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_中国经济学界泰斗，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敬琏

中国经济学界泰斗，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敬琏，1930年1月24日出生于江苏南京，祖籍江苏武进遥观镇，中共党员，经济学家，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经济学界泰斗，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中国改革开放重要的参与者之一，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良心”。

人物经历

早年经历

1930年1月24日，吴敬琏生于江苏南京，他父亲是住在四川的江苏人，母亲是土生土长的四川人。其父亲吴竹似当时是《新民报》办报人；母亲邓季惺原在上海公学大学预科读书，此时因结婚生育暂时中断了学业。不幸的是，在儿子吴敬琏出生之前，吴竹似已经身患肺结核，他和妻儿在一起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1931年，其父亲、《新民报》创始人之一吴竹似因肺病去世，留下未竟的事业给好友及年仅24岁却已是三个孩子母亲的妻子邓季惺。不久，陈铭德对这位亡友之妻由钦佩而生爱慕，一年后便与邓季惺结下终身之盟。

教育经历

1936年，入读于南京山西路小学，仅一年，就因抗战爆发停学西迁。到重庆后，他被送进了巴蜀小学，这是大后方教学质量比较高的小学之一。当时的四川省主席王瓒绪任小学董事长，“航运大王”卢作孚当校董，叶圣陶在此做国学教师，连周恩来都来作过演讲。邹韬奋之子邹家华、邹竞蒙和其同班。在节假日时，邓季惺常常带着子女去洞里的军工厂山等地参观，这使得在战火中长大的吴敬琏从小就关心社会和国家命运。

1941年，考入重庆南开中学，这又是大后方的一所模范学校，创办人是教育家张伯苓。张伯苓教学强调“三育并进而不偏废”，注重学生的人格教育和道德教育。吴敬琏体弱，总是在养病，缺少锻炼，因此第一学年就因体育成绩不好差点被南开中学除名，他向学校保证每天晚上跑步800米，加上数学成绩优秀，学校才勉强同意他留下。可是没多久，他就得了肋膜炎，不得不休学一年，第二年重念初一。在他的两年级同学中，有经济学家茅于轼、中国科学院院士、理论物理学家周光召。

1943年，邓季惺到成都开办《新民报》成都版，吴敬琏又随母亲转学，插班进了一家名叫高琦初中的基督教教会学校。

1945年，考入金大附中（现南京市金陵中学），就读高中部。不久抗战胜利，国民政府和大批机构迁回南京，《新民报》总部和金大附中都一起南下。直到很多年后，吴敬琏才得知当初与他在同一个年级（不同班组）读书的学子中，有一人名叫厉以宁。两人后来同为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最重要的经济学家。

1946年，随校迁回南京（抗日战争爆发后，金大附中部分教员西迁四川办学，学校分设南京四川两地。1946年，迁回南京办学），继续在南京金大附中读高中。

1947年，被确诊患上了肺结核，学业停停读读，上学又休学，成了一个无奈的病号，因为父亲吴竹似死于此疾，大姐刚进大学也染上了肺结核，这让母亲邓季惺无比紧张。

1948年，以同等学力考取金陵大学电机系，因病不得不又一次休学，他意识到，凭自己的身体条件根本无法从事艰巨的科学实验及野外考察，理工科的梦想就此破灭；10月，随母亲逃亡香港，待船去解放区。

1949年4月，在中共香港工委负责人夏衍的安排下，随母亲从香港回到已经和平解放的北平，肺病复发，住结核病医院。

1950年，病愈，身体有所康复，回到南京金陵大学开始学习经济学的大学学业。并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任经济系团支部书记、校团委的团课教员。

1951年2月，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合并成立公立金陵大学；12月，为了整肃进城以后腐败之风以及打击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共中央发动了三反五反运动，吴敬琏作为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参加了学校内清查贪污浪费的活动。

1952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全国大学进行大规模的院系调整，随金陵大学经济系并入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师从经济学家蒋学模。在班级里，吴敬琏与一位名叫周叔莲的同学十分投缘，这一缘分后来延续了一辈子。

1953年，从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吴敬琏被检查出肺病未愈，不能分配工作，后留在学校的康复楼里养了一年的病，兼任康复楼团支部书记；1954年，获得上海复旦大学毕业证书。

1957年至1974年12月，师从顾准研究经济学，包括中世纪和近代阶段的西方经济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关于希腊和罗马制度，以及儒法之争。世界近现代社会主要两大思潮，一是英国式的经验主义、改良主义道路；二是革命专政式的直接民主；以及欧美经济学的新发展动向等。

工作经历

1954年，复旦大学毕业后，与张卓元、利广安、黄范章、刘厚成等一起分配至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吴敬琏后任首任团支部书记。当时经济所不到50人，有代所长狄超白，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胡瑞梁，1953年分配到此的周叔莲，1955年从莫斯科留学归来的刘国光等，新的经济研究团队就这样渐渐构筑起来，这些人日后均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支柱。

