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劳分配（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one's performance）是分配个人消费品的社会主义原则，即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对社会总产品作各项必要的社会扣除以后，按照个人提供给社会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分配个人消费品。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还没有能够达到产品极大丰富的程度，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还存在着差别，劳动还未成为人们生活第一需要等原因，只能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将劳动所得全部分配给劳动者，不产生剩余价值。

社会主义经济中产品的分配方式是以按劳分配为基础的，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中个人消费品分配的基本原则。按劳分配是公有制在分配领域的实现。旧的社会分工是按劳分配的直接原因。按劳分配的具体含义和实现形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与非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所不同。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分配的特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可以通过不同形式实现。

中国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基本内容 ：将劳动所得全部分配给劳动者，不产生剩余价值。

前提：生产资料公有制

按劳分配原则是指把劳动量作为个人消费品分配的主要标准和形式，按照劳动者的劳动数量和质量分配个人消费品，多劳多得，少劳少得。 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产物，又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是对剥削制度的根本否定，是历史的一大进步。这个原则对于调动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建设社会主义，有重大作用。由于劳动能力不同，家庭人口不同，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实际上是不平等的，这是一个弊病，但在社会主义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反对平均主义，选择合适的按劳分配的形式。

按劳分配的核心是“劳”，但是，对“劳”却有不同的理解。在一般教科书中，“劳”首先被理解为个体的“劳”，其次被理解为劳动本身，再次被理解为只有复杂简单之分，而没有优劣之分。这样的理解，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施按劳分配原则，是很不利的。这种理解，也是一些职工对按劳分配产生疑惑的根源。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实际上国家是一个大企业，不同的职工在不同的工厂里，但实际上仍然是国家这个大企业的一分子。那时，按劳分配是由国家进行的，每个职工都是平等的，因而把“劳”理解为个体的“劳”，尚有某种合理成分。改革开放，国家不断向企业放权，最终使企业成为独立的法人。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进行按劳分配，面对的不再是职工个体，而是企业。因此，再把“劳”理解为个体的“劳”，就很不妥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的“劳”首先应当理解为是企业的“劳”。国家通过宏观管理这只“手”，市场通过“看不见的手”，共同对企业进行按劳分配。企业“劳”越多，获得的分配也就越多。一方面，国家和市场对企业进行按劳分配；另一方面，企业对职工也要进行按劳分配。在企业内部，“按劳分配”之“劳”就是个体的“劳”。由于管理模式不同，企业也可能只对车间、班组进行分配，但职工最终获得的分配还是按自己个体的“劳”计算的。如果企业的“劳”不多，个体的“劳”再多，个体也难以获得较大的分配物。事实上，甲厂高级工程师的收入不如乙厂工人，丙厂劳模的收入不如丁厂守门人的情况，在现实中随处可见。如果我们不把“劳”既理解为企业的“劳”，又理解为个体的“劳”，就难以解释这种现象，职工的疑惑也就难以消除。当然，上述“不平等”现象需要国家采取措施，予以调整。不同企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不利于调动职工的积极性。

按马克思的本义，按劳分配之“劳”，是指一般劳动。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理解为具体劳动。与其理解为劳动本身，不管是具体劳动还是一般劳动，不如理解为劳动成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本身往往难以进入市场进行交换，从而获得分配之物。劳动成果直接进入市场，成果越多，可以通过交换获得越多的分配，从而体现按劳分配原则。即使是在企业内部，由企业对职工个体进行的按劳分配，也应按劳动成果进行。劳动有有效劳动、无效劳动之分，有一般劳动、具体劳动之别，有复杂劳动、简单劳动之异，其区分和计算都是相当麻烦的事，是不可能的事。劳动成果是劳动的最终体现。有效劳动多，劳动成果就多。劳动成果一旦作为商品，本身就体现一般劳动。劳动成果科技含量高，反过来证明其复杂劳动含量高。因此，按劳动成果进行分配，应是按劳分配题中之义。按一般教科书的说法，按劳分配的“劳”是指劳动者提供给社会的劳动数量和质量（不是指劳动的优劣程度，而是指劳动的复杂程度）。劳动数量按时间计算，而劳动质量即复杂程度却无法计算。事实上，劳动不仅有数量之分，不仅有简单复杂之别，而且还有优劣之差异。社会需要并认可的劳动，才是有效劳动。可是劳动的优劣是无法通过劳动本身来判定、来计算的，只有通过劳动成果来判定和计算。劳动成果体现为产品或服务，既有数量属性，又有质量属性，而且可以直接接受社会的检验，其对分配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按劳动成果分配，才能将按劳分配的原则真正落到实处。

