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棣（1917～2012.06.07），浙江金华人。1938年清华大学毕业，1944年考取了清华第六届留美公费生，1945年底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西洋史，195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英国史博士学位。之后，何炳棣先生逐渐转入国史研究，成绩斐然。

何炳棣，浙江金华罗店镇后溪河村人，1917年生于天津，1934年就读北京清华大学历史系，从蒋廷黻、刘崇铉、雷海宗、陈寅恪及冯友兰等名教授学习，1938年大学毕业，旋前往大后方云南，任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助教及教员。1944年考取第六届庚款留美公费，并于次年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专攻英国史及及西欧史，1952年他以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英国的土地问题、土地改革运动及土地政策为题，获颁博士学位。

何炳棣获得博士学位前，已于1948年前往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任教，1963年转往美国芝加哥大学，1965年更荣任同校汤普逊(James Wesffall Thompson)历史讲座教授，1987年退休。嗣往加州大学鄂宛(Irvine)分校，任历史社科杰出访问教授，1990年第二次退休。

其族兄何炳松，1935年-1946年任国立暨南大学校长，亦在史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他著有：《通史新义》《新史学》《历史研究法》《历史教育法》《西洋史学史》《中古欧洲史》《秦始皇帝》《近世欧洲史》《近世欧洲史》《浙东学派溯源》《程朱辩异》等十多部专著，其它零篇散幅，为数更多。

何炳棣在美国西部时间2012年6月7日，病逝于加利福尼亚州，享年95岁。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何院士致力于明、清两朝帝制中国的人口问题、社会结构及流动，并旁及会馆制度的研究，所作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1959) 及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1962)两书，已为国际学术界奉为经典著作。前者另辟蹊径，重建中国人口的历史真貌：后者全面探索明、清五百多年间中国社会组成及阶层流动的历史。《中国会馆史论》(1966)则是何院士第一本中文专着。考证出会馆的创设年代为明永乐年间(1403－24)，比日本学者先前所说的嘉靖39年(1560)，要早出约140年：同时更针对前此各国学人，特别是日本学者所提会馆制为‘民族小群观念特盛’表现的论断，指出它实际是起了‘促进畛域观念的消融与大群意识的产生’作用。六、七十年代以后，何院士的兴趣转移到中国古代史，特别是中国文化的起源：两本力作，《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1969)及The Cradle of the East：A n Indigenous Origins o{TechniqtteS and Ideas of NeoEthic and Early Historic China．5000－1000 B.C．(1975)均详论中国文化的特征，为中国文明的起源提出全新的看法。八十年代何院士就中国古今土地数字不实的各种原因，详加考证剖析，撰成《中国古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1988)一书：数年后，以该书为基础，另撰《中国历代土地数字考实》(1955)一书，所持见解已成为学界定论。

何炳棣院士著作弘富，为历史学界泰斗。1966年获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79年获选为美国艺文及科学院院士，1997年获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高级研究员(相当于院士)。由于学术贡献厥伟，更曾于1975－76年被会员公推为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会长，乃该学会的首位亚裔会长，也是迄今唯一的华人会长。此外，并受香港中文大学(1975)、劳伦斯(Lawrence)大学(1978)及丹尼森(Dennison)大学(1988)赠予荣誉法学及人文科学博士的学位。

何炳棣早期著作多以英文撰写，二次荣休后，始大力以中文耕耘。目下正进军古代思想史领域，在文献不足征的情况下，求精求专，已撰有数篇甚具原创性的考证论文。同时也积极撰写回忆录，以远大的眼光及诚恳亲切的态度，现身说法，回顾读史阅世的心路历程，兼及师友杂忆。

何炳棣治学眼光非比寻常。以时间言，从公元前五千年至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文化无不涉及，关注之广，有浩瀚气象，而解释之新，足以撼动学术界。以题材言，选题一向以敢于攻坚，饮誉学林：力主研究基本大问题，不屑作二流题目。他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农业及农作物、耕作方式、近五百年间的社会阶层间流动、人口及资本累积等错综复杂、既重要又关联性高的研究课题，俱有震惊学界的见解，曾引起有世界史眼光学者的重视和讨论．以学植及训练言，何院士说：‘历史家选题攻坚的能力，很大部分是取决于工具的多少。’他从西洋史及社会科学积极摄取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心得。养成必要时自修工具的习惯，因此能单刀直入，对明、清制度史的两块基石－－‘丁’和‘亩’，赋予革命性的论断：谓二者俱为纳税单位，与实际人口数字以及土地面积无关。何院士在撰写《农业的起源》及Thc Cradle 0f the East时．更是从基础功夫作起，‘恶补’了不少考古学及其相关的自然科学知识，再与大量考古资料及古文献相印证。遇上其他学科专业的问题时，绝不闭门作车，反而不耻下问，虚心向相关学门的学者请教。

