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话（PuTongHua）是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之一。“普通话”并不等于“北京话”。普通话的“普通”两字，是“普遍”和“共通”的意思。随着新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普通话推广工作不但在国内成绩斐然，而且做到了“墙内开花墙外香”。中华优秀语言文化承载的中国智慧越来越受到世界的高度关注，古老而又年轻的中国语言文字又一次焕发出迷人的魅力和光彩，中国人民沉淀了几千年的文化自信在新时代更加坚定。

“普通话”这个词早在清末就出现了。1902年，学者吴汝纶去日本考察，日本人曾向他建议中国应该推行国语教育来统一语言。在谈话中就曾提到“普通话”这一名称。1904年，近代女革命家秋瑾留学日本时，曾与留日学生组织了一个“演说联系会”，拟定了一份简章，在这份简章中就出现了“普通话”的名称。1906年，研究切音字的学者朱文熊在《江苏新字母》一书中把汉语分为“国文”（文言文）、“普通话”和“俗语”（方言），他不仅提出了“普通话”的名称，而且明确地给“普通话”下了定义：“各省通行之话。”后来瞿秋白等也曾提出“普通话”的说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瞿秋白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一文中提出，“文学革命的任务，决不止于创造出一些新式的诗歌小说和戏剧，它应当替中国建立现代的普通话的文腔。”“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应当是习惯上中国各地方共同使用的，现代‘人话’的，多音节的，有结尾的……”并与茅盾就普通话的实际所指展开争论。经“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大众语运动和国语运动，北京语音的地位得到确立并巩固下来。1949年新成立的北京中央政府确定现代标准汉语由国语改称普通话。

普通话是现代标准汉语的另一个称呼，各国都有自己的通用语言（官方用语、首都官话）——无论美国、俄罗斯、印度等国，都是语言方言众多而推行各国的标准用语以利于人们广泛交流。中国的国家通用语言是普通话，即汉语普通话，是中国历代官方推行的修正型的首都雅音（区别于首都胡同音）。要区别三个概念：首都雅音即首都官话，首都胡同音，修正型的首都雅音。

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前后历时八百多年。由于经济政治的集中，北京话的影响逐渐增大，地位日益重要。一方面，北京话作为官方的通用语言传播到全国各地，成为“官话”，“官话”也就逐渐成了各方言区之间共同使用的“共同语”；另一方面，以北方话为基础的白话文学作品，特别是元明以来的戏曲，也更多地接受了北京话的影响。这样，北京话就为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到了清朝末年，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汉民族共同语实际上已经形成。新中国的普通话以北方话语音为基础音，加以部分修正。

普通话是规范化的，是中国法定的全国通用语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9条规定：“国家推广使用普通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确立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定地位。

普通话的推行与方言的使用是和谐共存的关系。推广普通话并不意味着消灭方言，推广普通话既不以消灭方言为目标，也不以消灭方言为手段。我们不能把普通话和方言简单地对立起来，两者的功能和地位不同，处在不完全相同的时空之中。任何一种方言都有它的稳固性和不可替代的实用性。在民族共同语的发展时期，方言之间过去所有的那种明显的界限会逐渐淡化，方言的力量必然会削弱。

新时代，新形势，推普工作也要迈向新高度。我国是多民族、多方言的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是提高全国人民科学文化水平的一项基本语言国策，也是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举措之一。党的十八大以后，建设文化强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提出的新要求。

随着脱贫攻坚战的胜利，中国的乡村振兴进入新征程。语言文字在教育脱贫攻坚中已经发挥基础性作用，到2020年，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基本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全国普通话普及率平均达到80%。

接下来，普通话作为我国的国家通用语言，依然是语言助力乡村振兴的主体与核心，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基础支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力举措，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明代初期定都南京，南京官话被推崇，以南京官话为官方语言，金陵雅音（以《洪武正韵》为规范）以古中原雅言正统嫡传的身份被确立为中国汉语的标准音。朱棣夺取建文帝的帝位，迁都北平（改为京师，称北京），以南京人为主、从全国各地迁徙数十万贵族、富户、民众。以南京官话为主要基础影响元大都语音，经历明朝整个时代的过程，北京官话（异于北京胡同音）初步形成。

金启孮认为，从意大利来的传教士利玛窦曾用罗马拼音记录了大量的当时的北京话，这些记录尚保存着。从利的记录中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出：当时的北京话是有大量入声字并且没有zh、ch、sh等翘舌音的语言。这说明了当时的北京话不是北京话，也不是普通话，因为无论北京话还是普通话都不具备这些特征。同时也说明了北京话和普通话的历史都超不过400年，400年前的北京话是明朝的官话。

