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惠廉（William Chalmers Burns，1815-1868），又译宾为霖、宾威廉、宾维廉。苏格兰长老会来华宣教士，19世纪享誉欧美和中国的着名布道家、奋兴家。在华20载，先后在香港、汕头、厦门、上海、北京和营口等地宣教，为中国教会带来复兴。

宾惠廉（William Chalmers Burns），又译宾为霖，于1815年出生在苏格兰格拉斯哥附近的基尔赛德(Kilsyth)，家境优渥。父亲威廉·伯恩斯（William Hamilton Burns）是当地教会的牧师，母亲伊丽莎白（Elizabeth Chalmers）敬虔、贤惠。宾惠廉是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在乡间优美的自然环境中长大，自幼喜爱打猎、钓鱼和伐木等户外活动，也喜欢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读书，尤喜阅读《天路历程》等基督教属灵书籍。或许因成长环境和《天路历程》等书籍的影响，宾惠廉习惯过一种简单、自律而富于冒险的生活。

宾惠廉13岁那年，在一心希望他当律师的舅父的安排下，得以进入阿伯丁(Aberdeen)一所著名中学读书。该校的拉丁文教师非常严格，为他奠定了语言训练的基础。后来他到中国宣教时，无论学习中国方言如广东话、厦门话，还是学习官话，都能迅速而准确地掌握和运用。宾惠廉以优异的成绩高中毕业后又升入阿伯丁大学，主攻法律，毕业后即前往爱丁堡见习律师业务。到此时为止，一切尽如其舅父之意发展，然而却引起他远在家乡的父母亲的担心，因为他们一直希望宾惠廉能够走上专一事奉神的道路，而他却相反的对基督教信仰越来越冷淡。但就在这个时候，宾惠廉在一次奋兴大会上，经历了上帝对他的呼召，此后他的生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他不但恢复了对神的渴慕追求，而且毅然放弃了即将获得的律师资格，转入格拉斯哥大学攻读神学，专心装备自己，将来献身于宣教事业。在此期间，宾惠廉看见了海外宣教的异象，遂向上帝许愿，愿意接受差遣到世界上的任何一块土地上去传福音。

1839年，宾惠廉在24岁那年，获得格拉斯哥长老会的讲道资格。他先在家乡附近的各地教会讲道，因其富有讲道恩赐，每到一地，就把复兴带到那里的教会。不久，他遇到其传道生涯中第一个重大挑战，就是顿地(Dundee)圣彼得教堂的牧师马杰尼(Robert M. McCheyne)因为健康原因，必须要休养一段时间，于是他写信给宾惠廉，请他前来代理他的职务。稍后，马杰尼牧师英年早逝，离世时年仅29岁。

1839年7月间，宾惠廉应邀回到家乡讲道，会众反应异常热烈，使他不得不将会期一延再延。敏锐的属灵嗅觉使他闻到火苗的气味，由此判断一把复兴的火即将燃烧起来。果然到了7月23日的上午，这把火从天而降。当时渴慕的群众挤满了整个礼拜堂，宾惠廉以诗篇第110篇第3节“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为题教导会众。圣灵运行在整个聚会中，许多人为自己的罪痛悔，许多人呻吟哀哭，更有许多人仆倒在地，呼求神的怜悯。从上午十点钟开始的聚会，一直延续到下午三点钟才散会。

此后，宾惠廉脚踪所至之地，复兴就随之而来，苏格兰着名传道人，后来成为南非复兴运动领袖的慕安德烈（Andrew Murray）就是在这时候受到宾惠廉的影响的：“1838-1840年间，神用宾惠廉氏引起属灵的复兴，一如他用芬尼氏(Charles Finney)在美国引起的复兴。宾氏的生命对年轻的慕安德烈是一种有力的挑战，挑旺了他心中属灵之火，使他热烈地追求圣洁”。

