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天星，医学微生物学家，免疫学家，医学教育家。他参加侦查检定出侵华日军向中国投掷的鼠疫等细菌武器，并制备疫苗和免疫血清进行防治。首次用磺胺噻唑治愈3例原发性肺鼠疫患者。查明霍乱及流感病原类型和人群免疫水平。证明罕见的单株双型轻链病、LP免疫细胞瘤和着色性干皮病的免疫功能异常。研究中药等的免疫调节机理和研制免疫干扰素及其他抗癌细胞因子协同肿瘤浸润性淋巴细胞（TIL）抗癌，皆取得较好的成果。他建立了启发式生动的教学方法，为中国和我军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并热心继续教育。

叶天星，医学微生物学、免疫学专家。安徽合肥人。1937年毕业于上海东南医学院。1942年赴印度，先后入孟买哈夫金研究院、中央医学研究院进修。1946年赴美国，先后入军事医学院、军医进修研究学院、纽约康奈尔大学进修学院进修，1948年回国。曾任国防医学院、同济大学医学院、东南医学院教授。建国后，任第二军医大学微生物学教研室主任、教授兼复旦大学教授，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198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四十年代提出霍乱弧菌血清学分型，证实我国有副霍乱弧菌感染。1957年在亚洲甲型流感大流行前，即发现了易感人群血清中有该病原体变迁株原型抗体。八十年代中期制成抗癌混合淋巴因子，著有《免疫学理论与实践》等。

叶天星，1915年10月18日出生于安徽合肥的一个教师家庭。他自幼目睹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连年的军阀混战，加上瘟疫经常流行，使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学时期的叶天星便立下了“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志愿，认为“强国先强身，救国先健民”。他发愤读书，渴望长大后学医，为大众防病治病。他还经常到邻近熟悉的医院中帮助做杂务工作。1931年他中学毕业时，正值安徽省闹灾荒，其家境衰落，其已当医院院长的堂兄，看到叶天星在中学读书勤奋，立志学医心切，便资助他考入上海东南医学院就读。他学习努力，六年寒暑假均留校补习外文和其他课程。他对病理学及微生物学特别感兴趣，经常抽空到这两门课的实验室学习实验技术，颇受执教老师杨述祖教授和张效宗教授的器重。1937年毕业后，叶天星由杨述祖教授推荐，进入由日本人用中国庚子赔款开办的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细菌学部当研究生。不久，爆发了七七事变，他愤然脱离该所，随张效宗教授于1937年底前往西安，受聘为陕西防疫处生物制品部学术研究员，兼任西北药学专科学校微生物学和日语教员。

1938年春，陕北人畜（牛瘟）传染病流行，叶天星主动要求前往参加防治工作，遂携带疫苗、免疫血清及药品，与途经西安的白求恩医师及国际援华第一防疫团的外国专家一同于4月抵达延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和十八集团军后方卫生部开办的防疫学习班讲课，随后由叶天星率领防疫人员携带药械至边区十余个县的乡村，走村串户为军民及耕牛接种疫苗和注射免疫血清。在4个月中，他徒步行程2000余公里，于8月底完成任务，受到边区军民的赞扬。

叶天星在边区目睹了各级民主政府政风廉洁，军民抗日情绪高涨，人人平等，社会安宁，鸦片、娼妓、赌博及盗匪绝迹，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与国民党统治区的贪污腐败、社会风气败落、民不聊生的情况相比，真有天壤之别。这使他深深感到“拯救中国的希望在于中国共产党”。返回西安后，他常对友人和学生谈起在边区所见到的情景及自身感受。1939年底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叶天星竟被少数人指控为“亲共分子”和“为共党宣传”，遭到恐吓威胁。1940年4月，他被迫离别妻女，只身逃离西安到贵阳，参加林可胜教授领导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部和中央卫生实验院工作，从事教学、科研及疫苗血清制造工作。

1941年11月，叶天星参加查明侵华日军在湖南省常德地区空投感染鼠疫杆菌的跳蚤等细菌武器。在侵华日军对中国进行细菌战的威胁下，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部同重庆国民政府卫生署推荐叶天星为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访问学者，于1942年4月赴英属印度考察研究防御鼠疫及霍乱。他先后在孟买哈夫金研究所所长索凯爵士和德里西姆拉印度医学部中央研究院院长泰勒爵士的指导下，研究对鼠疫和霍乱的防治及研制免疫制剂。

