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阳邑（今山西太谷，一说祖籍为同州韩城，今陕西韩城），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生于河南新郑，唐代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

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正月二十日，白居易出生于河南新郑的一个“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白居易出生之后不久，河南便发生动乱，藩镇李正己割据河南十余州，战火烧得民不聊生。白居易二岁时，任巩县令的祖父白锽卒于长安，紧接他的祖母又病故。建中元年（780年），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先由宋州司户参军授徐州彭城县县令，一年后因白季庚与徐州刺史李洧坚守徐州有功，升任徐州别驾。建中三年（782年），为躲避徐州战乱，他把家人送往宿州符离安居。建中四年（783年），因中原发生二帝四王之乱，白居易家又逃到越中。贞元二年（786年），白居易在江南得知有进士科，便刻苦读书。他读书十分刻苦，读得口都生出了疮，手都磨出了茧，年纪轻轻的，头发全都白了。

贞元七年（791年），他回到符离。后白季庚升任襄州别驾，他随父至襄阳。贞元十年（794年），父亲死于襄阳，白居易回符离，为父守丧。贞元十四年（798年），其兄白幼文出任饶州浮梁县主簿，他随兄至浮梁，而其家迁往洛阳。贞元十六年（800年），自浮梁至洛阳省母。贞元十八年（802年）入长安，同年冬参加吏部举行的书判拔萃科，翌年与元稹等一起登第，授秘书省校书郎。贞元二十年（804年），他将全家搬到关中，定居下邽县义津乡金氏村。

806年，白居易罢校书郎。同年四月试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及第，授盩厔县（今西安周至县）尉。807年，任进士考官、集贤校理，授翰林学士。808年任左拾遗，迎娶杨虞卿从妹为妻。810年改任京兆府户部参军，811年母亲陈氏去世，离职丁忧，归下邽。814年回长安，授太子左赞善大夫。

任左拾遗时，白居易认为自己受到喜好文学的皇帝赏识提拔，故希望以尽言官之职责报答知遇之恩，因此频繁上书言事，并写大量的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希望以此补察时政，乃至于当面指出皇帝的错误。白居易上书言事多获接纳，然而他言事的直接，曾令唐宪宗感到不快而向李绛抱怨：“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李绛认为这是白居易的一片忠心，而劝谏宪宗广开言路。

815年，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上表主张严缉凶手，被认为是越职言事。其后白居易又被诽谤：母亲看花而坠井去世，白居易却著有“赏花”及“新井”诗，有害名教。遂以此为理由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818年，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至江州与白居易相聚。当白居易被任命为忠州刺史时，白行简也一同与兄长溯江而上。途中与元稹相遇于黄牛峡，三人相游之处被称为三游洞。在忠州任职的时间，白居易在忠州城东的山坡上种花，并命名此地为“东坡”。同年冬，被任命为忠州（今重庆市忠县）刺史，819年到任。820年夏，被召回长安，任尚书司门员外郎。

白居易的母亲虽因看花坠井去世，然而白居易早有许多咏花之作，而依宋代的纪录，新井诗作于元和元年左右（新井诗今已失传），可见此事不能构成罪名。他被贬谪的主因，很可能与他写讽谕作品而得罪当权者有关。贬谪江州是白居易一生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他以“兼济”为志，希望能做对国家人民有益的贡献；至此之后他的行事渐渐转向“独善其身”，虽仍有关怀人民的心，表现出的行动却已无过去的火花了。然而白居易在江州虽不得志，大体上仍能恬然自处，曾在庐山香炉峰北建草堂，并与当地的僧人交游。

820年冬，转任主客郎中、知制诰。821年，加朝散大夫，始正式著五品绯色朝服，（绯色即朱色，为五品以上官员所用的服色）。转上柱国，又转中书舍人。822年，白居易上书论当时河北的军事，不被采用，于是请求到外地任职，7月被任命为杭州刺史，10月到任。任内有修筑西湖堤防、疏浚六井等政绩。824年5月，任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秋天至洛阳，在洛阳履道里购宅。825年，被任命为苏州刺史，5月到任。826年因病去职，后与刘禹锡相伴游览于扬州、楚州一带。

在杭州刺史任内，见杭州有六口古井因年久失修，便主持疏浚六井，以解决杭州人饮水问题。又见西湖淤塞农田干旱，因此修堤蓄积湖水，以利灌溉，舒缓旱灾所造成的危害，并作《钱塘湖石记》，将治理湖水的政策、方式与注意事项，刻石置于湖边，供后人知晓，对后来杭州的治理湖水有很大的影响。离任前，白居易将一笔官俸留在州库之中作为基金，以供后来治理杭州的官员公务上的周转，事后再补回原数。当这笔基金一直运作到黄巢之乱时，当黄巢抵达杭州，文书多焚烧散失，这笔基金才不知去向。

