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在遭受战争的迫害，经济危机的萧条情况下，国家为了国民经济得到改善做出的经济向着军事发展。

指帝国主义国家为了维持国内统治和进行对外扩张，把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军事目的，使国民经济沿着军事需要的方向发展。

在帝国主义时代以前，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推行殖民政策，侵略和掠夺殖民地，用战争手段征服弱小国家和地区，把国民经济纳入军事化轨道的现象也时常发生。一般说来，在处于战争时期才把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军事目的，只要战争一结束，军事化经济又逐步“复员”到平时经济。当时战争的规模只局限于几个国家和地区，还未能酿成世界大战。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经济军事化已成为保证和扩大高额垄断利润的重要手段。同时，由于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帝国主义国家要求根据新的实力对比重新瓜分世界。于是，国民经济军事化就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的经常性的经济现象。

从政治和军事方面来看，帝国主义的垄断统治，必须依靠暴力，必须保持庞大的军事机器，对内用以镇压劳动人民的反抗，对外进行侵略扩张，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争夺世界霸权。

从经济方面来看，国民经济军事化是垄断资产阶级攫取高额垄断利润和延缓生产过剩危机的重要手段，军事开支和军工生产已成为支撑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是资本主义腐朽性的主要表现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的日本是典型的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国家。它们遭受了1929～1933年经济危机以及危机后的长期经济萧条的沉重打击，国内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空前尖锐，为了对付经济危机和准备新的战争,这两个国家都实行法西斯专政,走上了国民经济军事化的道路。

它们对内竭力扩大军费支出，建立庞大的武装力量，军事工业畸形发展，不断向人民灌输军国主义思想，强迫人民服兵役，严厉镇压人民的革命斗争；对外则加紧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践踏别国主权，进行颠覆活动，侵入其他独立国家，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国民经济军事化的程度步步加深。在大战期间，美国已为国民经济军事化打下了基础，战后“复员”不久，到侵朝战争期间又重新武装；侵朝战争结束后，超级大国开始展开军备竞赛，军工生产不再“复员”。侵越战争爆发后，美国军费迅速增加。即使在其后的“和平时期”，美国仍保持庞大军费开支，维持巨额军事订货，大力扩充军事生产，它已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中国民经济军事化程度最深的国家。

国民经济军事化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在国家预算支出和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例如，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1939年,军事开支为12亿美元,占预算支出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13.6%和1.3%,战后侵朝和侵越战争时期分别为50%和10%以上。到了80年代“和平时期”，美国军事费用占预算开支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虽有下降，但在1983年财政年度仍分别占到28%和 6%，而且军事开支的绝对数持续增长，1983年度竟达2003亿美元。在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联邦德国、法国和英国军事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约在3%～5%之间。

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门，军事人员和从事军工生产的就业人数在劳动力中占有很大比重。美国依靠军事机构和军工生产为生的达900万人,占就业人数的11.5%，如果加上直接或间接为军事服务的人数，就占到就业人数的20%。美国国防部的军事订货遍及50个州,5.5万个市镇,76个工业部门。有2.2万家主要承包商和10万多转包商参加军工生产，约占全国工业企业的1/3。许多重要工业部门,特别是新兴工业部门，如电子工业、飞机工业、宇航工业、原子能工业，以及造船工业、仪表工业等，很大部分的生产能力从事军事目的的生产。

主要为军事需要服务，大量的科研经费和科技人员为试制、生产武器服务。在战后美国政府的研究和发展费用中约有80%用于国防、空间和原子能委员会。国防工业雇佣了全国59%的航空工程师，22%的电气工程师、20%的普通工程师。

60年代以来，美国的军火输出从原来基于军事政治目的的“无偿”军事援助改为在贸易基础上的商品性军火输出。军火输出已成为美国对外贸易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1969年,商品性军火输出为9亿美元，到80年代初，每年已增到100亿美元以上。

国民经济军事化是国家为垄断资本集团开辟了一个特殊市场和投资场所，为他们攫取高额垄断利润提供一个重要渠道。军事产品和民用产品不同，有它本身的特点:它是按照政府的订货而生产的,政府是军事产品的一个买者,它的价格不决定于市场供求,而是由政府军事部门和承包军事产品的公司共同商定的，是一种特殊的垄断价格。因此，军事产品的生产不受经济周期运动和市场需求的影响，成为一种“特殊商品生产”和一种特殊的资本运动形式。从经济意义上说，军事产品既不是消费资料，也不是生产资料，不能参加正常的再生产活动。相反,军事生产消耗大量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对社会财富是一种极大的浪费。但是，由于军事生产和采购为垄断资本家提供巨额的垄断利润和稳定的市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大力发展军事工业，继续扩大军费开支。

