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尔扈特部东归，是发生在清乾隆三十五年末至三十六年夏（1770～1771年），以土尔扈特部为主的卫拉特蒙古从俄国伏尔加河流域向东返回清朝伊犁地区的一场民族大迁徙，是土尔扈特部重返故土的民族壮举。

主词条：土尔扈特部

土尔扈特部早期名为客列亦惕部。他们的祖先从13世纪到14世纪时期，居住在额尔齐斯河流域，并在随后数百年里向伊希姆河上游不断地扩张。明正统二年（1437年），客列亦惕部改名为土尔扈特，成为卫拉特蒙古四部之一（其余三部为杜尔伯特、准噶尔、和硕特）。明末因受准噶尔部的严重威胁，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率领大部分部众离开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的游牧故土，向西迁徙至尚未被沙俄控制的额济勒河（今俄罗斯伏尔加河）下游、里海之滨，并在此开拓建置，随后创立起游牧民族的封建汗庭——土尔扈特汗国。经由土尔扈特四代汗王的不断努力，到第四任阿玉奇汗执政时期（约1670年—1724年），汗国内部实现统一，汗国势力不断扩大，控制了伏尔加河下游一带所有的卫拉特诸部的兀鲁思（人口和封地）。大批土尔扈特人西迁后，仍和蒙古各部保持联系，直至乾隆年间仍陆续有部民迁往此地，期间亦有小批部民回归准噶尔旧地。

土尔扈特汗国建国之初，沙俄势力就扩张而来，双方武装冲突不断，在外交上也进行了复杂的交涉与斗争。17世纪中叶，沙俄通过武力胁迫、贸易限制和外交讹诈，迫使土尔扈特汗国名义上暂时臣服。此后，沙俄势力又趁阿玉奇汗去世后的汗国内乱之际，攫取汗王册封权，直接插手汗国内政。到了敦罗布喇什（渥巴锡之父）继承汗位后，沙俄政府进一步要求此后历代汗王送出质子，加强对汗国高层的控制，这使土尔扈特部在伏尔加流域的政治地位进一步恶化。渥巴锡的兄长萨赖作为第一个人质最终死于沙俄囚禁生活之中，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土尔扈特最高决策层对俄态度由忍让向对抗转化。渥巴锡执政时期，沙俄再次利用汗位交替时的不稳定局面，通过改组汗国政权机构——札尔固（贵族议事会），来限制、分散汗王的权力，还试图扶植已经东正教化了的土尔扈特贵族敦杜克夫家族发动政变，妄图彻底征服和控制整个汗国。此外，由于沙俄积极推行扩张政策，骁勇善战的土尔扈特人是沙俄征兵的重要对象。自阿玉奇汗及其后继者执政时期，沙俄政府征兵总数达125万，且屡次“拣土尔扈特人众当其前锋”，“损伤土尔扈特人众数万，归来者十之一二”，此举极大消耗了部落的青壮年，使得土尔扈特汗国逐步沦为战争工具和牺牲品，土尔扈特族面临亡族的危机。

土尔扈特部西迁后的近一个半世纪里，土尔扈特部的上层一直保持着与中原王朝和蒙古各部的联系。清顺治三年（1646年），土尔扈特第二任汗王书库尔岱青就派其弟前往北京，向大清进表贡“附名以达”，并于顺治七年（1650年）与清廷建立了直接联系，此后土尔扈特首领们又多次遣使入贡。阿玉奇汗执政时期，除了遣使入贡外，还积极参加了清廷平定准噶尔割据势力的斗争。康熙、雍正两朝在与土尔扈特建立朝贡关系的同时，为了表达对寄居异域的土尔扈特部的关切和对西北准噶尔部用兵的政治需要，还先后派遣图理琛使团和满泰使团至伏尔加河下游，进行联络和探望。乾隆一朝，准噶尔部的平定为土尔扈特部东归提供了有利契机。准噶尔部被清廷平定后，蒙古诸部相继重返故地，出现了一股回归浪潮，这股浪潮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土尔扈特部东归。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敦罗布喇什汗派出的吹扎布使团抵达北京，这是冲破沙俄政府力图切断土尔扈特部与祖国政治、经济联系的一个勇敢的举动，同时向清廷申明，土尔扈特与俄国关系只是“附之，非降之也，非大皇帝有命，安肯为人臣仆”。土尔扈特汗国通过向清廷纳贡来表达对中原王朝的认同，而清朝对土尔扈特人的国家向心力的吸引和接纳，例如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相同的满蒙两族、满蒙通婚的民族政策，也强化了土尔扈特人对中原王朝的认同。