西湖有白堤，两岸栽种有杨柳，后世误传这即是白居易所修筑的堤，而称之为白公堤。事实上这道“白堤”在白居易来杭州之前已存在，当时称为“白沙堤”，且见于白居易的诗作之中。

当白居易在杭州时，元稹亦从宰相转任浙东观察使，浙东、杭州相去并非太远，因而二人之间有许多往还的赠答诗篇。当白居易任满离开杭州时，元稹要求白居易交出全部的作品，编成《白氏长庆集》五十卷。

在苏州刺史任内，白居易为了便利苏州水陆交通，开凿了一条长七里西起虎丘东至阊门的山塘河，山塘河河北修建道路，叫“七里山塘”，简称“山塘街”。

827年，白居易至长安任秘书监，配紫金鱼袋，换穿紫色朝服（三品以上官员所用的服色）。828年，转任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829年春，因病改授与太子宾客分司，回洛阳履道里。830年12月，任河南尹。831年七月元稹去世。832年，为元稹撰写墓志铭，元家给白居易润笔的六七十万钱，白居易将全数布施于洛阳香山寺。833年，因病免河南尹，再任太子宾客分司。835年，被任命为同州刺史，辞不赴任，后改任命为太子少傅分司东都，封冯翊县侯，仍留在洛阳。839年10月得风疾。841年，罢太子少傅，停俸。842年，以刑部尚书致仕，领取半俸。

晚年白居易的生活，大多是以“闲适”的生活反映自己“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而844年，73岁的白居易出钱开挖龙门一带阻碍舟行的石滩，事成后作诗《开龙门八节石滩诗二首并序》留念，诗中仍反映出他“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观。

晚年的白居易大多在洛阳的履道坊宅园，与刘禹锡唱和，时常游历于龙门一带。作《池上篇》、《醉吟先生传》自况。845年，白居易74岁，尚在履道里第举行“七老会”，与会者有胡杲、吉皎、郑据、刘真、卢贞、张浑与白居易；同年夏，以七老合僧如满、李元爽，画成“九老图”。白居易晚年笃信佛教，号香山居士，为僧如满之弟子。

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十四日（9月8日），白居易去世于洛阳，享年75岁，赠尚书右仆射，谥号“文”，葬于洛阳香山。白居易去世后，唐宣宗李忱写诗悼念他说：“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著有《白氏长庆集》，共有七十一卷。

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十六年（800年）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书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被贬谪为州刺史。王涯说他母亲是看花的时候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

贬官江州（现九江）给白居易以沉重的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帮助他升任忠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为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职期间，他见杭州一带的农田经常受到旱灾威胁，官吏们却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议，发动民工加高湖堤，修筑堤坝水闸，增加了湖水容量，解决了钱塘（今杭州）、盐官（今海宁）之间数十万亩农田的灌溉问题。白居易还规定，西湖的大小水闸、斗门在不灌溉农田时，要及时封闭；发现有漏水之处，要及时修补。白居易还组织群众重新浚治了唐朝大历年间杭州刺史李泌在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条件。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语言优美、通俗、音调和谐，形象鲜明、政治讽喻。

“臣观元之制策，白之奏议，极文章之壶奥，尽治乱之根荄。非徒谣颂之片言，盘盂之小说。就文观行，居易为优。放心于自得之场，置器于必安之地。优游卒岁，不亦贤乎！”

赞曰：“文章新体，建安、永明。沈、谢既往，元、白挺生。但留金石，长有茎英。不习孙吴，焉知用兵？”

“观居易始以直道奋，在天子前争安危，冀以立功。虽中被斥，晚益不衰。当宗闵时，权势震赫，终不附离为进取计，完节自高。而稹中道徼险得宰相，名望漼然。呜呼！居易其贤哉！”

公诗以六义为主，不赏艰难。每成篇，必令其家老妪读之，问解则录。后人评白诗：“如山东父老课农桑，言言皆实”者也。鸡林国行贾售于其国相，率篇百金，伪者即能辨之。与元稹极善胶漆，音韵亦同。天下曰“元白”。元卒，与刘宾客齐名，曰“刘白”云。公好神仙，自制飞云履，焚香振足，如拨烟雾，冉冉生云。初来九江，居庐阜峰下，作草堂，烧丹。今尚存。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五集，及所撰古今事实，为《六帖》，及述作诗格法，欲自除其病，名《白氏金针集》三卷，并行于世。

