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正韵》是明太祖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乐韶凤、宋濂等人奉诏编成的一部官方韵书，共16卷。

明太祖朱元璋“亲阅韵书，见其比类失伦，声音乖舛”，遂提议修纂新的朝廷官方韵书，而”韵学起于江左，殊失正音“，且自宋代礼部韵略以来，朝廷官方已百年未编纂韵书，客观上编纂新官韵也势在必行。

《洪武正韵》的编纂原则是朱元璋御定的“一经中原雅音为定”。在洪武八年，新韵书编成，计十六卷，七十六韵，赐名《洪武正韵》。然而，朱元璋对新编成的韵书却甚为不满，“翻阅观览，经其中尚有未谐者”，于是下令重新整理，并任命了一批新的学者校正裁定。

朱元璋对新韵书不满的原因，历史并没有记载，但一定是因为与他期望的“正音”相差甚远。洪武十二年，再编而成的八十韵本的《洪武正韵》正式完工，仍分十六卷。

但朱元璋对该韵书仍然不满，洪武二十三年，《洪武正韵》颁行已久，朱元璋觉得字义音切还有许多不得当的地方，命词臣再次校正，但似乎不了了之了。最后朱元璋把孙吾与所纂的《韵会定正》更名《洪武通韵》，命令刊行，取代了《洪武正韵》的使用。

在翰林侍讲学士乐韶凤等人所编的初版《洪武正韵》刊行时，离元末周德清编《中原音韵》仅隔51年，音韵应该无甚差别。可《洪武正韵》是朱元璋定都南京后，以南京语音为蓝本命令编著的，所以《洪武正韵》音系不仅有异于《中原音韵》，反而与具有“清浊上去入声”之分的“沈韵”、“等韵”相符。而且平声不分阴阳，又设立10 个入声韵部，有31个声母，并保留全浊音。

人之生也则有声，声出而七音具焉。所谓七音者，牙舌唇齿喉、及舌齿各半是也。智者察知之，分其清浊之伦，定为角征宫商羽，以至于半商半征，而天下之音尽在是矣。然则音者，其韵书之权舆乎？夫单出为声、成文为音，音则自然恊和，不假勉强而后成。虞廷之赓歌、康衢之民谣，姑未暇论。至如国风雅颂四诗，以位言之，则上自王公、下逮小夫贱隶，莫不有作；以人言之，其所居有南北东西之殊，故所发有剽疾重迟之异。四方之音，万有不同。孔子删诗，皆堪被之；弦歌者，取其音之恊也，音之恊，其自然之谓乎？不特此也。

楚汉以来，离骚之辞、郊祀安世之歌，以及于魏晋诸作，曷尝拘于一律？亦不过协比其音而己。自梁之沈约拘以四声八病，始分为平上去入，号曰类谱，大抵多吴音也。及唐以诗赋设科，益严声律之禁，因礼部之掌贡举，易名曰《礼部韵略》，遂至毫发弗敢违背。虽中经二三，大儒且谓承袭之乆，不欲变更。纵有患其不通者，以不出于朝廷，学者亦未能尽信。唯武夷吴棫患之尤深，乃稽易诗书而下达于近世，凡五十家，以为补韵。新安朱子据其说以协三百篇之音，识者虽或信之，而韵之行世者犹自若也。呜呼！音韵之备，莫逾于四诗。诗乃孔子所删，舍孔子，弗之从，而唯区区沈约之是信，不几于大惑欤？恭惟皇上稽古右文，万几之暇，亲阅韵书，见其比类失伦，声音乖舛，召词臣谕之曰：“韵学起于江左，殊失正音，有独用当并为通用者，如东冬清青之属，亦有一韵；当析为二韵者，如虞模麻遮之属。若斯之类不可枚举。卿等当广询通音韵者，重刋定之。”

