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1910年2月7日—1985年6月19日），字作铭，浙江温州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院士），考古学家、埃及学家，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

清宣统元年（1909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910年2月7日），夏鼐出生于浙江温州市区仓桥街的一个富商家庭。夏家十分富裕，既有子承父业的丝号，又有富农亲家精心打理的百亩良田，从祖上两代开始便始终衣食无忧。夏鼐之父夏禹彝又十分重视学习，无论儿女一律要接受最好的教育。

民国九年（1920年）初，夏鼐考入浙江省立第十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的春季班三年级。民国十三年（1924年）夏，夏鼐小学尚未毕业，提前半年报考浙江省立第十中学（今温州中学）初中部。民国十六年（1927年）夏，夏鼐由温州的省立第十中初中部毕业，考入上海光华大学附属中学的高中部。

民国十九年（1930年）暑假，夏鼐由光华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毕业，报考南京的中央大学和北平的燕京大学并被同时录取，夏鼐前往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就读。

民国二十年（1931年）9月，夏鼐考取清华大学二年级插班生，并转入历史学系。在陈寅恪、钱穆、蒋廷黻等的指导下打下深厚的史学基础，先治中国近代外交史，后转中国近代经济史。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夏鼐于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获文学士学位。10月，夏鼐拿到了考古学的公费留学名额，决定去伦敦大学开始新的求学生涯。按照当时校方的规定，出国以前必须进行一年的田野考古发掘实习。夏鼐在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主任李济的安排下，参加了河南安阳西北岗商代王墓群的发掘。工作是在梁启超次子、考古学家梁思永的主持下进行的，夏鼐的任务主要是清理小型墓葬。对田野考古一无所知的夏鼐很快就进入角色，他敏锐的领悟力当时就给梁思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夏鼐抵达伦敦大学。他先是在科特奥德艺术研究所学习，指导老师为著名考古学家叶慈教授，叶慈当时在该研究所讲授中国美术与考古课程。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转入埃及学系，攻读埃及考古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夏鼐的指导老师是秉承了埃及学系优良学风的格兰维尔教授。留英的5年半里，夏鼐全面学习现代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掌握文物的修复、保养、管理、陈列及青铜铸造等技能，接受田野考古科班训练。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夏鼐被指派到著名考古学家莫蒂默·惠勒教授的手下，参加英格兰坦彻斯特地区梅登堡遗址的发掘，这也是他首次在国外参加的田野考古发掘。惠勒采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方法：先用探沟试掘，然后进行网格式的布方，以探方为单位进行发掘，通过保留的探方壁和关键柱来显示地层堆积状况。这次田野实习对夏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后来将这一套方法带回到中国。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至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夏鼐先后参加了埃及艾尔曼特遗址和巴勒斯坦杜韦尔遗址的考古发掘，并发表了有关古代埃及象形文字的学术论文。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起，夏鼐在格兰维尔的指导下，开始攻读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同年6月，格兰维尔为推荐夏鼐申请博士奖学金。伦敦大学考古学院的埃及学博物馆收藏有大批皮特里在埃及发掘所获的古埃及串珠。对古埃及串珠的系统研究，被皮特里视为埃及学发展的一项关键性课题。夏鼐充分利用丰富的馆藏第一手资料，在格兰维尔的直接指导下，开始对这些串珠进行系统地详细整理与精心研究，确定了以古埃及串珠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这些卡片把皮特里藏品里的1760枚串珠，按形制、颜色、材料、纹饰、出土地点、所属年代、用途一一登记抄制，足见夏鼐当年做学问的勤奋精神和扎实功底。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10月末至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12月间夏鼐于再赴埃及，在开罗博物馆从事研究工作11个月，对古埃及串珠做了系统的类型学研究，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准备工作。在开罗期间，他还写了《若干埃及出的玻璃分层眼状纹珠》和《几颗埃及出土的花肉红石髓珠》，分别发表在1944年《美国考古学杂志》第48卷和《皇家亚洲学会孟加拉分会杂志》第10卷上。在此近一年期间，夏鼐与在开罗博物馆工作的一些国际知名埃及学家多有交往，曾为英国埃及学家鲍姆伽特写作《史前埃及文化》提供了部分资料。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在欧洲愈演愈烈，在伦敦大学停办的情况下，夏鼐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初返回中国。民国三十年（1941年）2月3日晚，夏鼐到达昆明，次日在中研院遇到向达，“谈至夜深始散”。夏鼐自2月4日至27日在昆明，其间与向达往来较为密切，多次共同访友、聚餐。

