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健挺（1909年—1983年11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少将，安徽省霍山县人。1931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9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建国前曾担任霍山县第七区苏维埃政府少共区委委员兼秘书、下符桥乡少共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二二三团第一连政治指导员，陕南游击总司令部独立第二营政委，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第七十四师独立第一团副团长、师政治部主任、师教导团政委、师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科科长，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四团参谋长、政治处主任、警备第二团政治处主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七〇团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河南人民抗日军第四支队政治部主任，中共伊洛特委（五地委）书记，河南人民抗日军第五支队兼河南军区伊洛（第五）军分区政委，八路军豫西支队政委，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二旅政委，鄂西北军区第二军分区政委兼中共鄂西北第二地委书记，江淮军区第四军分区副政委，皖北军区警备第一旅政委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区警备第十四旅政委，皖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安徽省军区代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南京军区司令部动员处处长，红二十五军战史编审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福建省军区第二政委、顾问。他还是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09年，刘健挺出生于安徽省霍山县下符桥镇圣人山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原名刘守斋。父亲刘发仁，母亲吴长英。刘健挺兄弟三个，他排行老二。哥哥刘守矩，曾任东北乡苏维埃政府司务长。弟弟刘守国，曾任红四军独立第九连政治指导员，在一次战斗中牺牲。妹妹刘守英也参加革命，红军长征后留在地方工作，后被疯狂反扑的国民党卖往英山。刘健挺结发夫人万吉云，随刘健挺一道参加革命，曾任烂泥坳乡苏维埃政府妇女主任，婚后十几年病故，为烈士。刘健挺7岁放牛，11岁后读了两年私塾、两年学堂，后因家境艰难辍学，回家做农活。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员舒传贤、刘淠西等纷纷回到家乡霍山从事革命活动。同年冬，舒传贤成立了以“交换知识，联络感情，砥砺学术，主张公道”为宗旨的学术研究会，开办农民夜校，秘密从事革命活动。刘健挺参加了舒传贤开办的农民夜校学习，觉悟提高很快。

1928年9月，刘健挺由叔父刘永贞、刘介臣介绍加入下符桥秘密农民协会，不久担任下符桥乡农协常委。当年，霍山旱灾严重，收成锐减，地主豪绅又乘机逼租逼债、加税增捐，农民生活苦不堪言。中共霍山特区委、农协发动秋收斗争。刘健挺与东北乡农协主席吴宏观带领300多位农民，拦截了地主储华峰所收的5000多公斤租稻，分给贫苦农民。

1929年，刘健挺还积极参加春荒斗争。刘健挺因斗争勇敢、工作积极，被党组织派往诸佛庵等地发动群众，做农运工作，并任霍山县第七区苏维埃政府少共区委委员兼秘书。11月，在中共六安中心县委领导下，六霍起义全面爆发。独山和西镇暴动后，为支援桃源河暴动，刘健挺与舒家庙、花园畈、大河厂和六安县凤凰台等地农协会员、赤卫队员等500余人，在闻家店、张家冲、横旦岗等地，扒掉30余户大地主家粮食3000余担，分给穷苦群众。

1930年2月1日，刘健挺与霍山东北区赤卫队2300人，配合红三十三师第一次攻克霍山县城。为配合红军攻城，在刘健挺等率领下，扒掉地主刘有勤、黄跃轩的粮食，镇压恶霸刘守义。4月6日，霍山东北乡四五万农民暴动。下符桥乡赤卫队在刘健挺等的率领下，将六安自卫团围困四天。赤卫队打垮了民团的多次进攻，踩掉了青山街的反动局子，一直打到苏家埠东北的马家庵子。

1931年6月，刘健挺经熊宗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任乡支部委员兼少共书记，后在霍山县苏维埃政府内工作。

