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门特·理查德·艾德礼（Clement Richard Attlee，1883年1月3日—1967年10月8日），出生于英国伦敦普特尼，第一代艾德礼伯爵，英国工党政治家，首相（1945—1951年）。

1883年1月3日，克莱门特·理查德·艾德礼（以下简称：艾德礼）出生于英国伦敦普特尼（Putney）的一个中产家庭，早年入读诺夫贺学校、黑利伯里及帝国服务书院和牛津大学大学学院，毕业后成为律师。他早年曾经在伦敦东区为贫民区的孩子服务，因此使他逐渐支持社会主义。

1908年，艾德礼退出费边社，加入了独立劳工党。

1913年，艾德礼成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讲师，1914年爆发而应募入伍。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艾德礼曾经在加利波利和美索不达米亚服役，其后在战事中受重伤而送返英格兰休养。

1918年，艾德礼被送到法国的西线，但当时大战已近尾声，而他在大战完结时则以少校的身份回国。

1918年末，艾德礼再次返回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担任讲师，并开始投身政治。

1919年，艾德礼成为伦敦斯特普尼自治市的市长。

1922年，艾德礼在大选出选位于斯特普尼的莱姆豪斯选区，并当选为下议院议员，从此进入议会。当选议员后，他曾经担任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国会私人秘书。

1924年，艾德礼首次加入政府，在麦克唐纳的“首个工党政府”中出任战争次官一职，但不久即随政府下台而去职。

1926年，艾德礼支持全国大罢工，此年加入皇家的西蒙委员会，就英属印度进行自治的可行性研究。加入这个委员会，使他无暇抽身在“第二个工党政府”出任官职。

1930年，当时工党议员奥斯瓦德·摩兹利就解决失业问题而提交了一份意见书，但意见书被否决而促使摩兹利辞去他担任的兰卡斯特领地总裁一职，结果该职由艾德礼接任。

1931年，艾德礼改任为邮政总局局长。

1931年，乔治·兰斯伯里成为工党党魁后，艾德礼获委任为副党魁。艾德礼最初和大部分工党议员一样，与自由党站在同一阵线，反对在一战以后重整军备。

1935年，希特勒和纳粹德国崛起，兰斯伯里辞任党魁，艾德礼和他的工党议员们一起反对绥靖政策。由于兰斯伯里的辞职，艾德礼担任临时党魁至1935年大选。大选以后，工党举行了党魁选举，艾德礼与赫伯特·莫里森和亚瑟·格林伍德竞逐，结果艾德礼成功当选。

艾德礼当选党魁后，一直出任反对党领袖至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后来由于英军在挪威出师不利，使到议会对张伯伦政府提出不信任动议。虽然动议未能通过，但也促使张伯伦在1940年5月请辞。张伯伦最初有意以改组战时内阁为战时联合内阁，以避免自己下野的下场，但这却在工党引发另一场危机。关于工党是否加入张伯伦的战时联合政府，各党员曾在工党大会作激烈的辩论，而艾德礼则认为，即使自己同意加入张伯伦的内阁，他的党员也不会支持他。结果，工党和自由党最后加入了丘吉尔的联合政府。在二战期间，英国政府内有三个重要委员会主导战务。头两个是战时内阁和国防委员会，两者都是由丘吉尔所领导，而由艾德礼任副贰。至于第三个委员会，即枢密院议长委员会，则由艾德礼任主席，而该委员会则主要负责战时的民政事务。另外，艾德礼也会在丘吉尔缺席议会的时候代为解答议员问题。

艾德礼在战时全力支持丘吉尔的领导，而法国在1940年向纳粹德国投降的时候，虽然内阁就继续主战或议和的决定出现分歧，但最终因为有艾德礼支持丘吉尔，使英国得以继续作战。此外，在整整五年间，亦只有他们两人一直在战时内阁供职。

1940年至1942年，艾德礼出任掌玺大臣。

1942年至1945年，艾德礼出任副首相，兼任自治领事务大臣。

1943年起至1945年，艾德礼出任枢密院议长。

1945年英国大选中，在艾德礼的领导下，工党在选举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并击败寻求连任的丘吉尔，成为英国首相。

