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常（？—公元前497年），一作元常。姒姓。夏朝君主少康庶子无余的后裔，春秋时期越国君主。继位者为勾践。

越之建国始于无余，经过一千多年漫长的岁月。至越王允常时期，才开始逐渐强盛起来。《史记·越世家·正义》引《舆地志》曰：“越侯传国三十馀叶，历殷至周敬王时，有越侯夫谭，子曰允常，拓土始大，称王，春秋贬为子，号为于越。”《吴越春秋》卷六亦载：“越之兴自元（允）常矣。”

虽然史籍对允常的记述很少，然而从零星、散见于各类文献中的有关材料，仍可看出允常是越国历史上第一位颇有作为的君主，是越国霸业活动的开创者、奠基者。

越国的统治区域，自无余以来一直以会稽为中心。史载“越王勾践，其先……封于会稽”。“无余初封大越，都秦余望南……大越故界，浙江至就李、南姑末、写千”。这些记载，只是说明越国统治的中心地区和疆域的大致范围。史籍中关于越国早期疆域的明确记载，首见于《国语》：“勾践之地，南至于句无（今浙江诸暨），北至于御儿（今浙江嘉兴），东至鄞（今浙江宁波），西至于姑蔑（今浙江衢州），广运百里。”其范围大致在今宁绍平原、杭嘉湖平原和金衢丘陵地一带。从考古发掘来看，这一带都有几何印纹陶一类具有明显越文化特征的遗物出土。因而可以肯定，《国语》中所说的“勾践之地”是越国早期疆域。越国早期疆域，虽不能与“楚地千里”相比，但在当时南方的各诸侯国中，其获域范围还算是比较大。

公元前490年，勾践被赦免归国，夫差封以百里之地：“东至炭滨，西止周宗，南造于山，北薄于海。”其面积不足原版图的十分之一。以后吴又“增之以封”，“东至于句无，西至于檇李，南至于姑末，北至于平原，纵横八百余里。”此次增封，虽比第一次所封扩大八倍之多，夫差却说:“夫越本兴国千里，吾虽封之，未尽其国。”足以说明，越国的早期疆域是比较辽阔。现 在需要弄清楚的问题是，上述越国早期疆域是勾践执政后所开拓的，抑是原先就有的？从现有史料看，是后者而非前者。

其一，勾践在入吴为奴之前，不具备拓展理域的条件。一则是其父允常刚刚去世，局势不稳，没有精力去扩大领土；二则是时间紧迫，绝无拓展领域的可能。公元前497年，允常病故，公元前496年，勾践即位伊始，吴王阖闾乘允常之丧攻越。两年后，吴王夫差为报杀父之仇攻越，越国大败。接着是勾践入吴为奴三年，至公元前490年得以归国。如此一连串的战争和不幸经历，没有条件去开拓疆域。

其二，勾践继位初期，无开拓疆域之雄心。据《越世家》、《国语·越语下》等记载推算，勾践约生于公元前520年前后，则其即位时尚是二十左右的青年。勾践自己说过：“先人就世，不谷即位，吾年既少，未有恒心，出则禽荒，入则酒荒。吾百姓之不图，唯舟与车。”说明勾践在早年是一个颇为荒颓的青年君主。终日酗酒打猎，追求声色犬马之乐，这样的国君也不可能雄心勃勃，开拓疆域。特别是公元前496年槜李之战侥幸取胜以后，勾践以为“阖闾既没，吴不足惧”，就放松警惕，不注重武备，亦不求领土之扩张。

其三，从吴、越早期作战的方位看，行军用兵，均未超越允常时期的越国版图。公元前510年，“吴王以越不从伐楚，南伐越……破檇李（今浙江嘉兴西南）”。事隔十多年之后，公元前496年，“吴王阖庐闻允常死，乃兴师伐越”。勾践率军抵御，“吴师败于檇李”。按携李，又写作醉李、就李，在今浙江嘉兴市西南，是越国北面的重要防守重镇。允常晚年和勾践早年都在此地与吴国发生激烈战斗，可见越国北面的版图没有变动。再从退军路线看，勾践在公元前494年得知“吴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报越”， 就先发制人，派军攻吴，战于夫椒，越军溃败，先退至浙江（今钱塘江），复退回会稽，仅以五千甲兵，栖于会稽山上，这已是越国最后的立足之地。史载“禹周行天下，还归大越……至少康，恐禹迹宗庙祭祀之绝，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又载“越王勾践，其先……封于会稽”。这些记载均说明越自建国以来，就一直以会稽为主要基地，勾践夫椒兵败，退回会稽老家，乃因无别处可走。此也证明勾践初期，没有开拓新的领土。