于是翰林侍讲学士臣乐韶凤、臣宋濂待制、臣王僎脩撰、臣李叔允编脩、臣朱右、臣赵埙、臣朱廉典簿、臣瞿庄、臣邹孟达典簿、臣孙蕡、臣答禄与权，钦遵明诏，研精覃思，壹以中原雅音为定，复恐拘于方言，无以达于上下，质正于左。御史大夫臣汪广洋、右御史大夫臣陈宁、御史中丞臣刘基、湖广行省参知政事臣陶凯，凡六誊藁，始克成编，其音谐韵协者并入之，否则析之义同；字同而两见者，合之旧；避宋讳而不收者，补之注释。则一依毛晃父子之旧，勒成一十六卷，计七十六韵，共若干万言，书奏赐名曰《洪武正韵》，敕臣濂为之序。

臣濂窃惟司马光有云：“备万物之体用者，莫过于字；包众字之形声者，莫过于韵。”所谓三才之道、性命道德之奥、礼乐刑政之原，皆有系于此，诚不可不慎也。古者之音，唯取谐协，故无不相通。江左制韵之初，但知纵有四声而不知衡有七音，故经纬不交而失立韵之原，往往拘碍，不相为用。宋之有司，虽尝通并，仅稍异于类谱，君子患之。当今圣人在上，车同轨而书同文，凡礼乐文物，咸遵往圣，赫然上继唐虞之治。至于韵书，亦入宸虑，下诏词臣随音刋正，以洗千古之陋习。

猗欤盛哉！虽然旋宫以七音为均，均言韵也，有能推十二律，以合八十四调，旋转相交，而大乐之和，亦在是矣。所可愧者，臣濂等才识闇劣，无以上承德意，受命震惕，罔知攸措，谨拜手稽首，序于篇端，于以见圣朝文治大兴而音韵之学悉复于古云。

洪武八年三月十八日，翰林侍讲学士、中顺大夫知诰同修。

国史兼太子赞善大夫臣宋濂谨序。

由于语音演变的原因中国北方汉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元代所编的《蒙古字韵》仅存15韵，距离唐宋的206音韵体系甚远。

明太祖继位第二年，以唐宋制度作为模范，恢复了科举制度，并立了儒学。《明史·乐韶凤传》：“八年，帝以旧韵出江左，多失正，命与廷臣参考中原雅音正之，书成，名《洪武正韵》”。

由此，在这种复古的情况下，《洪武正韵》不得不呈现着守旧的成分。

乐韶凤等人参考《礼部韵略》、《切韵指掌图》等书，延续了唐宋传统的正字、正音和反切传统，并根据中原雅音，对旧韵的韵部进行了大胆改革，“盖因宋景佑间丁度与司马光诸儒作集韵，始以平声上下定为卷目，今不从，唯以四声为正……平声今通作二十二韵……上声今作二十二韵……去声今作二十二韵……入声今作一十韵，盖旧韵以同一音者妄加分析，愈见繁碎，今并草之作七十六韵，庶从简易也”。

这76韵分别是：

据《明史》和《洪武正韵·序》记载：“自梁之沈约拘于四声八病，始分为平上去入，号曰类音，大抵多吴音也。及唐以诗赋设科，益严声律之禁，因礼部之掌贡举，易名曰《礼部韵略》，遂至毫发弗敢违背。……韵学起于江左，殊失正音，有独用当并为通用者，如东、冬、清、青之属，亦有一韵当析为二韵者，如虞、模、麻、遮之属，若斯之类，不可枚举。……研精覃思，一以中原雅音为定。”

乐韶凤、宋濂等人并未意识到汉语口音的变迁，而错把继承了南朝梁国的汉语当作吴语。《洪武正韵·凡例》认为“欲知何者为正声？五方之人皆能通解者斯为正音也。沈约以区区吴音欲一天下之音难矣，今并正之”。

四库全书的提要指出宋濂等人所编的《洪武正韵》“大旨斥沈约为吴音。一以中原之韵。更正其失。并平上去三声。各为二十二部。入声为十部。于是古来相传之三百六部。并为七十有六”。

因此《洪武正韵》缩减平上去声为二十二部、入声十部，缩减了《平水韵》的107韵，重韵不分，三四不分，编成76韵。广韵总韵数206，若不计声调差别，只有61个韵。如果并合平上去入，全书可分为二十二韵，入声十韵专配阳声。《洪武正韵》入声的韵尾系统仍是-p，-t，-k。入声韵以外的二十二韵的读音如下：

