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师，一般由德高望重之人担任，为古代
皇帝的
老师，是辅助皇帝的重要
大臣。在中国的古诗词中，“帝王师”一词一般被用作特指，专指
姜子牙、
张居正等。
祁寯藻（1793—1866）字颖叔、淳浦，号观斋、息翁，山西寿阳县
平舒村人。户部郎中
祁韵士之子。道光进士。历官至
军机大臣，左都御史，兵、户、工、礼诸部尚书，
体仁阁大学士。道光十九年（1839）赴福建筹办海防，查禁鸦片。咸丰帝即位，更得重用。后自请辞官。咸丰、同治之际，密陈厘捐病民，力请罢止。论时政六事。同治元年（1862），供职弘德殿，教同治帝读书。五年后卒。
世称“三代帝师（道光、咸丰、同治）”、“寿阳相国”。他一生忠清亮直，勤政爱民，举贤荐能，政绩卓著，对朝政有影响。其书法由小篆入真行，师承二王，出颜柳，参以山谷，深厚遒健，自成一格，为清代中晚期著名书法家，有“一时之最，人共宝之”“楷书称首”的赞誉。
自
孔子以后，做“帝王师”正是千百年来中国文人(士子)的最高理想，以此作号召，足以耸动人心。
在
中国历史上，每位新君登基，都要到孔庙祭拜一番，虽是做秀却颇具效果，最显著的就是增加了王室对文人的亲和力，从此，便很少有文人能摆脱“帝王师”情结了。在“帝王师”的迷梦里，多少英雄豪杰甘心屈奉，为一家之天下迷失了自我丧失了独立判断的能力。一个穷山沟里的汉子，“全家都在风声里”，按说他首先思考的应是怎样才能使一家老小吃饱穿暖吧，可就因为读了几本圣贤书，便多半会立下一个漫无边际的的志向--“上致君于尧舜，下救民出水火”，这也有史实为证：“诗圣”杜甫，一生颠沛流离，不过做了几天“参军”的小官，皇上龙颜都未见几次，但却口口声声地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文人掏心掏肺地要做帝王师，立意不过是想先天子之忧而忧，对他的家天下应该是有利无害，然而多数时候，圣明天子却并不领情，像理学家
程颐，宋代大儒，曾教
小皇帝宋哲宗读书，大概是在小皇帝面前都不忘摆摆师道尊严的谱儿，不仅帝王师没当久，最后著作也被“弟子”禁了；程颐的遭遇还不算太坏，明嘉靖年间的杨博，曾是嘉靖皇帝之师，当“弟子”沉湎于服食求仙之道时，上折子劝阻，第一次皇帝不理算是给了老师一个面子，但杨博不知进退，终于和别的
大臣一样享受了有明一代圣上赐予臣子的最有特色的待遇--廷杖！而透过另一位明朝的大人物--
张居正的荣辱兴衰就更能看出所谓“帝王师”的真相了。
张居正是明穆宗临终时的托孤重臣，其人辅佐幼主神宗惮精竭力，对衰颓中的朱家王朝的贡献史家已有定评，明神宗也似乎一度很尊敬这位“张先生”，有数道上谕为证：“先帝以朕幼小，付托先生。先生尽赤忠以辅佐朕，不辞劳，不避怨，不居功，皇天后土祖宗必共鉴知……”，“先生全忠全孝，万古留名……”，甚至缠缠绵绵地声称“顷刻离卿不得”，等到要退休的时候，神宗又亲口对“张先生”许诺：“先生功大，朕无可为酬，只是看顾先生的子孙便了。”只读这一段记述，谁不会动容？
张居正的帝王师当得如此稳当如此尊荣，如果没有以后的故事，我这篇文章几乎做不下去了。幸好历史的记载是，
张居正刚死，便落得个身败名裂、家产被抄、儿子充军的凄惨下场！
为什么文人和皇帝在对待“帝王师”的问题上常常是剃头摊子一头热？不得其解之际。偶然读到了乾隆皇帝谈帝王师的一点资料：一个迂腐的读书人
尹嘉铨写了篇《多病徒传》，其中引用了《汉书·张良传》中的一句话：“学此则为帝者师矣”，虽然他一再说明“不敢以此自居”，却在一场文字狱中被乾隆抓住了把柄，乾隆愤愤地责问：“其书又有‘为帝者师“之句，无论君臣大义不应如此妄语，即以学问而论，内外臣工各有公论，尹嘉铨能为朕师傅否？……尹嘉铨将以朕为何如主耶？”读至此处我不禁拍案叫绝，我算弄懂圣君们为什么从心底里讨厌帝王师的关键所在了，对像乾隆这类自命不凡的真命天子，你要做帝王师，那把他往哪儿摆？乾隆还有一句痛斥
纪昀时脱口而出的名言：“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馆，实不过倡优畜之，汝何敢妄谈国事！”意思更为透彻，原来在帝王眼里，所谓国事其实不过是他家事是他一人之事，文人之流，哪怕是名义上的老师，都不过是他养着好玩罢了。至此，“帝王师”这顶纸糊的桂冠被乾隆轻蔑地吹了口气便破碎了。“
十全老人”的这番高论让人如醍醐灌顶，堪称是对“帝王师”问题作出的高屋建瓴的权威论述，如果还有人未从这番高论中得出启示，从梦中幡然醒悟，那真是病入膏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