（图册来源：康雍两朝谕土尔扈特部之部分文献）

18世纪上半叶，沙俄推行的农奴制改革，使部分农民不堪政策之苦相继逃离到伏尔加河开垦耕田。随后沙俄政府为避免农民流失建立了察里津防线，并鼓励顿河流域的哥萨克人东迁至伏尔加河流域建立军队，此后，沙俄政府不断迁来移民，占据了大量伏尔加河左岸的地区作为农场和定居点，人口激增和草场大量侵占，土尔扈特部族的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土尔扈特广大牧民生活日趋困难。沙俄的移民政策不仅严重威胁土尔扈特民族的生存，而且也加深了汗国的经济危机。此外，沙俄政府对土尔扈汗国内推行了“征兵减税”的经济政策，其本质是强制征兵和赋税强加，这些举措既控制了土尔扈特汗国的经济发展，又变相控制了土尔扈特人口，最终导致赋税逐年增加，人口逐年锐减。仅渥巴锡执政时期，征兵就达32次，总数达十几万，战死达8万余人，征畜56次，超四十万头。青壮年的流失、牧场的缺乏，加之沙俄政府肆意的掠夺和征用牧畜，使土尔扈特人的基本生活无法得到保证，也给经济往来和商品交换带来了巨大冲击，最终导致了土尔扈特人生活困难、经济落后，部落的经济到达崩溃的边缘。

土尔扈特人崇信藏传佛教格鲁派，他们熬茶敬佛，这种文化和宗教传承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相同的宗教信仰和文化认同，既维护了土尔扈特汗国内部的团结，也是其与卫拉特蒙古各部的联系的天然纽带。土尔扈特的贵族们不断派使团到西藏去礼佛，都要先通过清朝政府的安排，所以与清朝政府关系十分密切。沙俄政府却强迫他们改信东正教，强行通过宗教分化瓦解土尔扈特人，断绝其与卫拉特蒙古各部之间的宗教联系，并制造了大量的宗教矛盾和纠纷，企图以暴力手段去除土尔扈特的文化与信仰，引起了土尔扈特人强烈的不满与反抗。此举直接将土尔扈特人与沙俄的矛盾推向顶峰。

乾隆二十六（1761年），渥巴锡继承汗位，他统治期间，沙俄正值好战喜功的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叶卡捷琳娜二世穷兵黩武，扩军备战，对土尔扈特汗国的盘剥加剧，其对土尔扈特汗国无休止的征兵，也给土尔扈特民族带来巨大灾难，汗国民怨沸腾，以至民间都哀叹“土尔扈特人的末日到了”。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第五次俄土战争爆发，为加强对土尔扈特汗国上层的控制，沙俄政府蛮横地要求渥巴锡交出独子和三百个贵族子弟作为人质。沙俄政府的这一决定，引起渥巴锡对往事的回忆，他的仲兄萨赖正是作为沙俄的人质，于23年前死于阿斯特拉罕的幽禁之中。沙俄的压迫与祖邦的友好形成鲜明对比，新仇旧恨使渥巴锡无法再忍受沙俄政府的“征兵求质之烦”，促使渥巴锡下定决心，大胆而果敢地为本民族指出了正确出路：武装反抗沙俄统治，“挈全部归顺中国”。

除了渥巴锡外，土尔扈特贵族、札尔固核心成员策伯克多尔济在争夺汗位失败后，又与沙俄关系恶化，转而在汗国内全面抵制沙俄政策，他积极利用其在札尔固中的势力支持渥巴锡东归政策。汗国中的断事官大喇嘛罗卜藏丹增也号召部落能迁移回离佛教中心拉萨更近的准噶尔。而清廷平定准噶尔之战后，游牧在伊犁河畔的土尔扈特贵族舍楞等人拒不投降，遂归牧于土尔扈特汗国，他们熟知山川地理，极言伊犁水草丰茂，“可以占据游牧”，极力主张东归。

18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土尔扈特人从汗庭到普通老百姓，都觉得在俄国生活的日子越来越艰难。土尔扈特贵族们面对沙俄日益增强的压迫，面临生死存亡的选择，汗国与沙俄武装力量悬殊，公开对抗必遭来灭国之患，全盘接受，则有族灭的危机。最终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汗王渥巴锡的和部分贵族就在讨论求生之道，最终确定了“逃离沙俄，回到‘祖先曾经生活过’、‘同宗同教’的地方”这一策略。然而汗国内以土尔扈特部为主体的卫拉特蒙古王公贵族（包括和硕特、杜尔伯特的一些家族），在沙俄的日益加紧的控制下，其内部早已发生分化。和硕特部的扎木扬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初，就向沙俄政府密告渥巴锡准备东返，并在此后两年内，四次写信密告“渥巴锡和策伯克多尔济等领主已决定尽快渡过伏尔加河去中国”。渥巴锡利用他和扎木扬之间人所共知的矛盾，巧妙地与主管土尔扈特事务的基申斯科夫上校周旋，此外，渥巴锡于乾隆三十四年至乾隆三十五年（1769年—1770年）应沙俄政府之命，亲率士兵两万人，参加沙俄与土耳其的战争，借以麻痹沙俄当局。正由于渥巴锡巧妙地运用这些计谋，致使俄国政府对渥巴锡“死心塌地效忠”的政治态度深信不疑。

