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专业化分工是指各国中间品贸易不断增加，跨越多个国家的垂直贸易链不断延长，每个国家只在商品生产的某个或某几个生产环节进行专业化生产的分工与贸易现象。其主要特点是一国向他国进口中间品作为本国产品的投入品，并利用进口的中间品生产加工后出口至第三国，第三国再将进口品当作中间品投入，这样的过程一直持续到最终产品出口至最终目的地为止。

垂直专业化分工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它使国际分工深入到了产品的生产阶段内部，每个国家只在商品生产的特定阶段进行专业化生产。Audet（1996）、Campa和Goldberg（1997）以及Hummels等人（2001）等的经验研究表明，垂直专业化分工使全球中间品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大大上升，对各国的生产效率以及出口绩效产生了重大影响。80年代以来，垂直专业化分工在中国以加工贸易③的形式取得了长足发展。根据《中国海关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1981年中国加工贸易出口占全国总出口的比例为4.82%，1990年上升为40.94%，2004年进一步上升至55.28%。中国加工贸易的迅猛发展反映了中国参与全球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程度在不断提高。学术界对中国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会影响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这一点没有什么争议，但对这种影响的具体计量分析尚属鲜见。同时，此影响对不同类型产业有何差异以及差异的形成机理等均有待揭示。本文将垂直专业化分工因素引入到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分析框架中，探讨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动态变化的影响。

为了分析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动态变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我们首先需要分析垂直专业化分工在中国各产业的发展水平。Hummels等人（2001）提出的“垂直专业化指数（share of verticalspecialization，VSS）”可以较好地衡量垂直专业化分工在一国各产业的发展水平。其计算公式是：

VSS=VS/Xk （1）

式中VSS代表一国的垂直专业化指数，VS代表一国的垂直专业化贸易额，Xk代表一国的总出口额。垂直专业化指数实际上度量了每一单位出口中垂直专业化贸易的份额。Hummels等人将垂直专业化贸易界定为一国总出口中由进口的中间品所创造的贸易额，其计算公式是：

VS=uA[I-A]X （2）

式中，u为（1×n）维的元素为1的向量，A为（n×n）维的进口中间品系数矩阵，I是单位矩阵，A是（n×n）维的国内直接消耗系数矩阵，X表示（n×1）维的各产业的出口向量，凡是产业部门数目，[I-A]是列昂惕夫逆矩阵。本文根据上述公式和中国1995年、1997年、2000年的17部门《中国投入产出表》分别计算了中国相关产业在这三年的垂直专业化指数，我们的计算及其分析结果如下。

1．总体垂直专业化水平。中国1995年、1997年和2000年的总体垂直专业化指数分别为22.73%、19.76%和25.88%。从纵向看，2000年的VSS比1995年上升了13.85%，表明垂直专业化分工在中国呈现继续深化的趋势。从横向看，中国总体垂直专业化水平与美国（1972～1990年期间的平均水平为8.6%）、德国（1978～1990年期间的平均水平为19.2%）和日本（1970～1990年期间的平均水平为14.8%）等发达国家相比要高，但是与韩国（1963～1995年期间的平均水平为32.2%）、台湾地区（198l～1994年期间的平均水平为38.5%）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垂直专业化水平相比要低。⑥

