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纲要》是2006年11月7日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
翦伯赞。1982年应读者要求，《中国史纲要（上下）》改为上、下两册。1994年修订再版。2006年进行第二次修订，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两次修订都是在保持原有特色的基础上，吸收了新的研究成果，并对一些内容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和增补，力求使《中国史纲要（上下）》符合当前研究水平和教学需要。
《中国史纲要(上下)》是1961年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决定，委托
翦伯赞教授组织编写，作为高校文科中国通史教材之用的。在写作、讨论过程中，翦伯赞教授经常就体例、理论运用和史料鉴别等问题与编写组同志们反复商讨。他再三强调，一定要坚持从历史出发，用历史事实说明问题，把论述建立在坚实的
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最后定稿时，他还字斟句酌地进行推敲。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主编的认真负责精神和对
历史科学的严肃态度。
本书是高校文科的权威教材，出版至今已近五十年。本书行文很严谨，对史实作了大量考证。内容方面，对历史事件的叙述较为简略和平淡，对当时的社会经济、
政治制度、
民族关系等方面下功夫较多，列出了不少数据，引用了古籍文献，有些枯燥，会磨灭掉非历史专业读者的兴趣。本书从
旧石器时代写到五四运动之前，分为史前、夏与商、周（
西周、春秋、战国）、
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
隋唐、
五代十国宋辽金元、明清、近代。
本书是近年的增订版本，与基础教育阶段的历史教材相比，指导思想是一致的，仍体现了阶级斗争理论。如书中认为，专制皇权与
儒家礼教的传统力量同佛教的矛盾斗争，终于使佛教没有取得国教的地位，这在
中国历史上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对于中国古代的文化与技术成就和国家的强大，则没有体现出
优越感。对农民起义多有注重，全书给人的感觉就是底层人民的苦难史，除
唐太宗前中期外，人民都背负着沉重的服役，生活悲惨。
1916年，翦伯赞考入北京政法
专门学校，后转入武昌商业专门学校。1924年赴美国
加利福尼亚大学留学。1926年回国后，南下广东参加国民革命军。大革命失败后，在历史学家吕振羽等人影响下，开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潜心研究
中国社会和历史问题。先后发表了《中国农村社会之本质及其历史的发展阶段之划分》《前封建时期之中国农村社会》等论文，与吕振羽合著了《最近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一书，揭露日本
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和侵略我国的滔天罪行。 1937年5月，翦伯赞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在
党的领导下，长期从事
统一战线、
理论宣传和史学研究工作，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撰写的《历史哲学教程》，宣传
历史唯物主义，阐明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
中国史纲》则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剖析了商、西周、春秋时期的社会性质，以及我国自战国至秦汉社会性质的转变，是一部影响深远的史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翦伯赞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副校长，以及
中央民族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
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职。
从50年代初开始，翦伯赞即致力于史学建设。首先发起编纂了两千多万字的《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并亲自主编了其中的《
戊戌变法》和《义和团》两个专题。还与
范文澜、
胡华等人合著出版《
中国历史概要》一书.从1961年春开始，他兼任全国高等学校历史教材编审组组长，主编通用教材《中国史纲要》和《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资料》。同时，他还先后发表《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和《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等论文，批评史学界从5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
极左思潮。
翦伯赞治学严谨，著作宏富，至今仍为史学界所推崇和颂扬。他是马列主义
新史学“五名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
侯外庐）之一，运用马列理论研究中国的社会和历史问题，功献卓著。特别是在中国古史分期的研究上，主张的西周
封建论，独树一旗。虽然已受到
黄现璠，
张广志等学者的有力挑战，
完全否定。但其影响力不可抹杀。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翦伯赞被划为“
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惨遭迫害。1968年12月18日夜，与夫人同时在
北京大学含冤去世。1978年9月1日，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为他平反昭雪。
在总体上，
中国文化，特别是古代中国文化是一种比较典型的
农耕文化或
农业文化。但就
自然环境而言，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
中国西部和北部地区主要是草原分布地带，因此，这些地区也就成为了以草原
畜牧业经济为主的区域。一般认为，自我国东北
大兴安岭东麓—
辽河上游—
阴山山脉—
鄂尔多斯高原东缘及
青藏高原以西的广大地区，都属于历史上传统的游牧经济分布地区。而在此界线以南和以东则属于传统的农耕经济分布地区。从一定程度上讲，我国的
内蒙古高原、
黄土高原、青藏高原以及历史上的整个西域地区，都属于历史上游牧民族的主要活动区域，因此，宏观地说，也属于传统的以游牧经济为主要特色的区域。但是，历史上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之间的界线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从远古至今，这种文化界线在不同历史时期都产生了许多变化。总的趋势是农耕文化的分布面积越来越大，而游牧文化的
分布区则日益缩小。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可能有如下几个方面：1.历史上气候的变迁。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论证，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几次周期性的气候变迁，大体上而言，历史上几次大规模
民族融合时期，都是相对的
寒冷期。寒冷期的出现，所带来的后果往往是传统游牧区域的南移，迫使游牧民族南下；而出现相对的
温暖期时，如历史上的汉唐时期，造成的结果便是农耕区域的北移，促成了农耕民族纷纷北上开垦农田。2.历史上人类的活动。历代统治者对北部、西部边疆的开发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要“
移民实边”，主要是把
农业人口移往西北边疆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垦荒种田，如军屯、
民屯等，其中就会将牧场开垦为农田。例如，西汉以前的
河西走廊基本上是游牧民族的
天然牧场，但是，随着
河西四郡的设置，这里就逐渐被开发为农耕
经济区了。这种
人类活动的结果必然是农耕经济区向游牧经济区的推进和游牧经济区的逐渐缩小。另外，历代统治者，包括
游牧民族的一些统治者在内，
滥伐森林，大兴土木，在草原地带发展农耕经济等，都对历史上草原地带的
生态环境带来破坏，无疑也是造成游牧经济地区不断缩小的一个重要原因。3.历史上的游牧民族在发展游牧
畜牧业生产的过程中，为了维持基本的生计，片面地追求牲畜的数量或生产规模，使得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过载放牧，造成了一些地区
草原生态系统的失衡，从而导致草场的退化，草原面积因而减少。4.历史上自然的
农牧界线反过来又不断强化了两种不同类型文化间的区别界线，使得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间没有形成有机的结合。似乎在几千年的历史上，游牧民族永远是游牧民族，而农耕民族也永远是农耕民族。这样就产生了中原与周边，内地与边疆，蛮荒之地与礼仪之邦等
文化观念上的对立。当然，历史上农耕经济区和游牧经济区的范围的变化，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而且也不是单纯某一个因素的结果。实际上正是上述诸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