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狐德棻（583年—666年），字季馨，宜州华原（今陕西铜川）人。唐初史学家。

隋开皇三年（583年），令狐德棻出生。令狐德棻通晓文艺、史学，很早就有文名。

大业十三年（617年），令狐德棻被授官为药城（今安徽省亳州市）长。由于时局动荡，他没去上任。同年，李渊从弟李神通占据太平宫起兵响应李渊太原起兵，成立总管府，任命令狐德棻为总管府记室参军。李渊入据长安后，任命他为大丞相府记室。

武德元年（618年），唐朝建立，令狐德棻转任起居舍人，唐高祖李渊十分信任他。

武德五年（622年），令狐德棻升任秘书丞，与侍中陈叔达等人受诏撰写《艺文类聚》。这时正是大乱过后，经典书籍散失，宫中资料残缺，令狐德棻上奏请求唐高祖收购征集流散在各地的书籍资料，设立机构任命官吏整理补录。这样没几年工夫，图书典籍就大致齐全了。他又建议：“最近几个朝代没有编纂正式历史，梁、陈、北齐的文史资料还可做依据，至于北周、隋朝的史事记录大多脱漏缺损。如今还有耳闻目睹的人在，编纂史书可做依据；一旦时过境迁，事情都模糊不清，就无法收集了。陛下从隋朝接过帝位，隋朝继承北周的帝位，两代皇祖的功业多半建立在北周，如果不评议次第，各编一部正史，那么祖先的业绩、历代的功劳不能发扬光大，后世就不能流传了。”唐高祖认为他说得对。于是诏令中书令萧瑀、给事中王敬业、著作郎殷闻礼主编《魏史》，中书令封德彝、舍人颜师古主编《隋史》，大理卿崔善为、中书舍人孔绍安、太子洗马萧德言主编《梁史》，太子詹事裴矩、吏部郎中祖孝孙、秘书丞魏徵主编《齐史》，秘书监窦琎、给事中欧阳询、文学姚思廉主编《陈史》，侍中陈叔达、太史令庾俭以及令狐德棻主编《北周史》。搜集整理讨论撰写，过了好几年也没有编纂成功，便停顿下来。

武德七年（624年），令狐德棻与欧阳询、袁朗等撰成《艺文类聚》一百卷。

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又下敕让修撰史书，于是叫令狐德棻与秘书郎岑文本修《周史》，中书舍人李百药修《齐史》，著作郎姚思廉修《梁史》《陈史》，秘书监魏徵修《隋史》，并与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总监各代史。众人商议认为《魏史》已有魏收、魏澹编撰的两种版本，写得已很详细完备，不必再重修。令狐德棻又奏引殿中侍御史崔仁师佐修《周史》。武德以来发起修撰史书之风气，正是从令狐德棻开始的。

贞观六年（632年），令狐德棻累迁为礼部侍郎，兼修国史，封爵彭城县男。

贞观十年（636年），《周史》编写成功，唐太宗赏赐给令狐德棻四百匹绢。

贞观十一年（637年），令狐德棻完成《新礼》的编写，晋为子爵。又因为完成《氏族志》的编写，被赏赐帛二百匹。

贞观十五年（641年），令狐德棻转任太子右庶子。

贞观十七年（643年），太子李承乾事败被废，令狐德棻受到牵连被罢官贬为平民。

贞观十八年（644年），令狐德棻起复位雅州刺史，不久又因事获罪免职。

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下诏重修《晋书》，房玄龄奏请令狐德棻参与修撰。当时同修《晋书》的一共十八人，一并推令狐德棻为首，《晋书》的体例也大多由他决定。《晋书》修成后，授任他为秘书少监。

