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1889年12月-1958年7月15日），原名文聪，字叔雅，笔名刘天民，祖籍安徽怀宁，出生于安徽合肥。现代杰出的文史大师，校勘学大师与研究庄子的专家。历任北京大学教授、省立安徽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

刘文典，安徽怀宁人。原名文聪，字叔雅。1889年12月生。1906年入芜湖安徽公学学习，因聪明好学，积极上进，为该校教师陈独秀、刘师培的赏识，并受到他们反封建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和熏陶。1907年，加入中国同盟会。

在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刘文典1909年赴日本留学。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青年时代的他怀着满腔激情，于1912年回国，在上海于右任、邵力子等主办的《民立报》担任编辑，宣传民主革命思想。

1913年再度赴日本，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并任孙中山秘书。

1916年，刘文典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教，研究诸子著作。

1923年，出版专著《淮南鸿烈集解》，受到学术界极大重视。继《淮南鸿烈集解》之后，刘文典又从事《庄子》《说苑》等书的校勘，写了《三余札记》。这段时间是刘文典在学术上最有成就的时期。

1927年，任省立安徽大学校长。

1929年，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主任，同时在北大兼课。除从事教学工作外，还陆续校勘古籍。

1939年，完成了《庄子补正》《说苑斛补》等书的校勘编撰。陈寅恪为《庄子补正》作序：“然则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供治庄子者必读而已哉。”1962年张德光教授为该书再版作《庄子补正跋》又曰：“补正乃校勘训诂专著；其兼综群言，发微补阙，实为精心刻意之作，足资治庄学者之借镜……先生勤搜前人微引，博采诸家校释。参稽互证，以为补正；其疏通疑滞，嫠定底本之功盖不可磨。”　《庄子补正》，共十卷，全书共收列庄子内、外，杂篇全部原文和郭象注，成玄英疏及陆德明经典释文之庄子音义，校以历代之庄子重要版本，并广泛征引著名学者王念孙，王引之等人的校勘成果，而将其补正之文分繁于各篇相关内容之下。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文典没有来得及与清华、北大等校撤离南下，滞留北平。期间，日本侵略者曾多次派人请他出来教学并在日伪政府做官，他都断然拒绝，表现了一个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

1938年，刘文典逃离北平，辗转南下，历经磨难后到达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

1943年，刘文典被聘到云南大学任教，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聘请他在云大担任“龙氏讲座”，后一直担任文史系教授。在云南大学执教至新中国建立以后。

1949年末，昆明解放前夕，胡适曾动员他去美国，已替他找妥具体去所，并为他一家办好了入境签证。在这关键时刻，刘文典谢绝了，他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

全国解放后，刘文典的生活和工作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决心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贡献力量。他在云南大学先后讲授“杜诗研究”“温李诗”“文选学”“文赋研究”“历代韵文选”以及顾炎武、夏完淳评价等课程，并着手撰写《杜甫年谱》。

1956年，刘文典被评为一级教授，被推选为全国政协第一、二届委员。其主要著作有：《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说苑斛补》《三余札记》《进化论讲话》《进化与人生》等。

刘文典先生学识渊博，学贯中西，通晓英、德、日多国文字。他讲授的课程，从先秦到两汉，从唐、宋、元、明、清到近现代，从希腊、印度、德国到日本，古今中外，无所不包。他先后讲授过“文选学”、“校勘学”、“先秦诸子研究”、“大唐西域记研究”、“庄子”、“淮南子研究”、“文心雕龙”、“史通”、“文赋”、“今古文研究”、“玄奘传校注”、“温庭筠李商隐诗”、“陶渊明”、“中国化的外国语”等课程，且有很多独到的见解。他专长校勘学，版本目录学，唐代文化史，是当代我国杰出的文史大师，校勘学大师和研究庄子的专家，是全国著名学者之一。他在学术上的地位和对我国教育事业的贡献，值得我们永远纪念。

刘文典与陈寅恪

刘文典并不是一概狂傲，对学问如渊似海精通十四种语言的陈寅恪先生敬重有加，不敢有半点造次。他公开承认他的学问不及陈氏之万一，多次对学生说:自己对陈氏的人格、学问不是十分敬佩，是十二万分的敬佩。刘文典对人宣称，西南联大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冯友兰，他和唐兰算半个。

刘文典与吴宓

刘文典讲课时，有时候著名学者吴宓也会前去听讲，而且总是坐在最后一排。刘教授闭目讲课，每讲到得意处，便抬头张目向后排望，然后问道：“雨僧（吴宓的字）兄以为如何？”每当这时，吴教授照例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两位名教授一问一答之状，惹得全场暗笑不已。

与蒋介石

事情经过

最早公开以刘文典顶撞蒋介石一事为论据的是胡适。1929年4月10日，胡适在《人权与约法》中说：“安徽大学的一个学长，因语言上顶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决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告，这是人治，不是法治”。