这二十二韵和《中原音韵》的十九韵大致相同。不同的地方有：

1.齐微韵《正韵》分为齐（-i）、/灰（-uei或-ui）二韵

2.鱼模韵《正韵》分为模（-u）、鱼（-y）二韵

3.萧豪韵《正韵》分为萧（-ieu）、爻（-au，-iau）二韵

另外，《正韵》不标声类，但根据反切系联，为三十一类。其注释一以毛晃《增修互注礼部韵略》为稿本，而稍以他书参考增损。五音是指的宫商角征羽，用来指代汉语的声母系统牙音、舌音、唇音、齿音、喉音。

《洪武正韵》的声母体系继承了唐宋汉语的三十六字母，保留了全浊音。与唐宋三十六声母“见溪群疑 端透定泥 知彻澄娘 帮滂并明 非敷奉微 精清从心邪 照穿牀审禅 影晓匣喻 来日”相比，《洪武正韵》非敷混，知照混，彻穿混，澄床混（“床”字声母的一部分又与禅混），泥娘混，仅仅减少了五个声母，因此是31声母。

实际上，《正韵》只有在分韵上接近北音韵书，声母和声调基本上是采用旧韵的，也就是唐宋音韵体系。

明代官话不以北京音为标准，并且，据《洪武正韵·凡例》的“昭武黄公绍之说为据”也可知《洪武正韵》以黄公绍《古今韵会》的简约本《古今韵会举要》为根据。

历代韵书，自此一变，为曲韵南派的创始著作。说明当时语音已与《切韵》一系韵书代表的不同，但仍保留入声，又有全浊声母，使后之学者疑其泥古或调合南北方音，是以汴洛正音南迁演变而来的南方官话，即以金陵音为代表的江淮官话，也就是南京话为代表的江淮话与传统读书音相调和的产物，它既有入声，又有全浊声母。

《正韵》各字下注明反切，而这些反切都是新造的，不是沿袭旧韵书上的。从这些反切上字归纳而得的声母系统共有三十一类，保存了全浊音，和《中原音韵》的北音显然不同。所以张世禄《中国音韵学史》说它的依据是江左的吴音。清代以来的学者指摘其未为完善。但此书在明朝影响很大，后世编书，往往以《洪武正韵》标序。

《永乐大典》亦以《洪武正韵》为纲，采“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的编辑体例，按韵分列单字，每字先注明其音义，次录各韵书、字书的反切与解说，再备录楷、篆、隶各体，然后汇辑与此字有关的各种资料，并依次抄录。

《正韵》对朝鲜也影响很大，朝鲜的《东国正韵》、《训民正音》、《四声通考》等书均以《洪武正韵》为重要参考材料学习正确的汉语发音。有明初刊本、万历三年（1575年）刊本等版本。该书被保留下来的原始读本现存于安徽师范大学敬文图书馆中。

《洪武正韵》的编撰起因是由于自身的演变引起的中原官话的语音变动，从陆法言的《切韵》一直到宋代的《礼部韵略》已经不符合当时的实际语音，所以本书的编撰原则则是“一以中原雅音为定”。它的分类和王文郁、刘渊的《平水韵》有较大的不同。

《洪武正韵》所平分平、上、去各廿二部，就跟元人周德清编著的《中原音韵》的十九部十分相似。但《中原音韵》用于北曲速成，而非正式韵书，而且自洪武开始禁止使用。因为《中原》一书音节皆取自语言变化较大的中原官话。正宗得到明朝官方认定的只有《洪武正韵》，《中原音韵》当时只被民间认定为曲韵。

《洪武正韵》也是韵书革命的一种重要著作，对研究元明时代官话的实际读音具有重要价值。文字义训则根据毛晃父子的《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它把韵分成平、上、去三声各二十二部，入声十部，共七十六部。从平声不分阴阳，列有入声和保存全浊声母三点看，它参杂了南方方音，不尽合于当时的“中原雅音”。