1844年，宾惠廉又把福音复兴之火延烧至加拿大，直到1846年他回到英国为止。而著名加拿大长老会宣教士、台湾北部福音事工的开创者马偕（George Leslie Mackay）就是宾惠廉北美洲宣教之旅所结的果子之一：“1844-1846年，那位后来成为英国长老教会首任海外宣教师到中国宣教的宾惠廉牧师，到加拿大举行培灵大会……当时马偕牧师虽然只三、四岁，但他自己后来承认说：‘他的姓名家喻户晓，我幼年的心灵也颇受了他的思想的影响。’”。

经过八年横跨欧美两大洲的福音征战，宾惠廉身心灵亟待休整，再重新出发。这时他觉得自己需要改变服事的方向，于是重新考虑到最初的心愿——加入海外宣道的行列，结果他如愿以偿。1847年，宾惠廉接受英国长老会差会的差遣，登上一条驶往中国的商船，前往中国宣教。在漫长的航程中，他花费大量时间借助于研读行李中两本书学习中文，一本书是卫三畏 (Samuel W. William)编写的《英华辞典》，另一本是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翻译的《马太福音》。经过五个多月的航行，宾惠廉于1847年底抵达香港。为了尽快掌握中文，他特意离开较为舒适的外侨社区，独自一人到华人社区租下一间简陋的房屋居住，通过直接与华人接触、交往来提高自己的会话能力。不久他即开始去邻近乡村巡回布道。每到一个新地方，他就会找一棵比较显眼的大树，站在树下用中文大声朗读圣经。很快，他就会吸引一群村民前来围观，然后他就开始与他们交谈，解释所读的经文，传福音给他们听。当然，多半的人只会对他这个洋人面孔感兴趣，对福音则不屑听从，甚或加以嘲笑。不难想像，宾惠廉这样一个曾经享誉欧美、动辄吸引成千上百听众的布道家，如今却每天面对着寥寥无几、反应冷淡的异国听众，该是何等大的反差啊！然而他清楚并顺服神的引导，不灰心、不动摇，甘愿在中国默默播撒福音的种籽。

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与磨练之后，宾惠廉转往福建，在厦门、汕头一带传福音，辛勤工作了五年之久。他先后把自己深深喜爱的属灵名著《天路历程》翻译成厦门话与官话，使之成为中国教会早期重要的一部灵修书籍。宾惠廉还留下一句名言“Always ready”（随时待命），并以这一句话做为他主要的信息，同时也是他生活事奉的准则。他常常勉励基督徒说：“你要随时准备好说：神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的这一信息和准则影响了后世许多基督徒。

1854年，宾惠廉护送一名病重的同工回国。在英期间，他应邀到英国各地演讲，把中国的需要传递给英国教会。次年，宾惠廉再度动身来华，与他结伴而行的是日后主持闽南教务的宣教士杜嘉德(Cartairs Douglas)。抵达上海后，宾惠廉与年轻的戴德生（Hudson Taylor）相遇，进而成为一对互相敬爱的同工，在一起工作了相当一段时间。宾惠廉比戴德生年长17岁，且早他四年到中国宣教，因此戴德生在灵性上从他得到很大帮助。

戴德生曾如此描述他们在一起配搭事奉宣教的美丽情景：“1855年底，在神带领之下，我认识了英国长老会传道会的宾惠廉牧师。我们联袂出发，住在船上，前往江苏以南、浙江以北的大城小镇宣讲福音。……通常，我们所到之处，无论是大城小镇，每天在向神祷告之后，大约早上九时许，便提着轻便的竹凳，离船上岸。找到合适的地方后，我们其中一人便站在竹凳上，开口讲述福音。这样大约要讲二十分钟，讲的时候，另外一人则在旁边祷告。然后两人互换位置，好叫刚才讲话的人得着休息。这样过了一两个钟点，我们便转移地方，再次宣讲福音。中午回到船上吃午饭、团契、祷告，然后再出外工作，直至日暮”。