两年后，即1931年12月11日，鲁迅发表的《知难行难》说，刘文典是因为不称蒋为“主席”而“被关了起来”。

刘文典的清华同事冯友兰1963年曾在一封信中提到：“刘先生任安徽大学校长时，蒋介石到安庆，与刘先生谈某事不协。蒋怒说：‘你革命不革命？’刘先生亦怒说：‘我跟中山先生革命的时候，你还不知在哪里！’蒋把刘先生囚起来。……此刘先生亲告我者。”(转引自章玉政编著：《刘文典年谱》，安徽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23页)

后来提及此事的，还有学界名家金克木和张中行。金先生在《刘教授文典》中说，刘文典当时拒绝蒋介石到校“训话”，又拒绝学生“迎送如仪”。那时流行的刘文典的名言是“大学不是衙门”。张先生《刘叔雅》一文中则说，刘文典指着蒋，说“你就是新军阀！蒋大怒，要枪毙他”。

以上几位先生大都曾在民国时代的大学任教，可见，刘文典顶撞蒋介石一事在那个时代已经盛传于学界。但这个传说的传播趋势显然是层累式的，从“拘禁”、“关起来”到“枪毙”，越到后来内容越丰富，但离历史真相也越远。

近十几年，有人将此事发生的时间推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学潮则是为了反日，故刘不仅是对抗权贵有骨气的学人，也是维护民族尊严的英雄，而蒋顿成“民族罪人”。也有人对整个过程进行了文学加工，结果情节就成了：蒋不仅打了刘两记耳光，还照着刘的臀部踹了两脚，刘也不甘示弱，飞起一脚还击，据说瞄准的是蒋的小腹。

其实，从现存史料看，刘文典顶撞蒋介石时，既没有亲自动武，也没有传说的戏剧化，其丰富性也主要是内在的，而非浮于表面。

1928年11月23日晚，安徽大学学生与隔壁安徽省立第一女子中学发生了冲突。据说，这天晚上女中举办校庆晚会，安徽大学学生得知消息，前去观看，因多数学生无请柬，又不甘被拒于门外，便硬挤入会场，女中方面遂关电闸，结束晚会，这一举动引起安徽大学学生不满，开始砸门、毁窗，且打伤女中师生。后警察赶到，平息了事端。经几天协商，刘文典代表安徽大学表示，愿意道歉和赔偿损失，但不同意立即开除肇事学生，遂引发女中学生到安徽省政府(时在安庆)请愿，恰巧此时蒋到安庆视察。

蒋决意召见刘文典和女中校长，协商解决此事。下面的情节，彼时报纸杂志的报道和后来回忆文章的说法虽稍有出入，但有一点相同，它们都没有提到打耳光之事。

据记录最为详细的《教育杂志》第21卷第1号刊登的《皖省学潮之内幕》说，见面后，蒋要刘处理安徽大学肇事学生，但刘说，此事复杂，其中或有“黑幕”，因而拒绝简单处理。现在看来，刘文典所说的“黑幕”，恐既有政治的因素，比如两校的学生中，有国家主义者，亦有共产党员，他们是幕后的鼓动者；也有安徽教育界内部的问题，比如当时的教育厅长韩安，即在安徽大学筹备过程中，多方阻挠，引起刘文典不满。而据说，蒋介石只拟惩处安徽大学为首的几名肇事学生，而韩安则开除了安庆各校学生代表30余名，因而引起公愤。《安徽大学学生护校代表团成立宣言》又说到另一原因，刘文典的“学者态度，革命精神，一切行事，认理而不认人，故多树敌，致受此次之辱”(参见姜舲女士：《安徽大学风潮之由来》所附，《民国日报·觉悟》第12卷第23期)。

在程勉表示无意见后，蒋再询刘，问能否处理学生，刘仍不愿，并“出言顶撞”。至于顶撞的话语，《教育杂志》未明言，现存的两篇回忆说法不一。一篇说，蒋斥刘：“看你这样，简直是土豪劣绅！”刘回应道：“看你这样，简直是新军阀！”(石慧庐：《刘文典面斥蒋介石》)另一篇则这样描述：蒋说：“教不严，师之惰，学生夜毁女校，破坏北伐秩序，是你这学阀横行，不对你撤职查办，就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刘答：“提起总理，我和他在东京闹革命时，根本不晓得你的名字。青年学生虽说风华正茂，但不等于理性成熟，不能以三十而立看待，些微细事，不要用小题目做大文章。如果我是学阀，你一定是新军阀！”(参见唐鸣珂：《刘文典在安庆顶撞蒋介石经过》)

它们都提到蒋介石声称要“枪毙”刘文典，但石文说，刘听后“把脚向地下一顿说：‘你就不敢！你凭什么枪毙我？’”唐文则转述在场的经学家姚永朴的回忆：刘“神态自若”，听任卫兵绑架。

不过，从蒋介石指示拘禁刘文典的地点——— 省府的“后乐轩”，以及交由刘文典的合肥老乡、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委员张亚威办理，亦可看出，蒋也有网开一面的考虑。而“枪毙”一语，不是一时气话，就是后人的夸张。但无论如何，刘文典顶撞蒋介石是确有其事的。人们后来合理地联想，也表明了对刘文典“大学不是衙门”名言的认同和渴望，这句话也体现了那个时代教授们的一点精神。