永徽元年（650年） ，令狐德棻又受诏撰写修定律令，重新任命其为礼部侍郎，兼弘文馆学士，监修国史及《五代史志》。不久，迁任太常卿，兼弘文馆学士。当时唐高宗刚继位，留心治国的方法，曾在中华殿召集宰相和弘文学士问道：“什么是王道？什么是霸道？又哪个在前哪个在后？”令狐德棻答道：“王道采用德政，霸道采用刑罚。夏朝、商朝、周朝纯粹采用德政就是王道；秦朝专门采用刑罚就是霸道；到了汉朝王道、霸道都用；曹魏、晋朝以后，王道、霸道都丢失了。如果要用，王道最好，但实行起来比较困难。”唐高宗问道：“如今什么最为重要？”令孤德棻回答说：“古人主持朝政，把清心寡欲，减轻百姓负担作为根本。如今天下很太平，全年粮食大丰收，只有减少税收、减轻劳役最为重要。”唐高宗又问夏禹、商汤兴盛，夏桀、纣王衰亡的原因，令狐德棻回答说：“《左传》上讲：‘夏禹、商汤遇事归罪于自己，他们兴盛就迅速；夏桀、纣王凡事归罪于他人，他们衰亡也就很快。’这两位国君迷恋女色，杀戮劝谏的人，开创炮烙的酷刑，这就是他们灭亡的原因。”唐高宗听后非常高兴，用丰厚的赏赐酬谢他的论述。

永徽四年（653年），令狐德棻迁国子祭酒，以修贞观十三年以后实录的功劳，赐物四百段，并授崇贤馆学士。不久又撰成《高宗实录》三十卷，进为公爵。

显庆元年（656），令狐德棻与长孙无忌主编唐高祖、唐太宗两朝的历史共八十卷，上表进献给唐高宗。

龙朔二年（662年），令狐德棻上表请求致仕，唐高宗同意了，加其为金紫光禄大夫。

乾封元年（666年），令狐德棻在家中去世，享年八十四岁，谥号为宪。

文献资源建设方面的贡献

唐初将大批图书从原国都洛阳 水运至长安途中，所载图书之船撞到暗礁，图书掉入水中，仅有十分之一、二得以保存。加之朝代更替带来的连年战争等多种原因导致文献资料残缺，故令狐德棻向唐高祖上奏，请求在全国范围内搜集图书文献资料。令狐德棻是隋唐时代第一个提出“搜求散乱遗书”的人，且注重搜集、保存文献资料，具有强烈的文献资料搜集、保存、保护意识。

令狐德棻不仅提出上述建议，而且还付诸实践，并又进行抄书工作，他在唐代第一次提出大力购置、抄写图书的建议，唐高祖听从了他的建议，没过几年，国家藏书数量大量增加，门类齐全，初具规模。唐初的文献资源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文献编撰方面的贡献

令狐德棻与侍中陈叔达等十余人合撰的《艺文类聚》，引用古籍达1430余种，历时三年而成。是当时最大的类书，也是中国现存最古的类书之一。《四库提要》评价此书说：“于诸类书中，体制最善”。

编修前朝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传统，但由于隋朝禁止私人修史，官方修史又因人力、时间、经验等限制，直至隋亡，梁、齐、周、陈诸史都尚未修成。令狐德棻深知修史之重要，又第一个上书唐高祖，请求编撰诸代史书。唐高祖听了十分高兴，立即下诏修史。南北朝至隋等六朝史书都列入写作计划，这是令狐德棻竭力倡议的结果。可惜这次修史，虽历经数年，但因全国政局未稳，人力物力缺乏，“竞不能而就罢”。然而却为后来修史工作打下了基础。

“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登上皇位，再次采纳令狐德棻建议，继续前代事业，重新组织修史写作班子，制订规划。此时，《魏史》已成，且记述比较详备。于是，把重点放在梁、陈、齐、周、隋五代史方面。令狐德棻不仅主编《周史》，而且负责总知梁、陈、齐、隋诸史。他的组织能力和史学才能得以充分发挥。

令狐德棻在修《周史》过程中，十分重视史料收集和考证，他还创造了一套在叙述一国史事的同时，兼叙别国的修史方法。因为南北朝时期的历史头绪纷杂，采用这种方法，可使读者看到这个时代的整体面貌，能进一步了解当时事物发展的内在联系。由于这次修史积累的经验，八年以后，朝廷决定修《晋书》，宰相房玄龄推荐他参加编撰工作。对《晋书》体例的取决，材料的选择，都由他审定，可见他实际起了主编作用。