这样看来，《国语》上所说的“勾践之地”，并不是勾践继位后才开拓，而是继承前人的已有基业，正确地说“南至于句无，北至于御儿，东至于鄞，西至于姑蔑”的“广运百里”之地，乃是越王允常和勾践执政初期的越国版图。谁是越国早期疆域的开拓者？从无余建国起，历时一千五、六百年，其间有文献可考的越国君主，尚有无壬、无译、无谭、允常诸人，唯一有拓展领土记载的只有允常“有越侯夫谭，子曰允常，拓土始大，称王。”、“越之兴霸自允常矣。”根据这些记载和勾践即位初期的具体情况，越国早期摄域开拓者，非越王允常莫属。

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一个持续渐进的过程。虽然史籍中没有全面记述越王允常发展生产的具体措施，但从某些生产领域的突出实例，足以证明允常执政时期的生产水平，已超过以往任何历史时期。

在无余时期，“人民山居，虽有鸟田之利，租贡财给宗庙祭祀之费。乃复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无余质朴，不设宫室之饰，从民所居”。反映越国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尚处于半游牧、半农耕阶段。到允常时期，农业生产已是越国民众的主要生活来源，作为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国都，也开始由山区迁往平原。据史籍记载，“无余初封大越，都秦余望南”。又载“山南有焦规。现里有大城，越王无余之旧都也。”无论是“秦余望南”或是“焦规”，都在山区。至允常时，出于发展经济和场业活动的需要，越国都城开始向平原地区转移。《水经注·卷四十》载：“《吴越春秋》所谓越王都埤中，在诸暨北界。”郦道元虽未注明越王即是允常，但从南朝至清代的各类文献，全都确定埤中为允常之都城。南朝孔灵符在《会稽记》中说：“诸暨东北一百七里有古越城，越之中叶在此为都。离宫别馆，遗迹尚存。”另宋《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明万历《绍兴府志》、清乾隆《诸贾县志》、《浙江通志》等记载允常都埤中。埤中，在今诸暨店口、阮市一带，此处为环状冲积扇平原，背山面水，地势低洼，境内河道纵横，交通便利，对发展经济和增强兵力，远胜越之旧都。公元前494年，夫椒之战，越国战败，埤中亦为吴军所占，破坏严重，勾践说：“吴国为不道，求残我社视宗庙，以为平原，弗使血食。”在这种情况下，勾践不得不迁都他地，“会稽山上城者，句践与吴战，大败，栖其中”。据清毛奇龄考证，所谓“会稽山上城”，即绍兴之平阳。公元前490年，勾践被赦归国，接受范蠡“不处平易之都，据四达之地，将焉立霸王之业”的建议，于是才有绍兴越都城的建筑。

允常把国都向平原地区转移，这对于发展越国经济、增强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据《吴越春秋·卷四记》载，楚昭王得到一把越国铸造的青铜宝剑，不知其来历和真实价值，就请教相剑名手风胡子。风胡子告诉他此剑名曰“湛庐”，“臣闻越王允常使欧冶子造剑五枚”，其中“鱼肠”、“磐郢”、“湛庐”三剑，送给吴国。大王得到的这把剑就来自吴国。“湛庐”剑乃“五金之英，太阳之精，寄气托灵，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可以折冲拒敌”，所以非常宝贵。谈到“湛庐”剑的价值，风胡子说：“臣闻此剑在越之时，客有酬其直者，有市之乡三十、骏马千正、万户之都。”此剑之所以如此精良，一是“涸若耶而取铜，破荃山而取锡”，取材要求极为严格；二是要有欧冶子这样的铸剑高手。两者缺一不可。现若耶溪将涸。赤铜渐少，尤其是欧冶子已死，故此剑更为稀罕，“虽倾城量金，珠玉盈河，犹不能得此宝，而况有市乡三十、骏马千正、万户之都，何足言也！”风胡子的话，未免夸张，甚至说“阖闾闻楚得湛庐之剑，因斯发怒，使孙武、伍员、白喜伐楚”，更属荒唐。但是允常时期越国宝剑闻名遐迩，当是实情。

