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托派，是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提起的的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

左翼反对派的主张大致可以这样简要概括：为了捍卫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反对斯大林独创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以及由此导致的民族自利主义、主张国际革命战略，反对斯大林将革命人为地划分相互独立的阶段、主张不断革命论，反对官僚集团发明的跨阶级合作战略、主张始终捍卫无产阶级的独立立场，反对官僚专权、主张工人阶级民主（包括苏维埃多党制）和共产党党内民主。左翼反对派后来的各国分部普遍的名字是“布尔什维—列宁主义小组”。

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Workers Party，前第四国际美国支部) 创始者詹姆斯·坎农(James P.Cannon)正如“马克思主义”这个名词一样，“托洛茨基主义”最开始并不是自称的，而是被别人、而往往是反对它的人所赋予的。据考证，“托洛茨基主义”最早是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米留可夫对托洛茨基的思想的蔑称，后来又被国际共运的修正主义者斯大林用以蔑称以托洛茨基为首的一个有组织有纲领的俄国党内派别（早期苏俄的政坛上党派林立，但从纲领意义上看它是最重要的一个反对派）。这个被称为左翼反对派的党内派别先后包括了拉柯夫斯基、施略普尼柯夫、柯仑泰、越飞、乌里茨基、拉狄克、季诺维也夫等一大批杰出的老革命家、“老布尔什维克近卫军”，也在苏联的一些工厂和高等院校里发展了秘密的地下组织网络，托洛茨基甚至不是左翼反对派中最杰出的成员，说他是首席发言人更确切些。

斯大林集团不但称这个派别为托洛茨基主义分子，而且后来将一切反对官僚专权而又带有左翼倾向的派别统统称为托洛茨基主义分子——这是苏联30年代大清洗时期显著的政治话语特征。在国际上，左翼反对派建立起自己的中心组织，以构建独立的国际无产阶级先锋党（1938年他们建立起第四国际），并严格与其他组织划分政治界限。但更普遍的情况是把带有甚至只是思想上接近左翼反对派的组织和个人也称为托洛茨基分子。在开始的时候，这种情况并不显得重要，因为托洛茨基的追随者数量不多而且组织也较单一（大多都聚集在第四国际周围），据托洛茨基日记记载，20世纪30年代中期全世界约有3000到4000名托的追随者。当时托派的主要构成是前共产党和第二国际内不满斯大林修正主义的分子和在新一轮世界革命高潮中聚集起来的工农、青年力量。托派在其初期因为人数少，所以给人局限于城市工人革命的印象，实际上托派早就广泛地参与各种社会抗争运动，并力图在这些运动中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尤其是在二次大战后。20世纪60年代的秘鲁农村游击队的著名首领乌戈·布兰科（他因为一次大规模的声援运动而闻名于世），同时也是第四国际秘鲁支部的党员，这被认为是托派参与农民运动的开端。只不过规模很小。1990年后出现的菲律宾托派（革命工人党）一开始就有4000多兵力的城乡游击队；国际托派在拉丁美洲长期组织乡村游击战，在欧洲和美国都广泛领导同性恋解放运动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群众运动。

第四国际在刚刚成立不久后因为苏联国家性质与相应政治态度问题而发生大分裂，在当时最大的美国支部大概有1/3的成员分裂出去，他们认为苏联在入军波兰后已蜕变为国家资本主义，需要以社会革命根本地反对它。而以托洛茨基为中心的多数派则认为苏联只是堕落了的工人国家，它需要是群众性的政治革命切除官僚弊病，而不是根本地反对它，由此应在二战中提出“保卫苏联、打倒斯大林集团”的中心口号。这次分裂反映的是相当一部分左翼反对派对苏联乃至在某种程度上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失望情绪。这次分裂后，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再也没有在这一问题上恢复过共识，反而在二战后、在90年代苏联解体后一再被提出来过。