人们首先来看是“谁”在对企业进行分配。不可否认，国家依然掌握着对企业进行分配的相当大一部分权力。国家通过财政政策，抑制企业其他要素参与分配的比例，提高企业劳动要素参与分配的比例，对那些吸收劳动力数量多、质量高的企业实行某种倾斜政策，等等，都体现国家对企业在进行按劳分配。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分配的主要不是国家，而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仅就产品(服务)市场而言，“看不见的手”，本质上是对产品(服务)进行分配。也就是说，是按劳动成果进行分配。当然，由于劳动成果有一个是否被市场接受的问题，市场进行的“按劳分配”包含变量也较多。但是，人们所说的劳动是有效劳动，那些不被市场接受的劳动成果，实际上是无效的。无效的劳动或劳动成果不能参与分配，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如果排除其他因素，将市场界定为一种理想状态，那么可以说，市场对企业进行的按劳分配是最充分的。

企业对职工进行的按劳分配，是在扣除马克思所说的全部扣除，再扣除其他要素参与分配的份额之后进行的。不同的企业可能采用不同的分配方式；计件、计时、奖金可以同时采用。改革开放以来，平均主义逐渐被打破，按劳动成果进行分配已逐渐形成制度。20世纪70年代笔者当工人时，一个师傅技术水平差，手脚慢，一天做一台产品也要搞到晚上十一二点（一天可以做两台产品），竟被工人评为劳模、“铁人”，受到嘉奖。如今，像他这样的人在企业里再难混下去，下岗的可能性最大。由于改革的滞后和历史的惯性，国营企业的按劳分配依然存在一些问题，比较而言还不如其他类型企业搞得好，因而束缚职工的积极性，一些能干人纷纷跳槽，就是例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是按两个层次进行的。不同企业之间的职工，即使其付出的劳动是相同的，甚至其劳动成果也是相同的，但所获得的分配却不相同。在现实中，人们经常可以看到，甲厂的高级工程师的收入还不如乙厂的清洁工，丙厂的劳模的所得还不如丁厂的学徒工。在工厂时，有好几个师傅提出这种问题，无法回答，这也是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的最初动因。

