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后，先后聘请多位德国军事专家为总顾问，组建了德国军事顾问团。乔治·佛采尔（Wetzell）中将作为第三任德国军事总顾问，于1930年5月24日正式抵达中国履职。他到达中国后，先参与了蒋桂冯阎“中原大战”，辅佐蒋系中央军作战。淞沪抗战开始后，蒋介石派遣中央军增援上海，佛采尔总顾问跟随由中央军“模范师”第八十八师赴沪参战。1933年初，佛采尔总顾问又率军北上，参加了“长城抗战”的布置与指挥工作。“塘沽停战协定”签字后，他又参加了部署北方国军防务的工作，随后即赶赴南昌，参加了对中央红军的“围剿”。

从1928年到1938年，此十年间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在华活动是民国时期中德关系史上主要内容之一。

蒋介石国民政府之所以要在列强中挑选德国人做军事顾问，是基于中德双方当时的处境考虑的。

从中国方面来看，蒋介石国民政府在与苏联绝交后，急于寻找新的外国顾问来接替苏联军事顾问撤走后所留下的空缺。而德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此时已沦为与中国同样的国际地位，在相互交往中双方可以平等相处。 同时蒋介石本人对德国的军事很感兴趣。1912年和1918年，蒋曾两次准备去德国进行军事深造。

从德国方面来看，在经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的沉重打击之后，德国致力于迅速恢复经济，重整军备。军工生产的迅速发展，要求更多地从国外输入德国所缺乏的制造军火所必须的钨锑等稀有矿产，而作为世界藏钨大国的中国对其有强烈的吸引力。《凡尔赛条约》废除了德国的义务兵役制，将军队总数限制在十万人以内。为了未来的扩军需要，德国将一批有杰出军事才能的军官派往国外以 “私人”身份充当军事顾问。他们在国外试验陆军整训及新式武 器。他们实际上是德国放养在国外的一支无形军队，随时等待召唤，而动荡中的中国无疑是一个绝好的战争试验场，因此德国军事顾问来华也就势成必然了。

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后，即聘请了许多德国军事和经济顾问，与他们签订了私人聘用合同。从1928年底开始至1938年10年间，总共有135名德国军事顾问被派往南京国民政府任职，另有8名文职顾问和许多省级军事、技术专家。他们全是退役军官，有些人还带着家属。这些德国军事顾问的任务是帮助训练国民党军队，经济顾问则被安排到各有关部门。他们被奉为座上宾，生活条件优越。他们对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

蒋介石先后聘请了以马格斯·鲍尔、乔治·佛采尔、汉斯·冯·塞克特和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为总顾问的德国军事顾问团。顾问团成员受总顾问领导，直接向蒋介石负责，因军事工作是其首要工作，故称军事顾问团。

德国顾问帮助当时的中国政府整军建军、采购军火、改进和加强军校教育，推动军事现代化，甚至参与协助抗日作战，可谓竭尽所能，做了大量工作。此外，他们还对促进中德经贸发展，包括推动中德军火与原料贸易，引入德国资本与技术来促进中国国防工业建设，做了许多贡献。

第一任德国军事顾问鲍尔上校应蒋介石之邀来华，为蒋提供军事及工业参谋咨询服务。1928年11月，鲍尔率领第一批顾问团员25人，踏上了中国的土地。鲍尔在华工作仅历时半年， 就因染上天花病死在上海。接替他的克里拜尔在代理顾问团长的一年时间内，由于不太善于应付内外关系，引起顾问团内矛盾激化，最终于1930年5月辞职下台。

第三任德国军事总顾问佛采尔应蒋介石之邀于1930年5月正式抵达中国履职。

佛采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德国陆军参谋部作战处处长 ，是一位厌倦政治斗争而热衷于枪炮战火的职业军官。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线壕沟战，深受当时陆军部长塞克特将军的赏识， 两人之间私交不浅。

佛采尔抵达中国之初，正值蒋桂冯阎“中原大战”开场之时，佛采尔马不停蹄地赶往前线，率领各位德国顾问，全力辅佐蒋系中央军开展“讨逆”作战，他甚至乘上了蒋介石的专列，与蒋同食同住共生死。