中华民国成立后，在北京召开了“中国读音统一会”制定了史称老国音的国音系统，确定了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的国音，具有入声。同期并制定了注音字母第一式。1913年，新建立的民国政府制定的老国音虽以北京音为主，但为了兼顾各地，仍具有南京官话的特征，如有入声等。当时预定为官方语言的国音是南京话和北京话的结合：区分平翘舌音、前后鼻音、尖团音，平、上、去声调按照北京话，而部分韵母、入声音调按照南京话，成为一个京音为主兼顾南北的复合普语言。1918年（中华民国七年）公布了第一套国家认可的国音“注音字母”，以“折中南北牵合古今”为原则，包括保持入声特征，主要由北京官话和南京官话混合提取创造。1919年4月21日，北洋政府成立“国语统一筹备会”。1919年9月编辑出版了《中华民国国音字典》。1920年，由于《国音字典》语音标准与北平语音标准产生的矛盾，爆发了“京国之争”。同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南京大学）英文科主任张士一发表《国语统一问题》，认为注音字母连同国音都要做根本的改造，不认同国音，主张以北平音为国音标准。1921年，中华国音留声机片及国语留声机片先后发行，确定了国音声调。中华国音留声机片由王璞在上海发音，平、上、去依北京声调，入声为北京读书音。国语留声机片是赵元任在美国发音，上海商务印书馆制作发行，平、上、去依北京声调，入声则为标准南京音。1932年5月，中华民国教育部正式公布并出版《国音常用字汇》，为确立国语的标准提供了范本，为现代汉语标准第一个系统——国语系统。1932年之后的国语广播，都采取了以《国音常用字汇》为标准的形式，各地的国语标准一致化。1949年以后的国语系统、普通话系统、华语系统，均源于这个时期的国语系统。

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以热河省承德市滦平县为普通话标准音的采集地，1955年，确定现代标准汉语名称由国语改称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写入宪法，制定标准后于1956年2月6日由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向全国推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现代标准汉语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通用语言。由于政治原因，中国大陆与台湾的称呼不同但内涵一致，均为现代标准汉语。2021年12月23日，教育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国家语委印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提升工程和推普助力乡村振兴计划实施方案》（教语用〔2021〕4号），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提升普及程度和质量，落实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四五”发展规划相关要求。

2021年6月2日，从教育部新闻发布会获悉，调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全国范围内普通话普及率达80.72%，比2000年的53.06%提高了27.66个百分点，圆满完成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确定的目标。此外，我国境内527.89万人次完成普通话水平测试。

2025年普及率目标：根据教育部等三部门印发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提升工程和推普助力乡村振兴计划实施方案》，到2025年全国范围内普通话普及率达到85%。基础较薄弱的民族地区普通话普及率在现有基础上提高6—10个百分点，接近或达到80%的基本普及目标。

截至2020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0.72%，我国将按照“聚焦重点、全面普及、巩固提高”的新时代推普方针，实现到2025年全国范围内普通话普及率达到85%的目标。

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为普通话标准音的采集地。（一些语词当地极少使用则在其它地方采音）。1953年当时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派出的语言专家，他们在为制定中国通用语言规范进行取音考察，在滦平进行了语音采集。作为全国规范，普通话需要音节口型顺畅，声调简明，易于分辨，甚至要求语速适中，气流连贯，韵味充足，适于广播、演讲和日常交流，如此才适合作为推向全国的公共用语。从后来普通话的规范来看，滦平日常的语言非常符合这些标准。滦平话音准分明，字正腔圆，语调比当时的北京话要“硬”一些，显得直接、清晰、明确，尤其是没有北京胡同音那种儿化、省字、尾音等发音习惯，易于学习推广。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召开，将汉民族共同语的正式名称定为“普通话”。

2016年10月23日《普通话最标准的地方不是北京！而是这个小县城》报道：回答一个谜题，北京专家进村采集语音为什么选择滦平县？地理上并不属于中心的滦平，为什么人人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600多年形成标准音

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做出了一个对中国影响深远的决策：迁都北京。固守长城，在长城外很大范围形成军事隔离区，实际上也是一片无人区，而滦平就处在这个无人区的最南边。

早在明朝，官方语言为南京官话，以金陵雅言为标准音，以《洪武正韵》为规范。永乐年间迁都北京，移入数十万人口，随之而来的南京官话又成为当时北京官话语音的基础。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滦平话，受北京官话影响很深，演变中也具备了自己的特点，比如直接、清晰、明确。也许这些恰好符合推广的标准吧。”从清末到民国，再经过新文化运动，影响广泛的北京官话最终成为新中国普通话的前身。

普通话语音的特点是：声母除舌尖后擦音、鼻音 、边音外，无浊音；韵母多复元音，鼻韵母有前后之分；没有声母的清浊对立，没有入声韵，尖团合流，声调较少，调式简单，另外有轻声和儿化韵。

与印欧语系相比，普通话语音有鲜明的特点：

1．音节结构简单，声音响亮。普通话中，一个音节最多只有4个音素，其中，发音响亮的元音占优势，是一般音节中不可缺少的成分。一个音节内可以连续出现几个元音（最多三个），如“坏（huài）”，而且普通话音节中没有复辅音，即没有像英语“lightning（闪电）”、俄语“Встреча（遇见）”那样几个辅音连在一起的现象。

