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阶级就是早期的资产阶级，最早出现在欧洲意大利境内，发生市民阶级的商业，还有市民夺取教会千张的土地。中国宋明时期，以商人、百工、城市平民为主体的市民阶层逐步兴起，壮大为新的政治力量。社会结构发生巨大的分裂和重组。

在这一时期，以商人、百工、城市平民为主体的市民阶层逐步兴起，壮大为新的政治力量。本文就明代中叶以后市民阶层兴起的社会背景和对社会的影响作一探讨。

市民阶层兴起与明初经济的恢复、发展是分不开的。元末明初，因二十多年的战乱，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特别是山东河南地区，受战争破坏最为严重，“多是无人之地”。

（1）到洪武十五年，晋府长史致仕桂彦良上奏：“中原为天下腹心，号膏腴之地，因人力不足，久致荒芜。”

（2）面对着严峻的形势，明朝初期的主要任务是恢复生产。朱元璋说“四民之中，莫劳于农，观其终发勤劳，少得休息。时和岁丰，数口之家犹可足食，不幸水旱，则举家饥困。……百姓足而后国富，百姓逸而后国安，未有民困穷而国独富安者。”

（3）明太祖认识到与民休养的重要性，在施政中也注意保养民力。洪武元年八月己巳，“以四方水旱……灾难以实闻。免镇江租税。避乱民复业者，听垦荒地，复三年。”

（4）洪武十九年“夏四月申辰，诏赎河南饥民所鬻子女。”

（5）洪武十年（1377年）正月历戊，工部奏层张致中上书言三事。“……其三曰，北方郡县开垦荒田，岁有坎广，而土旷民稀，垦辟有限”。

(6)北方因战乱，土地荒芜，人力不足，而南方人多地少,从这里可以了解，明初的移民政策是有必要的。明政府实行移民开荒，由府县给予农户耕牛种子路费，有力保证了移民政策的施行。

除了恢复经济的措施外,明政府还特别注重经济作物的种植。朱元璋还未正式称帝的龙凤十一年六月下令，凡农民有田五亩到十亩的，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的加倍，田多的照比例增加。不种桑的便出绢一匹，不种麻和木棉的出麻布或棉布一匹。这种耕织结合的生产方式，有利于农村家庭手工业的发展。明王朝建立后，更将这一制度推行全国，并规定科征之数。明初种植政策得到较为有力的实施，湖广布政司二十八年报告，“所属郡县已种果木八千四百三十九万株，全国估计，在十亿株以上”(7)。广泛种植桑麻棉等经济作物为手工业发展提供了生产原料，有力促进了这些地区蚕丝生产与丝织工业。

市民阶层的产生托因于城市手工业在规模上的扩展和城市商业的扩张。移民屯田，鼓励种植经济作物为明初经济恢复和商品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明中叶以后，在经济恢复的基础上，手工业发展迅速，商业空前繁荣，商品经济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得到了迅速的拓展。脱离农业生产转而从事“工商” 呈现出十分活跃的局面。吕坤《去伪斋集》卷二指出万历年间的社会世情，“或给帖充斗称牙行，或纳谷作粜经纪，皆投揣市井间，日求升合之利，以养妻孥，此等平民天下不知几百万矣”。(8)明代何以从事“工商”的人如此众多，这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有密切的关系。首先,明政府在江南采取重赋。“丘浚《大学衍义补》曰：‘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也’……考洪武中，天下夏税秋粮以石计者，总二千八百四十三万余，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苏州府二百八十万九千余，常州府五十五万二千余。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田租比天下为重，其粮额比天下为多。”（9）一部分的农民不堪重负被迫离开土地,造成一批流入城市的无产者，他们正是城市经济和市民阶层的重要部分。“余谓正德以来，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盖固四民各有定业，百姓安于农田，无有他志，官府亦驱之就农业，不加烦恼。……自四五十年来，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迁业。……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10)其次，明末匠籍制度使从事“工商”的人口大大增加。明初，对工匠的管理仍然沿用元朝的匠户制度，即把工匠编入专门的匠籍，不准随便脱离匠籍改业。洪武十九年，开始实行工匠的轮班制，规定各地工匠轮班到京师服役。成化、弘治时期，朝廷将强迫轮班工匠亲身到指定地点服役逐步变为纳银代役。嘉靖末年，轮班工匠一律征银，朝廷以银雇工，工匠的人身束缚逐渐松弛，为他们从事“工商”提供了条件。最后，明中叶以后赋税制度的改革使大部分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松弛，从而使他们转事工商成为可能。嘉靖十年时就已出现了一条鞭法，后为张居正施行全国。一条鞭法中规定：“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11）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田赋和力役都折银征收，这样就意味着力役的取消，而由政府雇人充役。其二，把力役摊入田赋中征收，官府加强了对土地的控制而放松了对丁户的控制。顾起元在《客座赘语》卷二中讲到：“今日赋税之法密于田土而疏于户口，故土无不科之税，而册多不占之丁。”（12）