佛采尔根据战场态势以及自己一战中西线战场的经验 ，向蒋介石建议利用阎锡山与冯玉祥的间隙集中优势力量攻击阎锡山在山东的部队，击退这一实力较弱的对手，以免两线作战。蒋介石采纳了他的意见，结果山东的晋军避 战保存实力，只想让冯军打头阵而一触即溃，蒋军轻而易举占领了济南免除了侧翼之忧。佛采尔来华初战告捷，蒋介石大喜，对佛采尔更加欣赏。

冯玉祥的西北军作战顽强，据险固守，蒋军连攻不克。佛采尔又向蒋介石建议，首先集中炮火兵力，猛攻一点 ， 打开缺口，然后向两翼扩张战果。在蒋军强大冲击之下，西北军溃不成军。中原大战最终以蒋军大胜而告结束。在他的参预下南京政府军队瓦解了冯阎反蒋军的战线，并成功地进行了蒋军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步炮空联合作战。佛采尔及其他德国顾问们为蒋立下了汗马功劳，佛采尔的军事才能得到了蒋介石的充分肯定。战争结束后，佛采尔在公函文电中的署名头衔从“ 中将” 升为“上将” 。

中原大战一战成名，在取得蒋介石的信任后，佛采尔进一步提出了扩大顾问编制的要求，将更多的德国军官介绍到 中国。在佛氏任总顾问期间，德国顾问的总人数一度多达70人，南京国民政府的大多数军政机关里都活跃着他们 的身影。这一时期，德国顾问的触角开始涉及中国军事的各个领域。其中以在军事教育领域的渗透最为典型。

中国近代最高军事学府是陆军大学，其前身是袁世凯于1906年在保定成立的陆军行营军官学堂。学堂督办(校长 ) 段祺瑞曾赴德学习军事 ，因此在办学方针上极力效仿德国，使军校兼具德式特色。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接管了陆军大学。蒋介石亲自兼任陆军大学校长 ，并于1930年将陆大迁往南京。佛采尔出任总顾问时期，更是将这种“德式特色”发挥到极致，使这所学校全盘接受德国式教育思想及体制。

在陆军大学工作的德国顾问均由佛采尔精挑细选，他们系出名门，大都毕业于德国陆军大学，曾担任德军中高级军官，既有理论修养又具实战经验。其中军衔最高的官拜德国陆军中将衔，在陆军大学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地位。

德国教官讲授战术教学课程，从团 、旅战术一直讲到师、军、集团军战术，比较注重战略战术态势、地形影响及 时间、空间相对关系，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地空结合，高速立体进攻，速战速决。这些都是以德国优势工业基础为前 提下的德军在一次大战中的经验总结，对中国学员来说，内容新鲜，极有吸引力，传达了世界先进军事技术信息。此 外，德国顾问们另有绝活，这就是他们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无论课堂讲授或图上、现地作业，他们都能方法灵活，随机应变，不受教材次序限制 ，常常令学员们“即题作业”，将学员分两大组编成红蓝两军进行图上或现地对抗，方法生动活泼，寓教于实际演练，使中国学员记忆深刻且受益颇多。

1932年“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 ，佛采尔亲赴上海前线参战，他负责跟随由顾问团训练的、全部由德式装备武装起来的陆军第八十八师 。佛采尔此行的真正目的，并非要指挥对日作战，而是要考察德国顾问们为中国练兵的实际效果。 佛采尔对第八十八师的作战能力非常满意。 他向蒋介石建议积极推广德式训练，将中国军队在短时间内训练成新式劲旅。

1933年初，日军继续侵华，出兵占领热河。中国守军奋起反击，发起了 “长城抗战”。在此期间，佛采尔又率领德国军事顾问们北上，参与军事部署与指挥工作。佛采尔此次北上时间长达半年之久，对北方国防部署贡献很大。

佛采尔在协助蒋介石整顿军队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成绩显著。他将前任总顾问所组建的“教导队”、“教导团”扩充为“教导师“即陆军第八十八师，后来又增加第八十七师，并进一步推广其训练经验到其他部队。1933年底又帮助蒋介石组建了十个炮兵营，全部配备德式装备。他还建议组建工兵、汽车、高射炮、海岸要塞、电信等多兵种部队，以及首都演习场、射击场、炮兵航空观测机队等，使国民党军队朝近代化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佛采尔十分重视军事教育，他亲自兼任中央军校总教官，完善了军事教育体制，深得蒋介石的赞许。