1945年，艾德礼出席了波茨坦会议，与美、苏两国的领导人杜鲁门和斯大林会面。

1950年，工党在大选中再度取胜，艾德礼得以连任，不过经过这次多数制选举后，工党在议院的多数优势已经大幅收窄。其后，工党内部又因为资助英国参与朝鲜战争的问题而陷入紧张关系，甚至出现分裂，结果工党终于在1951年大选落败，保守党的丘吉尔重新上任首相一职。

艾德礼下台后继续出任党魁一职至1955年，此后从下议院退休，并于同年12月16日赐予贵族爵位，取得艾德礼伯爵和普勒斯伍德子爵头衔，正式晋身上议院。

1965年1月，艾德礼出席了丘吉尔的丧礼。

1967年10月8日，艾德礼去世。

1926年英国工人大罢工失败后，保守党政府对工人进行了报复，在议会通过了一部反工会立法。艾德礼在取得1945年大选胜利后上台执政，他在政治改革方面的第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废除1927年的《工业纷争与工会法》。这个法令规定工会若征收政治性捐款，必须事先得到各有关会员的书面同意，而此前每个工会会员都是必须交纳政治捐款的，不需要什么书面手续。

扩大基层公务员的政治权利也是艾德礼政府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1948年，工党政府成立了研究文官政治权利的“马斯特曼委员会”。该委员会建议，在政治权利方面把公务人员分为两类：第一类公务人员的政治权利不受任何限制；第二类公务人员的政治权利应受一定限制，他们不得从事某些全国性的政治活动，但可以参加地方政府的活动。政府组织的另一个委员会进一步研究了这个建议，提出一份报告书，主张在上述两类公务人员之外，再加上第三类公务人员，把29万职员从“应受限制”类界定为“少受限制”类。他们可以请求从事除议会竞选以外的全国性政治活动。此类人员包括打字员、文书、科学助理人员、制图员、实验人员、某些技术人员。工党政府最后采纳了委员会的这些建议。这样，低级文官的政治权利比以前有所扩大。

在选举制度的改革方面，艾德礼领导议会通过了1948年和1949年的《人民代表法》。长期以来，英国一直给予某些人在选举下院议员方面两次投票的权利。另外，拥有复票权的企业主除了在居住地拥有选举权外，还可以在企业所在地再投一次票。1948年的人民代表法，是一部英国选举制度的重要立法。它统一了参加地方选举和全国选举的选民资格，规定下院议员全部由单选区选出，即每一个选区选出一名议员，宣布废除“复票制”。1949年的《人民代表法》是一个综合性的法案，保留了当时仍然有效的关于选举制度方面的立法。这个法案对1948年的法案作了重要修改：凡年满21岁的人都有权在选民名单上登记，符合相关要求后立刻取得选举权。

适当限制议会上院的权力，这是艾德礼政治改革中非常重视的问题。当时，工党和保守党关于英国钢铁工业是否应该国有化的争论引发了对上院的改革。艾德礼在1945年的竞选纲领中也明确提到了这一点，他决心兑现向广大选民的承诺。然而，工党政府知道，虽然它在下院拥有多数席位，但任何关于钢铁国有化的法案都将为保守党控制的上院所否决。因此，钢铁工业国有化问题牵涉到一场制宪问题的争论。工党决定改革1911年的议会法，把上院拖延通过法案的权力由两年减为一年。1949年，工党政府通过了20世纪的第二个《议会法》，将上院的延置权改为一年。

艾德礼执政6年间，共实施了8个国有化法案。其中包括把英格兰银行（1946）、煤炭工业（1946）、国内运输业（1947）、电力工业（1947）和钢铁工业（1949）等国有化。到艾德礼下台的1951年，国有化的工矿企业约占全国总数的20%，约有200万人在其中就业。由于国有化仅在一定的范围内，在企业的总数中所占不多，所以这些法案比较顺利地得以通过并付诸实施。虽然工党的国有化在一定范围内满足了多年来一直为之斗争的工人要求，但这也更符合垄断资本家的根本利益。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针对英国工业技术落后，企业经营分散和投资动力缺乏的实际状况，艾德礼提出了国有化改革，认为国有化是恢复和振兴英国战后经济，提高产业效率的最好办法。曾任英国工党领袖盖茨克尔提到，“有人认为，所希望的效率方面的提高并不适用于私人竞争企业，在没有效率的私人竞争和有效率的私人垄断或有效率的公共垄断之间存在着选择。第一条途径显然不能令人满意；第二条途径是令人不能容忍的，因为让一个垄断组织的利润归于一些私人是错误的。因此，第三条途径是一条可以采取的正确道路。”艾德礼继承了盖茨克尔的国有化思想，认为国有化就是把国民的福利置于任何利益至上的社会主义原则的体现。艾德礼在其著作《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志和道路》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英国工党国有化的思想：要对金融、运输、燃料和钢铁工业实行国有化，因为这些工业在为新社会秩序打下巩固基础方面都处于最重要的优先地位。