唐宣宗有吊白居易诗：“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此诗可作为白居易一生的概括。

新、旧唐书对于白居易的评价亦有不同。旧唐书对于白居易的文学成就给予高度的肯定：“昔建安才子，始定霸于曹、刘；永明辞宗，先让功于沈、谢。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臣观元之制策，白之奏议，极文章之壶奥，尽治乱之根荄。非徒谣颂之片言，盘盂之小说。就文观行，居易为优，放心于自得之场，置器于必安之地，优游卒岁，不亦贤乎。”新唐书描述白居易“于文章精切，然最工诗。”又说：“居易在元和、长庆时，与元稹俱有名，最长于诗，它文未能称是也。”然而新唐书对白居易的人品则给予极高的肯定：“观居易始以直道奋，在天子前争安危，冀以立功，虽中被斥，晚益不衰。当宗闵时，权势震赫，终不附离为进取计，完节自高。而稹中道徼险得宰相，名望漼然。呜呼，居易其贤哉！”这种评价的变迁可能与宋代古文运动的兴起有密切的关系。

苏轼对白居易的评价也有不一致处。苏轼曾提出“元轻白俗”的说法，对元白的诗风颇有微词。然而后来却常以白居易自比，例如“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又如“予去杭十六年，而复来留二年而去。平生自觉出处老少粗似乐天，虽才名相远，而安分寡求亦庶几焉。”苏轼对白居易的诗作，也有“白公晚年诗极高妙”的评语。

元好问：“并州未是风流域，五百年中一乐天。”在《论诗三十首》“一语天然万古新”句下，元好问自注：“陶渊明，晋之白乐天。”

袁宗道以“白苏斋”为斋名，并有《咏怀效白》的诗作。

清代主张性灵说的袁枚亦给予白居易极高的评价。

清乾隆皇帝敕编的《唐宋诗醇》对白居易的诗文与为人均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白居易“实具经世之才”，并认为官员应以白居易的诗“救烦无若静，补拙莫如勤”作为座右铭。

胡适赞扬以白居易与元稹为领袖的文学革新运动，认为可以达到以诗歌造成舆论，而有助于改善政治。因为陈独秀与胡适提倡新文学运动，在提倡白话、不避俗字俗语的风气下，白居易的诗歌因而很受推崇。包括陈寅恪、刘大杰、钱基博等，都给予白居易极高的评价。然而钱钟书对白居易的评价则不高。

白居易的文集在日本受到高度评价。平安时代，菅原道真写汉诗，当时渤海国的人见到道真的诗，认为与白居易的诗很像，这评语令道真很高兴，还特别记载下来，引以为荣。

白居易为了应举而初来长安之际，带着《赋得古原草送别》谒见著作（官职名）顾况，顾况看到白居易的姓名，然后注视着白居易，打趣说：“米价方贵，居亦弗易！”然后读诗，读至“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二句，不禁大为赏叹，说：“道得个语，居亦易矣！”并广为延誉，白居易由此一举成名。

有学者指出，顾况在贞元五年（789年）被贬为饶州司户，后又至苏州，而白居易尚未至长安应举，因此如有投诗顾况之事，应发生于饶州或苏州，而非长安。

白居易自家酿的酒，质高出众，他为自家的酒作诗道：“开坛泻罇中，玉液黄金脂；持玩已可悦，欢尝有余滋；一酌发好客，再酌开愁眉；连延四五酌，酣畅入四肢”（《白居易卷》）。白居易造酒的历史不但有记载，而且直到今天，还有“白居易造酒除夕赏乡邻”的故事在渭北一代流传。

素口蛮腰，蓄妓玩乐，始自东晋，唐代比较普遍。为了涤除人生烦恼，白居易以妓乐诗酒放纵自娱。从他的诗中知姓名之妓便有十几个，最出名的是小蛮和樊素。唐孟棨《本事诗·事感》中记载：“白尚书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

白居易六十多岁时，他得了风疾，半身麻痹，于是他卖掉那匹好马并让樊素离开他去嫁人。可是，他那匹马反顾而鸣，不忍离去。樊素也伤感落泪说：“主人乘此骆五年，衔撅之下，不惊不逸。素事主十年，巾栉之间，无违无失。今素貌虽陋，未至衰摧。骆力犹壮，又无 。即骆之力，尚可以代主一步；素之歌，亦可送主一杯。一旦双去，有去无回。故素将去，其辞也苦；骆将去，其鸣也哀。此人之情也，马之情也，岂主君独无情哉？”

但在白居易70岁时，樊素和小蛮还是走了。白居易思念中写道：“两枝杨柳小楼中，嫋娜多年伴醉翁，明日放归归去后，世间应不要春风。五年三月今朝尽，客散筵空掩独扉；病与乐天相共住，春同樊素一时归。”