在渥巴锡的领导下，土尔扈特人民武装起义、东返故土的计划，经过近四年的酝酿与准备，到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时机已趋成熟。同年秋，渥巴锡在沙俄对土耳其的战争中胜利归来，年轻的领袖借助此次战争胜利，积累了一定声望，得到了土尔扈特部众和王公的大力支持。随后，渥巴锡与亲信王公在伏尔加河东岸维特梁卡（阿斯特拉罕省叶诺塔耶夫斯克以北）白桦树林里，主持召开了事关土尔扈特部前途命运的绝密会议。出于保密的考虑，参加此次会议的仅有六名上层贵族，其他五人分别是策伯克多尔济（渥巴锡堂侄）、舍楞（准噶尔战败后逃入土尔扈特汗国）、巴木巴尔（渥巴锡族弟）、达什敦杜克（又作达什巴图尔）和大喇嘛罗卜藏丹增（断事官喇嘛）。会上，六人经过庄严的宣誓，通过明确决议，离开俄国，东归祖邦，并决定在下一年（1771年）开始行动。此次密议后，以渥巴锡为首的六名上层贵族，形成了实际的领导核心，在以后领导起义与东返的斗争中起着巨大作用。

十一月，为进一步作好起义前的军事部署，渥巴锡以“回击哈萨克蓄谋已久的侵袭”为借口，命令土尔扈特人在黑雅尔和阿斯特拉罕之间的伏尔加河东岸集结，此举导致土尔扈特人与比邻的小玉兹哈萨克人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尽管在起义的前一周，渥巴锡写信给沙俄主管基申斯科夫上校，声明是对哈萨克人的回击，但异常的军事聚集还是引起部分沙俄官员的警觉。

十一月三十日（俄历1771年1月4日，西历1771年1月15日），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等人又在雷恩沙漠附近别尔图地区集结了汗国的军民群众，进行起义动员，向他们宣布了起义东返的计划。经过渥巴锡的动员与号召，土尔扈特军民坚定了他们武装起义和重返祖国的决心，高呼：“我们的子孙永远不当奴隶，让我们到太阳升起的地方去！”

十二月初一日（俄历1771年1月5日，西历1771年1月16日）清晨，渥巴锡命宰桑桑杰策凌率领的一支精锐部队突袭沙俄派驻渥巴锡牙帐附近的杜丁大尉兵营，这是公开起义的信号。桑杰策凌歼灭杜丁大尉驻军之后，宰桑马尔哈什哈在离雷恩沙漠二十俄里处，又歼灭了基申斯科夫上校派出增援杜丁大尉的援军，接着便分兵袭击了附近的一些俄国城镇——维特利亚宁斯克、米京斯基、尼古拉耶夫卡等。

西岸部众多属与渥巴锡政见不同的贵族，无法提前透露起义详情，加之当年是暖冬，河水迟迟不结冰，西岸的一万余户族人无法过河。渥巴锡遂决定，右岸的三万三千三百六十余户，十六万八千余人，立即行动。渥巴锡带头点燃了自己木制的宫殿，随行的土尔扈特人抛弃了所有不方便携带的物品，以破釜沉舟的悲壮义举，展示出他们一去不复返，从此同沙俄彻底决裂的决心。渥巴锡将队伍分成三路迅速东走，精锐部队为开路先锋；两侧由其余领主队伍率领行走；首领渥巴锡和他的堂侄策伯克多尔济，在军队中地位相近，率领两万战士殿后。

由于武装起义事发突然，沙俄当局未及调动兵力进行镇压和阻截。十二月下旬，叶卡捷琳娜二世才得知土尔扈特人东归的消息，下令抓捕掌管土尔扈特事务的军官基申斯科夫，并派人对留在西岸的土尔扈特人进行更严格的监管。叶卡捷琳娜二世一边强制要求土尔扈特人返回伏尔加河流域，一边命奥伦堡省长莱英斯多尔普立即采取行动，追击和堵截土尔扈特的东返队伍，随后又命宣誓臣服沙俄的哈萨克人参与堵截。然而早在十二月中旬，土尔扈特先锋部队已迅速摧毁沿途沙俄哨所，赶走了乌拉尔河西的哥萨克骑兵，掩护大部队从冰上渡过雅依克河进入哈萨克草原，冒着隆冬的严寒，向恩巴河（位于哈萨克斯坦阿克托贝州）挺进。此时，土尔扈特人早已跳出沙俄设置好的雅依克防线，奥伦堡省长的军事行动未收到任何实效。

乾隆中叶，哈萨克三部在与清朝直接交往中逐渐成为清朝藩属，尤其是哈萨克 中玉兹 、大玉兹在与清朝的接触中，形成了一种超越传统认识、以清朝在“两得其便”原则下与哈萨克进行互市贸易、哈萨克为清朝提供安全的外部环境为特征的全新朝贡关系。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哈萨克归附后，此前因准噶尔部战乱被困土尔扈特使臣吹扎布使团经由哈萨克草原返回土尔扈特汗国，带去的乾隆帝所称哈萨克、准噶尔已为清朝所属的消息。此番土尔扈特背俄而出，势必远离沙俄驻有强兵的西伯利亚地区，哈萨克草原成为其前往清朝的必经之地。

