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真语是古代女真人在10世纪到15世纪初使用的语言，女真语属于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古代语言，是满语的祖语。鄂温克语和满语都是由肃慎语—女真语演变而来。女真原没有文字，只是借用契丹文字。金太祖命完颜希尹和叶鲁制女真字。天辅三年（1119）八月，字书成。女真文自西元1119年颁布使用至1234年金朝覆亡后停止使用，历时120多年。

据称，全世界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的语言计有14种，分布在中国的有满语、锡伯语、赫哲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和历史上的女真语；分布在俄罗斯境内的埃文语、涅吉达尔语、乌利奇语、奥罗克语、乌德语、奥罗奇语等；其中鄂温克语也分布在蒙古国的一些地区。

女真语和满语之间存在较多相同语音特点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同的语音特点。在满语的语音特点当中，有的反映比女真语更早期的现象，有的反映女真语以后出现的现象，有的则反映满语与女真语平行的发展关系，因此，不能简单地将满语视为从女真语继承而来，女真语和满语是一种语言的不同方言。

宋元女真语语音的辅音系统，概有双唇音p、b、m，舌尖擦音s，舌尖塞音t、d，鼻音n，舌尖边音l，颤音r，舌叶音č、j、š，舌根音k、g、x，后鼻音ŋ，小舌音q、γ，半元音y、w；元音系统有单元音a、o、u、i、e；二合元音ai、ei、au、ui、ia、ie、io、oi。女真语名词、形容词词缀-n。 女真语最初使用女真文，后来这种文字渐渐消亡。元朝之后，女真语中融入了大量蒙古语外来词。女真语名词有10个格，有音节式、辅音式两种复数后缀。

辅音

元音

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兴起和发展，为女真语、满语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手段和途径。历史比较语言学兴起于19世纪，在西方已有120多年的历史了，其奠基人主要是丹麦的拉斯克、德国的葆朴和格里木（亦译格林）以及俄国的沃斯托克夫等，他们都各自独立地促进了本国语言科学的诞生，并在欧洲各国掀起了对各种语言展开历史比较研究的热潮，范围不断扩大，程度不断深化。学者们按照语言的历史来源和亲属关系，对各种语言作出了谱系分类，分出语系、语族和语支。19世纪70年代是历史语言比较研究的转折点，其主要标帜则是语音的历史演变规律得到了进一步阐明，并确立了类推作用的原则。瑞士的著名学者索绪尔及其学生法国的梅耶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集大成者。梅耶的《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是一部总结性的著作。

在中国真正进行历史比较语言研究则起步较晚，而且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历史比较研究多是在描写研究基础上起步的。解放前乃至解放初期研究成果不多。八十年代后，历史比较语言研究取得显著的进展。阿尔泰语系语言历史比较研究，虽然各有关语族语言间的比较研究及内部系属分类研究取得一些成果，不过在整个语系的研究上尚没有取得比较一致的看法。阿尔泰语系的古代各族，有的建立过政权，创制过本民族文字，留下了许多民族语文资料。例如：满族的先民女真族曾先后创制女真大、小字，记录女真语。在有金一代直至后期，延用了四百多年。明末建州女真首领努儿哈赤又命学士额尔德尼、噶盖依仿蒙古文字母创制无圈点老满文，后来天聪汗皇太极时，又由达海加上圈点改为新满文，保留了大量的满语词汇，满文在整个清朝一直延用了三百多年。