大量身份自由的无产者，使市民阶层的队伍不断壮大，在此基础上，手工业部门出现了建立在雇佣关系基础上的规模化的生产的萌芽,作为丝织业中心的苏州最为典型。据《吴江县志》卷三十八记载“至明熙宣间，邑民始渐事机丝，犹往往雇郡人织丝挽。成弘以后，士人亦有精于此其业者，相沿成俗。……有力者，（始）雇人织挽，贫（者乃）自织”。明代后期，此类机户至少在三万家以上，受雇的机工的数量更加庞大。两者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整体。当时苏州“生齿最繁，恒产绝少，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13)再如以矿冶业称最的广东地区，此类手工工场的规模相当大，“凡一炉矿，环而居者三百家。司炉者二百家，掘矿者三百余，汲者烧炭者二百有余，驮者牛二百头，载者舟五十余艘”。(14)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手工工场大量吸收城乡的破产者，使他们成为市民阶层中的主体部分。这些受雇者完全脱离了生产资料，成为一无所有的劳动者，他们与工场、作坊主之间纯粹是一种货币的关系。万历年间，苏州的手工业者“计日受值，各有常主，而无常主者，黎明立桥以待唤”。其中有织工，有纱工，有煅工，往往百十成群，如无作工机会，即自行散去。这种自由雇佣，“自由”出卖劳动力正是明末市民阶层的一大特点，决定了市民阶层反封建的实质。

明中叶后，随着手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和从业人员的增长商业日渐繁荣，逐未营利尉成风气，以明嘉靖至万历年间即十六世纪中叶开始为显著增长的阶段。《天下郡国利病书》说“寻至正德未嘉靖初，隆庆间，则稍异矣。出贾昧多，土田不重。操资多捷，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高下失均，锱铢共竞。互相凌争，各相张皇。于是诈伪萌矣，讦争起矣，芬华染矣，靡沃臻矣。……迨致嘉靖末，隆庆间，则尤异矣。未富居多，本富既少。”(15)由于商人的活动尤其是行商的南北交易，大大促进了物资的交流“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南楚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16) 1598年，西方天主教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在南（京）礼部尚书王弘海陪同下，沿北上赴京。在南京至北京运河的旅途中，他看到明代运河和沿途各埠经济繁盛的景象，他生动地记载：“无数装有贡品的船只正络泽不绝驶往京城，许多船只都没有达到满载的吨位，商人乘机用很低的租金租借空舱。这样，可以向京城提供当地没有生产的许多东西，互易所需。”(17)所以京畿地区什么也不出的，又什么也不缺乏，“四方之货，不产于燕而毕聚于燕。”从私商利用漕运贡船实情看，在商业资本带动下，运河经济已开始被日益活跃的商品经济异化。