然而，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哈萨克头克汗逝世后，三玉兹已互不统属，小玉兹与清朝之间为中、大玉兹所隔，受沙俄影响更深，且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春，渥巴锡为储备东返所需食粮曾抢掠过哈萨克小玉兹的牲畜，因而使双方关系更加敌对与恶化。十二月底，土尔扈特人东行至哈萨克草原的恩巴河一带后，之后由于天气寒冷以及饲料缺乏，不得不滞留以避风雪，待来年春暖后继续东进。近三个月的严寒、饥荒和疾病使东行队伍大量减员。

乾隆三十六年三月初（1771年4月），沙俄奥伦堡省长不甘追击失败，遂致函挑拨哈萨克小玉兹首领努尔阿里汗（又作努拉里汗，Nuraly Khan）与土尔扈特人关系，许以重利，命其带骑兵沿途堵截土尔扈特部。土尔扈特人东归队伍甫一起行，就在恩巴河畔和穆戈鲁扎尔山（又作木哥扎雷山）之间，遭遇两次哈萨克小玉兹领主雅曼·卡拉率领的哈萨克骑兵的袭击，土尔扈特部因战线分布太长，只得与之展开白刃格斗，伤亡9000余人，但也给予雅曼·卡拉所率部众以沉重打击。渥巴锡在打退哈萨克小玉兹的连续进攻之后，为了减少归途中的阻力，尽速使队伍东进，于三月十二日（俄历4月15日，西历4月26日）写信给努尔阿里汗争取和平解决两族冲突。然而，努尔阿里汗自恃有俄国政府的支持，拒绝和谈放行，并在催促俄国西伯利亚边区的什普林格尔中将出兵的同时，继续追击渥巴锡的部队。

土尔扈特人东归的消息，事前清廷并不知情，土尔扈特人由于沙俄严密管制，亦无法和清廷沟通，更不可能得到清廷的任何援助。乾隆三十六年三月（1771年4月），定边左副将军车布登札布向朝廷奏报说俄方派人来通报土尔扈特举部东返。清廷才得知这一消息。土尔扈特人归来的消息在清朝朝廷中引起了争论，是把他们挡回去，还是把他们接回来意见不一致。乾隆皇帝结合先前派往边境的参赞大臣舒赫德的情报，认为其东归原因是“俄罗斯征调师旅不息，近且征其子入质，而俄罗斯又属别教，非黄教，故与合族台吉密谋，絜全部投中国兴黄教之地”，而众臣担忧叛臣舍楞鼓动土尔扈特人前来侵占牧场一事，乾隆皇帝认为“舍棱(楞)一人，岂能耸动渥巴锡等全部？且俄罗斯亦大国也，彼既背弃而来，又扰我大国边界，进退无据，彼将焉往”，“其归顺之事十有八九，诡计之伏十之一耳”。最后乾隆皇帝做出判断：“明知人以向化而来，而我以畏事而止，且反至寇，甚无谓也”，最终决定无惧沙俄威胁，对东归的土尔扈特部接纳安置。

努尔阿里汗和俄军计划在捷尔萨康河会合，截击土尔扈特东归部队。沙俄西伯利亚边区将军派出特鲁本堡少将，亲自率领的一支由哥萨克和巴什基尔人组成的骑兵团，于四月初四日（俄历5月6日，西历5月17日）才在图尔盖河与努尔阿里汗会师。但这时，渥巴锡早已率部渡过图尔盖河东进。随后，追击的联军行动迟缓，六日后才到达捷尔萨尼卡河，但沙俄军队以“粮草不足”为由，拒绝继续追击，随后率军返回沙俄，没有达到堵截目的。特鲁本堡的撤军，说明沙俄追击、堵截土尔扈特东返的军事行动已告失败。但是，被攫取财物和复仇心理所惑的努尔阿里汗，仍率领军队继续向对早已疲惫不堪的土尔扈特东归队伍穷追不舍，不时地发动小股袭击，抢走了无数的人畜和财物。为尽快摆脱努尔阿里汗军队的尾追，土尔扈特东归队伍只能持续急行军，牲畜倒毙无数，队伍也非常缺水。

渥巴锡率军行至捷尔萨尼卡河时，决定折向东南，向巴尔喀什湖西南沿岸前进。但这时，努尔阿里汗的军队已与哈萨克中玉兹阿布赉汗（Ablay Khan）的军队在努拉河会合，势力大增，双方在希林-希利克河附近遭遇，并爆发激战。土尔扈特人虽击溃了哈萨克小玉兹与中玉兹的联军，但自己也遭受惨重的伤亡。经此一战，土尔扈特东归队伍已精疲力尽，不得已在莫尼泰河畔（又译姆英塔湖）暂时休整，努尔阿里汗与阿布赉汗趁机率领五万哈萨克联军将渥巴锡率领的东归队伍包围，切断了土尔扈特人自准噶尔旧地通往清朝的道路。