1942年10月叶天星由印度回国，正值侵华日军疯狂向中国各地投撒霍乱细菌武器，引起湘、黔、川、滇、粤、桂等地霍乱普遍流行。他旋即到贵阳参加防治，进行病原菌分离鉴定，并查明这次流行的霍乱弧菌血清学型别，揭示它们是日军所施放，同时选用菌株制备霍乱疫苗。1942—1945年，他受聘于贵阳战时卫生人员联合训练所，任细菌学教师，并在所内附设的由美籍华人洪悦元捐助的疫苗血清研究室工作。

1946年初，中国沈阳地区突然爆发流行肺鼠疫，林可胜指派叶天星等携带药械飞赴沈阳，会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人员进行防治，很快控制了流行。 同年，叶天星考取公费赴美国留学，先后在美国军医学校军医提高班、美国军医进修研究学院及纽约康奈尔大学进修学院学习，在斯马德尔教授等指导下进修研究病毒学、免疫学及微生物学。由于他学习刻苦，以实验室为家，深受校方赞赏。1947年底他怀着服务于祖国为人民解除疾苦的决心，谢绝了美方的劝留，毅然回国，就任上海国防医学院卫生实验院细菌血清学系教授，随李振翩教授一起工作。同时，他还兼任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教授、附设高级医事检验学校校长及东南医学院微生物学教授。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政府崩溃在即。国防医学院于1948年底迁至台湾。叶天星从在陕甘宁边区的经历中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托词拒绝随校去台，转入留沪的附属医院工作，并暗中联系不愿去台湾的同事们将美国捐赠和接收日军的大批教学科研仪器、药品及制造疫苗血清的设备秘密转入医院内隐藏，留待上海解放。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叶天星当天即会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卫生部崔义田部长及第三野战军卫生部李振湘部长，将保留的全部器材设备和药品共20余卡车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后他辞去原兼的各职，全力投入到筹建华东军区人民医学院（第二军医大学前身）的工作，并受聘为该院卫生实验院细菌学科教授兼主任。这期间他积极制造疫苗血清，以供解放后的上海军民急需。为此，他受到表扬，并荣立了三等功。抗美援朝期间，他编写了《防御细菌武器检验手册》，并参加了调查研究。1950—1954年他兼任上海复旦大学生物学系微生物学教授，为该校首次开办了微生物学课程。

1952年，华东军区人民医学院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叶天星受聘为微生物学教研室主任，后被定为免疫学一级教授。从此他生活安定，全心投入教学与科研。

10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叶天星惨遭迫害，以致身残。“四人帮”彻底垮台后，他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召往北京给予公开平反。于1985年2月18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叶天星恢复工作后，为夺回失去的10年，日以继夜地工作，除担任军医大学各班教学外，又指导研究生，参加专题科学研究，编著免疫学教材，主持上海市免疫学会的工作，还为全市、全军及全国各地所举办的免疫学学习班讲授免疫学基础理论及最新进展。自1979—1990年，共编写了《医学微生物学》及《免疫学》12册，独自或与他人共同发表学术论文33篇，连同以前发表的共70余篇。

叶天星曾先后任中国微生物学会第一、二、三届理事，上海免疫学会第三届理事长、顾问，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微循环专业委员会名誉理事及中国免疫学会名誉理事等。

叶天星从事教学50余年，除“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剥夺教学权力外，始终坚持在教学第一线。他今已年过古稀，仍亲自教学或指导青年教师教学，传授教学方法和经验，并提出启发式教学的建议。

叶天星一贯十分重视教材的编写，认为教材是“教学之本”。他主张教材既要有本学科完备的必要基础理论，又需充分反映本学科的新近发展。他认为编者必须根据教学大纲，参阅大量中外资料，结合自身教学科研经验及实际需要来编写教材，要去粗存精、归纳综合、条理分明、突出重点、讲清难点、多附图表，不应是知识的罗列或平铺直叙，而应把课程内容融会贯通，深入浅出，通畅地叙述清楚。因此，他平时都绝少休息，花了大部分时间不断修改和重编教材，共编写了《医学微生物学》、《病毒学》及《免疫学》等15种教材，其中有与他人合编的全国高等医学院校统编教材《医学微生物学》教科书，共计约500多万字。他还编写了为医学院校师生、研究生、实验工作者及临床医师所需的参考书12种，约100余万字。这些教材内容丰富新颖，反映了当时的科学水平，条理清晰，深入浅出，有许多自行设计的图解，图文并茂，深受读者好评，并被不少院校选为教本。