明代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促使了工商业市镇的崛起。这类市镇在全国各地均有，但以商业性农业和手工业发达的江南地区数量最多。松江府的朱泾镇、枫泾镇、七宝镇、南翔镇、外冈镇是著名的棉织业市镇。苏州府的盛泽镇、震泽镇、湖州府的南浔镇、乌青镇、嘉兴镇都是著名的丝织业市镇。以松江为例，嘉靖以前尚“城多荆榛草莽”，到隆庆万历年间已是“生齿浩繁，居民稠密……计男妇不下二十余万矣”。再看乌青镇，“（洪武初）虽云重兴，亦不尽复。迨成化弘治间，年谷屡登，居民殷富，锐于兴作，……民居则鳞次栉比”。（18）江南市镇的勃兴表现乡村都市化的过程，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此类市镇的居民主要已是工商业者。吴县“居民大半工技，金阊一带比户贸易，负郭而牙侩辏集”。瓜州“居民悉为牙侩，贫者倚负担、剥载索。雇直以糊口，弗事农”。（19）与此同时，规模大而且繁荣的工商业都市逐渐形成，城市数量和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明初的百年间全国即已有南京、北平、苏州、松江等三十多个大都市，北京、南京的人口更达到百万。大都市镇的发达使得集中在城镇都市的市民阶层不断壮大，逐渐形成新的政治力量，也必然对中国社会产生更大影响。

明中叶以后,由于新经济因素的增长，商品经济日益发达，以商贾和百工为主体的市民阶层逐渐壮大，社会影响日益扩大。市民阶层所要求的的商业社会的原则和封建传统体系产生冲突，既有经济基础的的矛盾，又表现在上层建筑方面,从而影响到晚明社会的整体风貌。

首先在政治方面，市民阶层要求取得与经济地位相适应的政治地位的斗争，使晚明中国的政治活动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明中叶以后，中国社会随着商业资本的渗透，私人地产迅速发展。封建等级地主在土地商业化过程中受到了打击，代之以新兴的商业地主。明中叶后土地私有达到极盛“有心计之家，乘机广收，逐有一户而连数万亩，次则三、四、五万至一、二万者，此亦田产之一变也。”（20）列宁分析俄国农奴制的衰落过程“封建政治的基础即以土地为标志的权力日渐式微，而货币的权力则日逐增长着，土地日益卷入商业流通中了”，（21）只是这种变化在中国要缓慢含蓄的多。这些市民阶层的豪贵集团要求取得政治和经济权利，以保障已取得的经济利益，然而，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君主拥有绝对权力，基本上没有保障私有财产的民权。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以“普遍承认私有财产和重视‘在与社会和宇宙的关系中的个人权利’为其特征”。（22）可以肯定，传统中国社会绝对的君主集权与商业社会的根本原则是相对立的，具体的表现是万历年间市民阶层的反“矿税”运动。明神宗为保证其挥霍，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起，派宦官到各地去征税。“至万历中叶，矿使四出。久之内府之藏冠绝千古，而上拥为己有，……然其时大珰、小监纵横驿骚，吸髓饮血以供进奉”。（23）其中派往矿山的曰“矿监”，到城镇或交通要道设卡收税的曰“税使”，到广东搜刮珍珠宝石的曰“珠监”，到两淮去搜刮盐税的曰“盐监”。这些矿监、税使另建衙署，自成系统，打着朝廷的旗号无视官府，任意盘剥商民，甚至“矿不必穴，税不必商”的情况也经常出现,更有一些“矿监”随意指认富家宅地有矿可采，乘机勒索，以致于“孑孑小民，或弃妻子，鬻田宅偿公家，而犹不给，生者流离道路，死者委填沟壑”。（24）在经济权利毫无保障的情况下，市民阶层各个集团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与封建特权展开形式各异的斗争，提出不同的政治主张。

市民等级的斗争不同于以往农民的暴动，不直接以更替政权为目的，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企图通过改良维护该阶层的利益。其中斗争最坚决的是平民阶层,最初只是反对内监和“矿税”，而大规模的市民运动要在嘉靖以后，特别是万历时代城市工商业者和手工工人的反抗运动。万历二十七年（1599）四月，临清市民一万多人揪打税使马堂，烧税署，毙其爪牙三十七人。“（万历三十年）税监杨荣，肆虐激民，民不胜愤，火其厨房，杀委官张安民。”（25）其后，在湖广、云南、闽粤地区都相继发生了反对矿税的斗争。