此前，策伯克多尔济已率兵五千护卫部分游牧队伍先行前往伊犁，此时，被围的队伍中只有渥巴锡和舍楞率领的五千兵士，疲惫饥渴，不堪再战，而哈萨克中玉兹的阿布赉汗就率军两万人，以逸待劳，战斗力强劲。在这生死存亡之际，渥巴锡分析了当前形势，以送还在押的一千名俘虏换取停战三天的休整机会，考虑到吹扎布使团带回的“所奉大皇帝谕旨: 今哈萨克、准噶尔人等均为我属”的消息，渥巴锡遂与舍楞率数人亲自会见中玉兹的阿布赉，声称自己率部准备投效“大圣皇帝”，而哈萨克中玉兹等人已是“大圣皇帝属众”，不应阻拦自己的行程。加之清廷已决定接纳土尔扈特众人的消息传回哈萨克中玉兹，哈萨克中玉兹的阿布赉等随即收兵返回，此举大大减轻了东归部队面临的包围压力。渥巴锡利用这一宝贵时机，积极部署，调整兵力，就在第三天的傍晚，渥巴锡率主力突然猛攻哈萨克联军，成功地突出了重围，继续向巴尔喀什湖西南方向挺进。

阿布赉虽听劝退兵，但哈萨克各部不相统属，加之阿布赉尚未成为哈萨克大汗，不能号令哈萨克别部，渥巴锡为了避开再遭袭击，选择了“一条通过沙石地区的道路”，即南绕巴尔喀什湖西南的戈壁道路，沿楚河（吹河）、塔拉斯河，由沙喇伯勒（在伊犁河西、伊塞克湖北）抵伊犁河流域。在此途中又遭遇大玉兹艾拉里、布鲁特等部众袭击，被劫去属人近六千户。

乾隆三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771年7月8日）策伯克多尔济率领前锋部队在伊犁河流域的察林河畔与前来相迎的清军相遇，二十九日（7月11日），策伯克多尔济派人前往伊犁，向清廷表示归顺之诚意，并言明归来之原因。伊犁将军伊勒图、钦差大臣舒赫德派锡伯营总管伊昌阿、厄鲁特散秩大臣硕通等官员前往其驻地办理接纳安置事宜，并筹办炒面、米等物运至察林河畔周济。六月初四（7月15日），舍楞携属众抵达伊犁河边，总管伊昌阿随即向其晓谕赦免其反叛之罪的圣旨。六月初五日（7月16日），渥巴锡等人以及土尔扈特的主力部队和家属抵达伊犁河畔，渥巴锡与巴木巴尔拜见总管伊昌阿等，请大皇帝和将军大臣等之安，行抱见礼，并诉投诚之意，请求救助。伊昌阿等人认为渥巴锡、舍榜等人归顺之意诚恳，遂同意其亲往伊犁，面见将军大臣以求办理安置事宜。

六月初六日（7月17日），渥巴锡率部众即刻起程奔赴伊犁。六月十三日（7月24日），抵达伊犁。随后，渥巴锡随伊昌阿会见参赞大臣舒赫德，并递交托忒文书称“诚心来投，途中穷迫，乞求接济”，舒赫德向渥巴锡转达了乾隆帝的旨意，并转交了乾隆皇帝颁给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的的敕书，圣旨由满文和托忒文写成，渥巴锡向乾隆进献“七宝刀”、“银鞘刀”等物，其他大小头领又进献弓箭、腰刀、手枪、钟表等物多件，由于众人一路艰辛行来，所进献的物品多有损坏，乾隆皇帝特命工匠修补后妥善保存。

在土尔扈特部刚刚到达伊犁时，俄罗斯就通过外交手段交涉，要求清廷不能接受土尔扈特部进入国境，乾隆皇帝得知此事后命人回复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此等厄鲁特因在尔处不得安居，欲蒙大皇帝恩泽，投奔大清实属诚心归附，大皇帝施恩，将其户口、属众分别指地而居，各自获得安生之所”。谁知俄国沙皇再次提出交涉，并威胁清廷若是不将土尔扈特部交出来就不惜发动战争，乾隆皇帝闻之勃然大怒，立即回复：“尔等若要追索伊等，可于俄罗斯境内追索之，我等绝不干预，然其已入我界，则尔等不得任意于我界内追逐，若尔等不从我言，决然不成，必与尔等交战”。

六月二十五日（8月5日），渥巴锡等十三人及其随从在舒赫德等陪同下离开伊犁启程前往避暑山庄。乾隆皇帝要求沿途官员全力供养，九月上旬（10月中旬），抵达木兰围场，初八日（10月15日）傍晚，觐见乾隆皇帝，乾隆皇帝“以蒙古语垂询渥巴锡”，九日（10月16日），赏赐渥巴锡等头目鞍马橐鞬，十四日（10月21日），乾隆皇帝在木兰围场对东归的四十四位土尔扈特等部首领受封爵位，分别为汗王、亲王、郡王、贝勒、贝子、一等至四等台吉不等。此后渥巴锡等受到包括赐宴、陪同围猎等高规格的礼遇，汗王渥巴锡在避暑山庄住了近半个月，参加了清廷举行的所有盛典。