在修《晋书》中，令狐德棻独创“载记”一体，不仅在“载记”中保存了“五胡十六国”这一段复杂的历史，而且对史实的叙述非常有条理，有系统，使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出“五胡十六国”的兴亡变迁。可贵的是，令狐德棻在“载记”中突破了当时“南夷北虏”的民族偏见，用统一的观点记叙史实。

令狐德棻一生除编撰上述史著外，还与高士廉等修成《氏族志》一百卷，修撰《唐律令》，审阅、订正李延寿的《南史》和《北史》。晚年不仅完成了《太宗实录》《高宗实录》，而且编写了《凌烟阁功臣故事》《皇帝封禅仪》《令狐家传》等著作，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历史资料。

刘昫等撰《旧唐书》：①德棻博涉文史，早知名。②武德已来，创修撰之源，自德棻始也。③令狐德棻贞度应时，待问平直。征旧史，修新礼，以畅国风；辨治乱，谈王霸，以资帝业。“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其斯之谓欤！②河东三凤，俱瑞黄图。棻为良史，颖实名儒。解经不穷，希颜之徒。登瀛入馆，不其盛乎！

宋祁、欧阳修等撰《新唐书》：①德棻博贯文史。②文本才猷，世南鲠谔，百药之持论，亮、思廉之邃雅，德棻之辞章，皆治世华采，而淟汩于隋，光明于唐，何哉？盖天下未尝无贤，以不用亡；不必多贤，以见用兴。夫典章图史，有国者尤急，所以考存亡成败，陈诸前而为之戒。方天下初定，德棻首发其议，而后唐之文物粲然，诚知治之本欤！

白寿彝主编、瞿林东著《中国史学史第3卷》：令狐德棻历仕高祖、太宗、高宗三朝，官至国子祭酒、监修国史，于史学颇多贡献，称得上是唐代史学的开山。其地位十分重要。

唐高祖曾经问道：“男人的帽子、女人的发髻、一样高大，为什么呢？”令狐德棻回答说：“帽子、发髻在头上，是君主的象征。晋朝将要灭亡时，君主权势弱小，臣子权势强大，所以江北的女子，上衣窄小、裙子长大。南朝宋武帝刘裕登位，君主恩德庄重威严，上衣和裙子的大小比例随着也改变了。这是近代的例证。”唐高祖认为他说的对。

令狐德棻出身敦煌令狐氏。西汉末年，建威将军令狐迈受王莽的迫害，其子令狐称逃到河西，最后定居敦煌，经过历代发展，成为敦煌地区的高门大姓，“世为西土冠冕”。

（以上参考资料）

令狐德棻著述甚多，曾参与编撰《晋书》《艺文类聚》《五代史志》《氏族志》等书，并主编《周书》《太宗实录》《高宗实录》。还撰有《凌烟阁功臣故事》4卷，《令狐家传》1卷，《皇帝封禅仪》6卷，《令狐德棻集》30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文集三十卷，已散佚。《全唐诗》录存其《冬日宴于庶子宅》诗一首，《全唐文》录存其《请修正史奏》《大唐故柱国燕国公于君碑铭》等文五篇。

令狐德棻墓位于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寺沟乡杨家河村。据《耀州志》载：“州西北三里方巷口（即今杨家河）有令狐整、令狐熙、令狐德棻墓，有碑。”墓地现仅存800平方米。令狐德棻墓呈圆丘状，高3.5米，底围27.5米。墓前立石碑1通，碑首六螭下垂，圭额。保存完好。1992年，令狐德棻墓被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令狐德棻碑，此碑原文约2700余字，今尚存者不到500余字，可读成文句的不多。碑额刻“大唐故金紫光禄大夫铭”10字篆书，书者姓名仅留“某某政”，立碑年月亦不清。现存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药王山文管所。

《旧唐书·卷七十三·列传第二十三》

《新唐书·卷一百二·列传第二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