1954年至1984年，历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

1956年，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会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吴敬琏更加注重看书学习，冲破一些领导“左”倾思想的羁绊，鞭挞保守观念，顶住官僚主义的压制和不公正的批判，得到了共青团中央和中宣部一些领导的支持；1956年至1957年，在这一期间，他的理论文章，如与林子力合写的《全民所有制经济论》等，特别是为于光远主编《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写的《社会主义的〈经济表〉》，具有一定学术价值。

1957年，随着“反右”运动展开，吴敬琏等人成了“反右派”斗争对象，最后被定性为“中右”，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1979年，吴敬琏认识到经济体制是一个系统经济改革不是个别政策上的改变或调整，而是一个系统转变到另一个系统，一揽子改革方案必定优于单项改革。吴敬琏开始对中国发展的深层问题进行思考，和刘国光、董辅礽等组织翻译了西方学者许多著作和文章；1979年至1983年，先后晋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

1982年，赴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补习英文，还参加了经济所的教学补习班。学习英文语法、单词和微积分与线性代数，补修现代经济学和市场经济的大课，为奔赴美国耶鲁大学做准备。

1984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后与部分中国经济学家合作，从事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和政策咨询工作，并对中国改革产生了影响；7月，访问美国归来，在调查研究中发现某些简政放权的措施，使得地方企业并未获得自主权，于是提出“行政性分权”和“经济性分权”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分权概念。

1984年至1988年，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

1985年，创办《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针对现实经济中的问题，提出对改革目标和实施步骤作出总体规划的时机已经成熟，为中国改革者打开了一扇通向世界的窗口，哺育了一大批改革人士。

1985年至1990年，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动态组组长；领导课题组对“六五”时期的经济发展经验进行了研究。在《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体制改革和提高人民生活三者的关系》报告中提出，中国正处在二元经济迅速向现代经济转化阶段。必须注意经济效益持续提高，注意社会资金积累，恰当地把握农业人口向非农业转移速度和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高速度。

1986年至1987年，任国务院经济改革方案办公室副主任；将多年研究成果加以系统整理，这一时期发表的《关于改革战略选择的若干思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展和改革的经验总结》等文章，在国际上引起关注和评价。

1990年，任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评议会委员；另到江苏参加全国企业家座谈会，访问了江苏、浙江、广东、海南等沿海省份，看到了改革使乡镇企业释放出的巨大能量，听到了企业家们要政治求改革的呼声。据此,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走势充满了希望。

1992年，接手《改革》杂志，和蒋一苇合署主编；后在杂志上增加《探索改革理论、传播改革信息、振奋改革精神动改革路线》刊头箴言，使《改革》立在改革潮头，探讨各种前沿性问题。

1996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任访问研究员。

1998年，与江平合作创立洪范法律经济研究所，提出改革的体制目标应当是实行宪政民主和法治的市场经济，并就打击腐败，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建议。

1999年，任匈牙利布达佩斯高级研究所研究员。

2000年，对中国股市存在的投机气氛、爆炒网络股行为泼了盆冷水，引发了一场对新经济泡沫的论争；另爆出“基金黑幕”事件，使“基金市场黑不得”的声音传遍大江南北。

2008年，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2021年6月，任常州大学吴敬琏经济学院名誉院长。

学术经历

1955年至1956年，跟随苏联改革派经济学专家阿·毕尔曼学习，研究企业财务和国家财政问题。

1956年至1957年，参加全国范围的体制调查和体制改革研究。参加了孙治方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和于光远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写作。

1959年4月，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讨论会”。

1960年5月，在《经济研究》发表《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这是第一篇产生较大影响的长篇论文，被国外某些学者认为是一篇某种原则上区别于前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体系的代表作；10月，参加孙冶方组织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写作班子。

1961年3月，参加中央宣传部举办的毛泽东《政治经济学读书笔记》学习班，参加于光远领导的《政治经济学》写作组。

1964年至1965年，参加“左”派理论家发动的对孙冶方“修正主义”批判。

1969年10月，跟随经济研究所下放至河南信阳“五七干校”，在这里遇到了他的老同事——顾准。在“五七干校”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中，在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中，两人碰撞出了思想火花。

1974年，与沙吉才、杨长福等被派往山西，参加《大寨政治经济学》编写组。

1976年，进入了工作紧张、成果丰富的时期。对大寨“左”的口号和做法提出了公开的批评，另参加“按劳分配讨论会”的筹划和组织工作，在经济理论方面对极“左”思想发起了系统批判，与他人合著，发表《“四人帮”的封建实质》一文，从历史文化角度反思“四人帮”这一现象出现的历史原因。

