，这足以证明汉文化的正宗已经转移到了南方。《切韵》是一项开拓性的工程，唐人编制的《唐韵》和宋人编制的《广韵》都只是对《切韵》的增补，并无根本变化。盛唐的首都在长安，但长安话未能取代《唐韵》读音的权威地位，后者被称为“官话”。

中古著名的《切韵》代表南北朝至隋这一段的标准音，当时颜之推等人在长安论韵，就是审定洛下和金陵所传读书音的音韵纲领，并不用长安音。唐后期李涪曾根据已变化的唐音，批评《切韵》是“吴音”，但他说“中华音切，莫过东都”，说洛阳“居天地之中，禀气特正”，仍推崇洛阳为正音。唐代也有人用长安音编韵书，但是不能流传，因为它不标准。隋初制定切韵的八个学者都是从邺下到长安作官的，但论韵时标准点只提洛下、金陵，因金陵书音本传自洛下移民，他们不提长安，还批评关中音“去声为入”，像“四”读“悉”、“泪”读“律”、“狯”读“刮”等读不标准。

北宋的国语和唐代相差无几，只是首都开封的流行口音与韵语的差别更大。宋朝建立初期，以今天的河南开封为东京，以今天的河南洛阳为西京，北宋人往往以洛阳方言作为当时的标准语音。但是，宋室南迁后，首都落在了吴语区的临安(杭州)，从而在江浙这个南方的精华之区，造就了吴语的独特地位。不过，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也强调“中原惟洛阳得天地之中。语音最正”。

蒙元帝国的建立，使北方的汉语变得十分混乱。元政府以大都(北京)话为基础，编制了《中原音韵》，借以取代原来的《广韵》，作为汉语的标准音。大都话中掺杂了许多蒙古语的特点，特别是发音，实际上是一种“蒙古式汉语”，特别是将入声分派到其他三声。在继承传统汉语音韵结构上，北方话声母结构迥异于古汉语，无入声、无浊音，导致北方话总体以高音为主，音感清轻高扬。吴、闽、粤等方言成了古汉语的孑遗，国学大师南怀谨先生认为广东话是唐代国语，闽南话是宋代国语。

《切韵》是隋朝陆法言编辑的韵书，是中古汉语语音研究的最重要的依据。

《广韵》是宋初的著作，把唐朝的几个韵书结合在一起，其主要依据是《切韵》，但《广韵》收的字条远远比《切韵》多，剩下是从其他韵书抄过来的。学界一直以为《切韵》已经失传了，直到1947年发表了敦煌出土的《刊谬补缺切韵》（唐朝王仁煦著）。

《切韵》用反切的方法来记录中古音。反切上字注声母（反切上字的声母和被切字相同），反切下字注韵母（反切下字的韵母和被切字相同）。字条按照韵类排列，一共分193个韵类，反而没有直接说明《切韵》分多少声类。

宋朝的等韵图（《韵镜》和《七音略》）用表格的方式分析《切韵》的语音系统。但是，直接用韵图的分析来理解《切韵》的体系相当困难。第一，韵图上没有说明分析《切韵》所用的方法，只介绍其结果。第二，韵图忽略了《切韵》的语音系统的一些重要的音类。

由于中古没有录音设备，而且汉字不是字母文字，不能严格记录语音，中古汉语的语音只能通过分析研究以上材料来确定。从高本汉首先把西方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应用到中古汉语开始，中外很多语言学家都提出了对中古汉语语音的构拟。由于材料本身的局限和对材料的理解不同，各家的拟音多少有些出入，但在很多重要特征上学界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

很多现代汉语的特点，在中古汉语就已经奠定了，例如一个词素就是一个音节，没有上古汉语中可能存在的辅音丛，有辨义作用的声调，等等。因此一个音节可以分析成声母、韵母和声调。声母是开头辅音，韵母必须包含一个韵腹（主元音），韵腹前面也可以有一个韵头（介音），韵腹后面可以有一个韵尾（元音或辅音）。

相传唐末沙门守温创制三十字母，来代表中古汉语的声母，后来衍生为三十六字母。通过联系反切上字得到《切韵》系统的声母，和三十字母基本上是吻合的。清末，陈澧写了《切韵考》，介绍分析《切韵》的体系的一种新方法。当时《刊谬补缺切韵》尚未见世，因此他只好用《广韵》进行研究。他运用系联法来分析反切上字，发现韵图上的三十六字母实际上忽略了《切韵》的一些声类的对立——正齿音“照、穿、床、审”各分为两类。再根据梵汉对音和方言材料，就可以拟测《切韵》时代声母的发音。