2．音节界限分明，节律感强。汉语的音节一般都是由声母、韵母、声调三部分组成，声母在前，韵母紧随其后，再带一个贯穿整个音节的声调，便有了鲜明的音节界限。从音素分析的角度观察，辅音和元音互相间隔而有规律地出现，给人周而复始的感觉，因而极便于切分音节。

3．声调抑扬顿挫，富有表达性。普通话声调变化高低分明，高、扬、转、降区分明显，能够较强的表达一个人的情感。

现代标准汉语的发音基本沿袭了北京话的语音系统，但各地标准略有差异。对汉语而言，单音节（单字）发音可分为声母、介音（韵头）、韵腹、韵尾、声调五个要素，而韵头、韵腹、韵尾又被合成称为“韵母”；超音节（词句）发音还存在连续变调等要素。直音和反切都是古代给汉字注音的方法。至一九二六年，产生了由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等制订的“国语罗马字”，曾由当时南京的大学院于一九二八年正式公布。接着，一九三一年产生了由瞿秋白、吴玉章等制订的“拉丁化新文字”。拉丁化新文字和国语罗马字是拉丁字母式汉语拼音方案中比较完善的两个方案，大大超越了它们之前的各种方案。

事实上，有许多年轻人（非北京官话）把翘舌组的音读成龈后音：[ʃ]、[ʒ]、[t͡ʃ]、[t͡ʃʰ]。

现代标准汉语的基本元音如下：

开口呼：无介音，开头为/a/、/o/、/ə/、/e/等元音（注音符号：ㄚ、ㄛ、ㄜ、ㄝ，汉语拼音：a、o、e、ê）。

近代汉语根据介音把韵母分为四类，称为四呼，即现代标准汉语的韵母可由上表中七个元音（/a/、/o/、/ə/、/e/、/i/、/u/、/y/）与两个鼻音韵尾（/n/、/ŋ/）组合而成。其中，只有一个元音或者一个元音带一个鼻辅音的情况，该元音称之为韵腹，所带的鼻辅音称为韵尾。两个元音构成的韵母，则是开口度较大的为韵腹，韵腹前的元音称为韵头或者介音，韵腹后的元音称为韵尾。三个元音或者两个元音带一个鼻辅音，则中间的元音是韵腹，第一个元音是韵头，韵腹后的元音或鼻辅音为韵尾。

· 齐齿呼：以/i/作为开头介音（注音符号：ㄧ，汉语拼音：i）。

· 合口呼：以/u/作为开头介音（注音符号：ㄨ，汉语拼音：u）。

· 撮口呼：以/y/作为开头介音（注音符号：ㄩ，汉语拼音：ü）。

现代标准汉语使用到的韵母组合表列如下：

注释：

1. “知、蚩、诗、日、资、雌、思”等字的韵母称为“空韵”。注音符号以单独的ㄓ、ㄔ、ㄕ、ㄖ、ㄗ、ㄘ、ㄙ表示发音，而汉语拼音则统一用i标示。

2. 现代标准汉语有儿化韵，注音符号会将“儿”字独立标音为ㄦ；汉语拼音候写成r且与前一字组成一个音节。

3. 汉语拼音将注音的ㄧㄡ、ㄨㄟ、ㄨㄣ等韵母写成iu、ui、un，其实际上为iou、uei、uen的缩写；例如：牛niú、归guī、论lùn。（其他缩写及改写规则请参考汉语拼音条目）

4. ㄧㄞ（崖）、ㄧㄛ（唷）韵字少；中国大陆将ㄧㄞ并入ㄧㄚ ia 而不用，台湾仍继续使用，教育部国语字典。

5. ㄜ（e）韵母在一些地方（如北京）通常读作双元音[ɯ̯ʌ]。

现代标准汉语中，因此除轻声外共有四个声调：

现代标准汉语在读词句时，字的发音会有一定的变化，例如变调、轻声、儿化。

现代标准汉语发音时，字和字连起来发生字调与单字音调不同的现象，叫做变调。变调一般出现在下列情况：

上声的变调

如果上声字后面接着非上声字，亦即阴平、阳平、去声和轻声前，且该上声字不处于句末、不处于被强调状态时，常读作半上声21。

当两个上声字连读时，第一个字的声调变得接近阳平。许多人将其与阳平35合并。

例如“老鼠”，两字音调都是上声，但发音若阳平、上声，和“牢鼠”的读法相近而不相同。

当三个上声字连续时，则比较复杂，要分析具体情况。

当词语首二字是双音节，而第三字是单音节时，首二字都变调。如“保管好”，发音若阳平、阳平、上声。

当词语首字是单音节，而尾二字是双音节时，首字变成21，第二字变如阳平。如“总保管”发音若半上声、阳平、上声。

“一”和“不”的变调在去声音节之前，“一”读阳平声，如“一定”。

在非去声音节之前，“一”读去声，如“一天”、“一年”、“一起”。

在词语之间，“一”读轻声。但表示序数时或其他情况下，“一”都读原本的阴平声。

“不”只有在去声音节前才变调为阳平声，如“握不握得住？”“不”即为阳平声。在词语之间，“不”读轻声。

“七”和“八”的变调现代标准汉语中，“七”和“八”在去声字之前需要变为阳平。例如，“七月”、“八拜”等词。但随着时代发展，年轻一代变调的人数越来越少。中国大陆2005年出版的第五版《现代汉语词典》中已经删去了“七”和“八”变调的内容。但部分讲解现代汉语的书籍有所保留。基于年轻人几乎很少会在去声字前读为阳平。读为阳平普遍被认为东北土话的象征。轻声现代标准汉语发音时，某些字音失去了其原有的声调，而变得轻而短促的现象，叫做轻声。