1932年9月，刘健挺正式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二二三团，不久任第一连政治指导员。当时，正值反敌四次“围剿”之际，刘健挺所在的二二三团在完成掩护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后，即到达黄安以南地区，与军部特务营一起留在该地区活动。10月下旬部队在邓家桥歼敌第十三师一个连，10月24日在高桥河予敌第十三师七十三团以很大杀伤，10月26日在宫樊塘打击敌保安第四团和湖北第四区保安队，毙伤敌百余名，10月底在八里湾打击反动民团，毙伤俘敌300余名。之后，刘健挺随二二三团转移至七里坪、檀树岗及麻城以北地区活动，在七里坪附近歼敌第八十师一部。11月29日，红二十五军重建，独立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刘健挺参加了郭家河、潘家河、杨泗寨等战斗，与红二十五军指战员及根据地人民一道，打破了敌人大规模划区“清剿”，钳制了敌人大量兵力，策应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由于执行“左”倾冒险主义临时中央的错误指导，致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形势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奉命长征，经过独树镇战斗、三要司战斗等战斗，胜利入陕。12月5日夜，两千余人的红二十五军在卢氏县陷入了十倍于己之敌的重兵包围中。战斗中，二二三团政治处主任陈先瑞中弹负伤。危急关头，吴焕先命令刘健挺、周世忠共同保护陈先瑞、刘华清（于独树镇负伤）随军突围。刘健挺和周世忠把陈先瑞扶上战马，刘华清拉着马尾巴，一路向西突围，进入陕南。12月10日，庾家河战斗后，中共鄂豫皖省委召开庾家河会议，决定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刘健挺积极参加根据地的创建工作，任陕南游击总司令部独立第二营政治委员，组织和武装群众，成立赤卫军、少先队，扩大红军，参与粉碎敌人对根据地的两次“围剿”。

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主力西征北上。敌陕西省绥靖主任杨虎城除以部分兵力尾追红二十五军外，集中20多个团的兵力，对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实行划区“清剿”，斗争形势十分严重。9月，鄂豫陕特委成立。10月6日，在商南碾子坪将各游击师和游击大队合编组成红七十四师（师长陈先瑞），决定以陕南为中心，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刘健挺先后任第七十四师第二营政委（营长肖大喜）、独立第一团副团长、师政治部主任、师教导团政治委员、师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科长。红七十四师在同上级失去联系、极端困苦的条件下，转战于鄂豫陕三省边界的24个县境，经历大小战斗上百次，打破了敌人三次围攻，取得了鄂豫陕边界地区游击战争的胜利，有力地配合了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主力红军的长征。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刘健挺参加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所在部队编入晋冀豫军区。8月，陕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主力各师先后开赴抗日前线。为了巩固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保卫党中央和后方机关，9月底，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从各师抽出部分兵力，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为骨干（不包括七六九团）组成八路军延安总部留守处，12月改编为八路军留守兵团，肖劲光任司令员，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其主要任务是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刘健挺曾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四团参谋长、政治处主任、警备第二团政治处主任。由于留守兵团力量薄弱，日军乘机多次对边区发动进攻，妄图同国民党顽固派配合夹击，将我后方战略根据地吃掉。至1939年底，日军对黄河防线进行了23次大小进攻，每次投入兵力少则2000人，多达万余人。我军沿黄河布防部队在主要防御点的兵力，最多时为一个团，敌我兵力悬殊甚大。刘健挺与留守兵团各团一道，紧紧依靠群众，与自卫军相互配合，机动灵活，打击敌人，保卫了边区的安全。与此同时，胜利地剿灭了侵扰边区的48股土匪4000余人，平息了匪患，使陕甘宁边区日臻巩固。此后，刘健挺调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七〇团副政治委员（团长张才千）兼政治处主任。

1944年10月，七七〇团一、二营主力编入河南人民抗日军第四支队，张才千任司令员，刘健挺任政治部主任。

1945年2月，刘健挺随王树声，戴季英到达宜阳赵保镇。河南人民抗日军第五支队兼河南军区伊洛（第五）军分区成立后，张剑石任司令员，刘健挺任政委兼中共伊洛特委（五地委）书记，八路军豫西支队政治委员（司令员张剑石）（至8月），是伊洛区主要负责人之一，参加了反“扫荡”反顽和开创豫西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为伊洛区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6年，刘健挺任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二旅政治委员（旅长张才千）。7月1日，在中原突围中，王树声司令员等率第一纵队的二、三旅，以及第二纵队十五旅（缺四十五团）为南路（皮定均率一纵一旅声东击西，掩护主力向西突围后向东突进），万余人冒着酷热伏雨，在广水和花园镇之间的王家店一线冲破平汉路封锁线，跳出敌人第一道包围圈；11日，在宜城流水沟、垭口强渡襄河，使敌人在襄河渡口等地消灭我南路主力的“美梦”成为泡影。南路军胜利突出重围，进入鄂西北武当山区。21日，刘健挺与一纵广大官兵在谷城石花街狠击堵住去路的敌一八五旅五五三团等部，歼敌300余人，8月中旬，又在房县冠木河附近歼敌十六旅一个营。遵照中央军委关于“在长江以北、襄河以西以南广大区域实行机动灵活之作战，各个歼灭敌人，发动民众，建立根据地”的指示，一纵于8月27日与先行突围到鄂西北地区的江汉军区部队会合于房县上龛乡，建立了鄂西北区党委和鄂西北军区，随即在鄂西北战略展开，先后建立五个军分区。兴山、房县、保康、宜城为二分区，杨秀昆任司令员，刘健挺任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辖一个团，着手创建根据地工作。10月初，鄂西北根据地形势逐渐恶化。敌人乘我立足未稳之际，集结四个师约10万兵力，向鄂西北根据地进行疯狂“清剿”。11月初，我军虽经艰苦作战，但因敌众我寡，各分区相继撤出，损失惨重，减员三分之一。为挽救危局，鄂西北区党委召开紧急会议，将所有部队整编为三个支队，向三个方向打游击，收容失去联络的地方干部和零星武装。