城市中等阶级反对派运动的标志事件，是天启年间，在长江流域以无锡为中心的东林党运动。东林党代表城市中等阶级的改良集团，提倡自由讲学，自由结社。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是由君主专制制度和官僚制度相结合而产生的。东林党认识到，要澄清吏治首要严肃京察，限制最反动的上层官僚和宦官的特权。“长安(指京师)之贿风不戢，则外吏之盗行难除”。万历十五年丁亥京察是东林党整饬吏治的尝试，及至万历二十一年京察虽都失利，但东林党人的影响就从这里开始。赵翼说：“赵南星由考功郎罢归，名益高。与(邹)元标，(顾)宪成海内拟之三君，其名行声气足以并走天下，天下清流之士群相应和，遂总目为东林。

东林党代表中等阶级的政治要求，阉党代表最腐朽的君主专制的权力。新的生产力和旧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的时候，落后的东西不会自动地消失，反作最后的挣扎。这场斗争因为东林党的组阁演化为政治迫害，“一切书院尽行拆毁，变价入官”，阉党炮制了《东林朋党录》等诬蔑东林党的文字。东林党与历朝朋党不同的是东林党取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与同情，尤其是市民阶层。“他已经不完全是一个封建性的政治集团,而是江南中小地主与城市反封建的中等阶层的联盟”。（26）因此东林六君子狱引发“士民”的反抗运动不足为奇。如杨涟被逮，“都市士民数万，拥道攀号，争欲碎官旌而夺公”。（27）再如周顺昌就逮，“士民夹道”而抗议，“郡中士民送者数万”，“百姓执香伏地，呼号之声如奔雷泻川”。甚至有暴力抗法的，黄遵素被逮后，锦衣卫“凌铄市民，一人偏袒呼曰：‘是何得纵。’一招而击者云集，遂沉其舟，焚其衣冠，所得辎重悉投之河。”这些抗议运动正发生在手工业发达的苏常一带,也正是市民阶层最集中的地区。明张溥所撰《五人墓碑记》可以略见梗概：“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愤而死焉者也。”(*蓼洲周公即周顺昌,字昌文，号蓼洲，万历进士，历任推官、吏部主事，后被阉党下诏狱。)“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为士先者，为之声义，敛赀财以送其行，哭声震动天地。”（28）(*吾社即复社，张溥等人于崇祯年间合并江南若干文社组成的社团，以继承东林党为号召故称复社)。朝野之间，鲜明的政治分野，说明地方上新的经济因素的增长与中央政治体制不相适应。黄仁宇在《放宽历史的视界》一书谈到“中国的中央体制，是以落后地区为标准的”。（29）明朝统治中国，凡二百七十六年，跨十四至十七世纪，此为西欧诸国近代社会形成及资本主义发展之际。中国政府则在此时期巩固其中央集权，因中央集权之结果，政府之经济政策不能以经济高度发展地区之情形为基础，而系以经济低度发展地区之情形为基础。东林党自由讲学、自由结社不仅评议时政，还直接参与政治革新。作为松散而有政治倾向的政治势力，具有类似近代政党的作用机制，是市民阶层兴起后在中国社会中的深刻印记。

市民阶层兴起后不仅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对社会风俗和文化取向上发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过去遭受鄙视的商人的地位空前提高，逐末营利成为风气，商人奢侈的生活方式吸引着新兴的市民阶层，思想文化领域充满新旧矛盾。一方面封建社会的性质依然如故，封建的经济基础和君主专制政治仍占据局统治地位；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手工业和商业得到迅速发展，商品经济空前活跃，市民阶层对金钱和享受的追求影响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以李贽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家公开主张言“私”言“利”，把“好货好色”作为人生的自然需求，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教条提出勇敢的挑战。

