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越是汉末三国时期分布于孙吴诸郡县山区的山贼式武装集团的统称。东汉末年，黄巾之始，天下大乱，有潘临、彭绮、尤突、费栈、祖郎、严白虎、金奇、毛甘、黄乱等诸多地方割据势力，因社会动荡，或者不纳王租而占山为王，被统称为山越。

翦伯赞著《中国史纲要》中称，山越分布在“长江以南今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等省境内。”白翠琴亦在《魏晋南北朝民族史》中指出，山越“主要分布于吴郡、会稽郡、新都郡、鄱阳郡、丹阳郡、东阳郡、豫章郡、临川郡、庐陵郡、衡阳郡、长沙郡、始安郡、桂阳郡等东吴的扬州诸郡和曹魏的庐江郡。总之，三国时山越分布范围东及于海，西达湘江，北抵长江，南邻交州，相当于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等省的部分山区”。何光岳指出山越“分布于古代扬州区域内的会稽、吴郡、丹阳、豫章、庐陵、新都、鄱阳等郡，即相当于今长江以南的皖、苏、浙、赣、闽等省交界的山区丛林地方”。可以看出关于山越的分布状况的研究分歧不大，基本上是维持在今长江以南的皖、苏、浙、赣、闽等省的交界地带。

丹阳郡为山越的活动中心，即今安徽皖南及与之相毗邻的山区。安徽在三国时期为魏、吴两国所分割，大致以合肥、安庆一线为界，皖南全境为东吴政权所有。自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10年）以来，皖南诸县与建业（今江苏省南京市，当时称“秣陵”）一直都是丹阳郡的辖地，时至孙权定都建业，皖南诸县就成了东吴腹心之地。皖南南部的黟、歙二县（今安徽徽州一带），山川险阻，北抗长江，可与北敌相遥应，东连三吴，南接豫章，可通浙东，是沟通江东与南方各地往来的枢纽，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皖南沿江重镇芜湖，北抵中原，西达荆湘，“江东先有建业，次有芜湖”，足见其军事重要性。山越在此腹心地带的丹阳、宣城、泾县、陵阳、始安、黟县、歙县诸险县异常活跃。

关于山越的来源和族属，一直是各方争论的焦点。（1）翦伯赞和一些史学家认为“山越人是秦汉时期南方越人的后裔”，其中又有：①山上土著说、②吴越遗民说、③汉武帝迁闽越、瓯越逃亡说等；（2）唐长孺等史学家则认为“山越即山民、宗部“，与普通汉人无异，占山为匪，或是久居山中避乱的普通汉人后裔，如陶渊明所著的《桃花源记》描写的类似。种种说法不一。但山越作为一个分布广阔的分散武装集团，单一来源的可能性很小，更多是兼而有之，其中固有当地土著，同时也有上山为匪的普通汉人，亦有外部迁入的百姓。

东汉末年，吏治混乱，牧野割据，兵连祸劫，劳动人民为避战乱，逃入深山，有的豪强大族也往往合宗入山，甚至发展成匪盗：如在北方的徐无山中，田畴率其宗族，且耕且守，数年间发展至五六千家，还自立法度；又如关中山贼山郑甘、庐水等。这在三国时期是普遍的现象。在孙吴统治下的江南，“山越”、“山贼”、“山民”、“宗部”等词也时常互用。

东汉末年，孙氏初定江东，境内山越众多，分布极广。他们往往与各地的“宗部”（一种以宗族乡里为基础而组织起来的地方武装集团）联合起来，与之对抗，成为孙吴政权的心腹之患。

孙策初离开袁术回到江东时，就曾被丹阳郡（今安徽皖南等地）当地山贼大帅祖郎所袭，几至危殆。汉建安三年（198年），袁术遣人以印绶予丹阳（今安徽宣城）宗帅祖郎等，使之激动山越，大合兵众，图谋共攻孙策，反为孙策讨破。

为了巩固政权和掠夺劳动力与兵源，孙权从建安五年掌权之时起，即分遣诸将镇抚山越。建安八年，孙权西征黄祖，正待破城之时，山越复起，严重威胁孙吴后方，迫使孙权撤兵。孙权东撤后，派吕范平鄱阳（今江西鄱阳东北）；程普讨乐安（今江西德兴东北）；太史慈领海昏县（今江西永修西北）；以黄盖、韩当、周泰、吕蒙等充任山越活动最频繁地区的县令长，悉平各地山越。建安二十二年，陆逊建议孙权，克敌定乱非众不济，而山越依阻深地，心腹未平，难以图远。于是命陆逊征讨会稽、丹阳、新都三郡的山越，将俘获之人强者为兵，羸者补为民户，得精卒数万人。吴嘉禾三年（234年），孙权拜诸葛恪为抚越将军，领丹阳太守。恪移书相邻四郡，令各保疆界，然后分兵扼诸险要之地，将山越分割包围。只修缮藩篱，不与交锋。待其谷物将熟，纵兵芟刈，以饥饿迫使山越出山求活。诸葛恪将其中精壮四万人选为兵士，余者迁至平地充作编户。