2．各产业的垂直专业化水平。将各产业的垂直专业化贸易额除以该产业当年的出口额便得到了各产业的垂直专业化指数（见表2）。中国的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垂直专业化指数较高，其中机械设备制造业（主要包括机械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等）的VSS最高，三年的平均值为33.99%；其次是化学工业和金属产品制造业，三年的平均VSS分别达到了29.80%和28.69%；农业、食品制造业、商业饮食业、纺织服装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VSS较低，三年的平均值大都在18.5%以下。从垂直专业化贸易额的构成来看，机械设备制造业在1995年、1997年和2000年的垂直专业化贸易额分别为1070亿元、1170亿元和3040亿元，占当年垂直专业化贸易总额的比例分别为35.52%、35.83%和50.63%；如果加上炼焦、煤气及石油加工业、化学工业、金属产品制造业以及其他制造业等另外几类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垂直专业化贸易额，则在1995年、1997年、2000年中国主要的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垂直专业化贸易额占当年垂直专业化贸易总额的比例分别高达63.14%、66.57%和74.83%；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纺织、缝纫及皮革产品制造业在1995年、1997年和2000年的垂直专业化贸易额占当年垂直专业化贸易总额的比例分别为23.64%、19.39%和13.16%；剩下的一些产业（有些属于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有些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相应比例大都在2%以下，对总的构成状况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上述数据指标表明，从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的垂直专业化分工主要发生在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垂直专业化分工水平较低。

3．进口中间品所创造的净附加值占该产业出口的比重。我们可以通过它进一步了解到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生产在国内的深加工程度。这个比值越高，说明该产业在垂直专业化分工生产时在国内所创造的附加值越多、加工程度越深，从而产业发展的关联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也越大，有利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反之则不然。我们首先计算不考虑产业关联和循环利用效应的垂直专业化贸易额，其计算公式是：

VS=uAX （3）

式中VS表示没有考虑产业关联和循环利用效应的垂直专业化贸易，u为（1×n）维的元素为l的向量，A为（n×n）维的进口中间品系数矩阵，X表示（n×1）维的各产业的出口向量，n是产业部门数目。接着，用考虑了产业关联和循环利用效应的垂直专业化贸易额VS减去VS，可以得到进口中间品所创造的净附加值（VS），再将VS除以相应产业的出口值，便可以得到进口中间品所创造的净附加值占该产业出口的比重（见表3）。

表3 进口中间品在国内创造的净附加值占该部门出口的比重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相关年份的《投入产出表》计算得出。

平均而言，机械设备制造业、金属产品制造业等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进口的中间品所创造的净附加值占该产业出口的比重较高，分别达到了20.78%和18.08%；而纺织、缝纫及皮革产品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口的中间品所创造的净附加值占该产业出口的比重相对较低，平均而言只有13%左右。也就是说，在垂直专业化分工过程中，中国的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在进行垂直专业化分工生产时在国内的价值链条较长，从事的加工程度较深，而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事的加工程度较浅。

Grossman和Helpman（2005）认为，垂直专业化分工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以及它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影响，既与发展中国家本身的技术水平有关（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越小，发展中国家就越有可能通过垂直专业化分工与发达国家建立起一条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链），也与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环境有关（主要是指经济契约环境）。为了了解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动态变化所产生的影响，我们根据Grossman和Helpman的分析结论构造了如下计量模型，并运用中国1995年、1997年和2000年30个产业共90个样本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

TCIit=β0+β1VSSit+β3LPIit（PRODUit）+β4In（PRODUit）+β5 VSSit LEVELi+αi+μit （4）

i=1，2，…，30；t=1995，1997，2000

式中，TCIit表示贸易竞争指数，我们用该指标衡量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大小，通过中国1995年、1997年、2000年的投入产出表中的进出口数据计算得出；VSSit表示垂直专业化指数，代表了产业i的垂直专业化程度；⑦LPIit表示劳动生产率指数，其计算公式是：LPIit =（Vit/Nit）/（VTt/NTt），式中Vit和VTt分别表示产业i和整个制造业在t期的产出增加值，Nit和NTt分别代表产业i和整个制造业在t期的劳动投入量。我们用该指标衡量产业i在国内整个制造业中的相对技术水平（即产业i与国内制造业中其他产业相比较的技术水平）；PRODUit表示产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是产业i的生产技术水平以及经营管理水平的综合性衡量指标，其变化衡量了该产业i与其自身过去的技术水平相比较时的情况（即绝对技术水平的变化）；LEVELi是虚拟变量，当产业i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时取值为0，当产业i属于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时取值为1；αi代表影响TCIit的全部观测不到的、在观测期内基本保持不变的特定因素（如产业的区位特性、市场容量以及契约环境等）；μit为随机扰动项。LPIit与PRODUit的数据匀来自相关年份的中经网年度数据统计（http://210.32.137.243/），回归结果见表4。