民国三十年（1941年）至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任专门委员。民国三十年（1941年）回国后，因当时国内没有条件从事埃及考古学的研究工作，夏鼐便利用埃及考古学的知识从事中国考古学的研究。他将国外先进的考古学方法和技术引进国内，全力投身于中国的考古学事业。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夏，夏鼐在国内完成了博士论文《古埃及串珠的考古价值》，并寄往英国。7月，由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等科研学术机构联合组成了西北科学考察团，夏鼐作为史语所副研究员加入考察团，与之同行的还有李承三、周廷儒、向达、阎文儒先生等。向达先生作为历史考古组组长，夏鼐作为副组长，带领队伍在甘肃、新疆等地进行考古调研。但由于夏鼐突然抱恙、考察经费没有着落等原因被迫推迟了半年。夏鼐对敦煌石窟的考察主要进行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的下半年。5月至8月，夏鼐、向达与阎文儒一同考察了莫高窟。8月12日夏鼐和阎文儒第一次对千佛洞进行了考察，并且两人都进行了石窟记录。在8月14日返程途中，他们又对千佛洞周边的沙枣墩及双墩子进行了勘察。10月31日，夏鼐与阎文儒等人途径千佛洞，对此再次进行了考察。这一次夏鼐一行在初唐壁画中找到了新的年代题记并勘察了邻近的墩台。11月至12月，夏鼐、阎文儒一起调查了榆林窟。虽然此时“朔风狂飙，透入肌肤”，但他们仍“冒雪冲寒，入漠探险”，坚持开展考古调研，积累了宝贵的资料。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至1949年，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到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在甘肃省敦煌、宁定、民勤、武威、临洮、兰州各地对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汉代至唐代的遗址和墓葬进行调查发掘。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通过甘肃阳洼湾齐家文化墓葬的发掘，第一次从地层学上确认仰韶文化的年代早于齐家文化，从而纠正了原来关于甘肃远古文化分期问题的错误判断。伦敦大学考古学院特许夏鼐的博士论文免于答辩，缺席通过。因战争关系延至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7月，夏鼐被正式授予伦敦大学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的第一位埃及考古学博士。夏鼐的这篇博士论文长达433页，把古埃及串珠按年代从史前到希腊、罗马时期分为九大段，对各类串珠的分类井井有条，应用起来十分方便。他这项埃及考古学领域中绝无仅有的基础性研究，取得了其他学者难以超越的优异成果。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出国考察，受命代行所务的竟是年仅37岁的夏鼐。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夏鼐晋升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1949年，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台湾，夏鼐没有随所去台湾，而是退居故乡温州。1950年在辉县发掘，第一次发现了早于殷墟的商文化遗迹。

1950年—1982年，夏鼐任中国科学院（1977年以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所长。1951年在郑州调查，确认二里冈遗址为又一处早于殷墟的重要商代遗迹。1951年秋，在湖南长沙领导战国和汉代墓葬的发掘。

1955年，夏鼐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56年3月，为执行中埃文化合作协定，中国科学院经时任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夏鼐提名，邀请埃及亚历山大大学埃及学专家穆斯塔法·埃尔·埃米尔教授来华讲学。他前后作了“埃及学”和“埃及人的文字”等学术报告，后来埃米尔在中国出版了《埃及考古学》一书（科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4月，埃及开罗大学埃及学专家阿哈默特·费克里教授也应邀来华讲学。在5月29日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召开的座谈会上，费克里教授作了近年来埃及考古新发现的学术报告。夏鼐出席了这次座谈会，并与费克里进行了学术交流。

1955年—1956年，夏鼐领导黄河水库考古队在河南省陕县等地进行综合性调查发掘。1956年至1958年，在北京市昌平主持明代定陵的发掘。

1959年起，夏鼐被选为第二至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74年—1985年，夏鼐先后被选为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德意志考古研究所通讯院士、瑞典皇家文学历史考古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全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意大利中东远东研究所通讯院士。