以方法言，因一向研究基本性的大课题，他从来不依赖孤证，尤其强调论证的积聚。撰写Studies O)c the Population of China及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时，即遍检北美各大图书馆所藏近四千种方志，包括不少海内罕见珍本，并尽力搜集登科录、同年齿录近百种，多维探索相关课题。他晚近的著作，和前期相较，表面似乎偏重微观的细致考证，然而深入细究以后，仍然呈现他原有作品的一大特色，亦即强调宏观的通识综合。何院士学贯中西，治学纵横上下古今，把1930年代清华大学强调考证与综合相结合的历史学风，发扬到极致，从而誉满全球，被礼赞为学术巨人。

有关胡适。在推崇胡适学术成就之际，何炳棣也一针见血地揭示胡适之“短”：“我是从来不记日记的，日子总是平凡的多，哪有那么多可记的？胡适很有心计，几乎天天写日记，出了厚厚八大本。也许他是以日记来“用计”，所以不一定完全可靠。”何炳棣对胡适为他题写的杜甫《羌村》三首前八句，十分称赞。他说胡适很是用心写，词好书法好。这幅书法一直挂在何炳棣书房，原打算捐赠给台湾胡适纪念馆保存，家乡建何氏三杰陈列馆，就把它捐给家乡了。

有关吴晗。对吴晗因写《海瑞罢官》，文革屈死。何炳棣感慨万千：这是太惨了！但何炳棣也不隐瞒他对吴晗学术上一些难以苟同之处。抗战时期，何炳棣和吴晗一起在昆明度过了西南联大的艰辛岁月。何炳棣说，吴晗古文功底很深，尤其对《资治通鉴》，几乎是精通。他的明史研究，得益于这些基础。但吴晗在昆明时不用功。那时他的一个亲戚就和吴晗住在同一幢楼，吴晗常常打牌。何炳棣还认为对吴晗不要“捧”得太高，要适度。无独有偶。著名诗人艾青生前也向何炳棣“批评”过吴晗，与他同在金华中学时，骑马、打麻将、抽大烟，学校打算开除，因为吴晗语文特别好，100分，才保了下来。不过，我认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重要在于是是是，非是非，不要人为地去“捧”，也不要人为地去“打”，对于历史和历史学家，都应是这样。

何炳棣的堂兄何炳松先生是他们家族里第一个留美归国者，长期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协理和暨南大学校长，是何家的希望，也是何炳棣小时心中的“英雄”。堂侄何德奎跟蒋廷黻曾被选为中国留美学生驻美京代表，监视中国南北两“政府”不得签署任何卖国条约，何德奎曾任英美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华总办”，抗战胜利后任上海市副市长。这两位家族里的“成功者”成功后一直不忘接济扶持家族的亲人，这种报答、反哺或说扶持的家族正义、善缘和伦理在中国并不多见。

何炳棣自己也从中得益，并继承了这种家族传统：“我生也晚，要等到海外立足之后才能顾及族务……”家族教育给予人的影响是一生的。何自承：“最使我终身不忘的是我吃饭时，外祖母不止一次地教训我：菜肉能吃尽管吃，但总要把一块红烧肉留到碗底最后一口吃，这样老来才不会吃苦。 请问：有哪位国学大师能更好地使一个五六岁的儿童脑海里，渗进华夏文化最基本的深层敬始慎终的忧患意识呢？！“但何认为，家族的主要目的是在制造”成功者“。 何父一生怀才不遇，他把何氏一家的前途寄托在何炳松身上，希望何炳松能成为美国威尔逊这样的人物；何父对儿子的教育用心更称良苦，带他见世面，向他阐发写文章的真谛，教他如何立志。

何父向儿子坦承，能供得起他念最好的小学，也供得起他念南开中学和国内较好的大学，但是绝对没有能力供他出洋留学，“这种年头，如不能出洋留学，就一辈子受气。”因此可以理解，在那样国难深重的年代里，尽管何炳棣有血气方刚的一面，他仍会刻苦读书。因为家教的健全有无，使得学生做出不同的人生选择。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人，除了各自的家教支配的社会教育外，还有学校教育，这个学校教育的成功之处在于当时中国教育和学术共同体的坚实，它是由北大、清华、南开和西南联大等无数的校长、教授们共同参与的价值共同体。在那样困难的时代里，进入这一共同体里的学生多有良好的问学和人生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