《洪武正韵》所平、去、入分部与《中原音韵》相类似，不过它对入声的处理则有所不同。对于此书这种保留入声韵和全浊声母，音韵学家有不同的看法：

一、张世录、王力等认为，这种现象的产生，一是因为此书的编者不敢完全推翻历来极为通行的旧韵书。

二是因为编者绝大多数是南方人，若不是精通音韵且熟习中原之音，就难免受方言影响。

同时元代的《中原音韵》是否有入声和全浊声母存在争议。《洪武正韵》既以中原雅音为根据，对旧韵的反切亦不能不加以改变。

根据刘文锦的研究，《洪武正韵》的纽部是31类（刘文锦《洪武正韵声类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本2分）。清纽、浊纽的界限分明。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同是根据中原的语音，较《洪武正韵》早出51年的《中原音韵》只分阴阳，不分清浊，又取消入声韵部，一概派入三声。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分册》认为同是反映中原语音的《洪武正韵》之所以和《中原音韵》在声母的清浊、韵母的归字和入声方面有所不同，可能说明《洪武正韵》是反映当时北方活读书音的。

这反映出《洪武正韵》既重视中原的实际语音，以《中原音韵》为标准音，又考虑到南方人读书说话中还有入声，所以恢复了入声，不采取周德清入派三声的作法。

张世禄《中国音韵学史》专辟一节讨论北音韵书的源流，对于其间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洪武正韵》总不免是当时文人杂采古今韵书。调和新旧主张的一种著作，同时又参杂了南方方音，不像《中原音韵》那样纯粹的属于北音系统。因为这一度杂糅南北的结果，就使后来曲韵和北音韵书的演化，也分歧成“南从洪武”和“北问中原”的两条大路了。

1996年王力的《中国语言2学史》也写道：“《洪武正韵》……是古今南北杂糅的一部韵书。在声调方面，它维持传统的入声；在声母方面，它维持全浊声母；但是，在韵部方面，它却大事合并。拿平声来说，它把“平水声”三十个声部并成了二十二个，比起《中原音韵》的十九部来只多出三个。宋濂在《洪武正韵·序》里说：“有独用当并为通用者，如东冬、清青之属；亦有一韵当析为二韵者，如鱼模、麻遮之属。”这样，从声调、声母两方面看，《洪武正韵》偏重于存古；从韵部方面看，它又偏重于从今。而存古与从今都做得不彻底，所以说是古今南北杂糅的一部韵书。”

王力也认为，“《洪武正韵》的作者排斥《切韵》系统，以为“韵学起于江左，殊失正音”，于是标榜“一以中原雅音为定”。排斥《切韵》为吴音。”王力继而判断，“所谓“以中原雅音为定”的话是不明确的，中原区域很大，不知指的是什么城市；参加编写工作的共十一人，据籍贯可知者看来，除了一个蒙古人以外，都是南方人，其中有三个浙江人，难免受到自己方言的影响。”

可见，王力把“中原雅音”当成了元末明初的中原实际汉语，但实际上宋濂等人所认定“中原雅音”是未受北方戎狄所影响的汉语，而当时江淮地区的“中原之音”相对纯正。

因此，罗常培认为14世纪前后，北方有两种并行的读音系统：“一个是代表官话的，一个是代表方言的；也可以说一个是读书音，一个是说话音。”

《中原音韵》是反映方言即说话音的，《洪武正韵》是反映官话即读书音的，所以二者有同有异。叶宝奎先生也认为《洪武正韵》的语音基础是十四世纪的读书音.张世禄误认了《洪武正韵》的“一以中原雅音为定”这句话，以为《洪武正韵》呈现着“北音南化”的语音系统。《洪武正韵》在明朝屡次翻刻，影响很大。而清代对此书却很轻视很敌视，四库全书提要指责宋濂“曲学阿世，强为舞文，私臆妄改，才识闇劣”，污蔑《洪武正韵》“不能行于天下”，因此没有翻刻过它。于是清代以来《洪武正韵》影响不大，这与满清胡化汉语的阴谋不无关系。