1979年，夏鼐被推选为中国考古学会的理事长。

1982年，夏鼐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83年起，兼任文化部国家文物委员会主任委员。

1985年，夏鼐被任命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的委员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的编委会主任。

1985年春节后，夏鼐的社会和外事活动很多，其中包括：3月主持召开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前往伦敦参加英国史前学会五十周年纪念活动，4月前往华盛顿接受美国全国科学院授予外籍院士称号，5月主持召开《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定稿会议。6月初去洛阳附近的偃师商城遗址视察。6月17日，夏鼐上午在考古所接待日本客人，下午在家里继续审阅大百科全书稿件。不幸的是，他突发脑溢血，经北京医院抢救无效，于6月19日16时30分与世长辞，终年75岁。

20世纪40年代，夏鼐在已有学者对安特生（J.G.Andersson）主观构拟的中华远古文化分期提出质疑的情况下，第一次通过在甘肃地区的调查发掘，改订齐家文化与仰韶文化（即马家窑文化）的相对年代，提出中国史前时期存在不同的文化系统，从而宣告曾有相当影响的安特生分期体系的彻底破产，标志着中国史前时期考古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夏鼐曾主持并参加了河南辉县商代遗址、北京明定陵、长沙马王堆汉墓的挖掘工作。对中国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年代序列做出了全面研究，创造性地利用考古学资料和方法阐明中国古代在科技方面的卓越成就。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夏鼐通过甘肃省宁定阳洼湾齐家文化墓葬的发掘，确认了仰韶文化早于齐家文化，发表了《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订》一文，纠正了瑞典学者安特生关于甘肃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为建立黄河流域有关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正确的年代序列打下了基础。1950年在河南省辉县的发掘，夏鼐第一次在安阳以外发现比安阳殷墟为早的商代遗迹，从地域上和年代上扩大了对商文化的认识。1951年春，通过在河南省郑州的调查，夏鼐首次确认二里冈遗址为早于殷墟的又一处重要的商代遗址。

1951年10月中旬至1952年2月初，夏鼐率领中国科学院湖南省调查发掘团，在长沙近郊进行古墓发掘，参加者有安志敏、石兴邦、王伯洪、王仲殊、陈公柔、钟少林，以及南京博物院的宋伯胤。先后在长沙东郊彼此相距二公里多的几个地点（陈家大山、伍家岭、识字岭、五里牌与徐家湾）进行发掘，共计清理战国墓葬七十三座、西汉墓葬六十五座、东汉墓葬七座，另有唐宋墓葬若干座。通过这次发掘，积累了在南方地区发掘古代墓葬的经验，对长沙地区战国和西汉时期的墓葬形制、棺椁结构、器物组合有了初步的认识。其中，战国时期的406号墓，第一次揭示完整的楚墓棺椁结构，第一次发掘出土楚国竹简和漆器。伍家岭西汉后期的203号墓，则第一次发现木质车船模型，为研究汉代交通工具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其间，还曾在五里牌外勘察相传为五代时期楚王马殷陵墓的马王堆，判明其应为汉代墓冢，20世纪70年代进行的马王堆汉墓发掘，证实了这一正确判断。

1959年初，应各地考古学者的要求，夏鼐发表《关于考古学上的文化定名问题》一文。对文化定名这一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做出明确的科学回答。他指出，考古学上的“文化”是指某一社会（尤其是原始社会）的文化在物质方面遗留下来可供观察的一群东西的总称，用以表示考古遗迹中（尤其是原始社会的遗迹中）所反映的共同体，通常以第一次发现典型遗迹的小地名来命名。这样命名是想用简单的名称来表示一种特定的含义，以便学者在共同使用时互相了解，不致产生误解。命名新的考古学文化要有一定的条件：①一种“文化”，必须有一群的特征。②共同伴出的这一群类型，最好是发现不止一处。③必须对于这一文化内容有相当充分的知识。换言之，在所发现的属于这一文化的居住址或墓地中，必须至少有一处做过比较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以便了解这一文化的主要内容。他的基本态度是，从实际出发，以致不同类型的文化遗存长时间的混淆在一起，延缓研究工作的进展；又不要轻率浮夸，看到某些片面的个别现象，就匆忙地给它一个新的名称。特别不赞成简单地用历史上的族名作为考古学文化的名称，认为那只适用于年代较晚的一些文化，并且必须是考据无疑的，否则最好仍以小地名命名，而另行交代可能属于历史上的某个民族，以免引起历史研究的混乱。