托派初期因为规模太小，不足以成立政党，曾提出“打入主义”的策略（这一策略的渊源可追溯到列宁对第三国际英国支部打入英国工党的建议），即隐瞒政治身份、加入其他工人组织以争取群众，适时再分出来。这一策略在托洛茨基支持下，起先谨慎地运用于法国等少数几个欧美国家的工人群众组织，取得了一定实效。托洛茨基并未想到世界革命的新的根本突破会拖延得如此之久，只是把“打入策略”纯粹当作一种权宜之计。在二次大战后，第四国际对这一策略是否应该扩大适用范围甚至提高为一种长久战略发生大争论，围绕这一问题及其他一系列问题（包括苏联性质这类老问题），第四国际从1953年开始大分裂，此后分裂不断。正统派（以最大一派即“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为代表）坚持托洛茨基原先的主张，把打入主义看做权宜之计，谨慎运用，并坚持托洛茨基对苏联等官僚化的工人国家的提法。大分裂和不断的小分裂反映了新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迟迟未到来带给托派的焦虑和失望，以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政治精神困境，乃至相当多数托派对革命无产阶级立场的偏离。甚至“正统派”也不例外。统一书记处派高估古巴官僚层的“开明政策”，部分地寄望于它的自我改良，以及对党内机会主义的斗争迟缓，都显示了国际托派的钝化趋势。托派乃至一切革命工人政党都不能代替革命本身，只有成功的革命才能从根本上赋予无产阶级政治组织以新的生命力。

但是，托派作为完全不同于斯大林修正主义体系、却又渊源于国际共运的革命传统的工人阶级流派，它的理论和政治脉络对于追求革新的先进分子和进步青年一直有着强大的吸引力。二战后随着1956年匈牙利革命事变、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事变，许多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知识分子和工人被托派思想所吸引。例如在资本复辟前的70年代，在斯大林修正主义统治下的捷克就有独立的托派分子公开活动着。一些东欧国家的知识分子甚至与第四国际的地下组织有密切联系。此外，在苏联也一直存在着与国际托派无联系的、但却受着托洛茨基著作和思想鼓舞的秘密左翼工人运动，这种零零星星然而艰苦卓绝的地下革命活动一直持续到苏联解体，成为后来俄罗斯托派组织的一个老资格的构成部分。国际托派还成为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的重要角色之一，随着1968年世界革命风潮的兴起，托洛茨基著作的印刷和出版数量都创造了空前记录。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90年代后，一方面托派和其他反资本主义的左翼派别一样都在前工人国家的资本复辟中遭受重挫，另一方面托派（尤其是东欧的托派）积极参与了反对斯大林主义的群众运动，并由于后来群众对斯大林主义的反思而获得地位——因为托派是最早最系统地从革命马克思主义理论清算斯大林主义的党派。托派取得了新的大发展。从第四国际最近十几年的发展情况可见一瞥（参见相关的百度词条）。

然而，第四国际并非是唯一的托派组织。实际上自称托派的党派组织可能无法统计（也许全世界有几百个呢）。光是打着“第四国际”招牌的托派组织就不止一个，仅仅在70年代世界上就有7个“第四国际”，这还只是较大的、真正具有国际性的组织。托派如此四分五裂的原因至少有：缺乏强大的运动物质力量作为后盾（例如第三国际围绕着苏联这个中心、而第二国际有扎实的工运基础，它们的分裂程度都不大）；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严重迟延所产生的普遍焦虑和困惑；世界各地不断新生的年轻力量对国际托派传统领导者的质疑。

国际托派时值今日，仍不过是一个人数很少的小派别。据专攻国际共运课题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放先生的估计，目前全世界约有几万托派组织成员，而且分裂得异常细碎，各执一词，互相攻讦。但是国际托派运动的魅力正在于它的理论和政治原则是最执著于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的革命学说的，而它又以革命无产阶级立场和政治诉求为传统的最高原则，因此它在传统左翼（斯大林主义和社民主义）普遍走下坡路的今天，却反而赢得了上百倍于自己人数的群众同情、支持。仅举一例，三个托派政党在2002年法国总统大选的得票率超过了法国共产党，达到10%，也就是说有300万法国选民投了托派的票。在英国、德国，托派的选举业绩也十分惹人注目。美国托派也提出了自己的总统候选人，而美国共产党在选举中却选择做资产阶级政客的附庸。在巴西，卢拉总统为了讨好工人阶级，甚至把两个部长职位给托派，足见托派的势力。甚至在非洲的尼日利亚，托派也成为该国工人运动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托派人数虽少，却聚集了智力很高的头脑和广阔视野，他们深度讨论广泛的世界议题，在国际思想知识界论坛上常常引起高度重视。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大多数国际托派实际上早已偏离了托洛茨基最初创建第四国际的宗旨原则（这是指在现实政治中，而不是在文本宣言上，不过即使在文本宣言上也精心地掺杂了调和与修正的理论成分）。客观地来看，国际托派的存在价值就在于它的全部历史为潜在的与未来的工人革命提供了正反的前车之鉴，以及聚集了一大批有为彻底的反资本主义事业奉献牺牲的基层战士（但是必须排除各种党内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拥护者和负责人才能使这些战士走上革命社会主义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