研究中古汉语韵母最基本的材料是《切韵》，其次是韵图，由于对《切韵》是否反映实际语音、是否反映一时一地的语音，韵图的等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主元音的差别、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介音的差别等基本问题的理解存在分歧，学者对中古汉语的拟音不完全一致，有时在韵母的归类上也有细微差别。普遍认为韵图中的合口字存在类似u的介音。又由于《切韵》中三等字的反切上字自成一套，和其他等不同，因此普遍认为三等字有一个类似i的介音。有些学者（如高本汉、王力）认为四等字也有介音，有些学者（如潘悟云、郑张尚方）认为二等字也有介音。

中古汉语的韵尾也没有上古汉语中可能存在的辅音丛和浊塞音，但仍然比现代普通话丰富，有-m、-n、-ng、-p、-t、-k、-i、-u8个。其中-t在一些方言中是-r，-k在一些方言中弱化为-γ

过去认为中古汉语有10个以上的元音，一些研究则认为中古汉语有6个或7个元音。分歧在于来自上古汉语相同韵部的不同等的元音是否相同。但即便认为这类元音不同的学者也承认，这类元音是非常接近的，并且常常在诗歌内通押。以下以中古汉语6个元音的系统来说明问题：

元音/a/出现在一等韵、二等韵、和三等韵当中。出现在一等韵时，/a/同一等重韵的元音/ə/（或写作/ɐ/）对立，出现在二等韵时同二等重韵的元音/e/对立，出现在三等韵时则等同于元音ə，与三等重韵的元音/e/对立。

元音/o/主要出现在模韵、虞韵、冬韵、钟韵、以及江韵当中。江韵是唯一一个以/o/为主要元音的二等韵，其他二等韵都由主元音/a/和/e/构成一对二等重韵。虞韵时常被认为有一个非常接近/u/的/o/，因为虞韵在梵汉对音、日本、朝鲜、越南的汉字音里经常念/u/而不是/o/。

元音/u/出现在流摄、东韵当中。

元音/ə/，参见元音/a/。元音/ə/同元音/a/构成一对一等重韵，也同元音/e/构成一对三等重韵。例外的地方是鱼韵，此外由庄组三等真韵发展而来的二等臻韵的主要元音也是/ə/。

元音/ɨ/，用于之韵、殷韵及蒸韵。当这个音素不成音节的时候，表示重钮三等。

元音/e/，出现在二等韵、三等韵和四等韵当中，这个一个有重纽的元音。参见元音/a/。

元音/i/，只出现在三等韵当中，有重纽。

《切韵》把汉字分成四大部分来编排，每一部分是同一个声调，分别称作平声、上声、去声和入声。其中入声就是韵尾收-p、-t、-k的字，但是其他声调由于缺乏资料，很难重构出准确的调值。

对中古汉语语音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切韵音展开的，但是即使在《切韵》产生的年代，各地的口音也是不统一的。《颜氏家训》说：“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羡，以是为舐；北人以庶为戍，以如为儒，以紫为姊，以洽为狎。”证明南北朝时期的南方和北方口音是不一样的。《切韵》所代表的语音系统，到中古后期又发生了若干变化。在声母方面，从帮、滂、并、明中产生了非（pᶠ）、敷（pᶠʰ）、奉（bᵛ）、微（ɱ），已如前述。另外日本汉音用清音p来读《切韵》的b，而用浊音b来读《切韵》的m，也隐约反映出后期中古汉语的特征。

在声调方面，原来全浊音（浊塞音、浊塞擦音和浊擦音）开头的上声字变成了去声。韩愈《讳辨》说：“汉之时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讳？将讳其嫌遂讳其姓乎？将不讳其嫌者乎？”简言之，韩愈认为“杜”（《切韵》上声）和“度”（《切韵》去声）是同音的，因为他把“杜”也读成去声了。其次是四声根据声母是清辅音还是浊辅音，各分成了两部分。日本安然《悉昙藏》说：“承和之末，正法师来，初习洛阳，中听太原，终学长安。声势大奇，四声之中，各有轻重。”

宋代官话向现代普通话演变的特点

1.入声消失。入声就是一种音节末尾的辅音，又称入声韵尾。主要有-p、-t、-k这三种入声韵尾。此一特点在如今官话区几乎完全消失，只在南方方言区有所保留。

2.g、k、h声母的颚化。很多汉字原本为g、k、h声母，但在普通话中都变为j、q、x。

3.双唇鼻韵消失。普通话有前后鼻音之分(-n、-ng)，但在古代还有第三种鼻音韵，即双唇鼻音(-m)。注意，此m不是做声母，而是韵母。例：金(gim→jin)。

4.m声母变为w声母。很多字古代是m声母，如今变为w。

中古汉语的语法材料有非常丰富的文学作品，但其中多数是按照上古汉语的经典著作的语法来写的，能直接反映当时的口语。另一方面，流传或出土的大众题材的作品，例如民歌、小说、变文、曲子词等为研究口语语法提供了材料。中古汉语语法上承上古汉语而有所变革，开了近代汉语语法的先河，如新的被动式、完善的使成式等等。