1947年2月4日，区党委和军区召开紧急会议，根据中共中央、中原局的指示，及时正确地作出了新的突围转移与坚持斗争的决策和部署，决定军区三大主力转移到外线作战，以争取战争主动权。由军区参谋长张才千率领军区机关及警卫部队和四团（1200余人），军区副司令员刘昌毅率领七团（700余人），二军分区司令杨秀昆、政委刘健挺率领五团（800余人），分别转移到外线作战以保存实力。会后，部队各线转移。2月9日，张才千电令杨秀昆、刘健挺率五团向四团靠拢，尔后兵分两路南进，原拟定五团为东路经当阳直插沙市以西渡过长江，4团为西路，由宜昌以东南渡长江。2月12日，杨秀昆、刘健挺率五团和江汉部队一部800余人经过三天急行军赶来。这个时候指挥人员犯下了一个大错，鄂西北军区领导顾惜战士们的身体，决定五团休息一天并函告杨秀昆、刘健挺，让张才千先率四团过江。当五团休息一天后赶到江边，侦察发现敌军一个旅已匆匆赶来封锁了沿江一线，渡江已无可能。北、南、西面都是敌人，刘健挺与杨秀昆决定率部东渡襄河，挺进大洪山和鄂西北地区打游击，沿途遭遇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部队越过礼山县（今大悟）东大山时，遭到国民党军一个团的伏击，加上保安队，兵力为我方数倍。刘健挺镇定自若，主动提出带一个连加侦察队作掩护，让大部队冲出险境。当刘健挺完成掩护任务率余部冲出敌人火网时，与大部队已经失散，行至立煌县（今金寨）斑竹园镇时，复遭国民党军包围，所剩一个连又被冲散。刘健挺率侦察连40人转战至霍山烂泥坳时，又遭到敌人大部队围击，伤亡很大。刘健挺并没有灰心，找到当地的党组织，安置好伤员，自己化装成商人，沿大别山东走找大部队，经过三个月的长途跋涉到达临淮关，进入苏北解放区，找到中共津浦路西区党委。刘健挺经组织审查恢复党籍后，被任命为江淮军区第四军分区副政治委员，筹措淮海战役的支前工作。

1949年4月20日，皖北军区成立，归华东军区建制，刘健挺任皖北军区警备第一旅政治委员（旅长黄仁廷）。他率部2000余人，转战于霍邱、固始、金寨、霍山等地，参加剿匪反霸斗争，为皖西地区的最后解放作出了贡献。

1950年3月4日，根据华东军区命令，皖北军区警备第一旅改为华东军区警备第十四旅，旅长黄仁廷，政委刘健挺。此后，刘健挺曾任皖北军区政治部主任。

1952年4月至1953年11月，刘健挺任安徽省军区代政治部主任。此后，刘健挺曾任南京军区司令部动员处处长，安徽省军区副政治委员。他虽身居要职，却经下基层，同指战员、民兵同吃、同住、同劳动。三年困难时期，安徽是重灾区，家乡亲友登门，刘健挺总是让家人节衣缩食，尽可能给予帮助，而他常年吃着南瓜萝卜丝。

1955年9月，刘健挺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60年9月，中央军委成立红二十五军战史编审委员会，着手红二十五军战史资料的征集、编写工作。徐海东任编委会主任，刘健挺任编委会委员并担任战史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他与战史征编工作同志一道，组织人员广泛搜集和熟悉战史资料，精心编写初稿，然后将初稿分送分散在各地的红二十五军老同志审改，再将老同志的意见进行归纳和研究。经精编严审，三易其稿，历时近三年，于1965年写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初稿。刘健挺为红二十五军战史的编写工作付出了诸多辛劳。