宁忌浮先生发现了《洪武正韵》八十韵本，通过七十六韵本与八十韵本的对比，并同《增修互注礼部韵略》进行对比研究，认为“学术界对《洪武正韵》的种种估计，或曰它是中原雅音的读书音，或曰它是明初官话，或曰它是明代的南京音……是针对七十六韵本，八十韵本的出现足以否定上述观点。总不能说八十韵本是中原雅音的第二套读书音、第二套明初官话、第二套南京音吧。”宁先生认为《洪武正韵》不是一个单纯音系的记录，它不能代表中原雅音，更不是江左旧韵。“时间和旧韵并存，雅音与方言相杂，这就是《洪武正韵》。《正韵》不是单纯的、声谐韵协的、完整的语音系统，它不能代表明初的中原雅音（即明初的官话），也不是旧韵书的翻版，也不是江淮方言的反映，更不是什么读书音系统。”不过日本学者望月真澄的研究表明《洪武正韵》序文所指的“中原雅音”是吴语的读书音，《洪武正韵》在读书音和白话音中间进行了折中。

尽管《洪武正韵》的音系可能带有一些因袭的成分和人为的色彩，但并非杜撰拼凑的产物，《洪武正韵》基本如实地记录了自隋唐至明初变化的读书音的现状。元明之际不仅南方方音保存入声和入声韵，就是基础方言口语音的入声和入声韵也还没有最后消失，何况读书音的变化明显慢于基础方言口语音，这是公认的事实。因此《洪武正韵》保留入声和入声韵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以《洪武正韵》编纂者都为南方人来确定韵书的性质，理由并不充分。

《洪武正韵》是集体奉诏编纂的，在编写过程中“复恐拘于方言，无以达于上下”，曾多次请人审查，几经修改，目的就是为了能以雅音为正。如何避免和减少掺杂方音成分，编纂者在当时的认识应该是相当清楚的。在宋代，由于俗文学的蓬勃发展，白话文逐渐盛行，同时也由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由长安迁至汴京，汴洛一带语音借助于新文学的力量逐渐向四方传播，影响愈来愈大，受口语音的影响，传统读书音自南宋以来就出现了十分明显的变俗倾向，逐渐向基础方言口语音靠拢。元代及明初的读书音同礼部旧韵已有很大的差别，为了解决读书音与官韵脱节的矛盾，需要制定新的官韵以为标准。《洪武正韵》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洪武正韵》作为官修韵书，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远没有其他官修韵书大。但《洪武正韵》对东南亚文化的影响却超出了其他官韵，这与明代时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有关，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朝鲜。1443年创制了朝鲜文字《训民正音》，接下来编制了以学习汉语为目的的《洪武正韵译训》、《四声通考》、《四声通解》等对音文献，这些材料对研究《洪武正韵》可以提供较为可信的参证。

中国与朝鲜半岛的交流历史十分久远，在汉武帝灭掉卫满朝鲜后，就在朝鲜半岛上设郡，从那时起汉文化便传入朝鲜半岛，汉字也成为当地的通用文字。朝鲜时代，统治者比较推崇这，作为治国和教育之本，而且开科举明吏治，因此与明朝的关系十分友好，交往频繁。为了克服交往中的语言障碍，朝鲜朝设立了司译院，专门培养翻译人才推广汉语教育。由《通文馆志》（1720年）的记载来看，司译院的政治目的是“事大交邻”，与明朝搞好外交关系，“使习中国言语音训文字，上以尽事大之诚，下以期易俗之效”。到了世宗时期，更以汉学为重，把实地学习中国语作为目的，派遣人员到中国学习中国语，并探求中国语的正确发音。朝鲜学者对汉语音韵学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令人惊叹的水平。世宗李裪本人率先垂范，他对汉语语言文字学及汉语音韵学的造诣就很高，他亲自组织郑麟趾、申叔舟、崔桓等学者于世宗二十五年创制了朝鲜民族文字──训民正音。

