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国论》，三国时代蜀汉中散大夫谯周于延熙二十年（公元257年）作。当时诸葛亮已经逝世23年了，姜维为了继承诸葛亮的遗志，连年发动对曹魏的北伐战争，以图恢复汉室。

《三国志·谯周传》记载： 于时军旅数出，百姓凋瘁，周与尚书令陈祗论其利害，退而书之，谓之《仇国论》，其辞曰：

因余之国小，而肇建之国大，并争于世而为仇敌。因余之国有高贤卿者，问于伏愚子曰：“今国事未定，上下劳心，往古之事，能以弱胜强者，其术何如?”伏愚子曰：“吾闻之，处大国无患者恒多慢，处小国有忧者恒思善；多慢则生乱，思善则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养民，以少取多；勾践恤众，以弱毙强，此其术也。”贤卿曰：“曩者项强汉弱，相与战争，无日宁息，然项羽与汉约分鸿沟为界，各欲归息民；张良以为民志既定，则难动也，寻帅追羽，终毙项氏，岂必由文王之事乎?”肇建之国方有疾疢，我因其隙，陷其边陲，觊增其疾而毙之也。”伏愚子曰：“当殷、周之际，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习所专；深根者难拔，据固者难迁。当此之时，虽汉祖安能杖剑鞭马而取天下乎?当秦罢侯置守之后，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岁改主，或月易公，鸟惊兽骇，莫知所从，于是豪强并争，虎裂狼分，疾搏者获多，迟后者见吞。今我与肇建皆传国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时，实有六国并据之势，故可为文王，难为汉祖。夫民疲劳，则骚扰之兆生，上慢下暴则瓦解之形起。谚曰：“射幸数跌，不如审发。”是故智者不为小利移目，不为意似改步，时可而后动，数合而后举，故汤、武之师不再战而克，诚重民劳而度时审也。如遂极武黩征，土崩势生，不幸遇难，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若乃奇变纵横，出入无间，冲波截辙，超谷越山，不由舟揖而济盟津者，我愚子也，实所不及。

《仇国论》中，谯周举了两个虚构的国家“因余”和“肇建”为例子，因余是小国，肇建是大国，两国世为仇敌，因余国人高贤卿问伏愚子，身为小国在面对大国时该使用什么战略，伏愚子举周文王与勾践为例子，说明与民休养生息，民心安定就可以取得胜利，高贤卿又问：“楚汉相争之时，刘邦和项羽约定以鸿沟为界，互不侵犯，当项羽返回时，张良认为如果人民安定下来就不会再想变动，说服刘邦追击项羽，最后取得了胜利，又怎么一定要用周文王的那套方法呢？肇建国内部有缺陷，我们趁机出兵攻击其边境，是不是能增加它的麻烦而战胜他呢？”

伏愚子回答：“商朝与西周的时候，王纲坚固，社会安定，人民习惯于当时的统治阶级，要是在那个时候，刘邦怎么可能杖剑鞭马、夺取天下呢。反观秦朝末年，天下土崩瓦解，王侯递嬗，年年月月都改变统治者，老百姓均不知所措，所以豪强并争，力量强的收获便大，迟慢的便被吞并。我们国家和肇建都已经立国很久了，不是秦朝末年动荡不安的时候，而有多国并立的形势，所以可以用周文王无为而治的方法，而不可以像刘邦那样南征北讨，如果人民疲劳，国家就会瓦解，俗话说‘与其射出很多箭没有命中目标，不如谨慎发箭，不要轻易出击。

所以智者不会因为一时小利就转移目标，而是等到时机许可才一次出动，所以商汤、周武王能不战而胜，如果他们一味穷兵黩武，不能审时度势，则就算有智者也不能相救了。如果用兵如神，穿越急流，翻越山谷，不用船只便能渡过孟津，就不是我愚子所能做到的事了。

谯周（201?－270），字允南，巴西西充国（今四川西充）人。三国时期蜀汉学者、官员，著名的儒学大师和史学家，史学名著《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即出自他的门下。蜀汉灭亡后降晋，在晋官至散骑常侍。后世对其褒贬不一，许多史学家对谯周诱劝刘禅不战而降的作法，给予了指责。