贞元十六年（800）中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集贤校理，参与整理国家藏书。后擢翰林学士。元和十年（815）贬为江州司马。文宗即位，迁刑部尚书。武宗时以刑部尚书致仕。晚年退居洛阳香山，自号香山居士，他对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 有卓著的贡献。在整理集贤院藏书时，使他有机会接触大量的藏书，对他的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影响。私家藏书颇富，建有藏书楼，名“池北书库”。他曾作《池上篇》，言其“罢刑部侍郎时，有栗千斗，书一车”。著有《白氏长庆集》等。他曾以自己藏书为基础，编撰了一部词语佳句类书《白氏经史事类六帖》（又名《白氏六帖》），分为1 367门。宋代黄鉴著《杨文公谈苑》记载：“人言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数千，各题门目，作七层架，列置斋中。命诸生采集其事类，投瓶中。倒取之，抄录成书。”可见《白氏六帖》在最初搜集资料时，就开始以类汇集。另编有《元白因继集》《刘白唱和集》《洛下游赏宴集》（又名《洛中集》）等。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与邻近的几位刺史钱徽、李穰及浙东观察使元稹以诗唱和，来往传递都以竹筒盛诗，是为诗筒的典故。

唐代新罗（鸡林） 商人来唐贸易时，尽力搜集购买白居易的诗，他们说，自己国家的宰相出百 （一作“一”） 金换一篇白诗，其中伪托的，宰相也能分辨出来。元稹感慨：“自篇章已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

白居易自撰的《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对其远祖世系等问题，与《新唐书》《旧唐书》本传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等相关记载，均存在较多矛盾。白居易的远祖问题错综复杂。一为出自芈姓。白居易在为其祖父写的《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即自称：“白氏芈姓，楚公族也”，其高祖是北齐五兵尚书白建。不过，白居易的这类提法，在当时就被李商隐怀疑。二为出自姬姓。《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称，白建乃后周弘农郡守，“白氏出自姬姓”，为周太王之后。但周在西北，楚位于中南，两地距离甚远，这个分歧自宋就有学者考辨，清人汪立名《白香山年谱》也曾指出这个矛盾。因此，这一说法，今人多不取。白居易之所以附会祖宗，并非“疏于考史”，其难言之隐大约是迫于当时阀阅观念浓厚，因此不惜采用附会手段，以自我提高其门第。

陈寅恪推测，白氏与西域之白或帛有关。姚薇元在《北朝胡姓考》中也持这种意见，并经进一步考证后认为白氏祖先是西域龟兹国的王族。因龟兹国境内有白山，因此汉朝赐其王姓“白”。1982年，顾学颉发表《白居易世系、家族考》，进一步发展陈寅恪的观点，并提出更为坚实的材料。次年，魏长洪发表《白居易祖籍新疆库车摭谈》，从总体上支持了陈寅恪、顾学颉等人的论点，并认为白居易的祖籍在今新疆的库车地区。经过考证，薛宗正认为，白氏王族出身的白孝德在“安史之乱”中，统率一支龟兹军队到内地勤王平叛，并终老于唐境，封昌化郡王，死后追赠太子太保。白居易就是白孝德的后裔。

主词条：白居易墓、白园

白园是白居易的墓园，位于龙门东山的琵琶峰。白居易在诗里曾说，“门前常流水，墙上多高树。竹径绕荷池，萦回百余步。”白园的设计已八九分的接近于此了。

白园迎门的是青谷区。夹道两旁是青色的竹子，悬瀑溅出悦耳的水声，荷花池飘送着夏日的清凉。听伊亭和松风亭模仿唐代的建筑设计，“亭”通“停”，提醒游客停下脚步感受山谷的幽静。时间在山水间是慢的。听伊亭又叫草亭，因那首妇孺皆知的《赋得古原草送别》而建。

墓体区在琵琶峰顶，有墓冢和自然石卧碑等。中外仰慕白居易的游客和族裔都在此立石纪念。其中有块石碑用中文和日文刻着“伟大的诗人白居易先生，你是日本文化的恩人，你是日本举国敬仰的文学家，你对日本之贡献恩重如山，万古流芳，吾辈永志不忘。”

白园旁边还增添了一些新的纪念碑石。最醒目的莫过于日本人捐立的两块石碑。一块立于1995年，落款为4个日本人，上书“樱献”，旁边有一行小字碑文，以诗的语言表达着对诗人的怀念。

另一块碑立于1988年，落款为“日本中国文化显彰会”，并署了几个人名。碑文用中文日文两种文字书写，内容为：“伟大的诗人白居易先生，您是日本文化的恩人，您是日本举国敬仰的文学家，您对日本之贡献，恩重如山，万古流芳，吾辈永志不忘。”白居易被日本人作如此评价，恐怕在古诗人中也是独树一帜，对一般游客来说也是难以想象的，可见白居易的世界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