1964年3月至1978年5月，刘健挺任福建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

刘健挺还是中共第九、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在“文革”中，刘健挺受到迫害，被打成所谓五一六分子。“文革”结束后，他仍任勤奋工作，担任福建省军区顾问。离休以后，刘健挺热情传、帮、带，恪守共产党员的职责，深受广大指战员的尊敬和爱戴。

1983年11月15日，刘健挺病逝于福州，享年74岁。

1933年8月，刘健挺所在的第七十五师二二三团，在第五次反“围剿”初期由鄂东北向皖西北转移途中，因为与敌人突然遭遇，作战失利，师长姚家芳和团长李和生等主要领导同志，都被加以“第三党阴谋活动”的罪名遭到残酷杀害，由此而引起的肃清“第三党”的风波，遂在第七十五师二二三团蔓延开来。有不少营连干部受到株连，刘健挺也被押到师政治部执法队受审。说是“接受审查”，却被拷打得遍体鳞伤，先后多次昏死过去，后又以凉水泼醒，继续实行拷问。酷刑折磨，屈打成招，他不得不承认加入了“第三党”。因为牵涉到师长、团长的“第三党阴谋活动”，刘健挺所在连队的党支部，也被宣布解散。第七十五师政委高敬亭认为刘健挺出身很好，年纪又小，职务也不太高，属于蒙受欺骗、可以悔过自新的“爪牙分子”。随后，刘健挺就被罚去做苦役，到运输队去当挑夫，还抬过担架。过了半年，由于他工作表现出色，便又补充到战斗连队，担任炊事班长。对他来说，能够充当一名伙夫头儿，虽然仍带有一定的惩罚和考验性质，但在政治上的待遇多少又好转了一些，可以跟随连队去冲锋陷阵，英勇战斗，脸面上也感到光彩。虽当上了炊事班长，因刘健挺既非党又非团，各种“保险”系数就多得多了。但他身处逆境而忠贞不二，恰好又在指导员面前露出一手，当众写下了“韭菜”二字，于是便有了“韭菜将军”的故事。1934年3月，红二十五军打下地处鄂豫边界的三里城，各连队都获得了一些大米白面。为了改善伙食，刘健挺和他的炊事员们，立即动手宰杀了一头肥猪，好让全连同志吃上几顿好饭。恰在这时，司务长从市场上购买了两担鲜嫩韭菜，满脸笑容地大声喊道：“刘班长，猪肉宰下了，韭菜也有了，连队的伙食，就看你露一手了！我去找指导员记个帐……”司务长是个文盲，买了韭菜却记不了帐目。因此，连队有些主要伙食帐目，都得找指导员帮助登记结算。指导员的文化知识，比起司务长多少要高出一筹。他二话没说，当即从衣兜里掏出半截铅笔，歪歪扭扭地写下这一笔帐项：“1934年3月21日，在三里城买艽蔡两担……”事也凑巧，刘健挺一看见“艽蔡”二字，却不由嘿嘿一笑，忍不住多了一句嘴，说：“指导员同志，这‘艽蔡’俩字，你都写得不对，错了！”“明明是‘艽蔡’二字，都是草字头，怎么不对？”指导员不禁一愣。于是，刘健挺就写下“韮菜”二字。“韭”字按照那会的繁体字写法，还必须加上个草字头。这一手露出来后，指导员好像发现了什么宝贝似的，愣着一双惊异的眼神，喜出望外地大声笑道：“哈哈，我们的伙夫班长，会写韭菜两字，了不起，真了不起！我是有眼不识金镶玉，把个知识分子给埋没了……”当时，指导员就把这事向营领导作了汇报，说他们连里有个知识分子人才，可以担任文书工作。营领导听了也很高兴，问是大知识分子还是小知识分子，指导员因为还不完全摸底，只说会写韭菜二字，而且写得挺好。其实，刘健挺也算不上什么知识分子，幼时只念过几年书，识得写得几个大字而已，谁知这竟成为他人生征途的一次转机。从此，他“东山再起”，由伙夫头儿当上了文书，因其沾着“韭菜”二字的缘分，有人就喊他韭菜文书”。军长吴焕先晓得此事以后还对刘健挺勉励一番。过后不久，刘健挺便恢复了党籍，一步步重新走向领导岗位，跨入指挥员的行列。1937年2月，刘健挺和红七十四师参谋长方升普被调往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深造。临行时，师长陈先瑞仍念念不忘他的“韭菜”头衔，嘱咐他不要满足“韭菜”字的老本，一定要努力学习文化知识，提高军政素质。1983年红二十五军老同志座谈会时，与会者们惊悉刘健挺因病去世的消息，都情不自禁地喃喃而语：“我们的‘韭菜将军’走了。”