早在清代，对女真语文和满语文就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尤其是满语文处在“国语国书”的地位，不仅编印了大批的辞书，还有一些传统的语文研究论着问世。然而，随着清王朝的衰落和覆灭，使用满语的人口骤然减少，满语文研究也随之走向低谷。虽然自19世纪末到新中国成立之前，有一些语文学家和历史学家曾发表了一些关于女真语言文字和满语文方面的论着。但是，历史比较语言研究方面则尚属凤毛麟角。建国前曾着文介绍阿尔泰语系语言的是董同和先生，他在《阿尔泰系语言概说》中，分为叙说、突厥语、蒙古语、通古斯语等四个部分介绍了阿尔泰语系各族及其语言分布、语言特点及其分类等。新中国成立初期，有关阿尔泰民族语言比较的论文则很少见。60年代著名女真语言文字学专家金光平发表《从契丹大小字到女真大小字》一文，是一篇从文字学角度对契丹文与女真文进行比较研究的重要文章，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并不断地取得共识。1964年金光平、金启孮《女真语言文字研究》对女真文字的创制、构造、读音和语法等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是我国学者系统研究女真语言文字的第一部专著，可以代表中国学术界研究女真语言文字的最新水平。书中第一章对女真语在通古斯语族中的地位；女真语与满语的关系；女真语与蒙古语、汉语、契丹语的关系，均做了概略的论述，应该说，这是中国对阿尔泰语系各族语言进行比较研究的开山之作。为女真语与满语、女真语与蒙古等其他族语言进行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开创了范例。80年代以来，阿尔泰语系比较语言学的著述逐渐增多，出现了可喜的局面。著名的契丹语文、蒙古语文专家清格尔泰先生与刘照雄先生合写的《阿尔泰语文学概述》一文中对国外阿尔泰语文研究的主要成果做了扼要介绍。我的满文老师、精通日、俄、英和蒙、满、达斡尔语言的巴达荣嘎先生的《达斡尔语、满语、蒙古语的关系》一文，也是一篇比较语言研究的重要文章，着重对古蒙古语与达斡尔语的对比、满洲语与达斡尔语的关系进行了有说服力的考论和对比，很有见地和说服力。著名的契丹语言、蒙古语文学者陈乃雄教授的《阿尔泰语系概要》讲座稿，除一般性介绍外，也提出了自己对阿尔泰系属问题的独到见解。他认为，阿尔泰诸语言的关系既不能简单地用“谱系树”、“波浪论”、“错合论”、“蔓延论”、“借贷论”加以概括，也不是“三个同心圆”机械扩展的结果，而是一些具有共同起源的语言，一方面受到祖语内在引力的制约，一方面又受到外来引力（包括地理、历史等变迁）的影响，在人类发展的漫长岁月中，不断经历着自觉与不自觉的语言向心和离心作用，在缓慢持续地偏离同一个圆心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语言的形成和演化往往是在一系列语言“滚雪球式”的运动中实现的。在“雪球”滚动过程中，不光融掉一些表面的东西，同时又吸收或生成了更多的东西，使“雪球”越滚越大。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有些使用阿尔泰语言的集团完全脱离了母体，于是它们的语言发生了更为复杂的变化；有的可能保存下来，但在迥然不同的环境里接受着迥然不同的影响；有的可能消亡，转用了别的民族语言；有的则可能在别的语言社会的影响下和本身独特的经历中逐渐形成了新的语言。此外还有几篇文章也各有特色，如：林莲云的《我国阿尔泰语言的谐音词》；胡增益的《阿尔泰语言中的经济原则》；吴维的《融合与分化──中国阿尔泰语系源流概说》；金炳喆的《蒙古、突厥、通古斯三个语族共同词的探讨──〈五体清文鉴〉研究》等，有的是属于某一专门问题的研究，有的是就某些方面的语言比较研究，都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看法，尚待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总之，近十多年来，经过众多学者的努力探索，多数学者不断取得一些共识，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不论历史上是否存在过阿尔泰语共同体（或称母语），也不管突厥、蒙古、通古斯三大语族彼此间是否有原始的亲缘关系，但是有一点可以明确，原始突厥语、原始蒙古语、原始通古斯语都还不是这些语言的起始，它们有可能从一种或一些更古老的语言或方言中继承了某些语法形式和词汇。所以对这些语言进行比较研究仍然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课题。

中国阿尔泰语系历史语言比较研究，一方面需要加强跨语族语言的比较研究；另方面，也要注意本语族内部各语支，甚至是同一语支的民族纵向或横向比较研究，女真语与满语的历史比较研究当然是属于后者。

女真语是满语的祖语，满语是女真语的继承和发展。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女真语的复数后缀根据其语音形式可以分作两类，一类属于音节式的-sa/-s/-si；一类属于辅音式的-l/-r。与女真语-sa/-s同属一类的有满语-sa/-s/-so，-so不见于现存女真大字石刻中。满语的-si与女真语的-si相对应，满语的-ta/-t，在现存女真大字石刻中尚未出现。女真语的名词共有10个格，其中主格除在从句以外，其他场合皆以零形式出现，这一点与满语相同。主格以外的九个格皆用专门的表音字予以表示，多数格后缀具有和谐变体。清朝建立后，女真语彻底被满语替代。