艾德礼在国有化改革上采取了“公营公司”的管理机制，即首先成立国家管理局对企业实行管理，然后通过立法的形式，确定企业国有化的日期，最后由国家管理局对企业进行接管。艾德礼上台后共提出了8个重要的国有化法令：1945年10月首先以立法的形式将英格兰银行收归国有，使其取得中央银行的地位；同年还通过了煤炭国有法，把煤炭工业置于国家煤炭局的管理之下；1946年8月，成立了国营航空公司，将全部民航机和航空站收归国有；1947年1月，成立了国营有线电报和无线电报公司；1947年8月，通过了国内运输法，由英国运输委员会对铁路、公路、航运等运输行业进行统一管辖；同时还将500家发电厂和输电系统收归中央电力局管理；1948年7月，将煤气厂和煤气管道全部收归国营煤气委员管制；1951年才又通过钢铁国有化法。截至1951年艾德礼下台时，收归国有的企业占全国工业总数的20%，约有200万人在新的国有企业中就业。

艾德礼上台之后，立即停止了一直延续以来的旧的工业区域政策，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全新的区域政策。这种新型的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强调通过运用财政金融手段来帮助萧条老工业区摆脱经济困境，达到地区之间经济的均衡发展，与之前政策的大不同是不再鼓励把劳工从萧条地区迁往其他地区，而是大力鼓励各种企业到萧条地区投资设厂，开发当地经济，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就业量。

1945年议会通过了工业分布法案，其主要目的是援助开发地区，这项法案给予了政府两项重要的权力，第一，政府可以通过向私有企业租赁的形式在开发地区建立工厂，并且可以经营和管理工业园区；第二，工业家欲进行建筑的规模必须通过贸易部的讨论。从1945年到1950年政府对工业布局的调控产生了的影响，尤其对不同工业区的就业问题的解决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1945年开始的新的区域发展政策开始于工业分布法案的颁布，两年之后的城乡规划法案更是加强了这一倾向，因为这个法案对繁荣地区大型工厂的建立实行一定的控制，鼓励工业家到萧条地区选址建厂。这份法案从1948年7月1日开始生效。城乡规划法案规定，建筑新的工业建筑物必须取得计划当局的同意，并且规定：只有贸易部证明“上述发展符合于适当的工业分布原则才可以进行”。这份法案为地方土地所有者以国家名义来开发土地提供了300万英镑的财政补贴。在开发地区，战时设立军需工程被保留下来，继续生产，政府为它们也提供了慷慨的财政援助。1948年6月，移交给工业家的那些战时工厂、开发地区的新工厂和增设单位雇佣105000人。据当时估计，如果计划得到执行，可以再提供185000人就业。从1945年1月到1949年12月，被批准的全部厂房工厂的三分之一以上和将近二分之一的给予兴工执照的工厂是属于开发地区的，虽然这些地区投保的人数只占英国全部人数的五分之一。

通过艾德礼的新的区域政策，苏格兰中部、威尔士东北部和西北部这些开发地区纷纷出现了大批的现代化工业，对于就业问题的解决也有非常明显的效果，从1948年开始，当这些地区的新兴工业逐渐开始发挥作用时，失业率也开始下降，投保工人的失业率不到2%。这样，通过1945年工业分布法案和1947年城乡规划法案的颁布和实施，从1945年6月到1950年7月，大约有481个政府筹建工程和505个私人筹建工程（这些工程主要包括工厂，工厂扩建等等）在开发地区建立起来，创造了预计200，000个就业岗位，萧条地区的失业人数从战前1938年的550000到1950年下降到100000。这种就业形势的稳定和好转，显示了艾德礼政府克服地理环境引起的不便，创立新兴工业，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为了医治战争给英国带来的严重创伤，恢复经济，艾德礼在1945年大选宣言中提出了明确的福利国家的构想。如在住房上“以最快的速度实施一个建房计划，直到每一个家庭都有高水平的住房”；在教育上“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学生毕业年龄提高到16岁、成人教育和免费中等教育”；在医疗卫生上“使所有人得到最好的免费服务，钱不再是最好治疗的保证”；在社会保障上“建立为所有人的保险法，保证将人们遭遇困难时的痛苦减低到最小程度”。