戴德生也谈到宾惠廉留给他的印象，以及对他的影响：“宾先生对神的话语极之爱慕，生活圣洁可敬，并且与神紧密相交。数个月来与他在一起，使我受益匪浅。他丰富的经历和属灵的洞察力，以及他对宣教的一些观点，对我日后组成中国内地会，播下了积极有效的种子”。《戴德生传》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宾惠廉）以祈祷为呼吸，以他的言语为饮食，深深的感觉神的同在。此外，他有丰富的学识、温和的性情及天赋的机智。他是一个可喜的伴侣。他的心灵是何等的高超！生活是何等的清苦！他的信仰终不动摇，对恶者的攻击永不止息。宾氏——他的友谊及一切——是神所赏赐戴氏的奇妙恩惠。……在他的感化中，戴氏的智识和灵命长大，以至认识自己及神所给他的使命。他后来的成绩因以完美。”。

1863年，宾惠廉前往北京，在那里传道四年。在此期间，一向不愿照相的他，为了母亲的要求，破例由一位俄国朋友为他拍了一张照片：他身着中式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小帽；右手拿着雨伞，左手拿着圣经，显得质朴而坚定。这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唯一一张宾惠廉的照片。1867年，宾惠廉继续北上，出了山海关，进入到东北境内，直到辽宁的牛庄(今营囗)。遗憾的是他在东北工作的时间太短，未能亲眼看到福音之奋兴。1868年春天，宾惠廉因病而辞世，行完了自己的“天路历程”，享年53岁。他那不慕虚荣，不求名利，不为艰难所阻勇往直前的精神，为后世信徒留下来美好的榜样。谁能说后来的中国东北福音大复兴，没有他的一份耕耘呢？

1847年11月13日，宾惠廉乘“玛丽·巴拉汀号”船(Mary Bannatyne)到达香港，受到香港教众的热烈欢迎。经过一段语言和环境适应的时期以后，他开始向邻近乡村作不定时的巡回布道。每到一个新地方，他就找一棵比较显眼的大树，站在树下大声朗诵圣经，不多会儿，就会有一群表情惊讶的村民围立，然后他就开始向他们解释所读的经文以及说明自己来访的目的。

为了更好地说好广东话，1848年1月25日，宾惠廉还请德国基督教路德会牧师，汉学家郭士立帮忙找到了一位粤语老师，既教他本人汉语，又教他所办汉语学校的学生。平时大约有十二到十五个学生，其中三个是他收留的流浪儿，平时吃住在一起。宾惠廉在香港的头14个月就是这样平静地度过的。但教学并非他所钟情的，随着广东话的提高，看着对岸广阔的大陆(regions beyond )，宾惠廉再也坐不住了，他在给其弟的信中写到:“你在一封信中期盼说，能有三扇门对我敞开:语言之门，中国国门和世人心中的主的真理之门。第一扇门已经欣然打开，而现在要单靠祈祷和行动来打开另外两扇门。” 1849年2月7日，宾惠廉结束了在香港的主日英语布道和汉语学校，带着两名汉语教员和一名中国仆从，划船向对岸广阔的大陆挺进，这在传教士中是具有开创性的。从此，宾惠廉步行逐村布道，只要有人听，他就停下来讲道。他对人和蔼、富同情心、镇静而又机智，村民甚好亲近，总的来说，他受到了村民款待，布道之路并不非常困难。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宾惠廉越往西向大陆内地行进，遇到的阻挠就越大，形势也越危险，所以他只好在1849年5月回到了香港，和他的一位阪依基督教的犹太人朋友，赫希伯格(Henry Hirschberg)同住一屋，先是在马礼逊山上，然后搬到赫希伯格在香港首府维多利亚新开的医院(London Mission Hospital )。在那停留八个月期间，他一面提高汉语，一面像新约中的巴拿巴(Barnabas)一样，帮助差会医院的病人学汉字，向他们布道。

广州初探

1850年2月的最后一天，宾惠廉偕同他在香港感化的杨雅各医生(Dr. James H.Young)坐船到了华南的中心城市广州，而后者又坐船去了香港东北方四百英里的厦门岛。宾惠廉认为广州的传教地位优于厦门，但他发现广州传教十分艰难，甚至连房子也很难找到，后来找到一位要回苏格兰的传教士在工厂租的房子，但八个月后租期就要到了。在广州期间，宾惠廉经常参加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每个安息日晚上在其住处举行的宗教活动，并时常成为主持人。总的说来，他在广州的传教不尽人意:有人听他讲道，但主要出于好奇，听听而已，并没有太放在心上。在厦门的杨雅各、打马字(John Van Nest Talmage)和施敦力(Alexander Stronach)不断写信给宾惠廉，告诉他厦门传道的盛况，并催他速往厦门。宾惠廉在广州呆了十六个月后，接到英国长老会外国宣道会的通知，于1851年6月26日傍晚在黄埔乘英国“先驱号”三桅帆船离开广州，并于7月5日上午到达厦门。