夏鼐于1977年发表《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第一次根据当时已有的年代数据，结合各种文化的内涵和地层证据，全面讨论它们之间的年代序列和相互关系，即进行中国新石器文化谱系的研讨；同时重申他在1962年即已表述的观点：“现今汉族居住的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存在着不同的文化类型”，最早明确提出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并非黄河流域一个中心的多元说。随后，夏鼐于1983年在日本公开讲演“中国文明的起源”，将这一重要课题提到中国考古学界的议事日程，并对文明起源的标准和研究途径提出指导性意见。这些充分说明，夏鼐对中国史前考古研究的重大引导作用，具有划时代意义。

在夏鼐领导下，考古研究所的田野工作一直是从建立学科体系出发。新石器时代方面，历次规划中都将“文化分布、分期和相互关系的研究”（即谱系研究）置于首位，其次是社会经济形态、生产活动等方面的研究。开始几年，大多数地方文物单位基本上未能顾及史前遗址，考古研究所先致力于黄河中游和上游地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发展到长江中游和黄河下游，20世纪60年代再发展到内蒙古东部地区，后来进一步发展到其他地区。原始时期方面，对待与夏文化密切相关的二里头遗址，自从发现即抓住不放；20世纪80年代，又持续进行偃师商城的发掘。而历史时期则集中力量进行历代都城遗址的勘察发掘，从20世纪50年代起，持续进行了安阳殷墟、西周丰镐、汉长安城、汉魏洛阳城、隋唐长安城与洛阳城址的工作，20世纪60年代与地方单位合作投入辽中京、金中都、元大都等项勘察发掘工作。20世纪70年代以后，又与地方合作进行曹魏—北齐邺城、隋唐扬州城、南宋临安城的勘察发掘工作。

另外，考古研究所还以新疆为重点开展边疆地区考古工作，进行了大冶铜绿山、龙泉窑、南宋官窑、西夏灵武窑等手工业遗址的发掘。同时，在考古研究规划和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中，还对殷墟甲骨文、殷周金文、汉代简牍、历代碑刻等出土文献的研究都曾作过适当安排，有成效地开展工作。这些田野工作和室内工作，既体现了夏鼐的学术思想，又是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分别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出版一系列考古报告和资料汇编。

考古研究所成立时，考古业务人员仅有十四人。除梁思永、夏鼐二人外，有原属中研院的考古界元老郭宝钧研究员、技工魏善臣和测量员徐智铭；原属北平研究院专治新疆考古的黄文弼研究员、参与过宝鸡斗鸡台发掘的苏秉琦副研究员、资深技工白万玉。他们参与田野考古的经历有所不同，而且由于历史的局限，掌握的发掘技术都不够全面，需要在操作规程上进行规范；而新参加田野工作的六名青年人中，安志敏、石兴邦、王仲殊是刚从大学毕业的研究生或本科生，王伯洪、马得志是原史语所北平图书史料整理处人员，赵铨则是新招聘人员，更需要在实践工作中进行严格的基本训练。

夏鼐在开拓新中国考古工作的同时，规范了考古研究所田野考古的操作规程，为全国考古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1950年10月1日，夏鼐就任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后一个星期，就由他和郭宝钧分任发掘团长、副团长，苏秉琦任秘书，带领考古研究所第一支发掘队，前往河南辉县进行为期近四个月的发掘。他在操作规程上对年轻的考古学者的要求十分严格，有人初次参加田野发掘，不懂得随时观察墓葬填土中的包含物，以为起土时闲着没事，便在坑边看起书来，当即被他批评。晚间，他要查阅年轻同志所写发掘记录是否符合规定，如有懈怠也要受到批评，必须重写。