虽然上述现象存在有其合理性，但从社会角度来看，不同企业之间的相同劳动及相同的劳动成果，毕竟是平等的。相同劳动及相同的劳动成果在分配上的悬殊差距对按劳分配原则是一种冲击，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因此需要国家通过法律的、行政的各种手段加以调整，例如规定最低工资标准，对高收入者征税，对低收入者给予补贴等等。随着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完善，职工可以自由流动，上述现象的尖锐性将逐步得以缓解，但却不可能完全清除。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知识参与分配已经越来越普遍，并且也越来越得到人们普遍认同。知识是作为脑力劳动的成果参与分配的，也是一种按劳分配。人们知道，一般的劳动成果(产品或服务)只能使用一次(或曰一个寿命周期)，只能供一人或一个社会群体使用，因而这种劳动成果也就只能一次性地参与按劳分配。知识作为一种特殊的劳动成果，从理论上讲，其使用的范围、时间和频次具有无限性，除非有更新的知识将其代替、淘汰、推翻。所谓分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劳动成果的享用者对劳动成果的所有者支付的报酬。享用者越多，支付的报酬也就越多，一般的劳动成果是以其数量来争取其享用者的，例如工厂可以造出成千上万台电视机，以争取成千上万的消费者，每个消费者都要向工厂支付报酬。电视机是复制的，每复制一次，都要支付相同的劳动，因而每一台电视机只可能获得一次报酬，企业和参与电视机制作的职工也只可能凭自己的劳动成果参与一次按劳分配。知识这种特殊的劳动成果虽然也需要一定的载体，其载体也需要复制，但其本身却不需要复制，不需要再付出新的劳动。不管有多少消费者，只要他购买知识产品，他就要支付报酬。也就是说，不需要复制的知识，可以参与无数次的分配；一次性的脑力劳动成果，可以无数次获得报酬。这不仅不是对按劳分配的否定，恰恰是按劳分配符合逻辑的发展。专利、发明、科技成果等作为股份，参与企业的分红，实际上体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肯定这一点，有利于知识经济的发展。

强调按劳动成果分配，是否会造成两极分化、贫富悬殊？人们不应忘记，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一直强调，按劳分配实际上仍然体现资产阶级权利。在共产主义到来之前 ，只能按照某一客观尺度进行分配，这种分配只能是一定程度的合理。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经济。按劳动成果分配，有利于调动全体劳动者的积极性，也更能体现经济还不发达或还未充分发达社会的公平。至于因此引起的收入差距，则需要国家来进行必要的调整。

按劳分配原则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首先提出的，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进一步加以阐发。对这一原则的认识及其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贯彻，有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最初几年，党政干部和解放军官兵实行供给制，到1955年才普遍改为工资制，学习苏联的办法，在工人中实行八级工资制和计件工资制，在国家干部中实行各种级差的工资制度。在对级差工资制以及同物质鼓励原则不可分割的按劳分配原则这一问题上，毛泽东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参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读书小组时，发表许多谈话，他在读到苏联教科书中有关工资制和物质鼓励的内容时说：在根据地的时候，我们实行供给制。人们还健康些。解放后实行工资制，评级，反而问题发生得多。有些人常常为争级别吵架，要做很多的说服工作。

这一思想在文革后期1975年的理论问题指示中发展为：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四人帮把毛泽东的这些思想进一步作极左的解释，把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商品制度都说成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借此来推行大锅饭、平均主义，使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遭到极其严重的打击，影响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邓小平早在四人帮横行时就批驳他们的极左谬论。他在1975年8月18日《关于发展工业的几点意见》中就批评当时劳动报酬制度中的平均主义倾向，说：坚持按劳分配原则。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始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都要动脑筋想一想。所谓物质鼓励，过去并不多。人的贡献不同，在待遇上是否应当有差别？同样是工人，但有的技术水平比别人高，要不要提高他的级别、待遇？技术人员的待遇是否也要提高？如果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四五十块钱，表面上看来似乎大家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这怎么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进一步在按劳分配问题上拨乱反正，指出：按劳分配

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他针对当时把政治态度当作评定工资等级的首要标准这种错误做法指出：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根据这个原则，评定职工工资级别时，主要是看他的劳动好坏、技术高低、贡献大小。政治态度也要看，但要讲清楚，政治态度好主要应该表现在为社会主义劳动得好，做出的贡献大。处理分配问题如果主要不是看劳动，而是看政治，那就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政分配。总之，只能是按劳，不能是按政，也不能是按资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为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历史条件，邓小平又对按劳分配和其他分配形式的关系，共同富裕的实现形式等方面的问题，多次提出创造性的见解。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理顺分配关系，事关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积极性的发挥；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原则。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