1979年，研究重点逐步转向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比较研究方面。在这种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的想法。

1981年，与他人合作，发表《布鲁斯和锡克的经济模式述评》一文，探讨两位东欧经济学家学说，对60年来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模式进行了介绍。他认为，自1930年全盘集体化的“斯大林经济模式”确立以来，社会主义经济模式问题一直都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东欧各国的各式探索，也难言成功。

1982年，与他人合写《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经济属性和商品经济属性》《试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调节方式》等文章，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商品经济属性。

1983年—1984年，在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和社会政策研究所从事访问研究工作，研究东欧国家改革的历史和现状。对现代经济学文献涉猎越多，越认识到中国以往对西方经济学研究有颇多偏见。开始形成了自己对于中国经济变革自成体系的看法。

1984年7月，吴敬琏参加由马洪牵头关于《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意见书的写作，他肯定了商品经济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并为其正名，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对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作出了贡献；12月，针对出现的经济增长过热、货币投放过多的情况，吴敬琏以其为课题组向中央领导报送《当前货币流通形势和对策》专题报告，提出必须对此制定总体对策，进行综合治理。这份报告对1985年宏观经济调控起到推动作用。

1985年，提出企业、竞争性市场体系和宏观调节体系“三环节配套改革”主张。这套政策包括：企业从计划的消极执行者转变为自主的市场主体；形成能够灵敏地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相对价格体系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改变行政当局通过下达指令性计划直接在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和企业之间配置资源的体系，而以市场机制作为社会资源的基本配置者，政府只是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进行需求总量的调节，以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9月，在航行于长江的巴山号邮轮上参加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史上著名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就是人们通常所说“巴山轮会议”。

1986年，参加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的工作，这一时期，《关于改革战略选择的若干思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展和改革的经验总结》等文章，在国际上引起关注和评价。

1988年至1995年，经济体制改革的中期规划，吴敬琏以个人名义成立课题组，和周小川、李剑阁、郭树清、刘吉瑞、楼继伟、石小敏等人经过努力，拿出了一份成果，同其他八个课题组的设计方案，结集成《中国改革大思路》一书出版。

1988年3月，与他人合作发表论文《关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几点意见》，指出同“商品经济”相比，“市场经济”带有更强的同“命令经济”和“统制经济”相对立的色彩，建议将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4月，针对在高通货膨胀情况下实行物价闯关的决策，提出《控制需求，疏导货币，改革价格》研究报告，指出：在需求膨胀和待实现购买力大量积累的情况下，对价格作较大的调整和放开部分商品的价格，“是一种成功的可能性很小的选择”“有可能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7月，《人民日报》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是一种市场经济》为题发表报告，这是中央党报第一次正式出现了“市场经济”这一名词。

1991年4月至5月，先后撰写《改革传统经济体系是搞活大中型企业的根本出路》《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困境与出路》两篇论文，对现行的企业改革放权让利思路提出了异议；12月，发表论文《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和《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一书。

1992年4月，向中共中央领导人提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法建议，自此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

1993年12月，编著出版关于公司制度专著《大中型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1994年8月，吴敬琏、周小川领导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计”课题组和楼继伟领导的“中国税制体系和公共财政的综合分析与改革设计”课题组在北京联合召开“中国经济体制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会议就企业改革、公司治理结构所有权、企业与银行间的债务重组及破产程序、财税体制改革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1997年5月，提出重新定义社会主义，撰写《把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研究报告，由其领导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向党中央提交了《实现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研究报告，这项研究对中共十五大确立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国有经济布局有进有退的战略调整产生影响并作出贡献。

1998年，向国务院提出应当以民营中小企业作为分流国企下岗职工、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主渠道；同时提出支持民营中小企业发展的具体措施。

1999年，就有关国有经济改组和国有企业改组的十五个重大问题进行了研究，向中央提出了现代公司必须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等一系列政策建议。为了取得在股份化改制的基础上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的第一手经验，先后任中国石油、中国联通等五个国有控股公司的独立董事，在与大股东的博弈中继续推进国企改革。

2000年，提出要建立“好的市场经济”，也就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警惕滑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6月，在西安参加中国经济50人论坛研讨会，做了题为《新形势下政府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主题报告。

2001年11月，为了准备“十六大”，参加了由时任总书记江泽民主持召开的一次理论座谈会，递交了一篇书面发言稿《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继续从建设市场经济角度，陈述他对政府体制改革的观点。

2009年月3日，在《经济观察报》上撰文《如何定位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从经济史的角度对“中国国内经济界再次出现国家主义思潮强劲回归的迹象”这一观点进行了反驳。

2010年1月，在为《财经年刊》所写文章《集中力量解决长期增长中的问题》中，再次完整地表述其对过往一年多中国经济表现的观点。在他看来，中国经济当务之急，是如何从应急性的短期政策转向处理长期发展的问题。