查台湾1978年出版、秦孝仪主编的《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未见记1928年“皖省学潮”及召见刘文典之事。大概在编者看来，此事不够“大”，故不必记。

刘文典离开安大后，于次年初拜访他的老师章太炎(炳麟)，讲述了安大事件始末。章太炎听罢，十分欣赏刘文典的气节，于是抱病挥毫写了一副对联赠之：“养生未羡嵇中散 疾恶真推祢正平。”

民国风骨

今人喜谈“民国范”，尤喜谈民国知识分子之“风骨”；诸多“风骨”中，又尤爱津津乐道“刘文典与蒋介石对骂”之典故。其大略情形，如某学者撰文所述：

“1927年，刘文典出任安徽大学校长。有一次发生了学潮，恰好蒋介石在安庆，就召见了刘文典，责令他交出共产党员的名单，严惩肇事者，刘文典当面顶撞，说他不知道谁是共产党。并以情况复杂为理由，不肯惩办学生。蒋骂刘文典是老封建、学阀，刘也毫不客气，当面骂蒋是新军阀，蒋大发雷霆，让卫士把刘文典抓起来，并扬言要枪毙他，此事在当时的教育界震动很大，安庆大中学生还举行了示威，后经蔡元培力保，才将他释放。”

其实，无待今人追述痛缅，事件发生当日，刘文典已因之暴得大名。譬如，鲁迅讽刺当局，即以刘文典“不肯称呼蒋介石为‘主席’而被关押多日”为案例；胡适也写文章说：刘文典“因语言上顶撞”被拘禁，其家人朋友“只能求情而不能控告（蒋介石），这是人治，不是法治”；更有章太炎抱病撰写对联，赞誉刘文典的行为，堪比三国时代宁死不向曹操屈服的祢正平。

主要著作

刘文典一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在校勘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成就尤为突出。

在高校开设过的课程有：《淮南子研究》《庄子研究》《先秦诸子研究》《大唐西域记研究》《论衡研究》《杜甫研究》《史通研究》《校勘学》《文选学》等，为培养从事传统文化研究的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

主要译作有：《近世思想中之科学精神》《叔本华自我意识说》《佛兰克林自传》《美国人之自由精神》。

主要著作有：《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说苑斠补》《三余札记》《群书校补》《杜甫年谱》等。

《淮南鸿烈集解》

《淮南子》也称《淮南鸿烈》，为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苏非、李尚、伍被等著，是一部以道家思想为主，糅合了儒、法和阴阳五行等思想的重要的杂家著作。学术性和文学性皆很强。淮南系指淮河以南一带的地方。据说它原有内篇二十一卷，外篇三十三卷，但现存只有内篇。书中提出的“道”和“气”的学说，反映了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书中也包含不少自然科学史材料和一些封建迷信的糟粕。由于其深奥难懂，除东汉高诱有《淮南鸿烈解》外，历代很少有人对其作专门研究，注本更是鲜见。

刘文典攻《淮南子》，从音韵、文字、训诂、版本诸方面全面深入，寒暑数易，其志不移。1923年，他的第一本专著《淮南鸿烈集解》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近现代史上《淮南子》研究的代表作。胡适在为该书写的序言中说：“整理国故，约有三途：一曰索引式整理，一曰总账式整理，一曰专史式整理。典籍浩繁，钩稽匪易，虽有博闻强记之士，记忆力终有所穷。吾友刘叔雅教授新著《淮南鸿烈集解》，乃吾所谓总账式国故整理也。淮南五书，折衷周秦诸子厖其自身亦可谓结古代思想之总账也。”

《淮南子》是汉代初期所编纂的百科全书，也是研究古代神话的宝典。《淮南鸿烈集解》则是近代著名学者刘文典先生在遍览前人注释的基础上对《淮南子》的最佳集解。

《庄子补正》

《庄子补正》全书共10卷，于1939年出版。陈寅恪作序亦给予较高评价，使刘的身价倍增，获得了“庄子专家”的美誉。每上《庄子》课时，他开头第一句总会自负地说：“《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言下之意，他如不懂，别人就更不懂了。曾有人问他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他口出傲言：“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就是刘文典。”

《三余札记》

《三余札记》为笔记体，取三国董遇“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意，记录了自己平素积累的一些治学心得和体会，从中也可窥见他的勤奋不殆的钻研精神。

作家眼中的刘文典

“叔雅人甚有趣，面目黧黑，盖昔日曾嗜鸦片，又性喜肉食。及后北大迁移昆明，人称之谓‘二云居士’，盖言云腿与云土皆名物，适投其所好也。好吸纸烟，常口衔一支，虽在说话也粘着嘴边，不识其何以能如此，唯进教堂以前始弃之。性滑稽，善谈笑，唯语不择言。”（周作人，《北大感旧录·刘叔雅》）