1952年，为了应对国家即将到来的基本建设高潮，迅速培养田野考古人才，由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合作，一面共同举办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对各地文物单位人员进行田野考古知识和技能的短期培训，以适应配合基本建设工程的急切需要。一面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创办中国高等院校中的第一个考古专业，以便更有系统地培养考古研究专门人才。夏鼐直接参与考古专业和考古训练班的组织领导与具体策划，为此他在1952年7月，连续参加在教育部、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和北京大学召开的会议，讨论考古训练班和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课程设置等问题。由于夏鼐是与会者中唯一曾在国外经受正规田野考古训练的专家，他的意见往往起到的重要作用。

1985年，夏鼐设立了中国国内考古学的最高奖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鼐考古学成果奖”。该奖一般每4年评选一次，颁发给对中国考古学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籍学者，以推动中国考古学研究和考古学事业的发展。该奖金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负责管理，聘请所内外专家组成评奖委员会，负责评奖和颁奖。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底，夏鼐开始攻读博士学位的学业。1893年皮特里在伦敦大学埃及学系成立的演讲中，曾指出古埃及石珠的研究是以后埃及学中的关键课题。夏鼐不辞烦劳，从基础工作入手，抄制近2000张卡片（“ShianBeadCorpusI、II”，Snian系夏鼐英文的署名），把皮特里收藏品里的1760枚珠子，按形制、颜色、材料、纹饰、出土地、时代、用途加以登记，并手绘线图，这些卡片至今仍保存在伦敦大学皮特里博物馆。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底，夏鼐再次来到埃及，为的是检视开罗博物馆所藏的石珠文物资料。他在此逗留一年，期间与埃及学者多有学术交流，并曾为鲍姆伽特（E·J·Baumgartel）写作《史前埃及文化》一书提供了部分资料。这时他本人写出《关于贝克汉姆岩的几点评述》一文，此文既吸取了皮特里等埃及学学者的研究成果，又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此文的写作进一步表明夏鼐已熟练地掌握了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从此文结尾部分作者的交待中，可见他在开罗与埃及学学者有着广泛的学术探讨，除鲍姆伽特之外，还有开罗地质博物馆馆长里托和鲁卡斯·罗威等人。

在开罗期间，夏鼐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论文的题目是《古埃及串珠的考古价值》。论文对古埃及各种珠子进行了系统类型学的研究，共分4个部分23章。第一部分是导论，有5章。主要介绍古埃及珠子的考古价值，研究的范围，登记的方法，处理的模式，以及定名和材料的鉴定。第二部分是对珠子制作的工艺研究，也有5章。按材料的不同，把珠子分为玻璃珠子、石珠子、烘烤材料珠子、金属珠子，还有其他杂料制成的珠子。第三部分是将各类珠子进行分类，并提出新的组合，有4章。第四部分是编年学，有9章。从史前到希腊、罗马时期，把古埃及珠子按时代先后分为九段。这篇论文材料丰富，分析透彻，表现了作者在埃及学研究方面的深厚功力。它写作在50多年前，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他获得的评语是“对一批重要古埃及遗物做了系统的研究”。在开罗期间，夏鼐还写了两篇论文。一篇是《若干埃及出土的玻璃分层眼状纹珠》，另一篇是《几颗埃及出土的蚀花肉红石髓珠》。

夏鼐一直不忘当年在开罗对蚀花肉红石髓珠的研究，当他得悉1956年在我国云南晋宁石寨山，一座汉墓上发现一串肉红髓珠以后，把它们与埃及等地出土的蚀花肉红石髓珠加以对比研究，写成《我国出土的蚀花肉红石髓珠》一文。文中引述了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发表的《几颗埃及出土的蚀花肉红石髓珠》那篇文章的有关内容，把对这种石髓珠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夏鼐考察敦煌石窟期间至新中国成立之初，撰写了《敦煌藏经洞封启的年代》《漫谈敦煌千佛洞和考古学》《<敦煌石室画像题识>后记》，分析了敦煌千佛洞对宗教研究、艺术研究、政治研究、社会研究等学科的重要影响，为“敦煌千佛洞的考古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夏鼐在《敦煌藏经洞封启的年代》一文中，根据考察中发现的写本、壁画、文字、历法等，指出了张鸿汀、董作宾提出的藏经洞封闭年代新解的疏漏之处，并认为还是应该遵照斯坦因与伯希和提出的旧解，即藏经洞封闭的时间约在西夏攻陷沙州的时候。至于藏经洞重启的年代，夏鼐综合了已知的四种有史料支持的说法——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经过比较，得出第二种说法，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更为可靠。这篇文章虽然篇幅短小，但言简意赅地阐释了作者对敦煌藏经洞封启年代的看法和依据，为后世学者开展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参考。