青铜剑是越国金属冶铸业中的精华。《庄子·刻意篇》说;“夫有于越之剑者，押而藏之，不敢用也，宝之至也”说明当时各诸侯国都视越剑为难得之宝贝。应该说，越国铸剑技术闻名全国，始于越王允常时期，因而在以后经久不衰。

越地多水，民谙水性，在生活和生产活动常以船为运载和交通工具。《越绝书·卷三》载：“方舟航买仪尘者，越人往如江也。治须虑者，越人谓船为‘须虑’。”勾践也说：“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揖为马；往若职风，去则难从；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特殊的地理环境，形成越人习水便舟的生活习俗和民族性格。正因为如此，越地的造船业一直比较发达。

越王允常时期的造船业，不仅构造技艺高超，在生产规模和产品数量方面也远超于以往。据史籍记载，公元前518年，“楚师为舟师以略吴疆。……越大夫胃秆劳王于豫章之钠，越公子仓归王乘舟，仓及寿梦帅师从王”CL川其时越是楚之附庸，是年楚联合蔡、许、越等国伐吴，故青歼至豫章（楚领地，今江西南昌）慰劳领军在外的楚平王，越公子仓还赠以乘舟，并随楚水师攻吴，证明越国船只数量不少，既能装备水军，又能以大型乘舟赠送他国。至勾践时期一次就能调集“戈船三百”，又能“使楼船卒二千八百人伐柏以为俘”。至公元前312年，越更能向魏赠送舟三百艘。如此发达的造船业，都是在允常时期造船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绍兴印山越国王陵的发现，又为越王允常时期经济发展水平提供令人信服的实物依据。

据《越绝书·卷八》记载：“木客大家者，勾践父允常家也。……去县十五里。”《越中杂识·卷下》亦载：“越王允常墓，在府城西南二十七里木客山。”从地理位f和文献所载若耶、木客、独山三座越王墓的比较来看，印山大基的墓主很可能是允常。退一步说，即使墓主不是允常，此墓也必建于允常时期，因为古代君王大都在生前就营建自己的坟茧，而允常始称王，为显示王者气派，所建坟墓也特别巨大。社会生产的各个部门，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从以上有据可查的实例看，越王允常执政时期的越国生产力水平，达到勾践复兴前的最高水平。正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允常才能“拓土始大，称王”。

吴、越结怨，由来已久。究其原因，既受晋、楚争霸战争的影响，更是两国间根本利益的冲突。

晋、楚争场前后长达八十余年，是一场南北两大集团扩大统治范围、抢夺土地和人口的斗争，夹在中间的一些小国，其势力之消长，往往受晋、楚矛盾的制约。

晋是北方强国，在晋文公执政时期（前636— 前628年），其势力发展到顶峰。其时，文公在狐偃、赵衰等著名大臣的辅佐下，励精图治，国力强盛。而南方之楚国，已控制汉水流域和长江中游地区，大有北上争霸之势。公元前632年的晋、楚城澈（今山东哪城西南临浪集）之战，晋虽取胜，也只是暂时遏止楚国争霸中原的野心。至楚庄王继位之后，任孙叔敖为令尹，整饬内政，兴修水利，加强战备，使国力更盛。

公元前606年，楚庄王挥师北上，晋楚又会战于泌（今河南荥阳东北），结果晋军大败，楚庄王成了霸主。庄王死后，楚国渐弱，而晋经过几代国君的努力。又重振旗鼓，至公元前576年，晋、楚复战于鄢陵（今河南鄢陵北），晋击败楚师，得以重新确立中原霸主地位。

晋、楚拉锯式的战争，双方都想联络第三国打击对方。如公元前584年，晋使申公巫臣“使吴，令其子为旱行人‘封早乘车用兵。吴晋始涌，约伐楚”。楚亦用同样方法联越制楚、间接削弱晋国的力量。如公元前537年，楚国联合越国等讨伐吴国：“冬，十月，楚子以诸侯及东夷伐吴，……越大夫常寿过，帅师会楚子于琐”所以晋楚争霸对吴、越矛盾的激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然， 吴、越成为“仇雕敌战之国”，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双方利益的冲突。吴谋臣伍子胥说：“夫吴之与越也，仇雕敌战之国也。三江环之，民无所移。有吴则无越，有越则无吴，将不可改于是矣。员闻之，陆人居陆，水人居水。夫上党之国，我攻而胜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车。夫越国，吾攻而胜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车。”可见吴视越为扩张领土的首取之地。所以早在吴王阖闾元年（公元前515年）构建吴都时，“欲东并大越。越在东南，故立蛇门以制敌国”。无独有偶，越国君臣也有类似想法。越大夫范蠡说：“吴、越二邦，同气共俗地户之位，非吴则越。两国民风习俗相同，地理位置又紧密相连，要向外扩张，必然是势不两立。

