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南轩（1893年-1980年）江苏仪征人，心理学家，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国立复旦大学校长。

1919年复旦大学预科毕业，同年赴美国留学，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教育心理学，1923年获硕士学位，1929年获教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中央党部、考试院等处任职。

1931.4～1931.6出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仅过月余，由于任用私人为教务长、秘书长，拒不承认由教授会选举院长的惯例等引发师生驱吴风潮。教授会通过决议致电教育部要求另荐贤能。吴5月29日离校，在北平平南下辞职。

1940.5～1943.2 吴南轩任国立复旦大学校长。

1942年，任国民党监察院监察委员、国民党监察委员。1975年退休。

1980年，因病医治无效在台北去世，终年87岁。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蒋介石利用奉系军阀驱散了汪精卫和阎锡山的北平“国民政府”，重新稳定了他对北方的统治。这时清华大学校长一职，屡起风波，在罗家伦掌校不受欢迎后，阎锡山所派的乔万选又为师生所拒之时，1931年由南京政府发表正式命令，任命时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副教务主任的吴南轩为新任清华大学校长，而他上任的背景，则是因为他是亲自兼任教育部长蒋介石的亲信，这种背景注定了吴南轩在清华将要走一条政治路线，而不是学术路线。吴声称“奉党国命”要“恪遵蒋主席整顿学风的意旨，长治清华”。他下车伊始，即不顾清华教授治校传统，独断专权，遭到全校师生一致反对。

由于他“大权独揽、不图发展学术、蔑视教授人格、视教授为雇员”，在教授会的带动下，学生自治会召开全体学生大会，表示坚决支持教授会决议，要求“撤换吴南轩，并由全体同学整队至校长室，请其即时离校”。顿时，驱吴风潮风起云涌，逼得吴南轩于5月30日揣着清华大印和若干重要文件，逃到东交民巷外国人势力范围内去“避难”，并且居然在利通饭店挂起了“国立清华大学临时办公处”的牌子，进行“遥控办公”。他被赶出校园后，一方面断绝了清华的经费来源，一方面歪曲事实真相，污蔑教授会“唆使学生”胁迫校长，给教授们扣上一顶“反动分子违抗部令”的帽子，进行政治恫吓，并且暗中伙同陈立夫等人策划用武力解散清华的阴谋。这样愈发引起清华师生的愤慨，更加坚定了他们要求撤换吴南轩的决心。

吴南轩在清华的所作所为受到舆论及报纸的抨击，斥他玷污学界清白，有损国家尊严。南京政府派教育部次长钱昌照前往调查，拟让吴先返校，再辞职，也为学生会所拒绝。在学生会和教授会的共同努力下，吴南轩于6月25日离开北平南下。7月7日，南京教育部以吴南轩“暑病时侵，亟宜调养”为托词，批准其离校“调摄病体”。托辞有病，呈请辞职，这本是为了顾全面子而找的借口，但他原来任职的中央政治学校区党部却大扫他的面子，发出快邮代电，指责他“身为党员，竟入东交民巷，寄迹帝国主义治下，伤国辱党，莫此为甚。”

吴南轩的失策是自恃奉“党国命”，扬言要恪遵蒋介石意旨来整顿清华。对民主气氛浓厚的清华，打这样的官腔，先不必行动，就会引起师生的反感。他如能通过教授会，共商校务，是完全可以达到和衷共济的。尤其失当的是，不顾国格，竟跑到东交民巷去挂牌办公，致遭舆论和中央政校区党部指责。

他虽见拒于清华师生，却见许于国民党当局，故返宁后，仍得任中央政治会议特务秘书、中央大学教授、中央政治学校讲师等职。

1936年，吴南轩开始兼任复旦大学代理校长。相对于在清华那段人人诟病的经历，在复旦，吴南轩的口碑要明显好很多。

彼时的复旦，与其他众多高校一样，也处于在战火纷飞中寻找安全栖身之处的境遇。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日军进攻上海，复旦大学校舍多处被炸，9月，因淞沪战事激烈，复旦大学暂借复旦中学开学。不久，复旦与大夏大学组成联合大学，以复旦为主称联大第一部，迁校址于江西庐山。以大夏为主称联大第二部，迁校址于贵阳。

当时，复旦的重要档案、文件、部分贵重仪器、图书和设备，装成了10个大木箱，从淞沪铁路江湾火车站出发。吴南轩带领百余名学生，直奔南京，浩浩荡荡向江西方向出发。10月，联大第一部借庐山普仁医院为校址，租胡金芳旅社等处为宿舍，师生800余人开始上课。12月，南京失守，江西战事吃紧，复旦师生继续内迁。

此时学校已囊尽粮绝，恰巧国家教育文化救助组陈立夫组长路过庐山，吴闻讯后，连夜在严冬皑皑的白雪中，由工友提着灯笼，边跌边走，终于见到陈，雪中求炭，借得一万元回寓所，马上传令第二天下山奔赴武汉。后经复旦领导层几次研究，认为武汉地处华中要地，交通、住所一定很紧张，开支较大，最终选择先到宜昌，再由宜昌迁至重庆。

数天后，从宜昌乘船驶往四川重庆。刚到重庆千厮门码头，复旦大学师生就受到了闻讯赶来的复旦中学师生的欢迎，复旦中学董事长康新之先生还将复旦大学师生安排在菜园坝中住宿，在这里，复旦大学还利用间隙补上了上学期未尽课程。