夏鼐在《漫谈敦煌千佛洞和考古学》一文中，主要提出了以下几个颇有建树的观点：

其一，要以全局性的眼光审视考古发现。夏鼐指出现代意义上的考古不是盗墓寻宝，而是“将整个废墟开掘开来，研究当时的物质文化的全貌”。因此，他指出不能孤立地欣赏千佛洞中单一的壁画，将之与周边环境割裂开来，而要分析壁画与壁画、壁画与塑像之间的联系配合，以了解造洞艺术家的匠心与当时的社会、宗教意识形态。

其二，运用考古类型学对洞窟进行类比断代。夏鼐还提出要以已知年代的洞窟为标准，提炼各个时代石窟的艺术特点，并据此将没有纪年题记的洞窟归入特定年代序列中。可以说，这是第一次由考古学家明确使用类型学分析方法来完成敦煌石窟断代工作。

其三，通过各个洞窟艺术特征的变化开展多学科研究。夏鼐认为通过综合洞窟的构造、神龛的形制、藻井的装饰、塑像的题材、作画用的颜料等变化分析出石窟艺术嬗变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又可以反映出我国佛教发展历程、当时社会组成和阶级关系，为宗教史、艺术史、政治史和社会史的研究提供宝贵材料。

其四，要与其他相关遗迹、遗物开展横向比较。除了类比研究以外，夏鼐认为敦煌千佛洞还提供了进行比较研究的丰富资料。比如，藏经洞石窟壁画中的建筑，便可以和千佛洞现存的唐末至宋初的木构廊檐互相比较研究。除了在敦煌各个洞窟间进行比较之外，还可以针对遗存间的共性进行跨省域，乃至跨国境的比较研究。比如，敦煌石窟中的壁画、雕刻与龙门、云岗等石窟中的所处时代相近，且都是具有我国本土特色的佛教艺术遗迹，因而可以互相参照。另外，墓葬发掘出来的美术品也可以与敦煌洞窟中的东西进行比较，如墓葬出土的陶俑可以与壁画中的形象相对照，以此总结出那个时代的艺术共性。

其五，在进行分析研究工作时，需要对研究对象有深刻的认识。夏鼐指出，要熟悉一般性的文献及实物的材料，尤其是佛教经典，不然很容易陷入主观臆断的错误中，而不能对文物产生客观的认识。

其六，要利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对文物进行客观深刻的认识。鉴于敦煌石窟壁画中使用的颜色中有一部分加工工艺复杂，且原材料并非产于当地，夏鼐认为需要依靠化学家来做分析工作，以求明敦煌壁画的实质。

在这篇文章中，夏鼐从研究分析方法和可能途径上为全面解读敦煌石窟的艺术、宗教、历史等价值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意见。尤其是在此文中夏鼐第一次谈到了将现代考古学研究方法运用于敦煌石窟研究，具有开敦煌石窟现代考古理论先河的重要意义。后世学者循着夏鼐指明的道路，在敦煌石窟研究上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在夏鼐发表《漫谈敦煌千佛洞和考古学》一文不久后，宿白先生便首次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通过285窟壁画的分类排比，对莫高窟的北魏洞窟作了比较研究。与此同时，图像学方法也被运用于研究石窟内容，如金维诺先生的《敦煌壁画祇园记图考》、常书鸿先生的《敦煌莫高窟艺术》等文章均是综合运用了佛经、变文、敦煌文献等文本材料，对壁画与各类文献的关系进行了多方的考释。