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对从事军事生产的垄断资本家来说，可以得到多方面的好处：①由政府向从事军事生产的垄断资本家提供资本，预付大量定金、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②政府为军火商垫付研究费用，研究如果失败，费用全部报销，垄断资本不必负担任何损失；研究一旦成功,垄断资本不仅获得大量军事订货,获得新产品的专利权，还可以取得将新技术用于民用生产的巨大利益。③政府可以为军火商优先提供廉价的原材料、能源和运输条件。④政府制定各种有利于军火商的立法和条例，如给予免税或减税,实行固定资本加速折旧法,使军火商得以把大量利润转为折旧基金,借以逃避纳税,加速了资本积累。⑤军事产品收购价格高，利润大，军火商不必承担风险。上述种种表明，政府为从事军事生产的垄断资本攫取巨额垄断利润提供了充分的保证。正如列宁所指出：“为‘战争’服务的资本主义经济（即直接或间接地同供应军需品有关的经济）是有系统的、取得法律保障的盗窃国库的行为”（《列宁全集》第25卷，第331页）。在高额军火利润基础上,政府军事部门与大军火商之间日益勾结起来，“人事”交流日趋频繁。60年代初，美国就形成了所谓“军事－工业综合体”的特殊利益集团。这个集团包括大军火公司的老板和国防部的将军。美国国防部聘请了垄断企业的董事和经理到军事部门担任要职；生产军火的大垄断公司则雇佣了大批国防部退伍的高级将领和官员担任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这一“战神和财神”的联盟，运用各种手段，影响以至操纵着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前美国总统D.D.艾森豪威尔（1890～1969）在1961年离职演说中第一次提到“军事－工业综合体”这个概念，并说：“这样巨大的军事机构和军火工业相结合，在美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它的整个影响──经济、政治、甚至精神的──在每个城市、州和联邦政府的每个办公室都能感到。”

西方某些资产阶级学者把国民经济军事化，说成是能带来经济繁荣，延缓甚至避免经济危机的灵丹妙药。美国经济学家A.汉森说：“日益增长的军事开支足以抵消个人资本支出方面可能出现的下降，这确实会给我们带来几乎无限期的高度就业。”战后美国政府也确实是这样做的,每当危机袭来时,政府就增加军事开支，以军工生产的繁荣来部分地抵消其他部门生产的下降和带动经济的回升。但用扩大军工生产和增加军事开支的方法来支撑和刺激经济的发展只是暂时的，从长期来看，庞大军事开支和军工生产对一国经济的消极作用是十分严重的。①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发展的不平衡。60年代以来，美国军工生产的结构及军事采购的重点由常规武器向尖端武器转移，其结果是与生产导弹、核武器、电子通讯设备有关的新式飞机、宇航和电子工业等部门迅速发展，而生产一般舰艇、坦克、火炮等钢铁、汽车、造船等传统工业部门则相对衰落。②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由于军事采购的地理分布发生了变化，如美国的军事采购重点过去主要集中在东北部和中西部传统工业地区，而60年代以后，军事采购重点向“阳光地带”的西部、南部转移，这是形成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因素。③财政危机加深。巨额的军事开支造成了国家财政的大量赤字，只得继续增加税收和增发公债。前者必然增加人民的纳税负担，后者则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总之，国民经济军事化的沉重负担，最终全部由劳动人民来承受。

资产阶级学者还鼓吹国民经济军事化可以促使科技进步，认为军事开支能够导致社会持久的、非军事价值的经济、科学和文化利益的增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通过军事科研的发展，把军事科研成果转移到民用工业中去，从而带动民用科技的进步，促进了经济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展起来的军用喷气机技术在战后转用于民用喷气客机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但是，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从军用转移到民用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障碍，垄断资本是唯利是图的，从事军事生产时可以不计成本，价格高，利润也多，而转用于民用，则要考虑产品成本和利润，还要受到国防技术保密条例的限制。实际上，战后军事科技成果对民用生产的促进是有限度的。如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宇航、电子尖端科研成果应用到民用上来，都是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综合起来考察，国民经济军事化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有害的。战后国民经济军事化程度高的国家，其经济增长率较慢，反之，则经济增长率快。战后美国、英国同联邦德国、日本比较，前者经济增长率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民经济军事化程度比后者高。

帝国主义国家推行国民经济军事化，从经济上看,是对社会财富的浪费和生产力的破坏，从而加剧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各种矛盾。从军事政治上看，国民经济军事化还将刺激各军事大国的军备竞赛，进一步激化帝国主义之间以及超级大国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加剧了世界许多地区的战乱和整个世界局势的紧张不安，增加了战争的危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