社会活动

2008年8月6日，领跑奥运火炬“祥云”在北京的传递。

2009年6月，在南京探访母校金陵中学，并给高二同学作了演讲。

2012年3月，在广东参加岭南论坛，就广东产业升级问题表示，产业升级重要的一点是制造业要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其对腾笼换鸟政策表示了质疑；9月，出席在温州市举行的2012年浙江科学年会，就“中国的未来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抑是一个“有问题的市场经济”进行了探讨。另出理论框架——实现经济增长有三个来源：资本投入增加、劳动投入增加、效率提高。

2013年2月，出席“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3年年会”，并做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关键在于突破体制性障碍，尽快制定总体改革方案”表述。

2014年2月，出席“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4年年会”，就“房地产是支柱产业”争论做出表述：争论本身就是计划经济的思维，能赚钱的产业都是好产业。如果央行还要大量印发钞票，房价还会继续上涨。眼下最重要的还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2015年12月，在中央电视台《新年新世界》栏目中，就“中国经济会面临哪些挑战，如何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来适应经济的新常态”问题提出见解：通过推进改革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来改善经济结构，来提高经济的效率，这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在短期中，需要用一些政策，短期政策，来希望它这个降速不要太快，特别是不要引起系统性的风险。

2016年2月，出席“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6年年会”，关于“供给侧改革怎么改？”的问题，吴敬琏认为：供给侧改革应是体制改革，而现在常常被误解为“供给侧的结构调整”，这个办法恐怕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供给侧的结构性调整实际上回到了老办法，用行政力量调结构。

2018年12月，在江阴举行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改革（2018）年会暨改革开放40年地方改革创新40案例高层研讨会”上对改革重大命题进行了阐释。

人物思想

学术思想

吴敬琏长期从事理论经济学、决策咨询、经济学、管理学教育、比较制度分析、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和政策、现代公司治理等多个领域的研究。深入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实际，提出了多项有价值的政策建议；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方向。并通过分析和比较计划和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交易成本，论证了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对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改革目标和十四大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均有推动作用；强调改革必须整体推进，认为经济体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建立市场经济的改革，必须在最主要的若干方面配套进行。提出了“三环节配套改革”的主张，即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以间接调节为主的宏观调节体系三方面改革要同步前进，为市场取向改革树立了较为清晰的具体目标。

支持建立“好的市场经济”，即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的主张，号召抵制“权贵资本主义”的生成。吴敬琏引进“寻租理论”来揭示腐败现象的制度基础，认为由于改革不彻底而存在的行政权力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广泛介入，正是寻租活动猖獗的制度根源。因此，为了扼制腐败的蔓延，必须加快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治化的政治改革；针对改革中长期存在效率低下、发展粗放问题，吴敬琏反复申论中国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实现经济增长模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而转变能否成功，关键在于基础性制度建设，强化竞争和实现产业政策从选择性、差别性政策到功能性政策的转变。

吴敬琏主张国民经济应该协调发展。针对多次出现的货币超发和经济过热现象，认为不能片面追求经济发展速度。特别反对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强力刺激经济增长，认为这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造成收入分配的不公，毒化社会风气和人们的心理。支持和密切关注资本市场的发展，但是认为如果缺乏有序竞争和公正监管，资本市场只能制造纸上富贵和极少数人欺诈掠夺绝大多数人的机会，必须防止。

关于企业改革，吴敬琏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即提出，国企改革的正确方向并不是放权让利，而是实现企业制度的创新；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方向应当是改组为现代公司，建立所有者与经营者相互制衡的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牵头的“整体改革派”对现代公司及其治理结构的研究，走到了企业和企业管理研究的前沿。关于确保所有者“在位”、防止“内部人控制”、确保董事会履行受托责任和对经理层进行监督、发挥证券市场在增强公司治理中的作用等一系列论述，对于深化企业改革、完善公司治理都起到了推动作用。

吴敬琏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主张，和刘国光、董辅礽、赵人伟等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创建了中国的比较制度分析学科。吴敬琏通过分析和比较计划和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交易成本，论证了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理性与必然性。表明现代市场经济无例外地是有宏观经济管理的市场经济，或称“混合经济”。这种经济以市场资源配置方式为基础，政府等公共机构通过自己的调节和引导，修正市场失灵，优化资源配置。

吴敬琏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适时转变到整体改革战略，提出企业、竞争性市场体系和宏观调节体系“三环节配套改革”的主张。这套政策包括：企业从计划的消极执行者转变为自主的市场主体；形成能够灵敏地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相对价格体系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改变行政当局通过下达指令性计划直接在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和企业之间配置资源的体系。以吴敬琏为首提出的这种“整体改革”的主张，是中国理论界最具代表性的学派之一。