《〈敦煌石室画像题识〉后记》是夏鼐对史岩所著《敦煌石室画像（象）题识》一书的补证、评价，力求通过“互证”的研究方法得出客观、准确、全面的结论。总体而言，夏鼐对史岩的抄录工作评价不高，“所举的十几个例子，可以证明史先生的抄录工作，连些很重要的地方，都有遗漏。至于比较无关紧要的错误或遗漏，自然是更多。”另外，夏鼐在文中提出了敦煌洞窟编号相关问题和意见。夏鼐认为“初次编号时，自当竭力设法使之合理和方便，但是既然已经编过，并且经许多人使用过，除非另有万不得已的重大理由，最好不要以‘合理’或‘方便’的口头禅，轻加全部更改。”因此，夏鼐在文中采用了旧有的张氏洞窟编号，而没有使用史岩所创的新编号。并且，夏鼐也对敦煌艺术研究所未来制定各洞编号的工作提供了指导性意见。简而言之，他希望可以参照现代门牌编号的方法，在照张氏已有的“耳洞”编号基础上，由南而北，改为第几号甲洞、乙洞。这样一来，既避免了新旧编号方法交替使用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错误，又改进了旧编号的不便之处，为后续的查找研究工作节省了时间。虽然夏鼐对整本书总体评价不高，但20世纪60年代，夏鼐在翻阅谢稚柳先生所著《敦煌艺术叙录》一书时，还将“有关题记录入史岩《敦煌石室画像题识》一书中”，进行互相补充，可见夏鼐对待学术的严谨态度。

夏鼐曾计划以有年号标记的洞窟题记为标准，归纳总结各洞窟的时代特点，撰写《敦煌千佛洞各窟分期研究的初步试探》一文。但是考虑到这项工作需要耗费大量时间，而他当时的挖掘任务行程紧张而作罢，令人遗憾。不过夏鼐还是将相关考古发现整理成了《千佛洞调查札记》，也为后世学者留下了宝贵的研究资料。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后期，夏鼐先后发表了《晋周处墓出土的金属带饰的重新鉴定》《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中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等一系列论文，利用考古学资料，运用考古学方法，阐明中国古代在天文、数学、纺织、冶金和化学等各个科技领域中的成就，为中国科技史的考古研究作出重大的贡献。夏鼐在中国冶金史研究方面，也有相当重要的贡献。首先，他最早指出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所出铁刃铜钺可能是用天然陨铁制成的。

1972年台西遗址出土铁刃铜钺，是中国考古学上的一项重要发现，表明中国人民早在公元前14世纪已经认识了铁，因而迅速得到夏鼐的高度重视。开始进行的技术鉴定，以为铁刃属古代熟铁。他考虑到人类在发明炼铁以前有时利用陨铁制器，而鉴定结果中铁刃的含镍量又高于一般冶炼的熟铁，当即表示鉴定并未排斥这铁是陨铁的可能，还不能确定其为古代冶炼的熟铁，需要进一步分析研究。后经夏鼐约请钢铁专家柯俊重新组织鉴定，多种现代化手段的分析结果证明藁城铜钺的铁刃不是人工冶炼的熟铁，而是用陨铁锻成的，从而避免了中国考古学和中国科技史上的一场混乱。

夏鼐还纠正了中国早在3世纪的西晋便能提炼铝的错误说法。1953年宜兴周处墓发现17件金属带饰，发掘者将一块碎片请人鉴定，分析结果为铝。由于炼铝是19世纪发明电解法后才被人们掌握的一种新技术，这项发现迅速引起国内外的广泛注意。但是，后来有人分析的一块碎片，却是银制的。为了澄清事实的真象，夏鼐请人采取几种不同的方法，对现存的全部带饰重新鉴定，检验结果都是银而非铝。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夏鼐发表了《咸阳底张湾隋墓出土的东罗马金币》《新疆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等论文。根据中国各地出土的丝织品、外国货币及其他具有外国风格的遗物，阐明汉唐时代中国与中亚、西亚，特别是与波斯和东罗马帝国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并对中西交通的路线提出创见。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夏鼐在蒋廷黼指导下撰写了毕业论文《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修改后发表于《清华学报》，夏鼐通过搜集当时力所能及的官书、政书等史料，对于长江流域有漕各省的田赋及其减免过程，进行了较为清晰的勾勒，对于梳理此阶段漕运制度的变迁，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在清华期间，吴晗看重夏鼐有做学问的潜力，拉他加入史学社团，又常约稿。起初，夏鼐还是有些不自信 ：“我也很想借这个机会练习写文章，既已以史学为终身事业，做文章的事安可忽略，但又有些胆虚，深恐把不成熟的作品冒昧发表，贻留笑柄……”他在《清华周刊》发表《秦代官制考》《〈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订误一则》《魏文侯一朝之政治与学术》《洋书辨伪》《二程的人生哲学》等多篇文章，这与吴晗的鼓励是分不开的，甚而受邀接手《清华周刊》文史栏的编辑工作。同时，围绕《清华周刊》的编辑工作，两人有很多切磋机会。吴晗对清史著作有所批评，认为《清朝全史》关于外交方面，“多采取马士一书，发明之处较少”，又萧一山《清代通史》“虽为巨帙，而抄袭成书，无甚发明，而各部分间之联络，亦不能指出，以其缺社会科学之根柢也”。这些谈话直接启发了夏鼐，也是他后来写作《评萧一山<清代通史>外交史一部分》一文的缘起。对吴晗的学问，夏鼐有佩服，也有商榷。