九月二十日（10月27日），恰好承德普陀宗乘之庙落成，举行盛大的法会，乾隆皇帝以土尔扈特族“素重黄教”，特旨渥巴锡为首的东归头领十人参与法会，并将其位置安排在万法归一殿内西侧，在乾隆皇帝正对面的位置分三排跪坐听法，此举显示出清廷对他们隆重的礼遇。

清廷除了给予土尔扈特上层超规格的礼遇外，对于东归的部民，乾隆皇帝派遣钦差大臣侍卫专门办理接纳之事，勘查水草丰美之地，划给土尔扈特人作牧场，让他们能够安居乐业。同时再次给哈萨克等人下谕，令其放行落后之人。清廷在土尔扈特部进入伊犁初期就拨专款二十万两白银，随后迅速用这些银两在哈密、伊犁等地采办牲畜、皮衣、茶叶粮米，接济贫困中的土尔扈特牧民，帮助他们渡过初来归顺的难关。同时，对陆续到来的土尔扈特部众，随到随接济，随到随安置。另外，清廷将大量的患病之人暂留伊犁地方由官方给予养赡，又将各部落所属贫困之人移住多地协助养赡，其余部众暂时安置于塔尔巴哈台以东，科布多以西的额尔齐斯、博罗塔拉、额敏、斋尔等地。

为了妥善安置回归的土尔扈特部众，使其安居乐业，乾隆帝特颁谕旨，由伊犁将军负责办理永久性安置事务。经过精心筹划，按照其首领所属部众，分别划给牧地，采用盟旗制度管理。渥巴锡所领之地称旧土尔扈特，分东西南北四路，设四盟各立盟长，颁发官印：旧土尔扈特南路安置在珠勒都斯（即巴音布鲁克）一带地方，编设四旗，以为一盟，渥巴锡为盟长；旧土尔扈特北路安置在和布克赛尔一带地方，编设三旗，以为一盟，策伯克多尔济为盟长；旧土尔扈特西路安置在精河一带地方，编设一旗，以为一盟，默们图为盟长；旧土尔扈特东路安置在库尔喀喇乌苏一带地方，编设二旗，以为一盟，巴木巴尔为盟长。

舍楞所领之地，称新土尔扈特，在科布多和阿尔泰一带地区，编设二旗；和硕特恭格部，安置在博斯腾湖畔，下设四个旗，恭格为盟长。

其中旧土尔扈特南、北、东、西四路，分别归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库尔喀喇乌苏领队大臣和伊犁将军管辖，并由伊犁将军总统管理旧土尔扈特四部落事务，而新土尔扈特部落归科布多参赞大臣管辖。

1771年初土尔扈特部在渥巴锡汗的领导下，英勇果敢地发动反对沙俄压迫的斗争，离开伏尔加河时，东归队伍有33 361户，168 080人，在万里归乡途中，因俄军的追击围堵、道路的艰险崎岖，沿途缺乏粮秣水草，加以疫病流行、牲畜死亡等原因，最终到达伊犁河畔的东归部队仅剩有15 793户，66 073人。清朝接获土尔扈特等部东归的消息后，就开始筹办安置事宜，并通过各种途径来获取东归人众的确切消息，随着对各种消息的一步步核实，清朝又适时地调整应对策略。土尔扈特部东归后，清朝有理有据向沙俄政府交涉其归属之事，并对回归祖国的土尔扈特部隆重接待，发给大批帑银与粮食茶布，划定牧场、分赐牲畜，“口给以食，人授之衣”，使他们的生活得到妥善的安置。乾隆皇帝在承德接见了渥巴锡等，封渥巴锡为卓里克图汗，并亲自撰写碑文（《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记录了土尔扈特族冲破阻难、全族东归的英雄事迹。

此后，清朝将办理科布多杜尔伯特的成功案移植到土尔扈特部安置一事上，对东归各部头目的分封、食俸、朝觐，及由将军、大臣就近兼管各部和编旗设盟等，皆仿照安置科布多三车凌之例进行。清朝为了实现对土尔扈特部长治久安的统治，采取了一系列较为成熟的管理措施和笼络手段，“众建以分其势”，允许土尔扈特等部自行前往拉萨礼佛，大力推崇黄教。实践证明这些管理政策和笼络手段是成功的，其保证土尔扈特部东归之后百余年内的安定与和平，即使在新疆动乱期间，其对清朝国家的认可和向心力仍不曾减少，积极参与清朝对新疆的收复与治理。