经孙吴数十年的残酷征讨，江南绝大部分山越被迫出山，徙至平原地区，一部分用以补充兵源，一部分成为编户，调其租赋，或为私家佃客。

史载丹阳、吴郡、会稽、鄱阳、豫章、庐陵、临川、建安、新都、东阳、东安等郡都曾有过山越起事，其中新都、丹阳、鄱阳、会稽为甚。按地理看来，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安徽的山岳地带都有山越出没。从孙吴与山越历次作战记载来看，山越方的参战人数，少则数千，多则数万；另外孙吴军讨山越获胜，将其归顺的编入孙吴军队的人数，少则数百，多则数万，由此推断，山越之总人口应有数十万之众。

山越的强宗骁帅不少：祖郎、严白虎、潘临、尤突、彭绮。丹阳的山越首领费栈，受曹操印绶为蕲春太守，扇动山越，为作内应。鄱阳的山越首领彭虎，被董袭讨伐。庐江界内有山越首领陈策，众数万人，临险而守，曹操派兵讨伐。福建的山越首领黄乱，被吴将钟离牧讨平。零陵的山越首领陈毖，被吴将陆凯讨平。豫章的山越首领张节，有众万余人。永安的山越首领施但，聚众数千人，丁固，诸葛靓讨之。豫章、临川活动的董嗣，被周鲂讨平。豫章东部，彭材、李玉、王海等起为贼乱，众万余人，被贺齐讨平。福建境内的宗部，如洪明、洪进、苑御、吴免、华当等五人，“率各万户”。丹杨郡歙、黟两县山越屡屡起事，金奇，万户屯安勒山，毛甘，万户屯乌聊山，陈仆、祖山等二万户屯林历山。钱唐大帅彭式等蚁聚为寇，被周鲂讨平。以上有名有姓者，散见三国志各人物传。没留下名字的，数不胜数。

丹阳郡：《孙策传》 有“丹阳、宣城、泾、陵阳、始安、伙、歙诸险县大帅祖郎、焦己及吴郡乌程严白虎等”；《陆逊传》有 “丹阳贼帅费栈”；《程普传》有“宣城、泾、安吴、陵阳、 春谷诸贼”；《凌统传》有“永平、长平山贼”；《徐盛传》 有“临城南阿山贼”。《贺齐传》有“歙、伙山民”。《朱治传 》称严白虎为“山贼”，可知他们都是山越。

吴郡：《周鲂传》有“钱塘大帅彭式”。《全琮传》有“丹阳、吴会山民”。吴兴郡（宝鼎元年分丹阳、吴二郡置）。上引《江表传》有乌程严白虎。又《凌统传》有余杭“山越”。《孙皓传》有“永安山贼施但等”。《朱治传》有故鄣山越。

鄱阳郡：《陆逊传》有“鄱阳贼帅尤突”。《孙权传》建安八年有鄱阳乐安“山寇”。《贺齐传》有余汗、上饶、建平﹝上 饶分出﹞山民。其中彭姓宗帅彭虎、彭绮、彭旦数十年间发动过反抗孙吴政权的三次大规模起义，每次都聚集起数万人的规模，史籍对其有如下记载：《三国志》卷五五《董袭传》：“鄱阳贼彭虎等众数万人，袭与凌统、步骘、蒋钦各别分讨。袭所向辄破，虎等望见旌旗，便散走，旬日尽平。”《三国志》卷四七《孙权传》：“（黄武四年）冬十二月，鄱阳贼彭绮自称将军，攻没诸县，众数万人……六年春正月，诸将获彭绮。”《三国志》卷六〇《周鲂传》：“黄武中，鄱阳大帅彭绮作乱，攻没属城，乃以鲂为鄱阳太守，与胡综戮力攻讨，遂生禽绮，送诣武昌，加昭义校尉。”《三国志》卷四七《孙权传》：“（嘉禾五年）冬十月，鄱阳彭旦起义……六年二月，陆逊战彭旦等，其年，皆破之。”

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 古徽州山越人创造了绚丽多姿的歌舞艺术，它伴随着山越部落的发展传承。据《文献通考》和《吕氏春秋》等文献记载，古宣城的先民属于古越部落的一支。其后吴太伯奔荆蛮，带给这一地区先进的周王朝的中原农业生产技术，“数年之间，民人殷富”。《越绝书》：“乌程、余航、黝、歙、芜湖、石城县以南，皆故大越徙民。秦始皇刻石徙之。”《宁国府志》中更是提到，皖南是山越人最后的退守。

徽州山越民俗风情园，位于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城1公里处的福地村盐铺。盐铺村在原有的生态环境基础上，挖掘和展现古徽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