口腔运动操

增强口腔吐字，咬字器官唇、齿、舌、腭、颊的力度和控制口腔运动操。

（一）面部按摩，即用双手顺序延眼睛四周，额头，两鬓，双耳，口腔四周进行按摩→面部生热精神放松，鼻腔通道通畅，口腔肌肉松弛自如的目的。

（二）开口练习：身体端坐，两目平视，用右手轻抵下颌，做开口练习，做时感觉像打哈欠一样，切忌用力往下开口，要感觉颈部的后拽力量，目的发好a，o单韵母。

（三）撮口练习，做单韵母i，u，ǖ的连续发音动作但不出声，注意力量主要用在ǖ上，作此训练可增强口腔的力度和控制使用。

（四）舌头练习，即通过舌头往外伸，向里卷，左顶，右顶及沿门齿外周的转动训练吐字器官舌头的顶，卷，弹，吐的力量及灵活性。

难点音（二）

zh舌尖后不送气清塞擦音，发音时气带不颤动，舌尖翘起来顶住硬腭，堵住气流通道，然后舌头在原来的地方往前慢慢一移，路出一道窄缝，气流从这道窄缝中挤出来。

ch送气，当舌头离开硬腭时，有显著气流跟随着。

sh舌尖后清擦音，发音时声带不颤动，舌尖向前硬腭翘起时，不和硬腭接紧，留着一条缝气流从缝间挤出来。

r是舌尖后浊擦音，发的时候声带颤动。

z舌尖前不送气清塞擦音，声带不颤动把舌尖放在下齿背的上端，用舌面的最前端抵住上齿背，闭住气流通路，然后舌面的前端缓缓离开上齿背，现出一道空隙，气流从空陷中出来。

c送气

s舌面前端接近上齿背。

难点音练习

n：哪、奴、奶、闹、能、您

l拉、铃、来、列、搂、罗

f发、房、奋、佛、风、法

h海、欢、好、画、还、坏

j江、机、家、街、景、金

q青、球、取、前、恰

x先、西、香、新、凶、修

zh赵、中、朱、专、庄、追

ch产、吵、车、陈、冲、出

sh沙、蛇、筛、省、双、书

z栽、怎、增、宗、资

c猜、擦、参、仓、策

s撒、三、桑、松、思

难点音（三）

an（uan）发a（舌面前、低、不圆唇 ）后，抬高舌位前伸，舌尖顶住上牙龈，软腭下垂，让气流从鼻子里出来。一定注意把舌头放在上牙龈的位置不要松动和后缩。

比较n作声母时，舌尖和上齿龈马上就分开。

in i→抬高舌位，舌尖抵住上齿龈不要松动。n→in

en e→～→en

ang 先发a→舌根后缩→让气流从鼻腔出来。

an，ang比较：

① —n舌尖抵住上齿龈，—ng舌根尽力后缩

② —n上下门齿相对，口形较闭，发—ng门齿较远口形较开。

难点音（四）

ong “u”→“ng”→ong

iong “i”→“u”→ “ng”→iong

难点音（五）

开口呼ai，ei，ao，ou

口腔又达到小，从开到闭，感到声音往向送前长后短，前强后弱，前紧后松。

齐齿呼ia，ie，iao，iou

发音先定好口型，舌位，上齿要适当用力，展辅两个嘴角，咬住i的音位，在逐渐打开口腔，放低舌位到主要元音a，o前短后长，前弱后强。

合口呼ua，uo，uai，uei

发音先定好u的口型，双唇收敛，小圆唇，满口用力，然后向主要元音过渡，收住尾音。

声调

声调就是汉语每个音节用于声音的高低，升降，曲直而产生的差别，这种不同的调子，就叫声调。普通话的声调分四类。它起纯正字音，区别词义的作用。

第一声 起音高平莫低昂，气势平匀不紧张

第二声 从中起音向上扬，用气若起逐渐强

第三声 上声现降转上挑，降时气稳扬时强

第四声 高起直送向低唱，强到弱时要通畅

据记载当时均持中原雅音，直至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之所需，这也表示在很早以前人们都已经有了“雅音入市”共同的心愿。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自此，洛邑的语言就成为了整个东周时期雅言的基础。孔子在鲁国讲学，他的三千弟子来自四面八方，孔子正是用雅言来讲学的。《论语·述而第七》中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秦朝具体用什么语言无法考证。汉代国语为“洛语”，洛语承袭先秦时代的雅言。汉朝的汉语标准语称“正音”、“雅言”，也称“通语”。