吴之攻越，由来已久。湖北马王堆汉墓出土之帛书《春秋事语》，就载有吴王余祭进犯越国之事。吴军把俘获之越民施以残酷刑罚，如断其手足，又通其看管船只，处境甚于奴隶，故被俘越民“怨以伺间”，想寻找机会进行报复。公元前544年，“吴人伐楚，获俘焉，以为阁，使守舟。吴子余祭观舟，阁以刀拭之”。此所谓“阅”，即守门奴，其来源很可能就是被俘的越民，因为当时越是楚之附庸，随楚征吴之事时有发生。吴王余祭被杀，反映越民对吴军的切齿仇恨。

公元前510年，吴国大举进犯越国，使吴、越间的矛盾骤然橄化。《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载：“夏，吴伐越，始用师于越也。”杜预注：“自此之前.虽扭事小争，未尝用大兵。”此为吴、越间大规模武装冲突的开始，而其时正值越王允常执政时期。战争爆发时，允常责以背信弃义：“（阖闾）五年。吴王以越不从伐楚，南伐越。越王允常曰：‘吴不信前日之盟，弃贡踢之国，而灭其交亲。’阖闾不然其言，遂伐，破携李。”越依附楚国，至公元前584年。“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从此，越又沦为吴之附庸。作为附庸国，越每年要向昊供给礼物，故贵以“弃贡赐之国，灭其交亲”。

此次战争，是在越碎不及防的情况下姗发的。越国首战失利，携李失陷。但从道义上讲，越国是胜利者，当时晋史官蔡墨就说：“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吴乎。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撕毁盟约，突然进犯盟国，乃不义之举，自然要遭到舆论的谴责。

至公元前505年，越王允常经过数年准备之后，决定举兵反击。《春秋·定公五年》载：“于越人吴。”同年《左传》亦载：“越人吴，吴在楚也。”允常选择此时讨伐吴国，因为其时吴军正与楚交战，故《吴越春秋·卷四》云：“吴在楚，越盗掩袭之。”

此次伐吴之战，是越国历史上第一次自卫反击战争，“越王允常恨阖闾破之柳李，兴兵伐吴”，也是对五年前吴军进犯的报复。从当时两国军事实力而言，吴军正处于“五战人郑”的鼎盛时期，所以越军并未能取得重大战果，但也足以显示越王允常战胜强敌的决心和勇气。勾践在临死前曾说：“吾自禹之后，承允常之德，获天灵之佑、神抵之福，从穷越之地，籍楚之前锋，以撇吴王之干戈。”勾践报仇雪耻，正是继承其父允常的斗争精神。

综上所述，史籍中关于“有越侯夫谭，子曰允常，拓土始大，称王”、“越之兴猫自元常”的记载，殆非虚言。允常为越国的发展，筚路蓝缕，功不可没。

赵晔：越之兴霸自元（允）常矣。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越绝书》

《吴越春秋》

1996年9月至1998年4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绍兴县文物保护管理所等单位，在绍兴县兰亭镇木栅村南印山，发掘清理一座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墓，其时间与允常在位时间相当。

印山大墓规模之大和布局之严密为江南同期墓葬中最大的，而大墓完全按王陵的规格、制度、设计来营造，整个大墓的规模足可与秦王陵媲美。这样的土木工程非君王不能为，印山大墓为王陵已确定无疑。

古墓由墓坑、墓道、墓穴三部分组成。墓坑口长46米、宽19一14米、深14米，墓道上大下小，底略平，全长54米、宽6.5一8.75米，墓穴的构造更具特色，在坑底正中先铺垫一层人工碾碎后再经夯实的木炭，厚度高达1米，后在其上用规整平直的大方木横向平铺成摔底，两侧则用长6.2米、横截面呈方形的众多大方木依次紧密排列、互相斜撑成两面斜坡状、横断面呈等腰三角形的掉室。所用大方木均三面裸漆，无操漆的外侧面在上下分别开凿2一5个牛鼻式隧孔，以作吊装之用。墓中安放巨形国木对剖为二的独木棺，下部棺长6.04米，宽1.12米。内深0.4米，这是迄今为止全国所见最大的古代独木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