厦门立足

宾惠廉来到了厦门后起初住在施敦力(亚力山大)处，帮助杨雅各在雍莱河(Keklai)监管义塾，并开始学用厦门方言布道。他发现厦门人对外国人的态度和广东人完全不一样，在1851年7月25日的家书中他说:“这里很平静、友好，虽然对福音人们的态度也有些冷漠，但是也有许多人认真听道。”在厦门期间，宾惠廉和杨雅各帮助医治清军在厦门屠城的幸存者。

1852年3月16日，宾惠廉到厦门岛对面的大陆布道，一周内，他走了三十个村。他受到款待，并有许多人饶有兴趣地听他布道。他每到一处，便有人免费提供吃住。宾惠廉是较早提倡中国教会实施自养的传教士，为了募集更多的同工，宾惠廉捐出一整年的薪水，两百五十英镑，正如他后来在1856年12月4日给巴布尔夫人的信中所说:“我很高兴有这么多人自愿地捐款支持我们，比如您提到的六英镑捐款。收到这些钱后，我将尽力用来为主的事业服务。当我在苏格兰的时候，有许多小额的捐款，这些钱我没有放入差会公共基金中，而是用来在上海等地印刷米怜的《乡间布道文》( Village Sermons )，以单张的形式，大约一万五千份。我发现这种单张便于分发，而大量的册子不便捎带。”

1853年4月13日早上，宾惠廉为了扩大传教的范围，来到大城市漳州，向城内外的民众布道。为了避免与当局冲突，他吃住在搭乘的船上。不久，宾惠廉在漳州就受到欢迎，但一个月后，漳州发生暴动，漳州的传教事业进入低潮。随着时间的推移，宾惠廉获得了当地人的信任和尊重。

从1852年6月1日到1853年3月10日，宾惠廉花了半年多的时间完成了《天路历程》(第一部)的文言文翻译工作，之后他把译稿送给同在厦门传教的罗喾( Elihu Doty )、施敦力和他们的汉语老师一起审读，并接受了许多修改意见，并于1853年3月10日，在某“中国士子”的协助下，宾惠廉完成了《天路历程》(第一部)的中文译稿的修订。他请一名苏格兰画家亚当斯先生(Mr. Adams )为此书绘制了插图，插图配色由宾惠廉自己精心选定，其中的人物都是中国人的相貌和服饰。

漳州初收

1854年1月9日，在厦门新街美国归正会教堂华人教徒“秦冲”建议下，宾惠廉从厦门出发，像往常一样带着教徒“秦冲”和“泰孔”，沿着河走了大约八到十英里，来到漳州海澄白水营(Peh-chuia )。宾惠廉回到白水营后，继续拓展传教事业，其间，不时有厦门教友主动前来帮助，有大约二十个人阪依。不久，白水营教堂成立，这是漳浦最早的基督教会，白水营成为基督教在漳州的最早传教点，也是周边教会发展的典范，被称为是英国长老会在中国的安提阿。1854下半年，就在厦门地区传教开展得如火如茶时，杨雅各医生夫人1853年生孩子时去世了，他身心受到沉重打击，差会决定送他回爱丁堡休养，并派遣宾惠廉护送回国，同时汇报工作，而白水营教堂工作转交给美国归正会监管，后来由仁信牧师(Rev. JamesJohnston )接任。