1976年，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所长于光远，找来冯兰瑞、吴敬琏、周叔莲等4人，他们要在经济理论界发起一场“突击战”——召开关于按劳分配的讨论会。

在经济理论界，没有什么命题比“按劳分配”更直观地体现“实践检验”的道理了。吴敬琏说：它是首先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平均主义这一套，它守不住了，所以工资制度恢复了，而且有一些方面可以搞计件工资。同时就讨论了农村的分配问题。解决农村人民公社的分配的绝对平均主义，并提出了不同的办法，小段包工、承包制，都提出来。到了后来，大家公认的还是一个承包制，是一个比较好的，而且是农民比较喜欢的一种分配形式，也是一种理论上的先声。

20世纪80年代中期，吴敬琏提出国企改革的正确方向并不是放权让利，而是实现企业制度的创新；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方向，则应当是改组为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现代公司。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确立了公司治理结构（法人治理结构）的观念。吴敬琏关于确保所有者“在位”，防止“内部人控制”，确保董事会履行受托责任，确保董事会对高层经理人员的监督，对经理人员给予足够的激励，发挥证券市场在增强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作用等论述，对于深化企业改革、完善公司治理起了推动作用。

吴敬琏认为，重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已经放到了执政党的议事日程上了，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只是重启改革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要制定重点改革的方案和改革的总体规划，第三步就是要克服阻力，把各项改革措施落到实处。

现在应该把注意力放到第二件事情上，就是如何布局。改革就是励基层、地方的制度创新，不能禁止压制基层的创新。可是这种创新一定要在一个大的目标，大的方向下进行。首先，就是问题导向，从分析当前突出矛盾着手，能够明确改革的重点和这些重点改革的主要内容；第二，围绕完善竞争性市场体制这个中心作出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国有经济、市场监管、行政改革、法制体系等方面的改革方案；最后，需要有党和政府把各项改革方案加以比较，加以筛选，而且要根据各项改革之间的配合关系，包括改革和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关系来提出经济改革和税制改革的总体改革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吴敬琏对发展民营经济的问题给予了关注。1998年，吴敬琏向国务院领导提出应当以民营中小企业作为分流国企下岗职工、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主渠道；同时提出支持民营中小企业发展的具体措施。1993年—2004年，对浙江民营经济发展进行过多次考察。对温州、台州地区发展民营中小企业作出的总结对中国产生了影响。

1988年，吴敬琏运用现代政治经济学中的“寻租”理论对转轨过程中的腐败现象进行分析，揭示了“官倒”等腐败现象的实质，也为反腐倡廉指出了正确的途径。吴敬琏指出，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是转型时期一个社会问题。它的核心就是如何在大变革中力求保持社会公正。必须加快政治改革，提升政治文明，建立民主政治，建设法治国家。

要培育和发展中国资本市场，首先需要对资本市场的内涵和外延加以科学界定。吴敬琏指出：经济学所说的市场，是指长期金融交易的总和。在资本市场上交易的金融商品，不但包括股票债券等金融证券还有一年期以上的银行信贷。吴敬琏指出，资本市场不仅是重要的融资渠道，而且可以成为实现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完善国民经济所有制结构的手段。所以，发展资本市场有必要性和重要性。

吴敬琏认为，投机不是为了使用，而是为了再出售而暂时购买商品，以期从价格变化中获利。投机活动在市场经济中有它不可或缺的功能，这就是有助于发现价格，实现市场均衡，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证券市场上的投机活动在一定条件下有其积极作用决不能一概否定。只有当投机活动与投资等经济活动正确结合、交互作用并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时其作用才是积极的。

吴敬琏从1992年起即开始注意观察和分析金融市场上出现的泡沫现象，积历年之研究，他对泡沫经济提出了自己的判断。吴敬链认为，经济气泡的生成，即某些资产的市价脱离它们的基础要素而虚升，是市场经济中常有的现象。股市泡沫是指“股票的价格脱离了公司基本面，超出了它的实际价值的市值虚升部分。所谓泡沫经济，即虚拟经济脱离实质经济自我膨胀，表现为金融资产（股票、地产等）价格暴涨，在巨额货币投入支撑下的投机炒作使股票债券房地产脱离基本面而飙升，经济气泡形成。

中国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也在某些时期出现了一定度的泡沫化现象。吴敬琏分析其原因，一是国有经济部门占用了大量资金资源，而其中的相当一部分运用不当，损失严重；二是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和“所有者缺位”诱使企业倾向于从事高风险的投机活动，在中国国有工商、金融企业所有者缺位，内部人控制失控现象广泛存在的条件下，赔了是公家的，赚了是自己的或者大部分是自己的。这就成为企业领导人从事高风险投机活动的巨大诱感；三是市场有关各方对证券市场应当为产业和企业发展服务的目标不够明确，导致股市因缺乏产业基础而虚拟扩张的泡沫化倾向；四是监管不力；五是舆论误导等。