艾德礼上台后基本履行了以上计划：1946年通过的《国民保险法》，其覆盖面不只包括特定的职业和收入群体，而是覆盖了全体国民，保险计划由国家具体执行并承担责任。1948年的《国民救济法》，对一些因残疾等原因而不能工作的特殊群体作出了救济的具体规定，宣布“现存的济贫法不再有效”。1946年11月，议会通过《国民医疗保健法》，该法案是西方国家第一个为全体国民提供免费医疗的福利法案，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医院国有化和全民免费医疗。1948年7月5日《国民医疗保健法》《国民保险法》和《国民救济法》同时生效。政府在同一天宣布，英国已经成为福利国家。

新的《国民保险法》是全民保险，该法规定国民保险制度是一种强制性缴费制度，它适用于年龄在达到离开学校年龄与领取养老金年龄之间的每一个英国人。法令同时还规定国民保险提供七种津贴：失业保险津贴、疾病保险津贴、产妇津贴、寡妇年金以及寡妇补贴、孤儿津贴、养老金以及死亡补贴。这样包括失业保险在内的几大保险事项都被纳入到统一的社会保险中，体现了现代社会保险制度的普遍性原则，并且这份法令还将失业保险扩大到所有行业。1946年的国民保险法是工党福利计划的基石，奠定了以后至少30年福利国家的基础。《国民保险法》是英国建立普惠式社会保障的最重要的立法，其覆盖面不只是特定的职业和收入群体，而是包括了所有人的全民保险计划。《国民卫生保健法》旨在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卫生健康服务体系，反对将富人和穷人区别开来。在艾德礼的坚持下，1946年11月，议会通过了《国民卫生保健法》。住房的修建是工党政府的另一件大事。1946—1951年，工党政府平均每年新建住房近20万套。1946年4月，在艾德礼的坚持下，政府成立了住房修建执委会，专门负责住房的修建工作，1947年完成13.9万套住房，1948年完成22.7万套，1949年完成19.7万套。这些住房的完工，加上一些修建的住房，基本上解决了战后的住房问题。

艾德礼开启了英国福利国家之路，无论是相关的立法数量还是福利政策的覆盖面，都是英国历史上其他政府无法比拟的。到1948年，英国工党政府完成了包括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工伤保险等一系列保险类型在内的社会保险的高度统一和整合——国民保险制度，同时通过同年的国民救济法以及国民保健法的颁布实施，也确立了比较完善的国民救济制度和国民保健制度，扩大了社会保障的实施范围，加深了社会保障的实施力度。到1950年，接受各种国民救助的总人数为229万人，其中领取失业保险津贴者为22.6万人。由艾德礼实施的福利国家思想成为战后两党共识政治的基础，战后英国政府的福利开支保持直线上升，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是英国福利国家的黄金年代。

艾德礼首相上台执政以后，逐渐意识到，从国际方面来看，战后雅尔塔体系的确立，世界战略格局的转移，美苏两大阵营的出现，战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思潮空前活跃等，不得不让艾德礼首相面对这样的事实：英国的世界霸权地位已经成为历史，如何在战后新的历史条件下，确立自己的的外交政策来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成为艾德礼所面临的主要课题。实行“非殖民化”政策，是英国战后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决策。艾德礼领导下的英国工党打开了战后“非殖民化”的大门。

