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坟，是一种祭奠形式。在下葬第三日（也就是隔一天）举行，家属都要到坟前行圆坟礼，为坟培土。还要烧纸钱、上供品，并由死者孙子、孙女（童男童女）绕坟正转三圈，反转三圈，谓之“开门”。

人们认为开门后便可以和死者交流感情、叙述衷肠，死者也可接到晚辈们的祭奠和送去的金钱、食物等，在阴间生活富足，不愁钱花。把坟丘加高堆实，看上去俨然新坟一样。然后，在亡者的碑前摆上祭品。所谓祭品也因人而异，像瓜果梨桃、饺子、包子、馒头、点心之类。而且不管亡者会不会喝酒，总要摆上一壶酒，摆上酒杯，斟满，洒祭一番。会抽烟的亡者，自然还要供上一包烟卷。有其他特别食品爱好的，也当记着供上。然后，还要在坟前烧化一些阴币纸钱，一边烧，一边介绍仍活在阳世上的家人情况，如经济情况、日子过得怎么样、谁谁谁结婚了、谁谁谁生孩子了、生个啥？谁谁谁离婚了、谁谁谁当上官了、谁谁谁考上大学了……总之，诉说一些让亡者放心的话。感情脆弱的，自然会触景生情，悲从中来，放声恸哭一场。当然，那种由于亡者撒手人寰，而导致家庭经济每况愈下者，就哭得更惨了。

在清明鬼节的祭祀者当中，也不乏一些知识分子，其中老者居多（年轻的知识分子活得太忙，甚至忘掉了死亡的程序）。他们一般并不放声哭祭。圆过坟，上完供，便盘腿坐在坟前，瞅着坟碑抽烟，回忆一些同死者的生前往事，感慨一番人世的炎凉。潇洒的，还自带酒菜，与无形的亡者共酌一番，说一些慨惊风流的文士之语。

圆坟后，丧礼基本结束。但在葬后三七、五七、七七、六十日时均设祭。五七时，必须由孝子亲手焚烧纸糊的彩人。据说以此可减轻死者生前罪过。六十日焚烧纸糊的船轿，传说可使死者的灵魂渡过混河。除此，在死者的诞日、祭日（一周年不得去上坟）和清明节等，晚辈再到坟前祭奠。其它祭祖活动几乎都在家中之灵牌儿前进行。

孝子要守孝制，服孝3期，每期9个月，共27个月。以后改为1年或100天。服孝期间（一般在百日内）不剃头、刮脸、剪指甲、饮酒、夫妻同房、外出等。逢春节或亲友举办庆典，亦不拜礼和庆贺（至今，若家中有丧事，第一年春节不许去各家拜年）。家中女眷也要素妆。特别是出殡前，家中一定不能有孕妇生产。

20世纪30年代以后，佩戴黑纱的习俗在旧城居民中开始流行。但这种黑纱的佩戴是在死者下葬以后开始。30年代末，市内出现马拉的四轮灵车，因其能节约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到40年代开始在中等人家流行。有钱有势的大家族仍采用由“六十四杠”的棺轿送葬，讲究大出殡，以显示其地位和满足上等人的虚荣。

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提倡火葬，倡导“厚养薄葬”。但此时至70年代初这段时间仍有土葬风俗，属于两种丧葬制度并存时期。丧葬礼俗开始变革，孝服的缝制趋于简单化，只需戴孝帽、系孝带，孝鞋也只须简单用白布封上即可；葬后百日内只要求戴黑纱；妇女在此期间稍忌艳丽服色和浓施脂粉；停尸起灵的时间也缩短到三天；亲友邻里送礼一般送花圈，至于马、牛、轿、车等扎彩几乎绝迹。这样，从服丧到圆坟，仅一周时间便可以结束整个丧礼，节约了大量的精力和开支。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彻底废除土葬，基本实行火葬。火葬的实行本已简化了土葬中的繁琐仪礼，但随着市民经济收入的提高和世俗的心态变化，旧有的丧礼又被搬到了火葬的礼仪中。特别是从80年代末开始，在城乡农民和市民阶层中又兴起了大讲排场、铺张攀比之风。虽然停尸起灵的时间仍是三天，但办扎彩、穿重孝、诵经（多为放录音）、送路等形式有所抬头，一度曾被禁止的送花圈习俗又被演变为送花篮，并以门前花篮的多少来显示地位、财势和人缘好坏。在这部分人中，一是出于对死者的怀念，不惜花钱以减轻失去亲人的哀痛，求得心理上的平衡，所谓“解解疼”；另一种是大办丧事炫耀自己，特别是有些属于平日并不太孝顺的子女也有这种作法，即人们所说的“活着不孝死了孝”。1987年6月，天津市制定了《殡葬管理暂行办法》。1992年6月，颁布了《天津市殡葬管理办法》，对殡葬依法实施管理，体现了行政法规对民俗的引导作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家族墓地的消亡，国有公墓不断增加，为火葬后的骨灰存放提供了较好的条件。同时，存放方式也不断更新，种类繁多。人们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和思想意识，自由选择骨灰的存放方式。骨灰存放的方式有骨灰墙、骨灰亭、骨灰塔、骨灰存放室等。此外，还有骨灰植树葬和骨灰下葬立碑墓地等，这种方法似乎来源于传统的“入土为安”的思想。近年来兴起的骨灰海葬也逐渐为人们接受。

总之，祭奠死去的亲人，选择什么方式，受经济、文化等个人素质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应该说，悼念亲人是人之常情。但是，在现代文明不断发展的今天，应该提倡在精力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革除那些带有迷信色彩的礼俗，使丧葬礼仪传统文化朝着积极、文明、健康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