吴在渝广得校友的援手，在四川省政府会议中获得10万元的建校经费，慨然把其中5万元分赠给复旦中学，以偿入川初的“人情债”。在觅址建校上，也深得各方谦让、谅解，觅得北碚对岸夏坝数百亩土地为校址，先在夏坝东边黄桷镇，用了一座小学的校舍、一座古庙、一处煤炭坪和王家花园一幢别墅，作为办公室和部分教授宿舍。

稍事安顿后，吴南轩即着手整顿教师阵容，添置仪器。为筹办学经费，亲自到市区借钱或募捐，沿途不无省吃俭用，曾因饮食不洁而染上了伤寒，所幸医治及时而得以痊愈。

1938年2月，复旦在重庆复课，师生精神振奋，教学认真，生活俭朴，颇有一番新兴气象。同时，复旦与大夏之“临时联合”正式宣告解体。该年复旦大学重庆部有60多名毕业生。1938年秋，复旦渝校陆续增设史地系、数理系、统计系、农垦专修科、园艺系、农场、茶叶组、农艺系等。

在复旦由私立改国立的过程中，吴南轩是绝对的主角。1938年4月，吴因经费困难，第一次向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李登辉提出改私立为国立的想法，但李校长以 “政治影响，易长纠纷”为由否决了；1939年3月17日吴再次提起国立之事，最终以教育部增加补助费15万元而再次将国立案搁置；1941年9月17 日，吴南轩第三次谋改国立，并通过邀集在渝校董开会，造成既成事实。 1941年11月，复旦大学的由私立改国立案终获通过，吴南轩也由代理校长转为正式校长。

吴南轩于1943年2月调离复旦，在复旦供职6年，在任时正值抗战、备尝迁徙办学之苦的最艰难时期。1975年5月，在台湾的复旦校友举行母校建校70周年纪念活动时，吴南轩专门写了一篇题为《七十年来复旦立校特出的传统精神》的文章，从四个方面，论述复旦的传统精神，即由无变有的精神，向前开路的精神，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精神和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精神。在吴南轩的眼里，复旦精神是一种坚韧不拔的创造精神，一种图存图强、精忠报国的爱国精神。

客观地说，吴南轩在复旦任职期间，还是有不少政治色彩的存在，唯国民党指令马首是瞻的行为时有出现，比如1936年未能很好的保护请愿的复旦爱国学生，导致请愿学生被杀害；后来的复旦由私立改国立这件事，他未尝未受到国民政府的指使，也因为这些事，吴南轩在复旦的名望远不如前任校长李登辉来得高。但在回顾复旦的发展史时，吴南轩为复旦的发展所做的贡献还是得到了该校的肯定，在复旦的校史里，对他所做的努力都予以了正面的记录。复旦西南角的燕园里，有一别墅名为“南轩”，既是因为此轩在校南，也是吴南轩之后的继任校长章益为纪念吴南轩而命名的双关之名，此名一直沿用之今。现该处所一部分用作新闻馆，一部分用作经济研究所。

1943年2月20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任命章益为复旦大学校长。原来教育部拟调吴南轩为中央大学校长，以章益继任复旦校长。中央大学师生以吴南轩资望不高为名，拒其前往。教育部遂改调吴南轩为国立英士大学校长。但英士大学远在浙江乡间，吴南轩因病后体弱不愿前往，遂留在复旦任教育系教授，并任监察院监察委员，后改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

1949年吴南轩随国民党撤退至台湾。1950年应聘为美国麻省国际学院教授，后在伊利诺斯国际大学讲学10年。

吴南轩有两个身份，其一是著名的心理学家。20世纪30年代，吴南轩博士在《中大教育丛刊》上发表文章：“除我国外，日光照临之地，几乎无处不有心理健康运动的踪迹”，大力呼吁加强我国的心理健康工作。

作为一名心理学家，吴南轩博士无疑是颇有成就的，在业界是被普遍认可的，但他的另一个身份——校长，却因为时代的烙印而没有这么高的认知度了。解放前吴南轩先生先后担任过清华大学校长和复旦大学校长，而清华大学校长这一身份，不像是他的一个荣誉，更像是时代溅在他身上的一个污点。

1930年前后，他首先在中央大学心理系开设了心理健康选修课，为当时国内大学心理系课程中最新颖的课目。尔后，他又在中央大学《旁观》杂志上发刊《心理健康专号》，这是中国心理健康运动的萌芽。吴南轩回国后任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审，并奉命往美国各州考察中小学教材审定业务。在国民政府教育部任职期间，先后担任中国政治学校教务副主任、中央党部训练部测验科主任、考试委员会专门委员、中央派遣留学管理委员会委员等职。

吴南轩博士著有

《国际心理卫生运动史》、

《儿童心理卫生》、

《战时精神病》、

《心理卫生及实施新趋向》等著作，

在其著作中，吴南轩博士提出十项衡量个人心理健康的标准：①乐观；②正视或面对现实；③有理想；④不怀疑——自信信人；⑤自尊尊人；⑥自助助人；⑦控制和发泄情绪；⑧协调态度或要求；⑨富有幽默感；⑩对于一切事物有相当兴趣，觉得一切人都有可取可喜之处。这十项标准，即便是放到今天，仍具有相当的可参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