叶天星特别注重教学质量的提高和教学方法的改进。他曾任学校教学法改革委员会秘书。他积极提倡“五段教学法”，即：（1）引言：教授开始先提出问题和本堂课的要求及须待解决的问题，以提高听课者的注意力和兴趣；（2）解说：分清主次，深入浅出地解说透彻，必要时举出生动的事例，使听课者易于掌握、理解，不觉繁琐枯燥；（3）展示：以图表、幻灯或实物模型展示说明，或操作示范；（4）讨论：引导学生提问或由教师提出不同见解的问题，展开讨论，活跃课堂气氛，提高认识；（5）结论和小结：最后由教师归纳总结本堂课的要点和必须掌握的问题，顺便提出下次课预习的要求。

叶天星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撰写了近10篇的教学法论文，并多次在校内外介绍教学经验。他建立的启发式生动教学法有12条要求：（1）启发诱导，促进学生独立思考；（2）讲课深入浅出，讲清重点、难点；（3）不断更新教学内容，保证课程质量；（4）熟悉教育对象，有的放矢教学；（5）归纳对比，引导学生举一反三；（6）恰当举例，要求生动、有趣和联系实际；（7）运用图表、幻灯、模型，增进学生的理解、记忆，达到形象教学的效果；（8）对学生严格要求，教书又育人；（9）充分备课，教师以身作则，做出表率；（10）师生友爱，增长情感，使学生增强学习的信心；（11）鼓励学生发问和引导讨论，活跃气氛和交流见解；（12）课后评教评学，发扬教学民主和改进教学。由于实行上列教学法，学习者普遍称赞叶天星讲课生动易懂、易学、易记忆，学以致用。

此外，叶天星还十分热心继续教育。为了推动和提高中国各地特别是边远地区的免疫学知识快速发展，叶天星近十余年来不顾年老体弱和繁重的科研任务，挤出时间到全国许多地区开班讲授现代免疫学理论与技术。他的足迹北至辽宁的沈阳和吉林的通化；西至新疆乌鲁木齐、阿克苏、克拉玛依和四川的峨嵋；南至福建的厦门、漳州、泉州、龙岩和广东的广州；东至山东的济南、泰安、青岛、淄博、烟台，江苏的徐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南京及南通，浙江的宁波、杭州及嘉兴，安徽的合肥及太平，江西的九江及上饶，河南的郑州、洛阳，以及上海，共十余省市约30个地区，他行程数万里，分别为各地方单位、部队举办的免疫学进修班，讲授免疫学课程和示教免疫学技术操作，听课人员共约3000余人，为提高中国广大地区有关人员的免疫学知识水平，促进中国医疗、卫生、保健、防疫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叶天星在教学中荣立三等功两次，被评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获得由我军三军总部颁发的从事国防教育20年荣誉证书、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发的从事高校科技工作40年荣誉证书和第二军医大学建校40周年荣誉证书。

叶天星对待青年教师视同亲密的战友，视为发展本学科后继的生力军。叶天星与他们坦诚相处，帮助他们快速成才，从不以师长自居，而以韩愈的教导“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为座右铭，督促自己与中青年人共同前进。叶天星虚心平等地与他们讨论交流学术见解，尊重他们的意见和想法，经常介绍前人在学术上所取得成就的事例和经验，鼓励他们勤奋攻读，努力进行科学实践，启发他们独立思考，引导他们大胆设想、创新和勇于攀登科学高峰。