他们认识到韵书的重要性，第二年就命申叔舟、成三问等人用《训民正音》对译《洪武正韵》。为对译准确，先后七八次派主持这项工作的学者到明朝首都北京考察，在文宗元年完成《洪武正韵译训》（1455年）。在当时的朝鲜朝，普遍认为《洪武正韵》是中国最为标准的韵书，他们以《洪武正韵》的形式与内容为框架，整理反切的上下字，并用“训民正音”对每个小韵的代表字加以表音，而且保持了当时他们所了解的中国音，另用俗音加以表记，从而编纂出了《洪武正韵译训》，申叔舟又对《洪武正韵译训》的体例加以改动，编纂出更为方便翻阅的韵书《四声通考》。从《洪武正韵译训》，朝鲜学者对《洪武正韵》的研究便正式开始了，得出了《洪武正韵》的声类和韵类。《洪武正韵译训》和《四声通考》就是采用了三十一声母的体系。但是《洪武正韵译训》于一九七二年才发现残本，《四声通考》已经亡佚，最早能被学者所看到的是崔世珍在1517年，在《四声通解》序中前附的《洪武正韵三十一字母之图》，把《洪武正韵》的声母按照角征羽商宫五音，水木火金土五行和牙、舌头、重唇、轻唇、齿头、正齿、喉七音，分为全清、次清、全浊、不清不浊音，考订出三十一声母，并用谚文给每个声类标了对应音和对应字母。

朝鲜人崔世珍在1517年，在《四声通解》序中前附的《洪武正韵三十一字母之图》中就考订出《洪武正韵》有三十一声母。1931年刘文锦对《洪武正韵》的声类进行了考订，也得出了三十一声类的说法。两者的归纳基本相同。罗常培先生在刘先生论文后面的案语中这样评价的：“又朝鲜崔世珍四声通解，崔桓东国正韵及申叔舟四声通考等所定三十一初声亦并云以洪武正韵为宗。今刘君所考与此不谋而合，则其说当可信据矣。”从此后凡介绍《洪武正韵》，几乎都说明其声类为三十一声类。尽管刘文锦先生的反切系联法有某些不足，这一点宁忌浮先生已经提出。但是我们仍然不得不思考，为什么刘先生的结论与崔世珍的结论竟如此相向？刘先生和崔世珍毕竟相隔了五百年。我想只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处理的方法一样。二是七十六韵本的《洪武正韵》确实反映了一个存在的语音系统。第一个可能性，不可能存在，因为在崔世珍时代，象系联法这样的带有系统论性质的方法不可能产生。而且《洪武正韵译训》中明确地描述了其研究方法，因此第一个可能性便完全否决了。那么七十六韵本的《洪武正韵》有可能表现一个存在的语音系统吗？如果有，那只能是明代通行的读书音。

《洪武正韵》的编纂者都是有名的大学者，如果说他们分不清南方方音和中原雅音总有些说不过去，如果说沈约八人定《切韵》定的就是正音，他们几个人也不纯粹是吴人，但因为他们精通正音，于是《切韵》广受推崇。所以七十六韵本的《洪武正韵》是不是反映的中原雅音的读书音，而不是朱元璋所期望的“口语音”的中原雅音呢？朝鲜学者在对译《洪武正韵》时，先后派了精通音韵的学者们到中国七八次之多，朝鲜学者奉《洪武正韵》为圭臬，不敢有丝毫改动。我们都知道学习一种语言，一般都是从书面语学起的，虽然朝鲜学者屡次来中国学习汉语，但性质上属于官派，所以不可能深入到民间学习口语，他们学到的只能是读书音，于是他们便自然而然地把表现读书音的《洪武正韵》奉为典范。因此七十六韵本《洪武正韵》所反映的是读书音的语音系统不是没有可能的。

朝鲜《洪武正韵译训》

声韵之学 最为难精 盖四方风土不同 而气亦从之 声生于气者也 故所谓四声七音 随方而异宜 自沈约着谱 杂以南音有识病之 而历代末有厘正之者 洪惟皇明太祖高皇帝 愍其乖舛失伦 命儒臣 一以中原雅音 定为洪武正韵 实是天下万国所宗

我世宗庄宪大王 留意韵学 穷研底蕴 创制训民正音若干字 四方万物之声无不可传 吾东邦之士 始知四声七音 自无所不具 非特字韵而已也. 于是以吾东国世事中华 而语音不通 必赖传译 首命译洪武正韵 令今礼曹 议臣成三问典农少尹臣曹变安 知金山郡事臣金曾 前行通礼门 奉礼郎臣孙寿山 及臣叔舟等 稽古证阅 首阳大君臣讳 桂阳君臣 监掌出纳 而悉亲临课定 犀以七音 调以四声 谐之以?#91;浊 纵衡经纬 始正罔缺