据《三国志·谯周传》记载，谯周生前撰写学术著作多种，计百余篇。之后，这些著作陆续散失，到唐初作《隋书·经籍志》时，时人所见的书目只有《论语注》（十卷），《三巴记》（一卷），《谯子法训》（八卷），《古史考》（二十五卷），和《五经然否论》（五卷）五种了。《论语注》和《三巴记》两书，今不存。能够见到的其他三种，且都是后人的辑本。《谯子法训》，原书亡佚。明人陶宗仪、清人严可均各录有辑本，但均搜括不足，除《齐交篇》有篇名外，余者皆为散条。此书以有关道德修养、男婚女嫁、治学自力等方面的内容为主，属格言性质的书籍。

《五经然否论》，原书亡佚。朱彝尊、马国翰等人皆有辑本，其中以蔡映台搜罗最多，计七条。仅就辑录所知，该书以诠解古代礼仪制度的内容为主，属典制一类的著作。

《古史考》，原书亡于宋元之际。清人章宗源据诸书辑录一卷，得九十一条。该辑本刊于平津馆丛书之中，书前有孙星衍序文一篇。这是一部古史考证性质的书籍，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据《晋书·司马彪传》记载，谯周撰写此书的主要目的是为司马迁的《史记》纠谬。谯周认为《史记》周秦以上的部分，有很多内容采用民间传说和百家之言，因此与经典文献的出入较大。他凭据旧典，对此一一进行了订正。以后唐朝人把它归在考史书类，作为附录与《史记》并行于世。它的许多成果被后来的《史记》三家注所吸收利用，成为章氏辑本的主要依据。 《古史考》对《史记》的考证、评述甚详。清人姚振宗在《隋书·经籍志考证》中讲：“是书专为考《史记》百三十篇而作，每篇皆有所考。”裴骃的《史记集解》，在《楚世家》楚之先人“坼剖而产”句下引干宝语云：“先儒学士多疑此事。谯允南通才达学，精核数理者也，作古史考，以为作者妄记，废而不论。”这条材料证明，只有当谯周以为作者妄记处才废而不论，可见姚氏的说法并非妄断。《古史考》对于《史记》的研究，大致有这样几种情况：第一是对史记的某些记载提出怀疑。如《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把公伯僚列为孔子的弟子。谯周认为有误，说：“疑公伯僚是谗愬之人，孔子不责而云其如命何，非弟子之法也。今亦列比七十二贤之数，盖太史公误。”第二是对某些史实给予补充和解释。如《苏秦列传》中，苏秦嫂有“见季子位高金多”语，谯周补充说：“苏秦字季子”，比“其嫂呼小叔为季子”的解释更为合理。对《齐世家》中“太公望吕尚”句，补充说：“姓姜，名牙。”对于吕尚的经历，补充说：“吕望尝屠牛于朝歌，卖饮于孟津。”在《张仪列传》中有“苴蜀相攻击”句，谯周解释说：“益州天苴读为包黎之包，音与巴相近，以为今之巴郡。”第三是对某些历史事件进行评论。如对吕不韦以千金行贿事论说道：“以诈获爵，故曰窃也。”对司马迁说“驺衍其言虽不轨，傥亦有牛鼎之意乎”评论说：“观太史公此论，是其爱奇之甚。”其实，《古史考》所涉及的内容不止是《史记》，据章宗源讲：“（古史考）又兼及后汉事，不独纠迁书矣。”总之，它是一部用力很深的考史名著，对后世历史考证学的发展影响很大。只是原书亡佚，后人已难看到它的全貌了。

《仇国论》并没有阻止姜维继续北伐，但谯周最后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反而官升一级，成为光禄大夫，可见朝廷中也有许多人对他的言论深以为然，之后益州本土人士对蜀汉的反抗更加激烈，直到谯周劝刘禅出降，蜀汉灭亡。

《仇国论》中所谈到的基本都是值得后人参考的治大、小国之道。 作者是三国时期蜀国光禄大夫谯周。他以处在蜀国，一个地势偏僻、领土窄小的国家为官的亲身经历，阐述了自己与姜维相反的治国之道。

姜维主张以武克国，用武力侵占别人的领土，借此削弱魏、吴的国力，复兴汉室。

谯周则认为蜀国国力太弱，讨伐别的国家，简直是徒劳无益，不但不能削弱别国国力，反而削弱自己的国力。所以谯周在《仇国论》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句话：“处大国无患者，恒多慢；处小国有忧者，恒思善。”意思是：大国的能力强，就可以讨伐别的国家；小国的国力弱，就应该体恤人民的疾苦，壮大自己的国力，使人民能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方能成为大国，振兴汉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