土尔扈特大部东归后，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对伏尔加河西岸的土尔扈特、杜尔伯特牧民实行严格的控制与监视。有意追随东归的头领被囚禁在圣彼得堡，后悲惨死去，这些头领的惨死，引发牧民的骚动。1771年10月，叶卡捷琳娜二世颁布废除卡尔梅克汗国的命令，同时取消了“汗”和汗国总督的称号，这项命令的实施标志着土尔扈特汗国政权已不复存在。此后，沙俄政府为加强管理，再次改组部落权力机构，将未迁徙的土尔扈特人划入阿斯特拉罕省，并将不服从沙俄命令的部众，统统被流放至西伯利亚，至此，留下的土尔扈特部落失去了政治独立，沦为俄国政府监督下的一个行政区域。

土尔扈特部东归是世界历史上最后一次民族大迁徙，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民族大迁徙的奇迹，更以其雄伟悲壮震惊世界。列宁指出：“一切民族压迫者势必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而被压迫的民族的一切反抗趋势，都是民族起义”。一七七一年渥巴锡的率部东归，从本质上来看，是一次彻底的反抗沙俄民族压迫的民族起义，是土尔扈特人民历次反抗沙俄斗争的发展和最高峰。土尔扈特部东归与当时俄国国内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形势是密切相联的，他们英勇斗争的业绩，永远鼓舞着各族人民反抗外来压迫者的斗争意志，这次东归事件被认为是两年后普加乔夫领导各族农民大起义的前奏。

土尔扈特部武装反抗俄国与重返祖国的英雄业绩，不仅是中华民族斗争史上一桩可歌可泣的重大事件，更为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土尔扈特部虽然离开故土一个半世纪之久，但始终在情感上和文化上保持着与祖国的血肉联系，后来万里长途毅然东归，更是彰显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中国民族关系史上，他们为中国各族人民反抗民族压迫和维护国家民族团结树立良好榜样，正是各民族对祖国的强烈认同，推动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不断巩固和发展。

土尔扈特等卫拉特蒙古为反抗沙俄压迫和重返祖国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这些事迹成为经久不衰的学术研究课题以及文艺创作的沃土。中外很多学者都赞颂土尔扈特人民重返祖国的英雄壮举，东归英雄们的史诗将永远被传唱下去，是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更是塑造新时代英雄的精神内核。

乾隆皇帝（清朝皇帝）：①“若今之土尔扈特，携全部，舍异域，投诚向化，跋涉万里而来，是归顺非归降也。”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朕意亦如是而已矣。岂其尽天所覆，至于海隅，必欲悉主悉臣，为我仆属哉？而兹土尔扈特之归顺，则实为天与人归”。

魏源（清朝思想家）：“正当王师定伊犁之后。土尔扈特方苦于征役，而其族台吉舍楞者又新叛中国，自伊犁窜往投之，盛言伊犁空虚可据状，其四卫拉新投之人同词附和，劝还故土。乌锡巴（即渥巴锡）惑其言，与其台吉、刺麻集议，传谕大小宰桑，各戒严，约北岸部落于河冰合时同渡东徒。适冬暖，河久未冻，乌锡巴不能待，遂率南岸十六万口启行。沿途破俄罗斯边城四，俄罗斯兴兵追之，已出境，将假道哈萨克。哈萨克倾国力战拒之，改道布鲁特。布鲁特千百为群，环攻其辐重牲畜，如阹网之待兽。土尔扈特进退无路，不得已改道各国边界戈壁之地，绝水草旬日，皆饮牛马血而行，人畜死亡大半，自十一月至六月始及伊型卡伦，仅存七万余口，尪羸无人形。伊犁将军舒赫德严兵备边，遣人迎诘之。乌锡巴与其台吉等计议数日，始以慕化归附为词，言俄罗斯持教衣冠俱不同，愿依中国兴黄教之地，以安部众。

托马斯·德昆赛（Thomas De Quincey，英国作家）：“从有最早的历史记录以来，没有一桩伟大的事业能像上个世纪后半期一个主要鞑靼民族跨越亚洲草原向东迁逃那样轰动于世，那样令人激动的了。”《鞑靼人的反叛》

W.L.芮弗（美国作家）：“土尔扈特人的悲壮之举不是消失在历史上的传奇交界地区的一个孤立事件，而是人类永恒地追求自由与和平的一个真实范例，是值得我们传诵的一篇伟大的叙事史诗。”

戴逸（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①“他们在长途跋涉中遭遇到难以想象的种种困难：俄军的追击围堵、道路的艰险崎岖，沿途缺乏粮秣水草，加以疫病流行、牲畜死亡……土尔扈特东归的伟大壮举确是可歌可泣、值得赞扬的。而他们在寄居异乡一个半世纪中表现出的不畏强暴的斗争意志与思念祖国故土的爱国热忱，更是激励今天人们的可贵精神遗产。”②“我国是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对缔造祖国历史与文化都做出过伟大贡献。”

习近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土尔扈特部都去了100多年了，最终还是义无反顾要回到祖国，这真正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影响力和向心力。”

土尔扈特部武装起义、东返祖邦始于何时，中外史载颇不一致。起义始于何时的记述，按公历言，大体上有两种说法：乾隆三十五年十月（1770年12月）说，以及是乾隆三十五年十一月（1771年1月）说。