“有一年，余适与同车，其人有版本癖，在车中常手夹一书阅览，其书必属好版本。而又一手持卷烟，烟屑随吸随长，车行摇动，手中烟屑能不坠。”（钱穆，《师友杂忆》）

“三十年代初，他在清华大学任国文系主任，在北京大学兼课，讲六朝文，我听过一年……他偏于消瘦，面黑，一点没有出头露角的神气。上课坐着，讲书，眼很少睁大，总像是沉思，自言自语。”（张中行，《负暄琐话》）

“他的长衫特别长，扫地而行。像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妇女所穿的裙子一样，不准看到脚，走路不能踩到裙边，只得轻轻慢移莲步。他偶尔也穿皮鞋，既破且脏，从不擦油。”（文中子，《刘文典：“半个教授”》）

“记得那日国文班快要上课的时候，喜洋洋坐在三院七号教室里，满心想亲近这位渴慕多年的学术界名流

的风采。可是铃声响后，走进来的却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长头高兮如望平空之孤鹤；肌肤黄瘦兮似辟谷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虽尚不至于骨子在身里边打架，但背上两块高耸着的肩骨却大有接触的可能。状貌如此，声音呢？天啊！不听时尤可，一听时真叫我连打了几个冷噤。既尖锐兮又无力，初如饥鼠兮终类寒猿……”（清华门生《教授印象记·刘文典》，见《清华暑期周刊·1935.7》）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讲《文选》课，不拘常规，别开生面。上课前，先由校役带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便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时他是下午的课，一高兴讲到5点多钟才勉强结束。或称刘“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刘文典先生上课也很有个性。讲到得意处，从不理会下课铃响，有时一高兴就讲到5点多才下课，有一次，刘文典上了半小时的课便结束了上一讲的内容。学生以为他要开讲新课。这时，他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 原来，下个星期三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届时，校园里摆下一圈座位，刘文典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生动形象，见解精辟，让听者沉醉其中，不知往返。

“当他解说《海赋》时，不但形容大海的惊涛骇浪，汹涌如山，而且叫我们特别注意到讲义上的文字。留神一看，果然满篇文字多半都是水旁的字，叔雅师说姑不论文章好坏，光是看这一篇许多水旁的字，就可令人感到波涛澎湃瀚海无涯，宛如置身海上一般。”（宋廷琛，《忆刘文典师二三事》，台《传记文学》第44卷第4期）

每逢讲授诗歌，刘文典常常摇头晃脑、浅吟低唱，每到激越处则慷慨悲歌。他不仅自己吟诵，还要求学生模仿。有的同学不遵命，他虽不悦，但也不苛责，只是打比方点拨：“诗不吟，怎知其味？欣赏梅先生（兰芳）的戏，如果只是看看听听而不出声吟唱，怎么能体会其韵味呢？”（傅来苏，《是真名士自风流》）

人物情趣

1932年夏，刘文典以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身份请陈寅恪拟国文试题，陈除出了“梦游清华园记”的作文题外，还出了对联题，上联“孙行者”以觅下联，刘氏也不以为然，许之，结果让久违了对对子的学生们多

不知所措，考糊了很多考生，一时传为新闻。有一次在课堂上学生问他怎样才能把文章写好，他说只要注意“观世音菩萨”就行了。众学生不解。他加以解释说：“‘观'是要多多观察生活；‘世'是要明白社会上的人情世故；‘音'是文章要讲音韵；‘菩萨'是要有救苦救难、为广大人民服务的菩萨心肠。”其实这种“观世音菩萨”理论对现在我们的写作也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刘文典上课征引繁富，经常一堂课只讲一句话，故而讲《文选》，一个学期只能讲半篇《海赋》。后因吸食鸦片，有时上课中间瘾发便狂抽香烟，由于发音多通过鼻腔，故而发音混混不清，讲《文选》时，只能听到嗫嚅而言：“这文章好！这文章妙！”

大名士吴宓对刘文典也很敬重，常把自己的诗作请他润饰，还喜欢听他的课。刘文典也不介意，他讲课时喜欢闭目，讲到自以为独到之处时，会忽然抬头看向坐在后排的吴宓，然后问：“雨僧（吴宓）兄以为如何？”每当这时，吴宓照例起来，恭恭敬敬一面点头一面说：“高见甚是，高见甚是。”惹得学生们在底下窃笑。

刘文典在清华任教时，需要查阅某种佛经，闻北京西山香山寺有此佛经。该寺藏书有严格规定，非佛教人士，不准借阅，借阅必须在寺内念经堂正襟危坐，也不得以手指沾口水翻书页，必须用寺院制作的蔑子翻阅，违者受罚。寺中和尚深知刘文典是知名学者，特准他借阅，阅前详细介绍了阅读规则，刘先生当即承诺，严守规约。和尚去后，刘文典先生静坐读经，因车马劳顿，未看多久，便生困意。见室内有一空床，便趁机持书卧床阅读，不料竟然进入梦乡，手中佛经也掉在地上。不知过了多久，正在梦中的刘忽然听到骂声，头面受到扑打，睁眼看到老和尚边打边斥责“您言而无信，竟把佛经丢在地上！”无奈，刘文典只好一面承认错误，一面“抱头鼠窜”（自称），佛堂是关闭的，既逃不出去，自己也不想逃出，因外面还有游人，出去难免丢人现眼！只有且喊且逃，苦苦求饶。和尚见刘先是狼狈不堪，后又甘心挨打，全无名教授的架子，竟然怒容一变，“噗哧”一声笑了，也便赦免了他。因这一打，刘竟和老和尚成为好友，还在清华园设素斋招待这位朋友。刘后来回忆此事说“我的脑袋虽然不太高贵，但也不是任何人可以打的。但这次挨打应该，君子不可失诺！”