在印度问题上，艾德礼执政后，在对印政策上，一方面继续推进因二战而中断的印度政治改革，提议在1945年底举行大选。但在大选中，穆盟得到了大多数穆斯林选票，这说明穆斯林联盟在穆斯林中的影响扩大了，而印度国民大会党对穆斯林的影响则明显下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艾德礼在制定对印政策的时候考虑到其政策对两大种族的影响。1945年3月15日，艾德礼在下院说：“我们非常在乎少数民族的权利，少数民族应该在没有恐惧的情况下生活；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让少数民族有否决太大民族进步的权力。”为了使国大党和穆盟就印度未来的宪法方案达成协议，1946年5月16日，艾德礼公布了解决印度问题的“内阁使团方案”。方案设计了一个中央权力比较微弱而各省享有较大自治权的联邦体制，希望既能维护印度的统一，又能满足穆斯林的自治要求，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虽然对方案没有满足自己的意愿而表示不满，但是都先后通过决议，部分地接受方案以共同制定新的印度宪法。由于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艾德礼被迫批准蒙巴顿方案，在印度实行“印巴分治”。

在缅甸问题上，起初，艾德礼首相继续沿用战时内阁的对缅政策，企图恢复在缅甸的殖民统治。但随着缅甸人民民族独立的呼声愈演愈烈，艾德礼首相审时度势，修改了战时内阁的对缅白皮书，从现实主义的外交原则出发，顺应了战后“非殖民化”的发展潮流和立场，与缅甸民族领导人通过和平谈判，签订《昂山-艾德礼协定》，“主动”和明智地从缅甸撤退，最终缅甸赢得了对英联邦的突破。但是由于艾德礼在缅甸实施的一系列政策，使独立后的缅甸现代化的发展步履维艰。

也正是在同一背景下，英国于1947年2月21日通知美国政府，3月31日后英国将不再承担在希腊的政治经济责任。同时，英国将停止援助土耳其。

在二战后初期，在艾德礼的带领下，英国政府与斯大林和苏联改善关系。在1946年，艾德礼邀请了一批苏联科学家和工程师到英国。艾德礼本人同意向苏联赠送40部夏威夷雁飞机引擎。结果，苏联人不久以后即凭夏威夷雁引擎，秘密地改良出克里莫夫VK-1引击，并使用于米格-15战斗机。当斯大林占领了整个东欧时，艾德礼和贝文方才醒悟到苏联不可信赖。据此艾德礼政府认为，英国外交的出路只有一条，即丘吉尔一贯主张的与美国结盟以影响其决策，说服美国保持世界力量均势，填补欧洲在大战结束后出现的实力真空。这种选择对英国这个曾经显赫一时的国家来说，虽不是完全心甘情愿的，但就通过重新建立欧洲均势以平衡苏联，保护英国的既得利益和现存地位而言，却是惟一实际可行的。因此，联美抗苏成为战后初期英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内容。艾德礼政府通过影响美国舆论、带头响应马歇尔计划和推动北约的产生等一系列的外交活动，使美国放弃了孤立主义倾向，承担了保障欧洲安全的责任，实现了英国的外交目标。

艾德礼紧跟形势的变化，把美国适当地拉到自己的外交战略轨道上来，从而最大限度地谋取英国的利益。艾德礼在推动美国迈向“冷战”宣言方面，抓住了适时的机会，既把英美再次绑在了一起，为英国谋取利益，又摆脱了英国在希腊和土耳其的沉重负担。它充分利用和发展英美特殊关系，工党政府把目光转向由于战争而暴富的美国，希望能维持战时英美间形成的联盟。进而发展英美同为英语民族的这种“特殊关系”，借美国的力量来维持英国的大国地位。英国同美国的这种“特殊关系”，是1945年战后期间英国外交政策的基础。

抗日战争一结束，艾德礼就密切关注中国局势的发展。在务实派思想的影响下，艾德礼在1945年底已经基本确立了这样的观点：即一旦爆发战争，英国应该置身事外，以静观局势的发展。从1946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英国基本上执行了这种不干涉政策。战后，面对国内百废待兴的困境，艾德礼政府最关心的是恢复英国的国力，以至于当美国多次要求英国支持其立场时，都被英国拒绝。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是工党政府现实主义外交的代表性范例。艾德礼领导下的英国则不顾美国的反对，于1950年1月6日在西方国家中率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英关系史上迈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步。