上海探险

1855年3月9日，宾惠廉和以后主持闽南教务的杜嘉德牧师(Rev.Carstairs Douglas，1830年一1877年)一起乘“挑战者号”(Challenger)船离开苏格兰，7月初抵达香港，但他没有回厦门白水营，而是8月来到上海。在到达上海十天后，他就在一名跟随米怜(William Milne)到过英国的中国助手的陪同下乘乌松船沿着长江往北走，想到太平天国军的南京总部，最后他发现去南京的路不通，只好返回上海。在上海，宾惠廉结识了中华传道会(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派遣的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 )，戴德生那时才二十三岁。后来宾惠廉和戴德生遇到了一位刚从汕头(Swatow)来做生意的基督徒，鲍尔斯船长(Captain Bowers )，从他那得知汕头是个鸦片和苦力(Coolie)贸易的集散地，鲍尔斯建议在汕头建立一个传道前哨，他说:“那儿各国商旅云集，为什么独少传教士?然而那里的传教士需要很好的准备，因为当地有着中国社会中种种的流弊。”

汕头开拓

1856年3月6日，宾惠廉和戴德生免费搭乘鲍尔斯船长的“基隆号”船离开上海前往汕头。3月12日，宾惠廉和戴德生到了汕头双岛(Double Island )。起初，宾惠廉和戴德都不懂潮州话，但幸好，宾惠廉可以说广东话。他们遇到一个广州商人，恰巧是当地一位大官的亲戚，他见到这位洋人竟然能用广东话和他交谈，非常高兴，就运用他的影响力，帮助他们在韩江下游租到一间香烛店的阁楼，作为居所，租金是每月十块银元，这在当时可算相当昂贵。宾惠廉和戴德生两人一起工作了六个月，由于身体原因加上戴德生的药品和手术器材，大部分还留在上海交给William Wylie保管，戴德生不得不暂时离开汕头回上海。1856年8月18日，宾惠廉带着两名由美国浸信会传道联合会(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y Union)传教士约翰逊( Mr. J. W. Johnson)从香港派来助手，潮州本地人，Le-a-yuen和Chin-a-seun，从Tang-leng出发，乘船来到潮州府(Chaou-Chow-foo ) 为了不惊动当地官府，他们住在船上。19日，宾惠廉上岸，他的布道和福音册子都很受百姓的欢迎。有人向官府报告有外国人在城外布道，傍晚宾惠廉他们在船上被抓了起来，后经汕头的广州商人担保无罪释放，并按照当时的法律于8月30日遣送最近的广州英国领事馆，9月30日到达。这时，他的两名中国助手还关押在潮州府。后来宾惠廉不顾自身安危乘坐一艘当地的舶板船重返潮州府，发现两同工受到拷打，后经宾惠廉的干预，监禁四个月后得以释放。1858年10月中旬，由于英国长老会大卫·萨迪曼（David G. A. Sandeman） 去世加上白水教堂出现问题，宾惠廉收到差会好几封催他回厦门的信。诸多犹豫后，宾惠廉建议由来自阿伯丁(Aberdeen)的施饶理牧师(Rev. George Smith)接替他在汕头的传教工作。

重返厦门

1858年10月，宾惠廉乘船回到厦门。宾惠廉被催促回厦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宾惠廉创立的白水教区这时出现衰微的态势，必须马上采取补救措施。1859年2月21日宾惠廉在白水举行大约四十人的圣餐仪式，决定按照长老会规则任命教堂负责人。在宾惠廉的带领下，白水的教务工作重新走上正轨，焕发生机。

福州游历

1859年10月，宾惠廉像往常一样，为了开拓传教事业乘坐Bowers船长的船来到了福州(Foo-chow )。1860年的绝大部分时间，宾惠廉呆在福州，学习福州话，为初办教会准备圣诗。在福州期间，宾惠廉还把他的厦门话和汕头话圣诗翻译成《榕腔神诗》。起初他是以单张的形式印刷，用在街上布道和教堂讲道中，后来经过修改以书本的形式流行在传教士中间。由于厦门基督徒传教工作受到各方面的阻碍，1862年9月，宾惠廉被召回厦门帮助处理基督徒和其他村民的纠纷。

北京会晤

1863年10月，宾惠廉来到北京亲自面见了英国公使布鲁斯爵士(Sir Frederick Bruce)其入京的目的有三:1.为了更好解决华人基督徒受迫害和被掠抢的问题;2.为新教徒谋求1862被清政府授予天主教徒的同等特权，比如免交拜偶像和祭祖的费用;3.解决漳州教堂地产问题。虽然结果不尽人意，但后者对福建省的传教状况有了更客观的认识，并盛赞其口才。