缘凤新雏：新按劳分配论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人们似乎很难找到哪一个经济学概念能象按劳分配一样造成如此程度理解上的混乱不清，这就使得究竟应当如何贯彻按劳分配成为伴随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实践的老、大、难问题。同时，在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时期，如何从理论上系统阐释作为社会主义原则的按劳分配的具体实现形式与实现机制，又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不能回避的一个新的理论课题。因此，构建一种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马克思主义按劳分配理论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进程的理论要求和时代要求。

新按劳分配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产物，是相对于马克思的资本－劳动二元对立理论模型及其得以成立的社会经济条件来说的变化来说的。

新按劳分配论论认为，马克思的经济社会形态理论、资本历史使命理论和资本一般范畴既是在当代中国重新认识资本和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三大理论源泉，也是重新研究和阐发按劳分配并对其实现理论创新的最深层次的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人类社会的第二大社会形态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客观上承担着完成资本历史使命的历史功能，从而为人类社会向第三大社会形态即实现社会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创造着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将被追求价值增殖的资本一般逻辑所统治和贯穿，商品仍然是社会财富(包括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元素形式。劳动作为人类最基本的生命活动同样受到资本一般逻辑的统治而必然表现为凝结或物化成价值实体的抽象劳动，人们的全部现实生活(包括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本质上都已经沦为服从于资本一般逻辑历史统治的社会存在。在这种时代条件下，科学知识、技术知识和经营管理知识等精神形态的生产要素在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日益突显，尽管它们本身并没有具体的实物形式,但是它们作为人类社会精神劳动和精神生产的结晶,同样表现为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精神商品。

新按劳分配论认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人人有知识，个个有技能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来说,由精神生产资料与劳动者一体化所形成的新型生产资料所有制,必将导致双重所有，两种结合的新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的形成,即一方面,有知识、有技能的社会主义劳动者表现为劳动力商品和劳动力资本的双重所有者；另一方面，劳动者作为劳动力商品的所有者，与物质形态的生产资料的结合是一种间接结合，劳动者作为劳动力资本的所有者，与精神形态的生产资料的结合是一种直接结合。根据马克思经济学生产条件的分配决定生产成果的分配”的基本原理，这种双重所有，两种结合的新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客观上要求一种将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包括具体表现为科学、知识、技术和管理等精神形态的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则是包括这些不同具体生产要素的一般经济范畴)分配有机结合起来的新型分配方式与之相适应。

新按劳分配论认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分配的本质是对价值分配，分配的逻辑是按照各生产要素(包括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的所有权进行分配。一方面，作为劳动力商品所有者的劳动者,凭借对自己的劳动力商品的所有权，要求按照其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分配即取得工资收入；另一方面，劳动者作为与其自身结合在一起的精神形态的生产要素即劳动力资本的所有者,要求凭借对自己所掌握和占有的以科学知识为主要内容的精神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即劳动力资本所有权)，取得一部分由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

新按劳分配的理论提出与构建，旨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行的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提供一种逻辑一致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阐释，从而在实现将马克思的按劳分配思想具体化和当代化的同时，切实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进程。

学术界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研究，基本都集中于20世纪九十年代关于按劳分配和市场经济的相容性问题，以及本世纪初关于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问题的两场大讨论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具体含义的研究则寥寥无几。

对于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具体含义，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理论认识的不清自然会影响按劳分配在现实中的贯彻落实，在完善按劳分配制度的问题上，理论和实践脱节的现象是比较明显的。鉴于此，针对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对什么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体怎样体现等重要问题加以深入讨论，从而更好坚持和完善中国的分配制度、巩固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

第一种观点认为，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是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必然产物。按劳分配原则是以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是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必然体现。因此，要巩固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首先要保证并提高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种观点在调整收入差距，提高按劳分配主体地位的文章中较为常见。