叶天星为培养青年教师，制定了三步培养法。（1）要求青年教师要狠抓备课“五要”：①要熟读教材；②要参阅有关资料；③要列出课内重点、难点及要点；④要了解教学对象的水平；⑤要写成教学实施教案，并经常指导教师审查商订。（2）要不断改进教学方法。依据前述12条教学法和五段教学法，都是授课要着重启发诱导，深入浅出，条理分明，讲清重点难点，青年教师在首次正式授课前都要进行试讲评议，直至满意为止。（3）培养归纳、总结及分析能力。授课教师应将课程中复杂内容归纳成条理，将重点、难点总结成几个要点，对争论的不同学说及发展中的问题，要分析其立论依据和特点，以便学生易于理解掌握，启发学习者思考、联想。叶天星经常参加评定活动，并进行示范教学，课后还收集学生的意见，供青年教师参考。由于叶天星对青年教师的精心培养，许多年轻教师的教学质量不断地提高，很多人被评为优秀教师，教研室也被评为教学先进单位。

叶天星对初作专题科研的年轻人，提出了10项要求：（1）要充分熟悉有关的文献资料，写出文献综述或详细摘要，并在科研小组中介绍，要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和提出研究设想，开展讨论；（2）要立题正确，要有理有据和有新意，在小组中作开题论证，集思广益，避免盲目片面性；（3）要制订科研工作的具体计划及实施步骤，要有必要的对照，做到实验方法的正规化及准确度，正式实验前须通过预备实验认可；（4）要工作踏实、细致、持之以恒，要求对大小事物不马虎，要有苦干精神，必要时放弃休息及节假日；（5）要注意科研中出现的各种苗头，对问题要求联想推断，设法证实并进行探讨研究；（6）要敢想敢做，要求不畏困难，力求创新；（7）要正确对待遭遇到的失败或意外，要求找出原因，不屈不挠地尽力克服；（8）要及时记录科研实验结果，要求经常小结和定期讨论进展情况和收获；（9）要客观分析研究的结果，要求以统计方法正确处理实验结果；（10）要求不争名夺利，要求公平对待，鼓励主要工作者独立或领先署名发表科研论文或申请奖励，指导者决不侵占青年人的辛勤成果。对于青年人的科研工作，叶天星始终参与指导和帮助，如提供或代查文献资料，参与讨论立题方向，协助订立科研计划，提出各种建议，协助质量把关，修改论文等。叶天星如此甘为人梯，倾注心血培育有志的中青年的精神令人敬佩。经他培养的人中已有十余人成为本专业高级人才，现任国内许多知名单位的教授或研究员，不少人担当了教学及科研工作的骨干。1978年以来他已培养了15名免疫学硕士研究生及一名博士研究生，他们都取得较好的科研成绩。

叶天星对校内其他科系及校外的年轻人来求教者，皆一律热情接待，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虚心与他们共同讨论问题，尽力提供可行的方法和建议，还常为他们修改论文或提供参考资料。

为发展中国的医学微生物学和免疫学的理论和促进其实际应用，实现“救国先健民”的宗旨，叶天星绐终不渝地进行科研工作。他的科研特点是理论密切联系实际，以防病治病为目的。他一生中的科研工作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本世纪30—40年代，着重研制疫苗和免疫血清，用于防治传染病和防御侵华日军对中国的细菌战；第二阶段为50—60年代，侧重研究新型流感病毒的病原特点、免疫性能及流行规律；第三阶段为70年代后期至今，专心带领中青年研究人员重点对免疫调节机理和淋巴因子的抗癌作用进行研究及对罕见的免疫性异常疾病进行探讨。

1，参加查明侵华日军在中国投撒的细菌武器和首次治愈3例原发性肺鼠疫患者。日军侵华期间，疯狂和秘密地向中国广大地区投撒用霍乱、伤寒及鼠疫等烈性细菌制作的细菌武器，残害中国人民，造成各地疫病流行，虽引起众多猜凝，但一直未查获日军确切罪证。1941年底，叶天星随陈文贵教授等到湖南常德地区参加查获日军空投感染鼠疫杆菌的细菌武器，并由当地受感染的病人中证实是被该细菌武器所害。1942年叶天星在日军向中国西南等地投撒霍乱弧菌的水源中及受感染的病人中查明这些细菌的血清学型别，揭示它们是由日军所施放。以上事实，在日本投降后受审的日本细菌战犯均予供认。1946年初，沈阳爆发流行肺鼠疫。肺鼠疫当时被认为是不治之症，叶天星等收治39例均经细菌学检验证实的肺鼠疫患者，他首次试用大剂量磺胺噻唑治愈了其中3例原发性肺鼠疫患者。论文发表于1948年美国传染病杂志。此为国际上最先的报道，从而引起国外专家重视，随后被仿效证实和肯定，已被国外许多著名书刊引证和高度评价。