西晋承袭汉代，以洛语为国语，称为“雅言”，也称“通语”。永嘉之乱，洛京倾覆，东晋迁都建康，定语言以“中原雅言”为正，洛语与中古吴语结合形成金陵雅音，为南朝沿袭。

最早能够找到的官方推广共同语政策在隋代。隋朝统一中国，定都长安。由于南北朝时中国北方地区长期被胡人异族窃据，汉族习俗文化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开隋后一心想恢复汉族礼乐的隋文帝做了很多恢复汉族文化的举措，其中包括命陆法言等编著《切韵》，审定比较经典、纯正的汉语。隋朝统一中国，编《切韵》，以金陵雅音和洛阳雅音为基础正音，南北朝官音融合形成长安官音（秦音）。唐承隋制。隋、唐国语为“汉音”，或“秦音”。隋唐都长安，并以洛阳为东都，此时中原及关中汉音在与各民族交融后已有所演变。

唐代在《切韵》的基础上，制定《唐韵》作为唐朝标准音，规定官员和科举考试必须使用唐韵。　　——参见罗常培《汉语音韵学导论》之附录《唐诗拟音举例》，中华书局，1956。

宋代在《唐韵》的基础上，制定《广韵》。而在北宋亡国后，南宋时代的刘渊又基于《广韵》著《平水韵》。

中原汉人说古汉语。自宋以后，受蒙、满族入主中原的影响，古汉语声调发生很大变化，主要是入声被转化为平声（阴平、阳平），五声古汉语变成为四声现代汉语（普通话）。

在元代定都在大都（今北京）。元代朝廷规定学校教学要使用以汉语为域内共通语的标准，称为天下通语。元朝汉语语音的标准仍然是唐宋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原汴洛音，可以由元初周德清所编《中原音韵》得到了许多验证。元代盛行杂剧和散曲，这是两种接近口头语言的新的文学形式。著名的杂剧作家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都是大都人，他们的作品《窦娥冤》、《汉宫秋》、《西厢记》等反映出当时的语言面貌。学者透过如《元典章》、《经典大典》等不同类型的元代文献所反映出当时普遍流行的用法，交流的有效语言，仍然是一般中原的汉语结构，而非大都的语法。推测与中原人口众多、元代维持时间太短有关。另外，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是根据元杂剧的用韵编写的，书中归纳的语音（声母、韵母、声调）系统已经相当接近今天的北京话，因此，成为近代普通话形成的原始基础。

清朝定都北京，南京官话仍然是清初官场和知识分子阶层的主流官话。然而从明至清代定都北京的关系，南京官话的腔调逐渐染上以北京语音和北方话的腔调，经过时间生成了北方官话，通行的范围也逐渐扩大，1728年清设正音馆，在各级书院推广正音教学。确立以北京官话为国语正音，北京官话的地位迅速抬升。到清中叶后，北京官话的影响逐渐超过南京官话，最终1909年以北京话为基础确立国语标准音，并且继承到民国，北洋政府时期成为民族共同语。到了19世纪末也就是清朝末年，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受到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特别受到日本的影响。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后大力推广日本语的共同语，中国深受刺激。19世纪末中国的文化生活发生很大变化，国语这个名词得到传播。

1892年，为解决汉字无法拼读的困难，厦门人卢戆章出版切音字专著《一目了然初阶》，创制了第一套汉语拼音字母方案。在该书的序言中，他第一次提出了“语言统一”的口号，主张以南京官话为汉语标准音。但是，由于卢戆章的汉语拼音字母方案专注于厦门方言，未能成为影响全国的拼音方案，因此，他提出的以南京官话为汉语标准音的主张也未能产生太大的影响。与此相反，凭借汉字式拼音方案而蜚声海内的河北人王照则提出反对意见，主张以北京话为汉语标准音。

与南京官话保留了中原古音不同，王照提倡的北京官话受北方游牧民族特别是满族的影响很大。满洲入关以后，满语完全不能适应新的生活需要，不得不学习和借鉴汉语。但是，满族人不能区分尖团音，也不会发入声，因此，满洲贵族所说的北京官话是满族化了的汉语，也被戏称为“五音不全”的汉话。

1909年清政府把官话称为国语。1911年清朝学部通过《统一国语办法案》，以京音为准的官话为国语，取代原来明代官话《洪武正韵》的地位，并加大力度推广。

辛亥革命之后，为了发展中国的经济、文化，在中国也开始推广国语。“国语”这个词在民国时期得到当时政府的承认，成为民族共同语的一个正式称呼。　由于“老国音”基本上是以北京话为标准音，因此，语言学家们主张用京音代替“老国音”。