表4 贸易竞争指数与在关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的估计值

说明：计量软件为Stata 8.0，*表示水平为5%时具有统计显著性，括号内为t值。

从表4中，我们看到Hausman检验的统计值十分显著，故可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值来解释经验分析的结果。

1．静态效应分析。所谓静态效应是指当技术水平保持不变时，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作用和影响。就本文的样本数据集而言，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贸易竞争指数TCI）的静态效应可以表示为：

△TCI/△VSS=-3.098+5.177LEVEL（5）

上式表明，VSS对TCI的偏效应与产业的性质（是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密切相关。当其他条件（例如技术水平）保持不变时，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的提高，对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TCI的提高具有正效应（5.177－3.098=2.079），对劳动密集型产业TCI的提高具有负效应（-3.098）。因此，从静态的角度看，垂直专业化分工对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但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的促进作用则不明显（甚至还存在负效应）。这一结果有助于解释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近年来的变化趋势。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过程中水平较低，加工程度较浅，所以垂直专业化分工因素对其竞争力提升的作用有限。这也证实了Porter（1990）的观点，即丰富的基础要素会使有关产业只是简单地利用这种要素优势，而不是想办法尽力提升这些要素，致使这些产业难以形成有效的创新激励机制，最终导致其国际竞争力下降。中国的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例如机械设备制造业、金属产品制造业等）从90年代中期以来垂直专业化分工水平相对较高，加工程度较深，这种分工使中国的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较好地承接了发达国家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的国际转移，从而获得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垂直专业化分工在这些产业中发挥了较大的技术溢出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和出口渠道效应，使这些产业所使用的基础要素的质量和生产效率得到了提高，因此有利于促进相关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随着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原有的部分优质资源（例如一部分熟练劳动力）也被吸引到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中来，导致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中国的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提升的正效应进一步加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则因此在短期内进一步受到削弱。

2．动态效应分析。这里的动态效应是指垂直专业化分工通过影响产业技术水平的变化而形成的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作用和影响。在此，我们首先分析技术水平的变化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由于全员劳动生产率综合性地衡量了产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分析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更具有意义。

根据表4，劳动生产率指数LPI的系数为正，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保持其他条件不变时，劳动生产率指数的提高，将会引起贸易竞争指数的提高。也就是说，产业的相对技术水平的提高会提升该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根据表4，还可以得到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对数值（InPRODU）对TCI的偏效应：

△TCI/△In(PRODU)=-266.2839+12.6562×2×In(PRODU) （6）

式（6）表明，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时，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对数值（InPRODU）对TCI的偏效应存在某个门槛值，当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对数值（InPRODU）大于该门槛值时，全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引起贸易竞争指数的上升。这意味着，从长期来看，持续地提高一个产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对该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必将产生促进作用。

现在来考察垂直专业化分工对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我们利用同一样本数据进行了如下回归分析：

In(PRODUit)=β0+β1VSSit +αi+μit （7）

式（7）中各变量的含义与式（4）中的相同，回归结果（见表5）显示，Hausman检验的统计值十分显著，表明可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VSS的系数为正，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保持其他条件不变时，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的提高将引起全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就是说，从动态的角度看，垂直专业化分工有利于全员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和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从而有利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表5 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对数值与VSS进行回归分析的估计值