吴敬链强调对资本市场的规范、监管、运作至关重要。中国证券市场长期存在一个“公开的秘密”，即内幕交易操纵市场、“对敲拉升”“造势做局”等违法违规活动盛行。这是一个关系中国证券市场乃至国民经济大局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的证券市场就不能健康地发展，不规范的股市对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和整个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的危害极大。

规范资本市场当然需要市场参与各方（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券商等中介机构、证券交易所、监管部门等）协同配合。但肩负监管重责的政府无疑要充当责无旁贷的主角。

伦理思想

“对人类极限价值的关怀以及对于社会的责任感”是吴敬琏长期以来在从事经济学研究时奉行的伦理思想的核心。具体有以下三个方面：、

在许多社会、经济、教育等改革与发展问题上，吴敬琏的研究和见解透出他的社会责任感。对于发展商品经济后出现的腐败问题，吴敬琏批判了“腐败是商品经济带来的”和“腐败是降低交易成本的润滑剂”这两种错误观点，从政治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上阐述了“寻租”理论；对教育发展，吴敬琏有他的见解：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教育不一定都是产业，它有其特殊性，必须一分为二。会计技能和软件技能的社会效益和本身效益基本一致，可以变为产业。人文学科、义务教育有很大外部性，不能变为产业。

吴敬琏学术伦理思想的高尚之处，在于他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给中央领导提供有价值的真实信息和经过研究、思考的正确见解，还于他能站在政治家的角度，关心平民百姓，扶助弱势群体，不使他们的利益受到损害，在科学研究中实践“三个代表”思想。

吴敬琏为了国家和人民利益敢于说真话，敢于坚持真理，不怕压力，不怕冤屈，表现了他科学研究的彻底性和代表人民利益的坚定性。吴敬琏始终坚持用稳妥地推进整体改革来克服工作中的困难思路。他时而被说成激进派、“左派”，有时遭到批评、责骂，但他都恪守经济学家的职责和道德，坚持真理不退缩。

主要成就

科研项目

学术成就

吴敬琏已发表论文500余篇。

吴敬琏已出版专著40余部。

人才培养

关于大学理念是什么？吴敬琏指出：基础教育完全是个外部性的东西，市场导向的结果会使得社会文化沦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有其自身特点，从经济学看来有很多文化和教育门类，它提供给社会的效益要比它提供给自己的效益要大，这种东西就不能由市场导向来决定。一所大学首先要育人，其次才是搞专业技术。不管你学什么专业，你首先是个人，所以教育首先要育人，教育学生怎么做人。吴敬琏推崇英国牛津大学纽曼教授的观点，大学课程设置的目标是为了培养良好的社会责任，它所传授的学问乃至社会生活的艺术，其最终目标是使受教学子能够适应这个世界。在这种观点下，眼光不能局限在特定专业之上，要通过教育使学生获得自己的见解和判断，坚持自己的信念，并能够身体力行。

吴敬琏常年在中欧商学院授课，讲授他的专著《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他以此冀望座下的企业家们辨识中国的走向，掌握企业的命运。

吴敬琏和刘国光、董辅礽、赵人伟等在20世纪80年代创建了中国的比较制度分析学科。运用这一学科的研究成果，吴敬琏通过分析和比较计划和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交易成本，论证了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理性与必然性。

吴敬琏指导培养的学生有中国中信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孔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李剑阁，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原主任楼继伟，时任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郭树清，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党支部书记、研究员李佐军等。

荣誉表彰

人物事件

历史反思

1959年2月，访问苏联归来的孙冶方带领经济研究所进入了一个比较好的研究时期。他和薛暮桥、于光远联袂就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经济核算和经济效果、社会再生产等问题进行讨论，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科研成果。担任会议记录的吴敬琏和孙尚清、张卓元一样，收获不小。面对薛暮桥、孙冶方、于光远、蒋学模、骆耕漠、王亚南等宏篇高论，吴敬琏是经济所年轻人中唯一能够插得上话、坚持阐明自己观点直到最后的人。吴敬琏后期既锻炼了独立思考问题、自主进行科研活动的能力，也接受了一些“左”的思想，以致于后来参加了对孙冶方的批判。他和陈吉元、周叔莲合写一篇《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不容歪曲》论文加入到反方“四清”工作组，被当作骨干成为“批判者”一方的“打手”，迫使张闻天、顾准、骆耕漠等老牌经济学家一同遭罪，就连年轻一辈的刘国光、董辅礽、何建章、孙尚清、桂世镛等也成为批判对象。对于这一段经历，吴敬琏深感愧疚；1975年，吴敬琏代表周叔莲等人向出狱的孙冶方表示道歉。他把自己由于“自私和盲从”从而在政治运动中采取错误的态度引为终身的教训。在后来的许多场合，包括给学生讲课时，每每涉及到那段历史，他都要表示忏悔，以记取历史，启迪后人。