1933年2月及5月，佛采尔针对当时中国国防工作及准备对日抗战的实际，给蒋介石写了两份整理部队建议书，在这两份文件中，佛采尔对中国未来抵抗日本的战略战术、军事装备、兵种武器之改进部署以及采用新式练兵方法等多方面内容，提出了自己的设计。蒋介石对佛采尔的建议十分重视，并在卷首附上了如下批语“中以为意见甚对，非此不能使陆军进步也”。

1931年1月，蒋介石派佛采尔随何应钦去南昌，协助何应钦指挥第二次“ 剿共” 作战。 佛采尔鉴于第一次“ 围剿” 失败的教训，建议采用 “速战速决” 的 “ 闪电战 ” 方式 ，袭击苏区中心 。何应钦害怕再吃大亏 ，主张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佛采尔自恃有蒋介石撑腰，不把何应钦放在眼里，结果两人关系不和。

佛采尔及其部下的建议一旦被蒋介石采纳，即以军令的方式下达，军政部只有执行的义务，没有讨论的权利，以军政部兵工署署长陈仪为首的一批高级将领对此是敢怒不敢言。1931年12月蒋介石宣告第二次 “下野”。蒋下野后， 德国顾问团失去依靠，被派往政府各军事及有关部门充当顾问，地位下降。陈仪甚至提出所有现聘外籍顾问合同都应由军政部出面重签，欲趁机撵走一部分不满的德国人。军政部长何应钦经多方考虑，阻止了陈仪的计划，才没有使军政部与德国顾问的矛盾进一步发展。蒋介石不久即复职，德国顾问的地位又稳定下来。

在对江西中央苏区第三次“ 围剿” 中，佛采尔为蒋介石制定了“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法惨遭失败。佛采尔无话推脱，便指责蒋部下军官无能，进展缓慢，贻误战机。蒋介石对此十分不快。在第五次“围剿”中，佛采尔为蒋介石拟定了 “分区围剿、分进合击” 的作战计划，切断红军各部间联络，使之首尾不能呼应再逐个消灭。蒋介石采纳了佛采尔的建议但没有同意他在夏季末发动攻势的要求，佛采尔大为不满，认为蒋不重视他。

佛采尔与中方高级将官发生矛盾，特别是在“剿共”战争之中，经常发生争吵，每遇战事失利，佛氏便指责蒋军军官无能，不能如实执行他的计划，而军官们则反言佛氏不了解中国国情，双方各不认帐。

在军事之外，佛采尔使华期间与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建立密切关系，并在组训新式中国军队工作中得到了宋子文的积极支持。“宋氏常以国家预算外之财源，支持佛采尔所欲建立之特种部队”，并企图把这支军队训练成自己掌握的武装。“长城抗战”期间，佛采尔还曾邀请宋子文一同北上视察军队，宋氏并发表了主张坚决抗日的演讲，蒋介石对佛采尔引宋插手军界之举十分不满，再加上军方、经济界官员不断告佛采尔的状，遂起意准备用塞克特取代佛采尔。

佛采尔与蒋介石的最大分歧在于精锐部队的使用。佛采尔反对蒋介石把德国顾问训练的新式军队全部投入“剿共”战场，而蒋介石以“ 安内’ 为首要任务，全力推行 “ 剿共” 政策，不惜血本与红军相拼斗，就连正在整训的部队也要 中止整训开赴前线“剿共”。由此，两人矛盾进一步加深。他甚至主张由南京政府出资，重新训练退入关内的张学良东北军，将其训练为抗日劲旅，这大大地触犯了蒋介石的大忌，蒋氏决心要让佛采尔“让贤”。

1934年3月，应蒋介石之邀，德国著名军事家塞克特来华出任蒋的军事总顾问。佛采尔作为蒋介石的第三任军事总顾问生涯就此结束，他是五位军事顾问中任期最长的一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