艾德礼执政初期奉行“三支柱防务政策”。其核心是：防卫英国并把其作为反击基地；维持海路的畅通；维持在中东的地位。三根支柱互相依赖，任何一个支柱的丧失都危及另外两支柱的存在。第一根支柱涉及英国与西欧。第二根支柱是海路的畅通，这是一条连接英国、中东、非洲和远东的帝国通路。第三根支柱是中东，维护苏伊士运河的畅通是英国传统的外交政策。相对而言，中东防务是艾德礼政府初期争论的焦点。

为了防止与苏联发生直接冲突，艾德礼提出放弃中东的防务，建立一个新的非洲防线，即从拉果斯到肯尼亚，并把大部分的军事力量部署在肯尼亚。三军参谋长反对艾德礼的建议，因为中东在战略上的地位非常重要。同时，军方认为艾德礼的替代方案是不可行的。贝文为了防止美国染指中东，他与美国就中东问题达成了重要谅解，巩固了英国在中东的地位。军方与贝文的观点最后占了上风，艾德礼决定维持中东的防务。

三支柱防务政策不久就遭到了挑战。帝国总参谋长蒙哥马利认为，西欧本身无法完成防卫苏联的任务，英国应该大力支持大陆的防务，为此目的，英国有必要向欧洲派出军队。空军参谋长和海军参谋长反对在欧洲部署军队，艾德礼支持后者的看法。1950年3月，国防部长指出，鉴于法国军队的士气处于低潮，他支持派军队到大陆。不久，英国向欧洲派出了常备军。1949年，艾德礼主持进行的评估报告指出，没有美国的援助，英国在主要的战争中将不可能守住中东，英国在中东必须和美国合作。

艾德礼于1950年主持制定的防务政策指出，“欧洲以前的防务工作只是停留在文字工作上，现在已经是联盟执行这些文件的时候了。从美国运来武装西欧的第一批武器和装备已经到达”。中东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新的防务政策要求美国和英联邦参加到中东的防务中来。由于英国空军要防卫英国本土和西欧，中东防卫力量的不足必须得到补充，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别的英联邦国家和美国把军队派到该地区变得更加重要。远东防务处于次要地位。艾德礼认为远东的安全威胁主要来自内部，因此英国在东南亚的努力应该是指导建立当地的保安部队和内部行政机构上，必须反对把资源从重要地区分散到他们中来。这一新的防务政策一直延续到艾德礼政府的末期。

英国下议院里的男厕有一道长长的解手槽，工党党魁艾德礼有一天先一步进去解手，保守党议员丘吉尔跟着进来。丘吉尔看清形势，马上走到最远的地方去小便。艾德礼说：“我知道你我是政敌，可是，我们实在不必把歧见带进男厕来”。丘吉尔回答说：“你们这些社会主义信徒一见到任何粗壮坚实的玩意，马上就要政府去约束它、管制它，烦透了。”

1937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和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联名向英国工党党魁艾德礼发出一封亲笔信，目的是为寻求英国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帮助。信上说：“我们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并代表正在与侵略者进行殊死较量的全体中国人民，向英国人民和您所领导的英国工党送上良好的祝愿。”“我们想代表中国向贵党寻求任何有可能来自英国的实际帮助。”“我们相信，当英国人民了解日本在中国所犯下的恶行后，就会选择和我们站在一起，选择以你们的名义帮助中国人民，并选择督促你们的政府来防范这个很有可能给英国带来同等、甚至更残酷威胁的敌人。”信件结尾还写道：“反法西斯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和平民主战线永存！”

这封信是由新西兰记者贝特兰促成的。贝特兰1910年出生于奥克兰，他本人曾在牛津大学学习英语，和艾德礼是校友，也是牛津大学工党俱乐部的活跃人士。他思想进步，支持亚洲抵抗日本侵略。贝特兰曾应毛泽东之邀到访延安。有一次，他在同毛泽东谈话时提到，如果以毛泽东的名义致信英国反对党领导人，也许会对中国的抗战事业有所裨益。毛泽东就写下了这一信函，由贝特兰翻译、打字后，和朱德一起签名发出。贝特兰提醒艾德礼要妥善保管这封信，因为“这可能是毛泽东和朱德的亲笔签名第一次出现在英国”。艾德礼意识到了其重要性，他把这封信悉心保存了下来，历经数代而未遭损毁。