夏鼐与梁思永二人有着“20年的师生情谊”，他们的交往折射出中国考古学发展脉络及阶段特点。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1月22日，在获知考取公费留美生不久，夏鼐即阅读梁思永《昂昂溪史前遗址》。出国留学后，夏鼐仍将梁思永的著作视为必读书目。对于梁思永的著作，夏鼐不仅采用比较阅读法，还运用多次阅读法，这样可从中获得更多启发。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6月16日，在阅读劳费尔《中国瓷器的起源》一书后，夏鼐复阅梁思永《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并“摘录要点”。正如上述对梁思永著作的评价，夏鼐对梁思永的其他著述，整体都持较高赞誉。民国三十年（1941年）3月19日，夏鼐在李庄见到梁思永。次日，阅读梁思永《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3月22日，夏鼐将该文的摘要打字，并赴梁思永处讨论三个问题，即“杭州良渚出土者能否归入龙山文化”、“黑陶是否由于还原作用”和“南越文王墓出土物发表何处（以其陶品与所谓‘吴越文化’花纹陶相近也）”。留学时，夏鼐选定古埃及串珠这一少有人涉及的领域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并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9月着手撰写。甫一归国，他将已完成内容请梁思永指正，一则反映了他虚心求教的态度，再则体现了他对梁思永的敬重。民国三十年（1941年）3月25日，梁思永交还夏鼐的论文并提出意见。1954年4月2日，梁思永心脏病发作，后医治无效在中央人民医院逝世。彼时夏鼐因胃病也在该院治疗，梁思永逝世当日，他“悲伤之至”，并抱病撰写追悼梁思永的文章，夜间“辗转不能入睡”，“一直想念着梁先生，20年的师生情谊，欲抑制情绪也抑制不住”。

注释：1963年，夏鼐全家三世同堂的合影（前排从左往右：大外孙印建中、妻子李秀君怀抱三外孙印建正、夏鼐怀抱孙女夏晴、二外孙印建钢、幼子夏正炎；二排从左往右：次子夏正楷、长女夏素琴、长媳张志清；后排从左往右：女婿印若渊、长子夏正暄）

新石器时代研究方面：《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订》《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

中西交通史的研究方面：《咸阳底张湾隋墓出土的东罗马金币》《新疆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

中国科技史的研究方面：《晋周处墓出土的金属带饰的重新鉴定》《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

夏鼐的主要学术著作还有：《考古学论文集》（1961）、《考古学与科技史》（1980）、《中国考古学研究》（日文，1980）、《中国文明的起源》（日文，1984），Jade and Silk of Han China（英文，1984）等。

主编并参加执笔的考古发掘报告有《辉县发掘报告》（1956）、《长沙发掘报告》（1957）等。此外，还有由夏鼐任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集体编写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1961）和《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1984）。在他的主持和领导下，还完成了《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的编撰工作。

1985年曾捐款3万元人民币设立“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奖金”，在全国范围内授予做出突出成绩的考古学学者。1994年社科院考古所又筹集7万元，使奖金本金增至1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