“中原突围”后，刘健挺寻找党组织时，在凤阳山腹地的一座破庙里，被游击队的流动哨抓住了。游击队员暗中尾随他多日了，怀疑他是敌人的探子。刘健挺则怀疑抓他的是伪装的土匪或敌人，咀嚼着他们每句话透露出来的信息。互相不明身份，双方僵持着试探着。一名游击队员出于对敌人的仇恨，拿起棍棒要打他，一名队员低低地制止道：“莫乱来，孙传家司令早有交待，不准虐待俘虏。”游击队员要把他送给孙司令发落。见到孙司令后，刘健挺才开口说了他的所有经历。中原突围时，为掩护主力顺利撤出和皮定均旅东进，他率一个团牵制敌人。皮旅东进后，敌人30万兵力清剿大别山，他的一个团被打散了，警卫员都壮烈牺牲。他单身一人从白色恐怖中闯出来，沿着皮旅的路线东行，一直找到定远炉桥镇，知道淮南已经失守。刘健挺先是流落在蚌埠街头，靠出苦力谋生，后来漂泊到临淮关站，替上下火车的旅客背送货物和行李，挣钱糊口。当刘健挺看到敌人悬赏捉拿孙传家的布告，才知道凤阳山有游击队，便奔凤阳山。整整三十个白天黑夜，凤阳山凡有烟火人迹的地方，刘健挺都前往寻找孙传家的队伍。最终，他被孙传家的队伍当特务给抓起来了。不管怎么来的，刘健挺总算找到了组织，找到了自己的队伍。让孙传家作难的是，非常时期，突然来到的这位旅政委，既无组织介绍，又无身份证明，留在游击队怎么安排呢？让他当领导不行，让他当战士也不合适，发给他枪也有顾虑，无奈只能让他暂且随队而行。随队而行的刘健挺，时刻想起自己的信念与理想，时刻记得自己肩上的责任。当时的孙传家游击队，以班为伙食单位，各自派人采购粮食蔬菜，烧饭的事大家动手干。刘健挺红军时期就干过伙夫，一宿营他就乐呵呵地忙着生火做饭，一开饭就让战士们舍不得放下筷子。饭后，他用空闲时间采摘山里红叶子泡茶，给战士们消除疲劳；用破口袋里装的那些中草药，给脚打泡受轻伤的战士擦洗伤口。谁思想有疙瘩，谁情绪低沉，晚间他就和谁结伴而眠。他掺和着体贴的家常话，轻声慢语地为战士们讲道理、谈思想，帮着解疙瘩。因他待人和气，善解人意，到哪里都和老乡们混得很熟。游击队一进村，老乡们就提着菜，背着粮，来找“老伙夫”。“老伙夫”的称号自然而然的喊开了，连战士们也这样称呼他，他也很乐意。旅政委和炊事员之间，相差多少等级呢？常人会这样寻思，但刘健挺的心里没有这个概念，他一心想的是打倒敌人，迎接解放。岁月在弹雨纷飞中到了1947年底，凤阳山游击队迎来了“老羊头”杨效椿的队伍。“老羊头”从山东带来了电台，游击队赶紧用电台和华中局联系，了解“老伙夫”的情况。由于新四军第五师中原突围后，去处分散，情况不明，华中局无法答复。“老伙夫”敦厚老实，肝胆照人，游击队里有口皆碑，但身份不明，难委重任，党组织焦急万分。杨效椿当机立断，派六合工委游击队护送刘健挺重返大别山，寻找皖西党组织。当时皖东皖西都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下，刘健挺此行，又是一番千难万险。他和游击队员们穿越数百里刀丛剑树，踏着烽火硝烟寻觅组织，一回回闯过生死关，才找到了皖西区党委书记彭涛和军区司令员曾绍山。皖西区党委将此情况迅速报告中原局，中原局电示立即恢复他的党籍。随后，刘健挺随大军四方征战，成为了开国将领。“老伙夫”离开了淮南，但他的故事却留在了凤阳山上。后来的刘健挺虽然位高职显，但本色不变，依然是当年的作风，无微不至地关心下属，从凤阳山上下来的老游击队员们和他相逢，仍亲切地叫他“老伙夫”。提起他，人们多有感慨。艰难岁月需要这样的“老伙夫”，太平盛世同样需要这样的“老伙夫”啊！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