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说周代有公、侯、伯、子、男五种爵位，爵即爵位、爵号，是古代皇帝对贵戚功臣的封赐，后代爵称和爵位制度往往因时而异。如汉初刘邦既封皇子为王，又封了七位功臣为王，彭越为梁王，英布为淮南王等；魏曹植曾封为陈王；唐郭子仪被封为汾阳郡王；清太祖努尔哈赤封其子阿济格为英亲王，多铎为豫亲王，豪格为肃亲王。再如宋代寇准封莱国公，王安石封荆国公，司马光为温国公；明代李善长封韩国公，李文忠封曹国公，刘基封诚意伯，王阳明封新建伯；清代曾国藩封一等毅勇侯，左宗棠封二等恪靖侯，李鸿章封一等肃毅伯。

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等级制度之一。先秦爵制，与世袭的宗法、分封等制度互为表里，爵位往往就是政治权力的标志。秦以后的爵制（分赐爵与封爵），与先秦爵制的性质有所不同。爵不具备行政职能，主要用来确定皇亲、功臣世袭的政治名位和经济权利。

先秦文献中有关爵制的记载，主要见于《孟子·万章下》。所举周代爵称，有天子、公、侯、伯、子、男六等。年代稍晚的《礼记·王制》，则将天子除外，子男分列，即所谓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文献反映的先秦爵制是否准确，学者尚存异议。但参照甲骨、金文资料，可以肯定的是：夏爵制不详，商制细节难明，只有西周至战国时期的爵制尚可大致判明其爵称与爵序。

商制，文献所记有侯、甸、男、卫、邦伯，均属地处王畿之外的“外服诸侯”。殷墟甲骨资料表明：殷邦境外的“多方”或“多邦方”，常常是商王国征伐的敌国。它们的君长被称为“方伯”或“邦伯”，如人方伯、羌方伯、盂方伯、周方伯等。殷邦边境和邦境内的君长，被分别称为侯、伯，如杞侯、犬侯和井伯、宋伯等。它们是商王国的屏藩，常受商王之命征伐多方，商王亦往往派兵助征。方伯和侯、伯称号的不同，反映了这些君长与商王关系的亲疏差别。

有的学者认为，商代甲骨文（或金文）中的“田”和“子”、“男”也是爵称，尚无定论。

西周春秋爵称，可大致分为王、公、侯、伯、子、男六级：

王在周王朝辖区内，王是指周天子而言。另有个别并非天子的王者，如■王、吕王、丰王等，都属戎狄首领。春秋金文中的称王诸侯，仍限于同周室关系较疏的蛮夷君长，即徐、楚、吴、越四国。

身居高位的天子重臣称公，所见有周公、召公、毕公、明公、井公、毛公、芮公等。可以肯定的称公诸侯，有宋公戌（宋平公）、宋公差（宋元公）、宋公■（宋景公）、宋公得（宋昭公）。

西周春秋时代行用最普遍的爵称是侯。金文所见主要是周初始封的周姓诸侯，如■（燕）侯、鲁侯、康侯、邢侯、蔡侯、滕侯、虞侯、荀侯、曾侯等。称侯的异姓国君，除与周室关系非同寻常的姜齐以及取而代之的田齐外，大都是周初褒封的前代帝王之后，或者早已存在的“先封”之国，有铸、陈、纪等。齐桓公会盟诸侯一同尊周王以后，周王给予升爵一级的奖励，从侯爵升为公爵。并将女儿嫁给齐桓公，由同姓诸侯鲁公主婚。

西周时代称伯的诸侯，多为文献记载较少的小国之君，有的是畿内封君，如荣伯、井伯、杜伯、单伯、散伯、徵伯、过伯、夷伯等。春秋时代明确称伯的国君，主要有郑伯和曹伯。周平王东迁时秦国护驾有功给予升爵一级的奖励，从子爵改成伯爵。

金文中的子明确属于爵称的，主要有北子和沈子。文献中其他诸子，尚无金文印证。楚国国君开始的正式书籍记载为子爵。后来其国君请求改封爵位不成而自封楚王。

《春秋》所见男爵仅有许国。1967年陕西长安县马王村出土一件西周晚期的■（许）男所作铜鼎，证实许国国君的爵称确为男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