1918年，教育部才正式公布了“国音”字母，1919年出版了吴稚晖编写的《国音字典》，1920年国音字母发声唱片灌注成功。至此，“老国音”才正式在全国推广。1920年，国语推行不到两年，就爆发一场当时名之为“京国之争”(指京音和国音)的大辩论。问题的起因就在于国语标准音。支持国音和支持京音的分成两派。

1920年11 月，黎锦熙约同吴稚晖、陆衣言、范祥善等，与张士一、顾实、周铭三、陆殿扬等大会于南京，讨论国音问题。由于京音派坚持根本改造的主张，结果是不欢而散。“老国音”的推广恰逢五四运动，此时全国舆论都倾向于全面西化，一大批留学欧美的青年学生也参与到了汉语改革的讨论中来。

随着文学革命的爆发，留学生中“废除汉字”的言论也随之兴起。1918年钱玄同发表《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号召“废孔学不可不废汉文”，提出以国语罗马字代替汉字的主张。随后，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胡适也著文支持钱玄同。紧随其后，一大批留过洋的知识分子，诸如蔡元培、黎锦熙、赵元任、林语堂、周辨明、许锡五等人，纷纷发表汉字拉丁化的文章，提出罗马字拼音的方案，掀起了“国语罗马字运动”的浪潮。

所谓国语罗马字，就是用26个拉丁字母表示汉语的声、韵、调。但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老国音”的比较复杂的语音成分就成了它的最大障碍。因此，主张国语罗马字的学者，要求简化语音，以比较简单的北京音为标准，修改国音，去掉“老国音”的尖音和入声等语音成分。

在国语罗马字运动的推动下，“京国之争”很快呈现一边倒的趋势。1924年国语统一筹备会讨论《国音字典》的增修问题时，吴稚晖放弃了维护“老国音”的主张，代表国语统一筹备会“决定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凡字音概以北京普通读法为标准”。1932年，教育部公布《国音常用字汇》正式确定“新国音”为标准读音。

“新国音”确立后，南京国民政府借助学校教育和电影、广播等手段，大力推行国语统一运动，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然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沦陷区的国语统一工作陷入停顿。抗战结束后，紧接着又是三年国共内战。因而，直到中国国民党败退台湾，政府在全国统一国语的目标仍远未实现。

1949年主持教材工作的叶圣陶力主将小学“国语”科改称“语文”。1950年《小学语文课程暂行标准（草案）》规定：“所谓语文，应是以北京音系为标准的普通话和照普通话写出的语体文。”“讲解用的语言，仍用以北京音系为标准的普通话，不用方言土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初稿）》和《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再次强调：“教给儿童的语言必须是规范化的汉民族的共同语言。这种语言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推广普通话是小学语文科的一项重要任务。”“第一是词的声音。这首先要求依照普通话的语音进行教学；在方言区域须特别注意正音工作。”在1955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期间，将汉民族共同语的正式名称正式定为“普通话”，并同时确定了它的定义，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

1955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的社论，文中提到：“新中国的共同语，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1955年11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出了《关于在军队中推行汉字简化、推广普通话和实现语言规范化的通知》。1955年11月17日，教育部发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在中小学和各级师范学校大力推广普通话的指示》。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并补充了对普通话的定义：“以北京语音为基础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个定义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明确规定了普通话的标准。“普通话”一词开始以明确的内涵被广泛应用。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普通话标准音的采集地。“普通话”中的“普通”二字有“普遍”和“共通”的含义。

1982年，吕叔湘在人民日报上呼吁推广普通话，提出“所有学校都应该是推广普通话的阵地”、“中学是推广普通话的重点”。

1990年国家语委明确以广东、福建两省和上海市作为南方方言区推广普通话的重点地区。

1991年第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也明确提出要“大力推广普通话”。1991年派出专门的调查组深入广东、福建的一些地区做了较为深入的调查研究，就两省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提出建议。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施行，确立了普通话“国家通用语言”的法定地位，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通过汉语文课程教授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广播电台、电视台以普通话为基本的播音用语”。

2014年9月21日由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与河北省政府共同举办的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重点活动在河北省滦平县举行。2014年是国务院确定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17周年。李卫红说：“17年来，国民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显著增强，目前全国有70%以上的人口具备普通话应用能力，95%以上的识字人口使用规范汉字，中华民族几千年书同字、语同音的梦想正在逐步成为现实。”普通话是以北京话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与会专家认为，推广普通话不是要人为地消灭方言，而是为了消除不同方言的隔阂，以利于社会交际。

2020年9月14日，以“同讲普通话，携手进小康”为主题的第二十三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开幕，开幕式以线上方式在北京、乌鲁木齐、和田同步举行，推广普通话宣传周为9月14日至20日。目前，全国范围内普通话普及率为80.72%，“三区三州”普通话普及率为61.56%。

