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周期律，即历史周期率，是中国历史上政权经历兴衰治乱、往复循环呈现出的周期性现象。世袭王朝建立初年，都会呈现兴盛局面，但政权稳定时间一长，统治者都会变得自满而骄奢，一个王朝就不断朝着衰落的方向走下去。

毛泽东谈历史周期律

1945年7月 ，黄炎培到延安考察，谈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称历朝历代都没能跳出兴亡周期率。毛泽东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毛二人的对话后来被人们传为“窑洞对”。

窑洞对

1945年7月4日下午，毛泽东专门邀请黄炎培等人到他家里做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有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的“历史周期律”，有三个特点：

一是周期性。也就是说，“历史周期律”是一条周而复始的历史定律，“鹿亡秦，蛇兴汉”，兴衰治乱，循环不已。

二是普遍性。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无论哪一个朝代，无论哪一个政权，无论哪一个执政者，没有谁能真正跳出这个周期律。正如黄炎培先生所说：“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三是迅疾性。即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短命王朝，如秦朝和隋朝，分别只有15年和29年，可谓其兴也骤，其亡也速。南朝170年间，就像走马灯一样换了四个朝代：宋、齐、梁、陈。与南北朝同病相怜的是所谓五代时期，前后短短50余年，天下五易其主，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前仆后继。近代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也只有短短22年。

黄炎培与《延安归来》 1945年7月1日至5日，为促成国共双方恢复商谈，促成国内团结，造出和谐的氛围，黄炎培与褚辅成、冷僪、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由重庆飞延安，在延安受到了毛泽东、朱德、林祖涵、吴玉章、周恩来等接见和热烈欢迎。黄炎培参访团一行，亲身感受到边区政府的民主氛围，看到了古老中国的未来和希望。延安访问归来后，一向谨慎稳健的黄炎培，以前所未有的果断和勇敢，挑战国民党自1931年开始实行的报刊图书审查制度，用半月时间写完并自行出版了《延安归来》一书。书的第一部分回答了10个问题，即延安之行的动机、去延安的名义、对大局的看法、对延安的观感、延安的政治作风、与中共领导人谈话的经过、国共合作的前途等。第二部分是延安五天的日记。初版2万册，几日内销售一空。盛赞共产党的政策和根据地的形势，在重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向国统区人民介绍了一个真实的延安，一个令人感到亲切有着光明前途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风貌。

在中国，极端的贫富悬殊是历史周期律的推手。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独特的周期律——极端的不公导致社会的崩溃，从而达到新的相对公平，周而复始。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

陈胜吴广起义将一种独特的周期现象带进中国历史。中国的中下层人民启动了他们推动历史的独特方式。从那以后，几乎每个朝代都经历了一个从相对公平，到不公平，到极端不公平，到下层人民无路可走，最后推翻重来这么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而每一个朝代在结束前夕，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财富高度集中，几乎都出现了畸形的“精英繁荣”，尤其是出现了土地高度集中。21世纪有些人认为土地集中就是社会化，而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朝代末期，土地“社会化”的程度都非常高。

在这个循环往复的周期里，每一个能赢得200--300年长治久安的朝代，都是从打破原有社会结构，通过“均田”实现相对公平开始的。在农业社会里，“田”即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如同今天的资本。那些没有做好这门必修课的朝代往往都成了短命的朝代。这样的例子有好几个，著名的有晋，离我们近的是民国。

民国在辛亥革命以后，原有的社会结构被民国几乎完整地继承下来。除了清变成了民国，一切因循。清朝末年就已出现的贫富悬殊、土地集中等社会结构问题被原样照收。把民国放在中国历史的周期中来观察，民国没有完成中国历史周期上每一个长寿朝代开始时的必修课。孙中山提出了“三民主义”，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民国的延续奠定社会基石。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这个过程被豪门对财富和权力的垄断打断了。民国从而失去了可以长期延续的历史机会，民国的精英走到了中下层人民的对立面，中国进入了长期的动荡。

这个问题，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得到最终解决，近代中国的社会动荡才得以消除。从历史大背景看，新中国的奠基者，显然对中国历史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共和国从成立起，就开始打破不合理的社会结构，试图从体制公平这个角度为中国的长治久安奠定基础。