“吴市场”恶名

1988年3月，吴敬琏与他人合作发表论文“关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几点意见”，指出同“商品经济”相比，“市场经济”带有更强的同“命令经济”和“统制经济”相对立的色彩，建议将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7月，《人民日报》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是一种市场经济”为题发表了吴敬琏的报告，这是中央党报第一次正式出现了“市场经济”这一名词。此后，由于经济改革不力造成的剧烈的通货膨胀和之后1989年的动荡以及东欧剧变，各式思潮汹涌而起，吴敬琏的观点迅速成为“异端”，也是从那时起，吴敬琏有了一个绰号——“吴市场”，从一开始，这个绰号就具备了很强的贬义。顶着“吴市场”“恶名”的吴敬琏撰文全面阐释自己的经济思想。1991年12月，吴敬琏发表论文《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和《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一书，随即在政经两界引发轰动。

1992年10月，中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江泽民在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此，“市场经济”得到党中央最高层的认同，“吴市场”旋即成为美名。

吴厉之争

几次中国经济改革史上的重大论战，“非均衡”理论一以贯之。对面常常站着一位“对方辩友”，他们就是厉以宁与吴敬琏。厉以宁曾说，经济学的争鸣是经济学繁荣的必由之路。

1984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那么，“中心”与“关键”是否有优先，如果有，谁更优先？对此，有两种意见针锋相对。1986年3月，国务院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决定，1987年要开始价格、税收、财政配套改革。吴敬琏作为“配套改革方案”的主设计人之一，向中央提交了在价格方面，针对当时的价格双轨制，方案建议采取“先调后放”，用一到两年的时间将价格完全放开；在财税方面，建议将当时的“分灶吃饭”改为“分税制”，并引进增值税等。

第一声质疑声音来自厉以宁，他在参加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时提出了一个论断：“中国的改革如果遭到失败，可能就失败在价格改革上；中国的改革如果获得成功，必然是因所有制的改革获得成功。”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在于企业改革，这正是基于他的“非均衡”理论。如果不先造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微观经济基础，价格的信号是难以有效传递的，因此只能以企业所有制改革为突破口，不应以价格改革为突破口。厉以宁曾在其经济学著作《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中写道：在商品供给缺口较大的经济非均衡状态中，价格双轨制在较长时间都将长期存在，这是次优选择，“不要迷恋那种‘论证’得很动听的‘价格改革先行’方案”。

厉以宁将其一方称为“企业改革主线派”，而将对方称为“价格改革主线派”。而吴敬琏则称，自己是“整体协调改革派”。后来，双方都认为事实最终证明了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

20世纪90年代，论战再燃。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被确定，一度停滞的改革重启。1993年，中国经济再次出现过热，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年末，朱镕基召开征求意见会，厉以宁和吴敬琏都参加了。厉以宁提出，如果说通货膨胀和失业都会引起社会动荡的话，由失业引发的社会动荡的可能性更大，两害相权取其轻，建议采取“就业优先，兼顾物价稳定”的政策。在厉以宁看来，产权改革主线论与就业优先论是逻辑一致的，价格改革主线论与物价稳定优先论亦然。

在采取货币与财政双紧的宏观调控政策后，通货膨胀率从1993年的最高峰逐年下降，中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连续十多年没有爆发通货膨胀。另一方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经济1997年下半年出现了通货紧缩和失业问题。因此，争论双方都认为，事实再次证明了自己一方的观点是正确的。

进入21世纪，双方再次发生交锋。2001年1月，吴敬琏接受采访时公开批评股市像一个“没有规则的赌场”。2月，厉以宁、萧灼基、董辅礽、吴晓求、韩志国五位经济学家在北京召开记者恳谈会，与吴敬琏公开辩论。厉以宁说：“首先必须肯定这几年投资基金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主流是好的，不像某些人所说的一团漆黑”；3月，在参加“两会”时，吴敬琏专门回答了记者们的提问：“人们常常用两分法来看待中国转轨时期的社会矛盾，就是保守派和改革派，这个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在改革的战友之间，一部分人在改革的过程中会发生分化。这里有认识的问题，也有利益上的问题。”

2004年，吴敬琏发起了关于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否应该选择“重型化”的争论。吴敬琏指出，“十五”计划时期全国从中央到地方都在说中国已进入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经济结构要向重型结构转化。这个属于19世纪时期的粗放增长型理论并不适合中国，中国的工业化后期可以依靠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推动。