刘文典性滑稽，善谈笑，尝自称“狸豆乌”；因“狸”、“刘”古读通；“叔”者豆子也；“乌”则为“鸦”，乃“雅”之异体（刘文典字“叔雅”）。因刘喜自谑，与道貌岸然者有别，故“学生们就敢于跟他开点善意的玩笑”。

刘文典对庄子研究颇深，每次登堂讲授《庄子》，开头第一句必是：“《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有人问刘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刘大发感慨道：“古今以来，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我刘文典，第二个是庄周，另外半个嘛……，还不晓得！”刘治《庄子》，作《庄子补正》，尝谓：“古今懂庄子者，唯二人半而已。”

“别人不识的字，我识，别人不懂的篇章，我懂。你们不论来问什么问题，我都会予以解答。”（郭鑫铨，《初识刘文典先生》）

“前人校释是书，多凭空臆断，好逞新奇，或者所得，亦茫昧无据。”（张德光，《庄子补正》跋）

刘文典曾讲元好问、吴梅村诗，讲完称：“这两位诗人（元遗山、吴梅村）的诗，尤其是吴梅村诗，老实说，比我高不了几分。”（王彦铭，《刘文典先生的一堂课》）

“只吃鲜桃一口”

刘文典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红学家，持论多有“索隐派”的色彩。吴宓在西南联大开过《红楼梦》讲座，自认红学家的刘文典对吴的观点不能苟同，就唱“对台戏”。有一次，原定在西南联大一小教室中开讲《红楼梦》，后因听讲者太多，容纳不下，只好改在教室前的广场上去讲。届时早有一批学生席地而坐，等待开讲。其时天已近晚，讲台上已燃起烛光。不久，刘文典身着长衫，慢步登上讲台，缓缓坐下。一位女生站在桌边从热水瓶里为刘斟茶。刘从容饮尽一盏茶后，霍然站起，如唱“道情”一般，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字就够！”接着在身旁小黑板上写了“蓼汀花淑”四个大字，然后大抒己见。说：“元春省亲大观园时，看到这幅题字，笑道：‘花滁'二字便好，何必蓼汀？花滁反切为薛，蓼汀反切为林，可见当时元春已然属意薛宝钗了。……”

刘文典一意钻研古典文学，很瞧不起搞新文学创作的人。他认为“文学创作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一次有人问他可知道当时以《激流三部曲》名噪一时的巴金，他他沉思片刻后，喃喃自语：“我没听说过他，我没听说过他。”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当教授时，不把朱自清这些“才子”出身的教授放在眼里。对讲授语体文写作的作家教师沈从文甚有偏见。当他获悉联大当局要提升沈为教授时，勃然大怒，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在讨论沈从文提升为正教授的教务会议上，大家都举手同意，惟有刘文典表示不满，他说：“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教授，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

刘文典自称“十二万分”佩服陈寅恪，二人曾在西南联大共事。在昆明时，某日空袭警报响起，师生们争先恐后到处跑，刘跑警报时，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身体羸弱，视力不佳，行动更为不便。便匆匆率领几个学生赶赴陈的寓所，一同搀扶陈往城外躲避。同学要搀刘，刘不让，大声叫嚷：“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搀扶陈先走。而沈从文碰巧从刘文典身边擦肩而过。刘面露不悦之色，于是他对同行的学生说：“陈寅恪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国粹，我刘某人跑是为了庄子，你们跑是为了未来，沈从文替谁跑啊?”

西南联大青年教师陶光是刘文典的得意门生。因教务繁忙，陶久没去拜见老师。某日，陶拨冗专门拜访。一见面，刘文典就劈头盖脸地把他一顿臭骂，说他是“懒虫”、“没出息”，“把老师的话当耳边风”。陶光被骂得莫名其妙，忍无可忍正要反击时，刘文典一拍桌子，更加大声说：“我就靠你成名成家，作为吹牛的本钱，你不理解我的苦心，你忍心叫我绝望吗？”口气由硬变软。陶光听到老师是想把自己当作“吹牛的本钱”后很受感动，几乎破涕为笑。师生的情谊从此更深了。后来刘文典特地请陶光为自己的著作题签。

西南联大时，刘文典的学生李埏在向他借的一本《唐三藏法师传》的书页中，发现了一张老师用毛笔画的老鼠，遂要求老师解释。刘文典听后大笑不已，说自己在乡下看书时点香油灯，灯芯上的油会滴在灯盘上。一天深夜他在灯下看书时，见有老鼠爬到灯盘上明目张胆地吃起了盘子上的油。他本想打死它，但转念一想，老鼠是在讨生活，我读书也是为讨生活，何必相残呢？于是随手用毛笔画了一幅老鼠像夹在书中。李埏感慨：“先生真有好生之德！”