第一种说法首创于椿园七十一的《西域闻见录》。该书卷六《土尔扈特投诚纪略》载：“时乾隆三十五年……十月中旬，河水不冻，乌（渥）巴锡不能待河北人户……携所部之土尔扈特……四十六万余户，于十月二十三日起程。”按十月二十三日，即公历1770年12月9日。何秋涛的《朔方备乘》和王大枢的《西征录》支持此说法。

第二种说法以乾隆皇帝为代表。他在《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碑文中述：“自去岁十一月启行由额济勒历哈萨克，绕巴勒喀什诺尔戈壁。”祁韵士《西陲要略》和魏源《圣武记》支持此说法。关于具体起义的日子有三种记述，即俄国学者诺伏列托夫的《卡尔梅克人》的俄历1771年1月5日（按卡尔梅克历法为1月1日—兔月）；托忒文资料《卡尔梅克诸汗简史》“铁兔年一月十一”，即1月11日；清代档案载“去年，渥巴锡在额济尔度夏……于十二月初二，从额济尔起兵”，即1月17日。

学者马大正结合俄国档案对于土尔扈特起义前后的公文以及清廷的相关奏报记录，给出了土尔扈特部首义的日期应为俄历的1771年1月5日，而18世纪俄历日期换算成公历要加11个昼夜，即为公历1771年1月16日，而渥巴锡等人所记与俄方档案所记相差一天可能是时差所致，也可能是渥巴锡武装起义到正式出发存在一定时间差，这也是合理的。综上，土尔扈特蒙古东返首义的日期应是公元1771年1月16日，农历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初一日甲戌。

关于土尔扈特部东归的动机，自清朝起就有不同的看法。听闻土尔扈特东归，魏源等人认为是，由于舍楞“盛言伊犁空虚可据状……渥巴锡惑其言”，甚至说：“来归之由，实由舍楞唆抢伊犁，既至而知其不可逞也，舍归顺更无他法。”按照这种说法，土尔扈特的归来，既不是为了摆脱俄国的民族压迫，也不是向往故土的爱国主义行动，而是为了偷袭边疆、割据叛乱，这就完全抹煞了土尔扈特人民反抗俄国压迫和热爱祖国的重大意义。而当时清朝乾隆皇帝在决定接纳土尔扈特来归的当时，就已批驳了廷臣中的这种论调，他指出：“舍棱（楞）一人，岂能耸动渥巴锡等全部？且俄罗斯亦大国也，彼既背弃而来，又扰我大国边界，进退无据，彼将焉往？”因此，乾隆皇帝认为“明知人以向化而来，而我以畏事而止，且反至寇，甚无谓也。”

现代学者综合史料研究认为，在18世纪后半期俄国政府对土尔扈特汗国不断加强控制的形势下，富有反抗传统的土尔扈特人民既不愿屈从于俄国政府的臣属地位而任其宰割，又难以抵制俄国政治控制而维持其原有的独立地位。他们只有拿起武器发动武装起义，然后返归自己的祖国故土，这是当时彻底摆脱俄国奴役的最为可行的道路，而这条道路也是他们世代向往的共同愿望。因此反抗俄国的民族压迫和奴役，对祖邦故土的文化认同，才是土尔扈特东返的真实原因。

主词条：《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秋，乾隆皇帝在热河木兰围场的伊绵峪接见了渥巴锡等人，随后亲自撰写了《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并命人命在普陀宗乘之庙前竖立“御制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石碑”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石碑”，以示纪念和表彰。两座石碑制式均为四面，分刻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它们都是中国各民族维护和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见证。

（图片中碑亭内有碑三座，分别为《普陀宗乘之庙碑记》《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

主词条：东归节

2004年，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简称巴州）将渥巴锡率领部众到达巴音布鲁克草原的日子—6月23日定为“东归节”，并举办相关纪念活动。

主词条：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物馆、满汉王府、和静县东归博物馆

巴州博物馆专门设置“东归历史文化展厅”，详细介绍土尔扈特部族从被迫西迁到悲壮东归的史实，并展出数十件相关文物。巴州和静县内现存土尔扈特第27代汗王满楚克扎布的官邸一座，此外，还建有和静县东归博物馆一座。

新疆库尔勒市的龙山上，矗立着一座39米高的“东归英雄纪念塔”；巴州和静县城中心广场的公园里矗立着民族英雄渥巴锡纪念碑，石碑顶部塑有渥巴锡像，雕像通体为汉白玉材质，渥巴锡手持戟枪，坐在白龙驹上，凝视着脚下土地。

土尔扈特蒙古长调民歌演唱风格上具有不同特色，而且在音调上也别具一格，除了反映了土尔扈特人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也记录了土尔扈特族东归回国的整个历程，如《清晨的真言》为渥巴锡举部东归之时，土尔扈特部喇嘛们敲响铜锣、吹起法号，诵经祈祷佛主保佑土尔扈特民众平安回归而创作的宗教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