中国地域广阔方言众多。由于不同方言在沟通上存在一定的障碍，不利于各地经济文化的沟通交流，因此存在“区域文化岛”的现象，这些“区域文化岛”保留了不同地区的先进文化和民间智慧的精华，但是由于语言障碍无法很好的交流和互相取补，因此，需要有一种共同语来消除“区域文化岛”，将中国广袤土地上所有的智慧黏合起来。不过推广一门语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宜操之过急，要恰当处理好地方语言的发展和普通话推广之间的协调性。推广普通话的目标不是要消灭地方语言，而是要消除沟通障碍，但是在推广当中的确出现了消灭方言的现象（例如南宁的平话与白话），所以在推广的时候要把握好力度，明白过犹不及的道理。因为语言多样性一直是中华文明的宝贵文化积淀之一，就和生物圈中的生物多样性一样，因为多样性，这个世界才能多姿多彩，因为多样性，生物圈才能维持平衡，保证物质流动和能量传递能够正常的进展下去。语言也是一样的道理，因为语言多样性，才彰显了中华文化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和源远流长的历史积淀，因为多样性，才不会所有的人都用一种同样的思维去看待问题，思考问题。北京话、大陆普通话、新加坡华语、马来西亚华语等在语音、词汇等方面有少许差异。要注意的是北京话并不属于一种标准语，因为它是未经整理和标准化的北京城区方言。以上的几种标准语都是以北京话这种方言为基础来进行标准化的产物。

早在1958年，周恩来总理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报告中就阐明：“我们推广普通话，是为了消除方言之间的隔阂，而不是禁止和消灭方言。推广普通话是不是要禁止或者消灭方言？自然不是的。方言是会长期存在的。方言不能用行政命令来禁止，也不能用人为的办法来消灭。推广普通话，要区别老年和青年，要区别全国性活动和地方性活动，要区别今天和明天，不能一概而论。相反地，只会说普通话的人，也要学点各地方言，才能深入各个方言区的劳动群众。”

语音方面，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基准，而不是“以京音为主、也兼顾其他方音”，语音标准是就整体而言，并非北京话每个音都是规范和标准。普通话和华语这两大大系统内部还存在“标准口音”和“非标准口音”的区别。从这个角度上说，汉语标准语构成了汉语的一种大类“方言”。即使是标准，三地也有区别，如“消息”一词。中国内地“息”读轻声，中国台湾读二声，新马同中国台湾（如同“休息”的“息”字读音，音同“席”）。华语的情况则有些不同。学习普通话及口音的有无与出身地域与教育程度有相当关系。不标准的普通话古称“蓝青官话”，蓝青即是暗指发音夹杂方言口音。标准口音和非标准口音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以普通话为例：最严格定义的“标准口音”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发音。如果按照这个标准，中国绝大多数汉语使用者，包括许多播音员，其普通话都是带有口音的。但事实上，许多人普通话的发音方式和口音用词上偶尔违反了“中国国家语言文字标准”。明显受方言或其它语言影响的普通话，一般都会视为带有口音。例如，声调系统与普通话声调系统差异过大，或有过多的字发音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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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两岸在某些习惯用语上，经过长时间的隔绝，也有某些程度的差异。这些差异中，有些是因为台湾调普通话保留了1949年以前在中国内地所使用的一些语汇，而这些语汇在中国内地则由于种种因素而不再使用，或者是比较少使用。比如说，“里长”，相等于中国内地的“村长”，在中国台湾，里和村为相同等级的行政区域，而大陆没有这种行政区域。以下括号内均为大陆替代用词）、“邮差”（邮递员）、“车夫”（中国台湾与中国港澳地区只会对非机动的陆上运载工具的驾驶员才称车夫，已成为旧时代语汇，如今使用或含贬义）、“佣人”、“级任教师”（班主任）、“学艺股长”（学习委员）等，这些词语都是1949年以前的常用词，也继续在台湾腔普通话中经常使用。但是，中国内地则是使用反映新社会关系的一些词语来替代它们。 “先生”、“小姐”、“太太”、“老板”、“男士”、“女士”等1949年以前的常用称谓词语，中国内地在1979年改革开放以前，一般也不常使用。台湾腔普通话与内地普通话的词汇相比，台湾腔普通话的词汇除了融入部分日语、福佬话或客家词语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保留较多的古语词，如“定谳”。台湾腔普通话词汇另一个特点是，保留一些1949年前使用的词语继续指称某一群体的人。由于，国民党败退中国台湾地区后，在各地成立许多眷村，各省或帮派间词汇亦有少部份成为台湾普通话的词源，例如条子（警察）、马子（女性，女友）。

同时一些1949年前的旧称呼重新出现。现今的大陆网络事件也造就许多新词汇，如“欺实马”，“草”，“羊叫兽”等名词。此外，两岸对新名词的不同译名也是词汇差异的一大来源，特别是在于新出现的科技等词汇上。港台多称“原子笔”，在中国内地多称“圆珠笔”。同样使用简化字的中国内地和新加坡等地，也存在一些用词习惯的不同。繁体中文的文献如果仅在文字上转换为简化字形式，根据规范的要求，通常还不算作简体中文。。