在京期间，宾惠廉生活检朴，每天只花一分钱，除了每周到美国北长老会丁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家加加餐。他四处布道，不时帮助丁匙良小教堂(chapel )教牧工作，同时继续翻译圣诗，他还翻译了五十章《正道启蒙》(Peep of Day )“用以训小儿女者，故以启蒙为名。译时，先生多以己意笔削之，明于中国方言，有裨使人洞悉”，还把在厦门时用文言文翻译的《天路历程》翻译成北京官话，附有木刻画。

1867年8月，宾惠廉“思京都传道者众，而牛庄僻处海滨，未闻正道”，乃慨然愿往。盖因其地西商云集，人数众多，独乏传道者。以致安息日讲道无人，且其地俗尚尸，狠巫应教之。先生乃刻时束装由京赴天津大沽海口，觅舟以迪牛庄。宾惠廉偕同英国苏格兰长老会教士罗约翰和一位艾约瑟施洗的华人信徒王欢( Wang-hwan )乘灿板船前往牛庄，当船主得知他此行目的是传福音而非做生意时，执意不收船费。宾惠廉在牛庄租房，设立福音堂，开拓传教基地。当时牛庄一带已经有不少的天主教传教士，宾惠廉是英国长老会第一位来营口(Yingtsze or Yng-k`eu)港的传教士，也是基督新教在满洲传教工作的鼻祖，宾惠廉到牛庄，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起了重要作用，他当时还可以选择山东(Shantung )，当时在山东已有新循道会(Methodist New Connexion Mission)和伦敦会在那传教，他选择到牛庄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那里是满洲的通商口岸，想以此为基地向内地发展，而在传教早期比较港口城市，宾惠廉是倾心于内地别的传教士尚未涉足的地方，他在郊区租了间房子，家具十分简单。他周日上街布道，分发布道册子，周末上午走两英里路到外国人住地布道，下午在住处给来访的当地人讲道。

1868年1月初，宾惠廉出外布道回来，看见有六七十个中国人等着他讲道，他十分高兴，讲了两个小时，之后他感冒发烧，病得很重。1868年4月4日，宾惠廉在生病九十四天后逝世，享年五十三岁。他先是被葬在辽河边外国人墓地，但由于河水太大，不久便移葬西方商人新购的墓地，可以鸟瞰牛庄。

墓碑上简单地刻着宾惠廉自己写的墓志铭:

悼念

宾惠廉牧师

中国传教士

来自英国长老会

1815年4月1日生于苏格兰顿地

1847年10月来到中国

1868年4月4日逝世于牛庄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

宾为霖是《天路历程》最早的汉译者。他希望能将这本伴他成长的属灵书籍介绍给中国人，给华人基督徒的“天路历程”以劝勉。因他有深厚的汉语基础，其译本用字恰当，描写生动，句法简洁，不少人读之误以为某儒生之作。如在“指示窄门”处称“欲入生门得上天，先当认罪立门前，窄门切叩方能入，主宰恩慈赦我愆”。他所翻译的《天路历程》有闽南语、文言文、官话等三种译本，出版后在教会广受赞誉。除《天路历程》外，宾为霖还编写了《潮腔神诗》、《榕腔神诗》、《厦腔神诗》及《正道启蒙》等属灵书籍。

宾为霖是英国长老会派出的第一位来华传教士，他的传教生涯颇具“天路精神”，即“神秘主义”性质的饭依过程，开拓性的传教工作和“普世主义”情怀，这对其他来华传教士有着深远的影响。作为19世纪最主要的来华传教士翻译家之一，宾为霖译介的《天路历程》一书，是当时所有汉译本中公认最好的，成为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座“天桥”，其影响必将久远。有学者认为，《天路历程》的译介开了西方长篇小说汉译的先河，宾译《天路历程官话》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可见，其在以翻译为媒介的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不管从哪方面来说，宾为霖是一个卓越的人，他的人生是非凡的”，他的精神影响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