市民阶层在意识形态层次的作用，首先表现在士林风气上。封建社会“学而优则仕”是读书人的出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成了士人标榜的信条。到了明季，仕途未明而弃儒经商者比比皆是。明末冯梦龙所著话本小说《警世通言》四十九卷《旌阳宫铁树镇妖》一篇中记有“金陵人氏，自幼颇通经典，不意名途淹滞，莫能士达，今作南北经商之客耳。”市民意识是恃强大的商品经济为依靠，随着商业资本的膨胀，封建传统的观念产生动摇，知识分子在此冲击下产生分野：一类仍局郁于农业社会的封建正统观念：一类受到商业思想的影响，开始认同并融入商业社会。在封建社会里,入仕作官固然是读书人孜孜以求的理想，但真正科甲出身的毕竟只是凤毛麟角。明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教官四千一百余员弟子无算，又凡生员入学始得应举，而会试每三年一大比，一次不过录用二三百人，有时更为不济。永乐十年二月，会试天下举子。上谕考官杨士奇，“数科取士颇多，不免玉石杂进，今取毋过百人”，“正统五年十二月，始增会试中试额为百五十人，应天府乡试百人”。（30）读书人入仕还有一个途径，就是科贡官。凌梦初著《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六《教官爱女不受报，穷庠生助师得令终》写道：“浙江温州府曾有一个廪膳秀才，姓韩名赞卿，屡次科第，不得中式，挨次出贡，到京赴部听选。选在广东一个县学里的司训。”但科贡官不但地位与进士官无法相比，而且升迁机会极渺茫，即使少数能进身为大僚也常遭进士官的区度《日知录》卷十七也有言及此事的“明初荐辟之法既废，而科举之中犹重进士。神宗以来遂有定例。州县印官上中为进士缺，中下为举人缺，最下乃为贡生缺。举贡官虽至方面，非广西，云贵不以处之”。（31）《警世通言》卷十八《老门生三世报恩》一篇中即讲到科贡官的难处。“科贡的官，一分不是就当做十分，悔气遇者着别人有势有力，没处下手。随你清廉贤宰，少不得借重他替进士顶缸”。科贡又是按照常例因循而下，大部分的读书人长期处于失业状态。既然言私言利已成风气，在生活所迫下，从事工商亦是顺理成章。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记载“读孔孟之书，而进管、商之术，此四十年前士大夫所不肯为，而今则滔滔借是也”。（32）

其次，市民阶层兴起对晚明学术的影响，晚明学术一大特点是启蒙思潮对人性的解放。如果说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哲学文艺是市民阶层的产物，那么晚明的新思潮可以看作是知识阶层和市民阶层互相交流融汇的结果。农业社会中，封建君主为了在思想上钳制民众的觉悟，大兴官方学术。西汉初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说，宣扬独尊儒术。魏晋的谶纬图学及至唐宋儒释合流终于形成宋明理学，理学的发展正是封建统一帝国及专制主义发展到极致的时候，理学正适应君主专制的需要。朱熹云：“凡有形之象及器也，所以为是器之理则道也。”把理视为一切事物不可逾越的必然，认为理在物先。“问：天地未判时，下面许多都以有否？曰：只是都有其理而理。天地万物千万年，古今只不离许多物。”（33）朱子又说：“未有这事，先有这理。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以先有父子之理。”（34）一句话暴露了所谓理学就是要维系君臣父子之理，最终目的要论证君权的合理性。宋明理学家兼把孔子的“克己复理”提升到存天理灭人欲的高度，违背了学术的出发点是为了更好的发扬人性。“中国人民所服从的‘存天理，灭人欲’之原则，正如黑格尔之所谓普遍的意志一样，服从就只是服从而已，全无反省与自我可言。”（35）戴震对“存天理，灭人欲”的学说极为痛恨，其言有曰：“圣人之道使天下无不达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感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36）

中国的启蒙思想家如何心隐，李贽以至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都从各自的角度阐释新的经济条件下对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变革要求。他们把学术同时政相联系，提出“经世致用”的思想，与市民阶层要求参政议政的社会思潮相一致。李塨在《未坠集序》里说“学术者，人才之本，人才者，政事之本，政事者，民命之本”，（37）学术不再是束之高阁的清谈，而要关心“民命时务”。启蒙的学者在他们的学说中反对理学的思想禁锢，倡导自由的风气，广泛传播土地的平均思想。启蒙学者，早如东林党自由结社讲学的主张，反映市民阶层天生的自由主义的倾向，他们呼吁“饮食男女，人之大欲有焉”。