艾德礼著有《工党的展望》《社会工人》《幸运时刻的人》等著作。

艾德礼的妻子是维奥莱特·艾德礼（VioletHelenMillar，1896年—1964年6月7日），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921年，她在意大利参加一个假日聚会时结识了艾德礼。1922年1月10日举行了婚礼。她对政治不感兴趣，但当艾德礼迎来大选时，她花费了大量时间在街头和露天广场拉选票。婚后第二年，她便有了身孕，但怀孕期间异常艰苦，她得了严重的产后抑郁症。在随后的7年中，她又产下三个孩子。在产下最小的孩子后，她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1931年，他们搬出了伍德罗德的房子，住进了斯坦莫尔地区。1945年，搬进了唐宁街10号居住。在艾德礼卸任首相后，维奥莱特搬进了位于白金汉郡大迷森登的彻丽小屋。她完成了所有的家庭杂务，还在园艺方面给克莱门特以帮助。1964年，她因脑出血病逝，享年68岁。

维奥莱特·艾德礼和艾德礼有四个孩子：

珍妮特·海伦·艾德礼（Janet Helen Attlee，1923年2月25日—）

费莉西蒂·安妮·艾德礼（Felicity Ann Attlee，1925年8月22日—）

马丁·理查·艾德礼（Martin Richard Attlee，1927年8月10日—1991年7月27日）

艾莉森·伊莉莎伯·艾德礼（Alison Elizabeth Attlee，1930年4月14日—）

丘吉尔（英国前首相）：一个谦虚的人，但他仍有很多事值得谦虚。

撒切尔夫人（英国前首相）：艾德礼，无可奈何地，我的确是他的仰慕者。他是一位认真和爱国的人，与1990年代的普遍政客构成了颇强烈的对表，他为人真诚，并不作假。

罗伯特·安东尼·艾登（英国前首相）：艾德礼柔中寓刚，虽然并不富于想象力。他能比大多数人更清楚地看到他的行动界限，而且从不超越那些界限。他极其耐心.....耐心并不是他的天性，但是如果不得不如此的话，他会表现得不亚于任何人。作为同僚我完全信任他，作为对手我也很尊重他。

克里斯多夫·索梅斯（英国原枢密院院长）：撒切尔夫人并不真正带领一个团队。当你的首相要私自作所有决定的时候，那一定会把事情弄糟。艾德礼却正正不会这样，而这就是他那么棒的原因。

汤姆森（英国传记作家）：①世界上没有任何事倩比低估克菜门特·艾德礼更容易的事了。他的言谈举止确实象一位成功的伦敦律师的儿子和参加过加利波利战争的少校营长。他坐在内阁会议桌边心不在焉地胡写乱画，或者在工党会议的主席台上抽着烟斗，恰似一位漫画家的杰作“小人物”。②首相中有两种风格——“散文”和“诗”。艾德礼的风格犹如一篇平铺直叙的散文，并且似乎毫无特色。他并不多愁善感，办事简单明了，言谈简洁，也不崇尚词令。③他善于观察人，能作出准确的判断，虽然守口如瓶，不说出来。比如，他对克罗斯曼不信任，说他“很有能力，但无判断力”。艾德礼是一位适于作委员会主席的杰出人选，但是他似乎生来就该遭到忽视。④然而他担任党的领袖达二十年之久，担任首相六年。不仅如此，他还是这样一届政府的首脑，这届政府在第二次界大战后剧烈动荡的年代里完成了一项雄心勃勃的社会立法计划。艾德礼将自己准备做的事情完成之后辞职了。他对在大选中的失败也心安理得。艾德礼其人看起来似乎并不引人注目，但他的政绩却颇为卓著。