从中国的历史进程看，在当时乱后思治的中国，是必须补上公平这一课的。新中国所处的历史环境，决定了中国还需要补“现代化”这一课。在强敌虎视的情况下，中国需要迅速建立现代工业，而这需要大规模的、迅速的积累。如何在低水平的基础上既能实现工业积累，又能实现大多数人的公平，是当时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这种历史因素交互作用，就形成了以政府调动资源为手段的，以公平为核心的新体制。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政府才可能实现资源的集中，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西方国家在漫长的发展道路中完成的资本原始积累和再积累过程，同时保证积累的财富被用来建立中国自己的现代工业。这种高速度的积累显然是以压制消费为代价的。在这种情况下，公正，尤其是分配的公正，就显得非常重要。所以，当时对公平体制的选择，不仅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总结，也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必然。

秦统一建立大一统标杆

以秦为例。秦的大一统显然是不完善的，但是，假如没有秦短暂的统一，今天的中华大地也许会像欧洲一样，国家林立。秦以后，中国分分合合。但是，在每一次动荡之后，都有人顺应民心，收拾金瓯，再造一统。因为大一统的秦帝国，虽然二世而亡，但是，它的短暂存在，使大一统变成了中华民族潜意识的追求，变成了一种主动选择的可能，变成了一种生存方式。没有秦短暂的统一，也许中华民族根本就不知道这种可能和这个选项。这就是秦的贡献。它为中华民族立下了大一统这样一个标杆。

公平体制是潜意识追求

从今天中下层民众的意识选择看，公平体制的精神大约也是这样。它的意义在于，它让中华民族知道，尤其是中下层人民知道，还有一种公平的生存方式存在，一种公平的社会选项存在。它可能会成为中华民族的另一个潜意识的追求，为中华民族立下一个新的划时代的标杆。任何人都不要低估这种历史记忆和传统。任何时代，当下层人民走投无路的时候，这种记忆也许就会变成梦想，变成对公平体制的崇拜，变成对建立公平体制的人的崇拜。

黄帝以后中华民族历经演变融合，今天的中华民族就是大融合的结果。秦以后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几千年来，代代相承又代代相异。在当今中国，将市场经济同公平正义结合起来，可能就是解决分配不公的历史切入点。

在中国历史传统中，下层人民和文化精英在“公平”这个问题上高度一致。孔夫子通过“不患寡而患不均”来推崇社会公正；陈胜吴广们则是用周期性的行动来推动相同的理念；几十年的社会主义教育，也是强调公正平等。固然，社会不可能绝对公平，但是，一个社会不能人为地制造豪强，制造不公平，更不能将不公平的现象装扮成“神圣的权利”、“天赋人权”、“普世价值”。在某种程度上，搞这种忽悠的个别“文化精英”早就背叛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文化精英的“公平”传统。

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人从河北西柏坡进京“赶考”，开始了用民主破解历史周期律的不懈探索之路，将民主建设不断推向前进。

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角度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找到了社会主义社会革命战争时期，黄先生提出的是一种抽象可能性，毛主席的回答也很原则。全国胜利以后，毛主席很注意这个问题。七届二中全会向全党敲过警钟，在党中央由西柏坡迁进北京城时，又用李自成为例说我们是进京赶考，不要考试不及格。 然而，当时不可能预料到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七十年后的苏联会出现历史的大倒退。我们都曾以为历史周期律现象仅仅属于以往历史，社会主义是铁打的江山。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以后，这个问题已极其现实极其尖锐地摆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面前，尤其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西方某些政治家和理论家们，企图用西化和分化的方法，向中国推销新自由主义或其他种主义，企图使中国背离社会主义道路。而国内也有一些右的思潮，希望中国仿效西方的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完全放弃共产党领导、放弃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放弃马克思主义一元化的指导地位。实际上是走西方资本主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计划经济时代。这两种思潮都会断送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在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初步探索中给出“第一个答案”。1945年7月，面对黄炎培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铿锵有力的坚定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第一个答案”，是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和实践创造，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宗旨使命。

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给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党的十八大后，面对一度出现的管党不力、治党不严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打出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在波澜壮阔的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不断进行理论思考，作出理论概括。从2015年5月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首次提出“自我革命”概念，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大会上赋予其管党治党的特定政治内涵，再到十九届六中全会上深刻回答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这一重大命题，鲜明指出“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这“第二个答案”，抓住了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的内因和根本、关键和要害，必将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相伴始终，保障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顺利实现。

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高度统一、相辅相成。从人民监督到自我革命，“两个答案”一脉相承、紧密联系、相互贯通、内在一致，都源于党的初心使命，实现了跳出历史周期率内外动力的辩证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