第二种观点认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就是要求全社会的大部分劳动者以按劳分配的形式取得其劳动收入。只要大部分的劳动者在全民所有制企业或集体所有制企业中参与劳动，那么他们就可以以按劳分配的形式取得其劳动收入，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也就得到体现。也有学者认为，实践中的按劳分配范围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在此范围内的劳动者既得到劳动力价值，又参与剩余的分配，因此可被看作是按劳分配。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巩固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应增强国有资本与劳动的结合能力，使更多的劳动者能够在公有制的企业中参与劳动。

第三种观点认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就是要求在整个国民收入的消费基金用于个人消费的部分中，必须使通过按劳分配进行分配的部分占主体地位。这种观点也可以表述为按劳分配所得在国民收入中占主导地位，或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表现为在整个社会的生活消费品分配中按劳分配占大部分，也就是说，分配的对象大部分以按劳分配的形式分给劳动者。

第四种观点认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内涵是在整个社会的分配中，劳动所得占据主导和统治地位，按劳动获取的收入比例高于按资本等其他要素获取收入的比例。这种观点将按劳分配收入等同于劳动收入，并将劳动收入与资本等其他要素的收入对立起来，认为只要劳动收入超过其他生产要素按贡献取得的收入，占全社会用于分配的消费品中的大部分，就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要巩固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只要提高初次分配中的劳动所得，节制资本等其他生产要素所得即可。

第五种观点认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职工收入的主要来源是按劳分配，从其他非按劳分配形式中获得的收入只是补充。或者是劳动者的个人收入主要依靠按劳分配收入。也有学者认为按劳分配为主体，就是要让劳动收入成为绝大多数人收入的主要和基本来源。前四种观点都是从宏观角度描述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第五种观点的三种描述虽说法不尽相同，但都是从微观的角度强调以按劳分配获得的收入应是个人收入的主要来源。

第六种观点认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是以公有制企业职工按劳分配的收入量作为其他所有制形式下劳动者以及非生产部门劳动者收入水平的参照标准。

这说明：应根据中国经济变革和现代化的需要，建构规定中国经济矛盾的政治经济学范畴体系，把握实践中的分配问题。其中，方法论的探讨是基本和关键。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的继续。需要在明确中国政治经济学主体、主义、主题、主张的基础上，进一步专注方法论的探讨，规定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并尝试建构其体系。

勒石之功：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

历史和关于真实生活的构境始终是研究的根据，授人无水之鱼，不若授人有水之鱼。凡一国之经济落后必导致一国经济思想之长久落后，并非必然之事实，至少是缺乏历史眼光的看法。马克思以19世纪的德国作为比证，说明历史学派不足以和当时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匹敌，是就资产阶级内部工作体系而言的。德国社会特殊的发展排除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任何独创的可能。相反的情况出现在东方世界。东方社会从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中发掘出本民族历史的特殊规定，在发展上反超资本主义社会。此为《资本论》在东方思想界的横空出世。《国富论》迟至20世纪初始为国人注意，当其被注意时，《资本论》旋即为国人所注意。

时值五四运动浪潮兴起之际。标志性事件是考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在中国的译介和流行。其初译者陈溥贤于1919年5月起在北京《晨报》副刊上连载至11月（初名《马氏<资本论>释义》）。较早的译者还有戴季陶（1919至1920年）、胡汉民（1927年）以及汪馥泉（1930年）。陈溥贤译本（《马克思经济学说》）商务印书馆，1920年出版；戴季陶、胡汉民译本（《资本论解说》）上海民智书局，1927年出版；汪馥泉译本（《马克思底经济学说》）神州国光社，1930年出版。

其说明当日中国并不欲照搬欧洲资本主义制度，相反欲图走俄国布尔什维克式的劳工发展道路。

要之，所谓劳工自主，于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原是有充足根据的，且不论孙中山《三民主义》称民生主义就是中国之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今人复鼓吹劳动主义，或者就是劳动社会主义。