罗宾·W·温克（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主任）：1945年，英国选民丢弃了丘吉尔和他的政党，不是由于选民忘恩负义，而是多数选民推崇的战后社会改革议程遭到了丘吉尔的反对。他与其下任艾德礼在风格、性情和观点上的差别非常大，艾德礼是一个内省的中间派律师，作为工党领袖的艾德礼，将社会改革推向全英国，并对英国殖民地进行本地化统治。至于在对外事务上，尽然当时英国人仍不知道自己将来要放眼欧洲大陆，但艾德礼却对战后欧洲经济的复苏起了一定的辅助作用。此外，他在冷战开始之时，亦成功与美国结成忠诚的盟友。由于领导作风的关系，艾德礼把对外事务的重任都交给了内斯特·贝文。以一个社会主义者而言，艾德礼在年青的时候仍然肯定大英帝国的价值，他更曾认为大英帝国是为全球带来好处的一股动力。但是，他后来发觉帝国的大部分疆域都有自治的必要，最终使他以加拿大、澳洲和新西兰这些自治领作例子，在任内开始转化大英帝国为英联邦。总括而言，他的最大成就和贡献，相信就是成功在英国战后，不论是政治政策，抑或经济方针上，都使社会各界，各党各派都达至一致的共识，而这种共识更一直牢固于政治角力场，到1970年代才有所变化。尽管学界仍有激烈的辩论，但有些观察者认为，这种“战后共识”至今仍然存在。

亨利·G·魏瑟尔（美国学者）：①作为党的领导人，他具有消除分歧和调和冲突的卓越才能。同时，他还是一位与他人共事的好搭挡，人们赞扬他是工党历史上最好的领导人。他是一位原则性很强的人，发展了关于社会公平的清晰的概念。在生活方式方面，他崇尚节俭，他的诚实正直无庸置疑。尽管他的讲演不会产生戏剧性效果，但他确实是一位观点清晰、态度冷静、口齿伶俐的演说家。②当艾德礼政府开始实施全面改革时，他并没有试图重新建构英国的法律或宪法。他同时是一名爱国者、君主制度的拥护者和渐进主义者，他始终相信英国的政府制度，他所指责的是英国在经济上的不公平和帝国主义。在两大政党的支持下，在以公众对其重要立法机构的认可为后盾的条件下，艾德礼政府最终实现了社会环境的改善和战后英国的稳定。

叶绪民（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研究生导师）：①艾德礼作为一名政治家，其对英国的贡献应置于英国的历史中去考察。他极力推行的“民主社会主义”，应该说是英国灰色的历史中的一缕亮光。然而，英国毕竟是一个老牌的资本主义，他的改良，不可能彻底，也不可能改变整个社会体制。所以艾德礼执政期间的一些政绩从历史角度看，不免充满了矛盾，这种充满矛盾的艾德礼政策，正体现了英国这个在20世纪以来日薄西山的大帝国主义的分崩离析，也体现了艾德礼个人性格的复杂性。②观其一生中几次关键性抉择，可以知道艾德礼在务实和理想之中倾向于前者。为了长远利益，他可以作出暂时的牺牲和忍让，而一旦胜券在手，他又善于一改初衷，强拳出击，打倒敌手。而当他站在国际政治人物的前列时，他一贯的审时度势的思维作风，又影响着他对国际事务的决策，与其说他是从英国利益考虑，不如说是从他个人利益考虑。他执政期间留给世界政坛的形象往往是个人的形象，而并没有给英国塑造出某种新的或保守的形象，英国仍如以往，而艾德礼则不同于前任。他的个性使他的任何决策都留有余地，从不走极端，并能随时转变自己的策略，已期获得最终胜利。这些手段曾使他多次获得成功，但不能使他每次获得成功，他仅任一届首相便说明了这一点。③历史已翻过沉重的一页，今天来审视艾德礼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措施，排除其个人的私利因素，有许多地方是值得人们重新思考的。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任首相，在英国以至世界历史上所描绘的一笔不应该是丑恶和昏庸的，它有其较明亮的色彩和明智的思辩，甚至有些措施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

孙博闻（宁波诺丁汉大学亚太研究所研究生）：在艾德礼的领导下，英国始终成功由战时经济过渡到和平时期，并成功解决了遣散军队、外币短缺、贸易逆差和政府支出失控等等的问题。而他任内在国内事务最大的成就，则要数任内成立的国民保健署，以及使英国在战后成为福利国家。

邢爱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艾德礼是英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忠实代表。他为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利益不遗余力地效劳。他知识渊博、性情温和、为人谦逊，这使得他在工作方法上惯于采用迁回和稳重的进攻来达到最后的目的。因此，很受英国垄断资产阶级的赏识和器重。

莱姆豪斯图书馆外有一座艾德礼的铜像。牛津大学大学学院的大饭堂内挂有艾德礼的画像，以表彰他对英国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