从联系方面说，历史上这两种语言，本来就生长在一棵语言谱系树上，所谓“肃慎女真连满洲”，是说不同历史时期对这个古老民族的不同称谓，只是到了后金天聪汗皇太极天聪九年（1635年）十月十三日，才将女真族称改为满洲族。皇太极明令宣布：“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叶赫、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珠申。夫珠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从此，便正式将显赫数世的女真族改称为满洲。翌年（1636年）四月，皇太极改元崇德，改国号为清，其本人也改汗称帝，是为清太宗。显然，改族称和改国号都是人为造成的。它既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又是当时政治的需要。具体说来，一方面统一后的女真各部需要一个新的族名，因为原来的诸申（即肃慎、朱里先）的旧称，已随着女真族内部阶级分化而下降为贱民之称，不再能概括新的扩大了的民族共同体的全称。虽然，在各部落中自有专名，但却没有一个可以施及全民族的通称；另方面，从当时的政治形势来看，如果继续沿用从前与宋朝对峙的大金旧称，则易为明末汉人所厌闻，造成不必要的民族隔阂，何况此时多民族的后金政权，已不是金国号所能概括的，因而要改国号为清。

从区别上说，首先是反映民族语言的文字符号有别。原有女真文字是在完颜阿骨打反辽后建立大金政权之初，金太祖宗颜阿骨打于天辅二年（1118年）命开国功臣、女真族著名学者完颜希尹与耶鲁（叶鲁）创本族字，备制度。希尹等“乃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族语，制女真字。天辅三年（1119年）八月，《字书》成，太祖大悦，命颁行之”。这就是女真大字。后来，金熙宗完颜亶又对女真字进行了改进，创制女真小字，于天眷元年（1138年）颁布，并于皇统五年（1145年）“初用御制小字”。与希尹等人所制女真大字俱行用，并在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广泛地应用起来。女真文作为官方通用文字，用以撰写国书谕令和文诰，设立女真字学校以教授女真文，培养女真字人材；立女真进士科，以升擢选官；译述汉文经典，传播先进的汉文化；女真字还应用于碑刻、符牌、铜印、画押、墨书题记或官印铜镜之边款等。总之，女真字颁行后，由于金统治者的提倡，在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各领域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由于女真贵族垄断文化，广大的女真下层人民并不可能人人都学会了女真字，加上女真字本身固有的局限和弱点，普及起来十分困难。因此，当女真族与汉文化接触后，学习汉语和汉字的人逐渐增多。金亡以后，在元朝统治期间，女真族同蒙古族接触频繁，又有不少人学会蒙古语和蒙古文。而真正会女真文的人便逐渐减少，到了明中期以后，女真文逐渐变成了一种死文字，其使用范围也仅限于女真族的发源地。到明末，很多女真人已经不认识女真字，甚或不使用女真字了。因而，当建州女真兴起统一女真各部后，其首领努儿哈赤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命学士额尔德尼、噶盖等以蒙古字母拼写国语，创制无圈点满文新字，也称老满文，颁行国中。从此，女真文便彻底废止不用了，满文终于取代了女真文。这种老满文字母比较简单，比女真文字易学，便于普及。但是也有弱点，它不能很好地记录音素较多的女真语音，致使部分字母“上下字无别。故‘它、搭’、‘特、德’、‘扎、蜇’、‘呀、耶’等字不分，均如一体。若平常语言，按其音韵，尚可易于通晓。至如人名地名，则恐有错误”。加上老满文属初创，字母尚不统一，变异较多，不大规范，故天聪汗皇太极在天聪六年（1632年）正月，又命文士达海“可以原字头照旧书写，惟增加圈点，俾后学者视之，或有裨益于万一。如有错讹，仍能用旧字头证明”。于是，皇太极颁布了新满文十二字头，规范了字母形式，较准确地区别了原来不能区分开的语音，由于增加了圈点，使一些语音得以区别开来。还增加了一套拼写外来语（主要是拼写汉语借词）的字母。用这套字母写出的满文，称为新满文，或称有圈点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