从历史发展的实际看，劳工关系涵养于族民关系。中国的漫长古代社会恰是利用的这种关系体式，安排广泛性的社会生产和进行劳动剥削。此处的族民是一生造词。用来表示处在氏族、血族、家族、宗族诸种依赖的共同体和社会宗法关系领域中的劳动者或直接生产者概念。究其实质，乃是对马克思所说依赖关系的人格范畴锁定。中国的族民关系不仅限制现代意涵劳工概念的成长，更为主要的是限制市民关系作为社会经济主体之成长和规定的独立化。中国社会劳工成长路径是族民→市民·资本→劳工。内蕴的市民·资本是工作复合体，指认出中华商品生产体系及以之为基础的有限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定。如族民→市民·资本的线索，即是对中国古代士农工商特殊主体发展关系的工作刻画。

要之，不能以笼而统之的奴隶封建社会统而笼之。中国古代社会，甚至不能以宗法、地主、官僚的东方专制主义的简单共治指称之。作为和小私有制（简单商品生产所有制类型）、大私有制（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所有制类型）的比照，中华古代所有制属于亚私有制特殊类型。这是就小私有制、大私有制的社会发展纯度而言的，是相比正常私有制的亚发展水平的类型。

社会要素历史模型不过是说发生在族民、市民、资本、社会劳工诸者之间的发展关系的转化，认定它们是一个相生相克的历史总体。其母体性质的工作关系皆是由对于劳工自主的发展指向性所构成的。如一种社会要素模型说的是生产要素所有权条件的单一类型，是市民与族民关系相伴生发展的阶段。而其作为独立的小生产者之人格范畴锁定，乃是专指价值规律的领导范畴，是为简单商品社会。所对应之古代产品社会的领导范畴则是族民。再就两种社会要素模型而言，其是说市民→资本的发展转化关系。此刻，所有权条件已经分化，于生产领域内社会对立化。资本专指剩余价值规律之领导范畴。这是一特殊的社会经济规定，可视为独立发展关系上的生产者（大生产者）之物格范畴锁定。

资产阶级工作者借机把生产领域内的按所有权条件分配的行动，模糊成价值论上的三位一体公式认识。中国国内更有庸俗认识者，也趁乱把斯密体系说成从单一要素价值论扩展至多要素价值论结构。这是玩家们对生产和分配历史结合关系的最大程度物象化。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契合的社会要素模型阐明资本→社会主义劳工（人力资本）的发展转化关系。从所有权条件重新趋向社会一统的角度看，社会劳工可视为现代产品社会的工作领导范畴。这是对联合发展关系的一个社会确认，是生产者和劳动者重回社会人格范畴之过程。

以上是舶来品的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成长。要之，它兼顾中国的历史条件和国情背景。而中国无纯粹之市民社会这一发展特点也写就中国政治经济学独有的逻辑内涵，塑造并继续要求得到不断革新的发展环境。

社会主义要素结构形成以主体生成为中心规定的社会博弈构造。在过程博弈中，知识被资本独占的唯一性被耗散。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及资本对自身否定的要求越来越强烈，社会耗散的速度也就越发加快。知识越来越为更多的社会个体拥有从而为其共同分享，这就会为知识存贮器承担者身份的社会多元化打下基础。知识与劳动的结合决不意味着单纯的主体的生产权力，而意味着社会整体形态的相应变迁。同时意味着，机器体系本身也处于瓦解状态。它不再是吸纳一切生产能力的庞然怪兽，知识转向、知识管理、技能提升、模块化生产及为知识而工作等等这些明显带有主体性增强特征的生产形式或手段，既标识各方同资本社会博弈的力量持续趋强，同时，也标志着劳动过程中生产智能化因素的持续变强。这些有力的证据将被进一步社会协整。表明：在一个谋求彻底变革的企业－产业工作组织中，社会人力资本的工作宗旨恰恰在于扬弃资本。其柔性化的包容个性的分工协作谋划着大写规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工作谋划其不间断的生成性。从而，建立“超越资本”的现实力量结点在于对社会生产－分配结构及其分配关系进行重新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