刘文典1956年摄于云南大学寓所

1957年3月，刘文典在北京开全国政协会期间，在给次子刘平章的复信中称呼其为“kolya”，落款为“擦皮鞋者”。原来，开会期间他在书店看到《苏联画报》上有一幅名为《擦皮鞋者》的讽刺溺爱子女社会现象的漫画。画面上，一个满额皱纹、衣着褴褛的老头在严冬中蹲在地上为儿子“kolya”擦皮鞋。此时刘文典正好接到在成都读大学的儿子讨生活费的来信，想到自己对儿子的溺爱，不免自责。他没有摆出“老子”的架子，而是以一种幽默的方式来教育儿子。信中不提寄钱的事，反说自己在京费用大，钱已用完，要儿子汇点来解除经济危机。儿子平章读后，既感温馨又受教育。 云南解放后，刘文典一直在云南大学执教。在思想改造中，他比较顺利地过了关。他承认自己缺点很多，但无罪行。他还把鸦片彻底戒掉了。他多次宣称：“出于反动统治的旧社会，走投无路，逼我抽上了鸦片，解放后，在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国家蒸蒸日上，心情舒畅，有活不够的好日子，谁愿吸毒自杀呢！”“今日之我，已非昨日之我，我再生了！”（刘兆吉，《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4期）时李广田为云南大学校长，对他十分尊重，言必称其“老师”、“刘老”。每每开会，都请他先作发言。因刘文典有杰出的表现，受到了党和政府的优厚礼遇。评定职称时，他是云南省唯一一名一级教授（文科），并被推选为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届委员，在怀仁堂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他在政协大会上发言：“我很侥幸地、很光荣地赶上了这个伟大时代，更高兴的是以一个九三学社成员的身份来做一个共产党的助手。我愿意献出我的余生，献出我的全力，为国家社会主义化而奋斗！”（《在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刘文典全集》卷四，第780页）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时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还赞美“云土”为鸦片中上品，又因他喜云南火腿，故有“二云居士”、“二云先生”的称号。后深受其苦，不能解脱。谁知解放后，刘竟彻底戒掉鸦片，思想改造也顺利过关。

“一字之微，征及万卷”是刘文典的治学格言。

校勘古籍不仅字字讲究来历，就连校对他也从不假他人之手。在致胡适的信中，刘文典大叹校对的苦经：“弟目睹刘绩，庄逵吉辈被王念孙父子骂得太苦，心里十分恐惧，生怕脱去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删；多出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增；错了一字，后人说我是妄改，不说手民弄错而说我之不学，所以非自校不能放心，将来身后虚名，全系于今日之校对也。”（书信辑存，《刘文典全集》卷四，第795页）他所征引的材料，特别强调“查证原文”，以免以讹传讹灾梨祸枣。他的一位老学生李埏，在上世纪40年代曾向他借阅过一本有关唐三藏取经的书，发现书的天头地脚及两侧空白处都布满了他的批注。注文除中文外，还有日文、梵文、波斯文和英文。“其知识之渊博，治学之严谨，令人叹为观止。”（傅来苏，《刘文典先生教学琐忆》）

成立于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云集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所著名高等学府的大批知名学者。回忆与纪念西南联大的文章日益增多，且不说一个个学贯中西的泰斗、大师，以及名扬天下的联大学生，即便是一些当年联大附属中学的学生也成为回忆的对象。然而，在数以千计的文章中，却几乎没有提到同样是大师级的学术大家刘文典。难道他被人们淡忘了么，显然不是。追溯其因，则与他被清华解聘一事直接相关。

昆明的生活，随着战时形势的发展，渐渐艰苦起来。而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物价像断了线的风筝，更是扶摇直上。物价的飞涨，使战前每收入三四百元的教授们，越来越难以承受。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掌握着对华制空权，昆明上空警报不断，隔不了几天就有一次狂轰滥炸。刘文典的住宅，也被炸弹摧毁，不得以，和许多人一样搬到乡间居住。于是，每次上课都要进城，有钱人可以乘马车，刘文典没钱，只能徒步跋涉数里路。

说起来也是祸不单行，他的两个兄弟，也是这时先后在湘西病故，母亲也逝世于故里。可想而知，失去亲人是悲痛的，而无力营葬更让人痛苦。用刘文典的话说，这些年真是“贫病交迫”，“可谓备尝艰苦矣”。过去一直养尊处优的刘文典，对于战争形势渐渐有些悲观，因为看不到抗战何时才能到头，心情不免逐渐消极。于是，教书之余，常以读旧诗消磨时光，后来竟发展到用吸鸦片来麻醉自己。正是这一嗜好，最终断送了刘文典在清华的前途。