中古汉语的词汇大部分继承或派生自上古汉语，同时吸收了周边民族语言的少量词汇。

中古汉语以楷书汉字书写，也使用楷书的手写变体行书和草书。书写时竖排从上到下，换行时到左首另起一排，有时也横排从右到左书写。

中古时期的口语和书面语已经有一定的差距，书面语采用上古汉语经典作品的语法和词汇，用来创作了大量的文集、小说和史学作品。但是也有一些韵文诗词采用平实的语言创作，例如白居易的诗作就以语言平实著称。同时也存在一些贴近生活的散文如志怪小说、变文、佛典等。

诗

白居易《白氏长庆集》

曲子词

《敦煌曲子词集》

小说

干宝《搜神记》

变文及佛典

《敦煌变文集》

《祖堂集》

方言中有很多古汉语的语音留存。特别是吴、粤、闽三地方言，保存的古音更多。通过方言朗读古诗词，可以了解古代的语音面貌，更能体现出古语的语音美。

上海崇明话是保存最完好的古汉语方言之一。与普通话相比，崇明话较多保留着中古音（指唐、宋时期的语音）。崇明方言中有声母35个，韵母55个，数量比普通话多近一倍。崇明方言的声调至今依然保存古音平、上、去、入各分阴阳的8个声调，这在全国范围内也是很少见的。崇明方言保留了较多的古浊塞擦音。崇明话在声调方面保留着大量的入声字。崇明话保留了古代汉语入声的独立性，有一套完整的入声韵母，都是以喉塞音收尾，读音较短促。

江苏常州话在语音方面，仍完整地保留了古全浊声母体系，系，如“店、志、绢、富”分别读清音声母；“电、治、倦、妇”等字分别读浊音声母，所以在常州话中，店与电、志与治、绢与倦、富与妇的读音分明，不会产生混淆。常州方言和其他吴方言一样，保留古入声。国家级非遗项目常州吟诵，就是用常州方言根据诗词的韵律来吟诵的。在常州方言中仍保留了很多古汉语词语，有些古汉语词语在现时的常州人口语中使用频率还很高，如：米糁（饭粒）、坌田（翻土）、（藏）、（靠）、（折）、（凉）、（滴）、滗（泌）、沥（水自行滴干）、炀（旺）、枵（翻、掀）、（溢出）、（洗）、搛（夹）等。

浙江杭州方言是四声七调，保留了很多古汉语发音。绍兴方言更好，四声八调。举个例子，杜牧的诗歌《山行》里有一句“远上寒山石径斜”，这里的“斜”读作xia，和杭州话读音一致。再比如“借东西”的“借”，在古汉语中读作jia，和杭州话读音一致。浙江温州话完整保留宋代音韵“四声八调”、浊音和入声的特点，以及保留了古汉语“抑扬顿挫”的美妙韵律，因此，用温州话吟诵唐诗宋词，格外富有韵味。

广东话是是保留古汉语成分较多的一种语言。声调是汉语中极重要的元素，粤语的声调多而复杂。古代诗词的平仄格律是依据不同的声调而定，声调越多，就越能领会和欣赏古诗词中抑扬顿挫的音乐美感。古汉语有平、上、去、入四声，其中古代的入声字，全套都保留在粤语中。文雅古字词多。在汉语上古时期，单音节词在数量上几乎占绝对优势，在粤语中，单音节词仍占有相当分量。古汉语中，词序主谓倒装、定语后置、状语后置、宾语前置都是常见现象。定语后置是将定语放在中心词之后，粤语常见这种现象，如“人客”（客人）等。

章太炎对客家语言系统作过一番研究工作，他选取了63条客家话词语，用《说文》、《尔雅》、《方言》、《礼记》、《毛诗》、《战国策》、《老子》等古代典籍加以印证，说明客家方言的词汇与古汉语同源。客家话保留的中州音韵，历时千年，至今基本不变。客家话中保存了许多古代汉语的词汇、语音和语法，如无齿唇音、无翘舌音，单音节词比较多，保留着很多入声字的读音等。用今天客家语诵读诗经中的《国风》及一些唐宋诗词，不但顺口，而且押韵，非常和谐。究其原因，正是因为客家话保存了中原音韵之故。从《诗经》、《礼记》、《左传》等先秦典籍中找出了音、义相同或相近例子，分类列为131个条目，有力地证明了先秦、两汉古音韵在客家语中的确凿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