2．证实亚洲甲型流感病毒的生物学特性和探明人群对各型流感的免疫水平。1957年上海流感流行，叶天星等会同苏联病毒学家索科洛夫共同证明为新突变的亚洲甲型流感病毒，详细地阐明了其生物学特性与以往病毒株不同，并进一步探明了在流行前及流行后5年间上海市人群中对各型流感病毒的免疫动态水平，为预测流感流行和进行对流感特异免疫预防提供了依据。在此期间他还查明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的区域性爆发流行规律，为其鉴别诊断和防治提供了指证。此外，他还在1958年报道了他们率先对上海市居民1600余人的Rh血型所进行的鉴定结果。

3．叶天星指导和共同研究免疫调节机理，证明罕见的免疫异常症，多方探讨细胞因子协同抗癌的作用。叶天星等建立了体外诱生抗体技术，用于研究中药纯品刺五加多糖、国产羧甲基淀粉钠及α、β、γ干扰素，证明它们皆有调节体液免疫的效用，并证明免疫应答产物能反馈调节中枢神经系统功能。用双标记免疫荧光法查明了罕见的单株双型轻链病2例及LP免疫细胞瘤1例，还证明了罕见的着色性干皮病多发皮肤癌5例的免疫功能全部异常，表明该病的发生，除因遗传性缺乏DNA修复酶外，还与免疫缺陷有关。探讨了多种细胞因子免疫抗癌效用，包括用中药纯品中国商陆皂甙诱生免疫干扰素，并将其用国产微孔玻璃珠纯化至临床级高纯度，合用含多种细胞因子的粗制天然混合人γ干扰素治疗肝癌，能使肿瘤缩小和延长病人存活期。仿制、纯化了一种新的抗癌淋巴因子——白细胞调节素，证明它能杀伤多种癌细胞，并进而用白细胞介素2激活肿瘤浸润性淋巴细胞（TIL）与淋巴因子激活的杀伤细胞（LAK）抗肿瘤活性的比较和合用其他细胞因子的协同抗癌作用。还用干扰素与抗癌化疗协调天然杀伤细胞（NK）抗癌活性，又用脂质体包被细胞因子及药物激活巨噬细胞杀肿瘤作用。这些都展现了免疫治疗癌症的前景。此外，还创建了吖啶橙简易免疫荧光方法，改进了免疫荧光菌团及康华氏合并试验等。又研究了用抗β2微球蛋白单克隆抗体延长胰岛移植物存活期，重症肌无力病人的HLA－I类、Ⅱ类抗原表型、Gm同种异型的分布及树突状细胞对起病的作用，B细胞抑制因子的作用，还发现以EL－Tor霍乱弧菌实验感染泥鳅和黄鳝，使其能带菌半年左右，可能成为水源中储菌宿主。

在科研中，他与同事，特别是青年同道共获得军内科技进步二等奖三次，三等奖十余次。

1937年6月　毕业于上海东南医学院。

1937年6—12月　于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细菌学部攻读研究生。

1937年12月—1940年3月　任陕西省防疫处生物制品研究部学术研究员，兼西北药学专科学校教员。

1940年4月—1942年3月　任卫生署贵阳中央卫生实验院防疫检验系技士，兼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部检验医学视导员。

1942年4月—10月　赴英属印度孟买哈夫金研究所及德里西姆拉印度医学部中央研究院研究鼠疫及霍乱的免疫预防及制剂制备。

1942年11月—1945年12月　任贵阳战时卫生人员联合训练所教员。

1946年10月　毕业于美国军医学校军医提高班。

1946年11月—1947年5月　在华盛顿美国军医进修研究学院进修病毒学及免疫学。

1947年6月—12月　在美国纽约康奈尔大学进修学院进修微生物学。

1948年1月—1949年5月　任上海国防医学院卫生实验院病毒组主任及附属医院检验科主任，兼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教授，同济大学医学院附设高级医事检验学校校长及上海东南医学院微生物学教授。

1949年5月—现在　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人民医学院（上海）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微生物学教研室主任。

1950—1954年　兼上海复旦大学生物学系微生物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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