1942年春，普洱大盐商张希孟，专程派人来昆明，欲请学者为其母撰写墓志铭。普洱素有“瘴乡”之号，世人多有畏惧，不肯前往。于是来人找到刘文典，请其前去考察。来人还请他作一游记，说明所谓瘴气并不是水土空气中有什么毒质，只是虐蚊为祟罢了，现代医学完全可以预防，如此“瘴乡”之名倘能打破，其他学者才能敢来，地方富源亦可得到开发。这番话打动了刘文典，何况来人允诺提供巨额酬金，另外还付以足量鸦片，可保其数年生活无忧。就这样，刘文典在盐商派人的护送下，于4月1日踏上了普洱之路。

刘文典此行，立即受到联大同仁的鄙弃。虽然当时教授的薪水已经无法养活一家吃穿，虽然也有人开始自谋兼差职业，这些人们都能够接受。使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了生活居然向盘剥劳苦民众的盐商弯腰，而吸鸦片就更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了。此外，刘文典的外出，还使正常的课程受到影响。西南联大中文系由北大、清华两校教师组成（南开没有中文系），教授仅有七人，其中陈寅恪先生远在香港，一时无法回校，刘文典一走，就只剩下罗常培、朱自清、闻一多、王力等五个人。这些教授不仅要为中文系开课，还承担着全校各系一年级的通课。显然，刘文典不在就更使讲课人力捉襟见肘了。

西南联大是抗战开始后临时组建的，由于人们对抗战胜利始终 坚信不疑，所以三所虽然合并了，各自却仍保留着各自的体系，以便胜利后复校。这种特殊体系在教师聘任上，就是各校分别给自己的教师发出聘书。换句话说，即每位教师都有两个聘书，一是联大聘书，一是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中某一校的聘书。如果三校中没有学校给其聘书，则联大也不给其发聘书。 刘文典是清华聘请的教授，因此他的出走最先引起清华同仁，特别是清华中文系主任闻一多的不满。 这年5月，按往常惯例开始给各教师续发聘书。聘书发送前，学校没有与闻一多联系，迳直把聘书寄了出去。闻一多本来就不满刘文典去普洱，不跟他打招呼就寄出聘书无疑火上浇油。他立刻给刘文典写了封信，声称即使发了聘书，也要收回。闻一多也是个火性子，带着怒气的信里，出现了“昆明物价涨数十倍，切不可再回学校，试为磨黑盐井人可也”等讽刺之语。

闻一多发信之前，曾特意找了冯友兰，提出首先对刘文典停薪，然后考虑解聘。冯友兰是联大文学院长，亦是清华文学院长，责任所在，他也认为刘文典此行不足称道，更难为人师表。在教育独立的年代，系主任在人事方面有较大的发言权，聘任教师首先要系主任提出，解聘教师当然也很尊重系主任的倾向。冯友兰看到闻一多态度很是坚定，便接受了这种处理意见。

解聘教师，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是一件小事，况且解聘的刘文典还是一位知名的教授，因此不难想象有些人替刘讲情，王力就曾这此找过闻一多。王力在一篇回忆中说：“系里一位老教授应普洱某土司的邀请为他做寿文，一去半年不返校。闻先生就把他解聘了。我们几个同事去见闻先生，替他那位老教授讲情。我们说这位老教授于北京沦陷后随校南迁，还是爱国的。闻先生发怒说：‘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他终于把那位教授解聘了。”

刘文典接到闻一多的信时，认为这不过是“半官式信”，倚老卖老的性格使他并没有放在心上，也没有给闻回信。不过，刘文典还是有点内怯，于是给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罗是北大教授兼北大中文系主任，同时兼联大中文系主任）写了封信，信中有“雨季一过，必然赶回授课，且有下学年愿多教两小时，以为报塞”的意思。

令刘文典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清华果然停止续聘他了。7月下旬，刘文典从一位朋友来信中获得“有更进一步之事”的消息，立刻如坐针毡。他认为自己“并无大过”，只是“徒因道途险远，登涉艰难，未能早日返校”罢了。不过，这回他耐不住了，7月25日提笔向清华校长、联大常委会主席梅贻琦写了长信，诉说事情经过。这封信是通过罗常培转到梅贻琦的，信中写到：

典虽不学无术，平日自视甚高，觉负有文化上重大责任，无论如何吃苦，如何贴钱，均视为应尽之责，以此艰难困苦时，绝不退缩，绝不逃避，绝不灰心，除非学校不要典尽责，则另是一回事耳。今卖文所得，幸有微资，足敷数年之用，正拟以全副精神教课，并拟久住城中，以便随时指导学生，不知他人又将何说。典自身则仍是为学术尽力，不畏牺牲之旧宗旨也，自五月以来，典所闻传言甚多，均未深信。今接此怪信，始敢迳以奉询究竟。

刘文典不知道，梅贻琦尽管性情平和，但对他的普洱这行也很有看法。梅贻琦接到刘文典的信后，没有及时作答。直到9月10日，才草拟了一份复信，交清华大学秘书长沈履誊清。这封信是11日以梅贻琦名义寄出的，信文如下：