启蒙学者在经济思想方面反映市民阶层的基本要求，在他们中提出了“自由私产”的主张。李贽曾说道：“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如服田者私有秋之获，而后治田必力；居家者私积谷之获，而后治家必力；……此天然之理，心至之符。”（38）商品经济要求以法律的形式保障私有财产，并确保商业合约的履行。黄仁宇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一书中谈到私有财产权和信用问题对商业经济的重要性，而当时的中国正缺少这种体制。传统上对私有财产没有根本的法律保障，未经审判而剥夺私产或在审判中不注重保护私产的情况已经是司空见惯。“中国法律着重于刑法，表现在比如对于民事行为的处理要么不作任何规定（如契约行为），要么用刑法加以调整（例如对于财产权、继承、婚姻）。保护个人或团体的利益——尤其是经济方面的利益——免受其他个人或团体的损害，并不是法律的主要任务，而对于受到国家的损害的个人或团体的利益，法律则根本不予保护。”（39）市民阶层主要成份是商人、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属于“工商”之类，在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一贯传统中，地位难以得到保障，手工业者、商人尤其是后者的职业价值一直未能为社会普遍接受。传统的观念以及与之相应的政府行为和贪欲一起时时在谋求和侵害商人的利益。官吏的勒索、矿监税使的掠夺，使商人们对保有财富方面怀有恐惧，事实也正是如此，商人在封建特权膨胀的时候，不堪一击。当新的经济因素未居主导，而旧的统治秩序仍强大的情况下，启蒙学者倡导认同私有财产，可以看作是市民阶层兴起后对经济权利的要求在学术上的反映。

最后，市民阶层兴起促使俗文学的发展。大夫文人长期盘桓于都会市廛，混杂于市井众生之间。久之耳闻目染下，他们的生活方式、人生态度、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渐渐与市民阶层有更大的接近。这一时期俗文学的创作达到了高峰，说明了知识分子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向市民阶层，了解市井百姓的生活状况，生活情趣，熟悉大众的语言，甚至商业行情。他们创作的文学主要成就在小说方面，如这一时期的《三言》、《二拍》等都极力展现了市井的风情，繁盛的城镇景观，商贾们走南闯北的贸易活动。当时社会的生产情况逼真地形诸笔墨，构成一幅晚明的社会世情画像。小说往往借宋之名，写明之实，直斥时事，一一展现出来的各色人物集中反映晚明之际，封建传统农业经济与新兴商品经济矛盾冲突的现实。在这些小说中，人物性格更加张扬，对人欲的追求不再遮遮掩掩。在文学作品中反对禁欲主义、蒙昧主义，宣扬尘世利益和现世享受的主题共同汇成了这一时期文学启蒙的洪流。

现代市民阶层的出现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产物，他们同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我国现阶段市民阶层在广义上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类群体:一是个体户阶层，主要靠自身经营劳动获取报酬；二是私营企业主阶层，他们通过投资管理、使用雇佣劳动获取较高收入；三是专业技术及管理阶层，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中方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国有垄断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及自由职业人员，他们均是以知识、技术方面的专长获取较高收入。

现阶段，我国市民阶层包括如下方面：1、随着民营科技企业的迅猛发展而活跃在这些企业里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2、随着外商投资企业的横空出世而形成的受聘于这些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3、随着经济活动范围的扩大和参与者的增多应运而生的各种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4、随着政府对市场垄断即单位制度的打破而形成的不供职于任何经济组织，凭借个人的知识技能与专长，以直接在市场出售劳动产品特别是精神劳动产品为谋生手段的自由职业人员，如自由撰稿人、画家、民间医护人员、民办学校教职工等。5、个体工商户，是以家庭为单位、拥有一定的资金、独自经营、自负盈亏的微型经济主体，其成员的构成比较复杂，主体是原来的农民、工人和无业者，大多从事零售、餐饮、服务等项目的经营；6、私营企业主，包括私营独资企业、私营合作企业和私营有限责任公司的资本所有者（私营企业是指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并且拥有一定起点的资本和雇工的企业）。7、农民工群体8、下岗失业人员

现代市民阶层的出现，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产物，他们同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