针对吴敬琏的观点，厉以宁做出了回应：“重型化阶段在中国不可逾越”，小国可以直接以发展新兴技术为主，但是大国必须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和工业基础。厉以宁承认，重型化阶段一般都会有四个问题：一、资源消耗比较大；二、污染严重；三、因为是资本密集性行业，因此投资额与创造就业人数的比例比轻工业小；四是工业向城市聚集造成城市的畸形发展。“重型化”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也不是对立的。根据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重化工业的发展可以创造出大量的“自主知识产权”。所以，“重型化”与“新型工业化”并不矛盾。

在吴敬琏的观点中，对“重型化”实践的批判就是他指出的：“调整的主力是地方政府。”其原因在于：一、财政收入、政绩考核决定地方政府必然要搞产值大、税收高的重化工业；二、政府也有能力发展重化工业，因为它拥有土地和贷款权这两块最大的资源。

社会任职

人物言论

一所大学首先要育人，其次才是搞专业技术。吴敬琏说：“不管你学的是什么专业，你首先是个人，所以教育首先要‘育人’，教育学生怎么做人。”

吴敬琏在西北第二民族学院演讲时说，中国大学应该培养“贵族”——高尚的人。吴敬琏指出，大学生正在集中系统地学习上一代的宝贵知识时期，应该抓住机会，努力在学校的培养下，成为一个“贵族”，一个21世纪的有用人才。

吴敬琏在宁夏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要一分为二看待“教育产业”。吴敬琏说，看“教育产业”，要先了解产业的定义，中国政府按照联合国分类，将产业分成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第一产业从自然直接生产产品，农业即是第一产业，加工是第二产业，除第一、第二业以外，都叫第三产业，教育自然属于第三产业。按照这个分类，教育就是产业，要产业化。另外一个含义是针对性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教育不一定都是产业，它有其特殊性，必须一分为二看“教育产业”。

吴敬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中国有一部分地区和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已经“过关”了，但任重道远；其他许多没有“过关”的地区和企业还需要努力。历史不象走路，而象抽刀断水，不能明确划分界限。2000年2月，国有企业几乎支配了国民经济，可是国有企业改革还没有真正进入改革渠道，于是，他提出了中国没有“过大关”，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吴敬琏在宁夏接受时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毛如柏会见时提出，落后地区的“三项制度”建立应该靠后，必须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吴敬琏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由“老板”进行，也就是由所有者进行。吴敬琏说，在中国进行国有企业改革时，“老板”的事情一直是“打工者”来干的，也就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一直是“打工者”进行的，结果是干了许多事，开了许多会，就是干不成。吴敬琏提出了两个解决办法，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股权送给“打工者”，对于在创业中有突出贡献的人可以给一些股权；其次可以适当放松对“打工者”的限制，以利于这些“打工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十八大召开以前，中国国内外学术界、政界和企业界相当多人提出希望，期盼重启改革议程，开始改革的再出发。吴敬琏认为，期盼基本上得到实现。十八大对于过去一两年提出的各种意见作出判断和决定，重申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改革目标，把深化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放到了执政党的议事日程，“重启改革这一步已经迈出去了”。

个人生活

家庭背景

吴敬琏出生在一个实业与知识分子家庭，自其曾外祖父开始，外祖父、舅父、母亲、生父及继父，均有着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梦想；吴敬琏的父亲吴竹似原名吴念椿，祖上是江苏武进人，吴姓在当地是大户，吴竹似曾办过玻璃厂、电灯公司、轮船公司和煤炭公司；吴敬琏的母亲邓季惺原名邓友兰，成长于中国最早的民族资产阶级家庭，祖上从河南南阳迁居到四川，在本地开设煤矿，建立了四川第一家近代工厂——“森昌泰”火柴厂；1925年，吴竹似与邓季惺结婚。1929年，吴竹似和陈铭德（吴敬琏继父）、刘正华等在南京开办了《新民报》；吴敬琏在家排行第三，上有两个姐姐吴敬瑗和吴敬瑜。

婚姻家庭

吴敬琏的妻子周南是云南人，与吴敬琏同龄，比他小9个月，就读于金陵女子大学的教育系学前教育专业。1953年，周南大学毕业，并留校当了助教。1954年，吴敬琏获得上海复旦大学毕业证书，被分配至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56年，两人结婚。婚后两人育有两个女儿吴晓莲、吴晓兰。

兴趣爱好

吴敬琏是一个爱好广泛的人。年轻时，他喜欢运动，后来又迷上了集邮，集古钱币，更喜欢听音乐。听古典音乐，是吴敬琏在大学时代培养起来的爱好。后来卡式磁带面世，吴敬琏便不惜“巨资”买了一个现在看来像个砖头样的录音机。当收音机有了调频广播、播放古典音乐时，他就认真地听和录。有了CD，他便转向去听CD，而那些磁带还是舍不得丢弃。因为职业紧张的原因，如常常处于激烈的辩论，爱听些舒缓一些的音乐，他最喜欢的还是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