叔雅先生大鉴：日前罗莘田（案：罗常培）先生转来尊函敬悉，X切关于下年聘约一节，盖自琦三月下旬赴渝，六月中方得返昆，始知尊驾亦已于春间离校，致上学期联大课业不无困难，且闻磨黑往来亦殊匪易，故为调整下年计划，以便系中处理计，尊处暂未致聘，事非得已。想承鉴原，专函布X，藉颂

X祺不一 梅贻琦 九、十一

（X表示阙字）

就这样，刘文典最终被清华解聘了。这大概就是有关联大回忆中极少涉及刘文典的原因吧。

刘文典被清华解聘，经济生活上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相反由地方拨款的云南大学，对教授的待遇比联大还要稍高些。然而，对于他的学术影响，却有相当损失。试想，如果刘文典仍在清华的话，以他的学识和他所依存的文化氛围，其影响就绝不会是今天这样。

刘文典回到昆明，知道自己被清华解聘的事后，自然十分恼怒，曾与闻一多干了一仗。当时和闻一多住在一起的清华研究生王瑶先生回忆说：“刘文典回到昆明后，对解聘他的事很不服气。他曾到司家营清华文科研究所找闻先生论理。当时两人都很冲动，闻一多正和家人一起吃饭，他们就在饭桌上吵了起来。朱自清先生也住在文科研究所，看到这种情况就极力劝解。刘文典终归未能重返清华。”

刘文典被清华解聘后，被云南大学聘去做文史系教授，先后讲授《杜诗研究》《温李诗》《文选学》《文赋研究》等课程。全国解放后，他评为一级教授，并被邀请为全国政协第一、二届委员，属于特邀代表。1958年7月15日，刘文典因病在昆明逝世，享年70岁。

对于云南大学聘请刘文典一事，闻一多很有看法，这在吴宓1944年7月10日的日记里就有记载。那天，国民党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俊升邀集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文法学院主任讨论《部颁课目表》修改问题，不知为什么闻一多在会上提到刘文典，“谓幸得将恶劣之某教授（典）排挤出校，而专收烂货、藏垢纳污之云大则反视为奇珍而聘请之”，而“云大在座者姜寅清无言，徐嘉瑞圆转其词以答，未敢对闻一多辩争”。 可见，闻一多对云南大学聘请刘文典很是不满。

不过，闻一多并不知道刘文典普洱之行，还有另一个连刘文典本人蒙在鼓里的内幕。而这件事，在客观上帮助了当时的中共下地党员和进步青年。

刘文典到普洱的前一年，即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发生后，中共云南省工委根据南方局避免无谓牺牲、保存革命力量的指示，立即将昆明各大中学里比较暴露的党员和进步骨干，转移到各县。当时，联大转移出去的学生有100多人 ，其中吴显钺、董大成等到了普洱，任教于磨黑中学，吴显钺还担任了磨黑中学的校长。因为这层关系，不久萧荻、许冀闽、郑道津等联大同学也疏散到这里，在磨黑中学教书。

疏散到磨黑的联大同学，认真执行中共关于在蒋管区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和勤业、勤学、勤交友的“三勤”方针，刻苦教学，培养学生，联络士绅，因而很快赢得了学生、家长及社会的好评，站稳脚跟。这就为后来联大黄平、陈盛年、钱宏、卢华泽、秦光荣、于产、刘波、曾庆华、曾庆铃、茅於宽等同学来此任教，并为后来将磨黑中学办成进步力量的一个重要据点打下了基础。

磨黑中学的董事长，就是请刘文典去普洱的大盐商张希孟。这个人也是大土豪，很有势力，但与国民党地方党部有矛盾。疏散到那里的联大同学很重视对其进行统战宣传，曾向其介绍世界形势和抗日战争形势，推荐阅读《大众哲学》、《西行漫记》、《新华日报》等。

这时，想附庸风雅的张希孟正在找人为其母撰墓志铭，于是提出请联大同学介绍一位有名的教授来此，同时以壮自己的声势。联大同学觉得此事有利于他们在当地的隐蔽，便派人回昆明找到了刘文典。刘文典到磨黑，有优厚的报酬，每天除教张希孟一两个字外，没有更多的事。但是，刘文典的到来，在客观上起到了掩护联大疏散同学的作用。 这内情，不仅外人一概不知，就是刘文典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

章玉政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第一版，38.00元

本书为国内第一本关于刘文典的传记。刘文典是一位长期被历史忽略的国学大师，他“二十岁就名满大江南北”，极具传统士大夫的傲骨，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总是一副“狂生”模样。 他师承刘师培、章太炎，结交胡适、陈寅恪，瞧不起闻一多、沈从文，追随过孙中山，营救过陈独秀，驱赶过章士钊，痛斥过蒋介石。刘文典为学人气节而坚守，也曾因时代弄人而无奈妥协，在他坚守与妥协的背后，正潜藏着对于整个社会命运的痛苦思考与深切悲鸣。作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之一，刘文典内心追逐的永远是独立与尊严。 本书作者历经三年多时间，搜集大量一手资料，为读者展现一个个看似平淡的历史片段，实则寄寓对当今知识分子命运的观照与叩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