然语音既异 传讹亦甚 乃命臣等 就正中国之先生学士 往来至于七八 所与质之者若干人燕都为万国会同之地 而其往返道途之远 所尝与周旋讲明者 又为不少以至殊方异域之使 释老卒伍之微 莫不与之相接 以尽正俗异同之变 且天子之使 至国而儒者 则又取正焉 凡誊十馀藁 辛勤反复竟八载之久 而向之正罔缺者 似益无疑 文宗恭顺大王 自吊邸 以圣辅圣 参定声韵 及嗣宝位 命臣等及前判官臣鲁参 今监察臣权引副司直臣任元浚 重加仇校

夫洪武韵 用韵并析 悉就于正 而独七音先后不由其序 然不敢轻有变更 但因其旧 而分入字母于诸韵各字之首 用训民正音以代反切 其俗音及两用之音 又不可以不知 则分注本字之下 若又有难通者 则略加注释 以示其例 且以世宗所定四声通考 别附之头面 复着凡例为之指南

恭惟圣即位 命印颁 以广其传 以臣尝受命于先王 命作序 以识颠末切惟音韵衡有七音 纵有四声 四声肇于江左 七音起于西域至于宋儒 作谱而经纬 始合为一 七音为三十六字母 而舌上四母 唇轻次?#91;一母 世之不用已久 次先辈已有变之者 此不可强存而泥古也 四声为平上去入 而全浊之字平声 近于次?#91; 上去入 近于全?#91; 世之所用如此 然亦不知其所以至此也. 且有始有终 以成一字之音 理之必然 而独于入声 世俗率不用终声 甚无谓也.

蒙古韵 与黄公绍韵会 入声亦不用终声 何耶 如是者不一 此又可疑者也

往复就正 既多 而竟未得一遇精通韵学者 以辨调谐纽摄之妙 特因其言语读诵之馀 溯求?#91;浊开阖之源 而欲精夫所为最难者 此所以辛勤历久 而仅得者也

臣等 学浅识庸 会不能钩探至 显扬圣谟 尚赖我世宗大王天纵之圣高明博达 无所不至 悉究声韵源委 而斟酌裁定之 使七音四声一经一纬 竟归于正 吾东方千百载 所未知者 可不浃旬而学 苟能沈潜反复有得乎是 则声韵之学 岂难精哉

古人谓梵音行于中国 而吾夫子之经 不能过跋提河者 而字不以声也 夫有声 乃有字 宁有无声之字耶 今以训民正音译之 声与韵谐不待音和 类隔正切回切之繁且劳 而举口得音不差毫厘 亦何患乎风土之不同哉 我列圣制作之妙尽美尽善超出古今 而殿下继述之懿又有光于前烈矣

景泰六年仲春既望输忠协策靖难功臣 通政大夫 承政院都承旨经 赞官 兼尚瑞尹 修文殿直提学 知制教 忠春秋馆兼判奉常时事 知吏曹事 内直司樽院事 臣申叔舟拜手稽首敬序

乐韶凤，字舜仪，全椒人。明代学者，生卒年不详。博学能闻。从明太祖朱元璋渡江，参与军事，洪武初年授起居注，累迁兵部尚书，与中书省、御史台、都督府制定教练军事法，改侍奖学士，以寿终。《明史》一百三十八卷有传。

宋濂，宋濂（1310－1381），字景濂，浙江金华人。早年师事元代古文家柳贯、黄晋、吴莱，负有文名。元至正九年征为翰林院编修，他固辞，入山为道士。至正二十年，朱元璋召他到建康，明开国后官至翰林学士承旨，任元史总裁。后因事牵连贬四川茂州，死于途中。宋濂是明太祖称为“开国文臣之首”的文人。明朝许多庙堂典册文字，开国功臣的神道碑等都出自他的手笔。他专长散文，集中较有现实意义的作品是一部分传记文。宋濂亲自经历了元末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故他的文章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往往在生动的描述中包含着寓意深刻的哲理，具有较强的思想性，明太祖朱元璋推其为“开国文臣之首”。着有《宋学士全集》、《龙门子》等。《明史》一百二十八卷、《宋元学案》八十二卷有传。

1609年利玛窦记录的明朝官话有26个声母，44个韵母，与洪武正韵有所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