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出现三次，每次都审定、统一了一批字的读音。1956年粗定1956年以前，全国人民的口音都相当随意，甚至连四声调都不是全国通用，在南方很多地方还保留着古老的“入声”，很多常用字的读音语调也五花八门。1956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阐明了普通话的定义，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明确规定了普通话的标准。也是在那时候开始，“普通话审音委员会”第一次正式成立，开始主持审定那些有争议的字词读音。1963年细定“普通话审音委员会”从1956-1963年历经7年，到1963年搞定了所有有争议的字词读音、词汇和语法，编制了第一版《普通话异读词审音总表初稿》。从那以后，人们说的普通话有了一个统一的规范。例如，在《普通话审音总表》发布之前，“车”这个字在很多成语里面都读[jū]，比如“安步当车”，象棋里面的“车”读[jū]。但是说“汽车”“火车”的时候又要读[chē]。本着不给大家添麻烦的原则，它统一读成[chē]了。例子，癌症的癌字，当时的北京人固然是读作[ái]，但是上海人、广东人却读作[yán]，“嵒”是“岩”的繁体，不同地方读[yán]或[ái]。癌症炎症如果都读[yán]，容易混淆，所以规定读[ái]。1985年补定1982—1985年普通话审音委员会编成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字音变化在1985版里面有很多，例如，让“细胞”的“胞”字不再读[pāo]，而是改为读[bāo]之外，比较常见的还有“歼灭”的“歼”字，从那以后也不再读[qiān]，而是改为读[jiān]。不过这一改动似乎对军人们来说并不太深入人心，因为很多人还是秉承着认字读半边的精神继续读[qiān]。甚至在央视的军事节目中，还有专家对着镜头把歼击机读作“千击机”。比如说“卓越”不读[zhuō]，而读[zhuó]；“咆哮”不读“哮[xiāo]”，读“哮[xiào]”了；“驯服”不读“[xún]服”，读“[xùn]服”了。变的原因也很简单：现实中大多数人怎么读，就改成怎么读。2016年修订2011-2016年普通话审音委员会编成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修订稿）》，总体原则就是“尽量简单易懂，不给群众找麻烦”，按照民间调查，采用大家使用最多的！例如，安徽省有座文化名城叫“六安”，这“六”从古到今都要读作[lù]，在最新版的审音表中，“六”统读为[liù]了。“说服”以前一些人读[shuìfú]，现在统读为[shuō fú]。古诗“远上寒山石径斜”，最后一个字不再读[xiá]那个古音了，统读[xié]。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1950年8月，国家出版总署组建新华辞书社，着手编写《新华字典》，由钱玄同的学生、北大中文系主任魏建功主编。1953年出版的《新华字典》的注音体系和《国音字典》是一致的，在文白异读上，较《国音字典》来说更注重口语音。1956年2月6日，国务院成立了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国务院指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开始编纂《现代汉语词典》，1978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现代汉语词典》和《新华字典》，是继三十年代《国语字典》之后最权威的现代汉语工具书。1956年普通话审音委员会成立，历经八年编成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初稿》及“续编”、“三编”，1963年合并为《普通话异读词审音总表初稿》，奠定了普通话语音规范的基础。1982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重新组织成立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开展了第二次普通话审音工作，以《总表初稿》为基础，形成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此表1985年12月由国家语委、国家教委、广播电视部联合发布，是普通话语音的现行国家标准，是普通话推广普及的基础依据。2011年10月28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组建新一届普通话审音委员会成立。

词汇方面。“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是普通话在词汇方面的要求，就是普通话一般以北方方言中比较通行的词汇为标准。因为北方方言分布在华北、东北、西南、西北等地区，与其他方言相比，分布区域最广，使用人口最多。这样，普通话以大多数人惯用的北方话词汇为基础，就很容易普及了。“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并非意味着普通话词汇就是北方话词汇，普通话词汇中不包括北方话当中的土语，如“老爷们”“老姑娘”“堂客”等，这很难使其他方言区的人理解，因而不能作为普通话词汇来推广。另外，普通话也吸收了其他方言中影响力大、富有表现力的词汇，如“排档”“垃圾”等。

2022年11月，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中小学生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标准及测试大纲》（试行）。该规范将于2022年12月15日起实施。

语法方面“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是普通话在语法方面的要求。白话文是北方话的书面形式，是在口语基础上经过提炼加工而形成的文学语言，由于典范的现代白话文严谨、经得起推敲，能对口语起指导作用，并能使普通话的语法规则相对曲定下来，因此白话文的语法规则就成了普通话的语法规范。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82年，“推广普通话”更是被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98年，经过国务院批准，每年9月的第三周，被确定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2000年，我国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首次以立法的形式，确定普通话为国家的通用语言。

从''推普”工作的历史脉络可以清楚地看出，推行国家通用的语言文字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大力推广、积极普及普通话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概括：除隔阂，助交流，利统一，促发展。

截止2000年9月14日，全国范围内普通话普及率为80.72%，‘三区三州’普通话普及率为61.56%。

经国务院批准，自1998年起，每年9月第三周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

历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时间主题宣传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