说明：计量软件为Stata 8.0，*表示水平为5%时具有统计显著性，括号内为t值。

研究表明，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这种变化与垂直专业化分工在中国的发展密切相关。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技术密集型产业通过承接发达国家的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的国际转移而获得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不断提高，对中国这类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产生了良好的静态效应和动态效应。但是，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积极作用不明显，这一方面是由于该类产业参与全球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水平较低，并在垂直专业化分工中主要进行的是产品的粗加工；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主要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是指纺织、服装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从动态看，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增进，因此总体上有利于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在垂直专业化分工条件下，中国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可以得到持续提升的结论似乎与比较优势理论形成悖论。但如果从产品（或产业）的类型深入到产品制造环节去考察那些实际“密集”使用的要素则会发现，中国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往往是中国劳动力要素的比较优势在其中的生产环节（如组装、加工等）起了重要作用。故上述结论并没有否定比较优势理论。而且，本文证实了中国劳动力要素的比较优势若能通过积极参与全球垂直专业化分工而与跨国公司的生产链（或价值链）紧密结合起来，与它们先进的设计、研发、管理、技术、营销网络等紧密地结合起来，则可更好地发挥作用，从而使相应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较之少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更快。这表明，以下两点值得重视：第一，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对外贸易理论中，劳动是惟一的生产要素；在新古典贸易理论的H－O模型中虽然劳动已经不再是惟一的要素，但进口品和出口品在要素构成的类型上依然是可区分的。与此不同，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进出口诸方以在生产环节上多种要素（劳动、资本、技术等）的混合使用组成的生产经营“链”能引致参与“链”的诸方具有的比较优势得到更充分的发挥，相关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因而可得到较显著的提升。这也意味着从已有的比较优势到获得具体的更多的比较利益需要一个转换过 程，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通过积极参与全球垂直专业化分工，提升了原有基础要素（Porter，1990）的质量和效率，是有效实现这一转换的重要途径。第二，垂直专业化分工是当今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通过要素双向流动、优化配置从而各自更好地发挥比较优势，实现“双赢”、“多赢”的有效方式。由于相关诸方在利益上可以达到“激励兼容”，因而是可持续的。但也应看到，由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往往处于主动的地位，全球垂直专业化分工仍是一把双刃剑。中国相应产业在人才、市场、技术、知识产权等方面还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在国际分工日益深化的今天，相应的“控制权”问题应予以更多的关注。由此，本文得出的政策含义是：其一，鉴于垂直专业化分工从总体上有利于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因此有必要采取措施进一步抑弊扬利，促进垂直专业化分工在中国的发展和深化，争取获得更多的比较利益；其二，虽然中国的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借助垂直专业化分工获得了初步的发展，但是主要还是局限在这些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上，各产业应努力提高自己的自主创新能力，逐步超越垂直专业化分工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向垂直专业化分工中利润更高的生产环节推进；其三，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必要引导这些产业更积极地参与全球垂直专业化分工，使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技术溢出效应和产业关联效应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得到进一步发挥，使其基础要素的质量和效率得到提升。

注释：

本文所指的产业是指一国(或地区)的同类产品及其可替代产品的集合；从经济实体的角度，本文所指的产业又是指一国(或地区)的生产经营同类产品及其可替代产品的企业的集合。

③加工贸易中进口中间品经加工后出口的贸易形态。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生产与贸易形态完全一致。

④20世纪90年代以来，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在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在内的国际机构进行竞争力分析时得到了广泛运用。邹薇（2002）以及金碚（2003）等均采用该指标分析中国的产业国际竞争力状况。

⑤无论是RCA还是TCI都只是通过贸易状况来反映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由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内涵比较丰富，任何单一指标的衡量可能都会存在某种局限性。考虑到RCA和TcI在竞争力分析时得到了广泛采用，同时也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的研究主要采用了这两个指标。

⑥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引自Hummels等（2001）。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相关年份的《投入产出表》计算得出。

⑦各产业的哪数据参考了平新乔（2005）中的有关计算结果（该文计算哪时也采用Hummels等人（2001）的计算公式，其产业分类与我们计量分析时采用的产业分类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