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张黄事变是指在1927年11月17日凌晨，国民政府和中国国民党内部派系之一的张发奎、黄琪翔等人在广州发动政变，改组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广东省政府的事件。广州张黄事变的目的是反对当时控制国民政府的新桂系，其目的没有达到。但是，在前期政治斗争中被迫下野的蒋介石，得以借此事件复出。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国共合作局面已彻底破裂，国民党走向全面反动，它再也不是一面革命的旗帜，而是一个四分五裂、派系林立、拥兵自立、割据一方，由“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军阀”所组成的反动集团，“是军阀屠杀工农的工具。正如宋庆龄同志指出的，宁、汉的所谓国民政府，“已经一落千丈，与北方的半封建余尊不相上下”。他们是“盘长江流域的封建军阀”，是“可耻的反革命”。他们“为了个人的利益和权势，正企图把中国拉回军阀混战的老路上去。”从此，中国开始了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激烈的、连续不断的大混战。而一九二七年底发生的广州张黄事变，就是国民党新军阀大混战中的一幕。

蒋介石是1927年9月28日由上海赴日的，陪同前往的有张群。蒋在下野后选择赴日，是希望通过日本之行，争取日本新首相田中义一对他复出并由他领导“统一中国”的支持。不过，蒋介石的这次访日并不成功。在与田中的唔谈中，田中表示，日本愿意给蒋以“充分的援助”，但前提是“不牺牲日本的权利”日本要求蒋放弃北伐，从而使中国处于南北分裂状态，日本好从中渔利，这让蒋介石非常失望。而其时国内传来桂系西征大获全胜的消息，这让蒋介石增强了复出的紧迫感，于是决计返国，先谋东山再起

为达到重新上台的目的，由桂系和西山派掌控的特委会就成了必须清除的障碍。为此，蒋介石使用了多管齐下的手腕，采用声东击西之术，先在两广制造事变，动摇桂系根基。为此，他与昔日政敌汪精卫联手。汪是在西征讨唐开始前就从武汉来到广州的，他的抵粤是应了张发奎的邀请。张部原驻九江时，由于所部共产党人举行了南昌起义，受损严重，在赣难以立足，便以“追叶、贺”为名，率兵直趋广东。其时广东省主席为李济深，他为桂籍，与广西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三巨头”关系密切，向有“半个桂系”之称。张部为李济深属下，虽然“四一二”时宣布脱离，但该部能征善战，李也有意重新收大摩下，对其人粤表示欢迎，并派人携款前往迎接。不料，张发奎并不领情，回粤后即打出“反桂系”和“反特委会”旗号，邀请汪精卫人粤，这令李济深十分尴尬，双方矛盾日益尖锐。而蒋介石正是看准了这一点，返国后即派宋子文去穗与汪精卫见面，传达联手去桂之意，又以“筹备二届四中全会”为名，电邀李济深与汪精卫一起北上“共商党事”，实为调虎离山，便于张发奎部下手。

李、汪是11月16日乘船北上的。是晚，应李济深之召从广西赶来负责广州防务的桂系将领黄绍竑的住所即被张部所属黄琪翔、薛岳的军队包围，黄虽绕幸逃脱，但在粤桂军均被缴械。次日晨，广州街头贴满了“欢送李济深”“拥护汪精卫”“打倒桂系”的标语，张发奎也从香港赶至广州，并以广州政治分会名义发号施令，宣布以顾孟余为政治分会主席，陈公博代理广东省主席，并由张发奎、李福林和陈公博三人组成临时军委会主席团，广州落人汪派手中，这就是“广州张黄事变”。

广州张黄事变，是宁汉分裂以及李唐之战中，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内部汪精卫、蒋介石、新桂系等派系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的一部分。

1927年初

新桂系在宁汉分裂之中，通过逼迫蒋介石下野，促成宁汉合流。并且成立了由新桂系操控的“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控制了国民政府的大权，并且排挤了汪精卫。国民政府内部反对新桂系的各派政治势力开始重新分化组合，合力倒桂。当时，最具有军事势力的反桂势力是原属武汉国民政府的唐生智。新桂系不断与唐生智发生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摩擦，双方都准备发动内战。

张发奎，黄琪翔原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官，为李济深部属。北伐时期，二人北上，在宁汉分裂之后，张黄二人宣布投向武汉国民政府，另立“第2方面军”番号，实际上处于半独立状态。

1927年中

蒋介石，汪精卫分别在与新桂系的争斗中失利下野。随后蒋汪二人便分别联络张黄二人，以其能利用张黄二人的军事资本，在广州等地另立国民党中央，以对抗新桂系所设立之“中央特别委员会”。同时，张黄二人也希望借反桂扩大影响，削弱新桂系的政治盟友——长期控制广东之李济深，进而夺取广东地盘。三派势力开始联合。

1927年9月

张发奎、黄琪翔借口南下”剿共’，率军自江西南下广东。控制广东之李济深对张黄之部队表示欢迎，划出北江地区为张黄部队之驻地，并要求张黄部队立即出兵攻打在粤赣边境的共产党叶挺部队。但张黄二人要求李济深通电反桂作为交换条件。其时新桂系与唐生智之矛盾已经基本激化，无论从政治、军事上新桂系都占优势。李济深不愿反桂，只得调动其嫡系部队北上攻击共产党武装，广州城防空虚。张黄二人之部队趁机控制了广州。

1927年10月29日

汪精卫自香港到达广州，另立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公开宣布反对新桂系之“中央特别委员会”。此时新桂系与唐生智矛盾已经彻底激化，宁汉战争爆发，双方已经在湖北、安徽开战，新桂系黄绍竑不得不将驻屯广东的桂军部队撤回广西。汪精卫、张发奎、黄琪翔趁机排挤李济深在广东的势力。而蒋介石则自日本返回上海，宣布将于11月间在上海召集国民党中执委召开国民党四中全会的预备会，电请汪精卫、李济深自广东北上上海，企图将李济深诱离广东。

1927年11月16日

汪精卫，李济深离开广州北上上海，张黄二人立即发报给留守广西的新桂系排名第3的首领黄绍竑，要其前来广州暂代李济深之职务。因新桂系之政治盟友李济深离开广东，新桂系同意黄绍竑前往广州，以控制局面。不料黄绍竑于17日凌晨到达广州，尚未住下，寓所就被张发奎派兵包围。黄绍竑立即在包围圈未合拢之时化装逃离广州前往香港。张黄（黄琪翔）二人遂正式发动政变，将桂系在广州周边的部队缴械，并将原李济琛部属薛岳和黄镇球之部队收买倒戈，攻击粤西地区的桂系主力部队第七军，第七军被迫退回广西。18日，张发奎自任广州军事委员会主席，以汪派人物顾孟余、陈公博分别出任广州政治分会主席和广东省长。

因当时李唐之战正在进行，新桂系无暇顾及对广东用兵，于是只得行政治和舆论攻势，张黄二人与新桂系爆发了大规模的舆论战。张黄二人攻击黄绍竑入粤，是企图将张黄二人之部队缴械，张黄政变实为自卫。而新桂系，李济深则声称黄绍竑所部乃合法入粤，张黄二人兵变实乃军阀行径。一时间舆论大哗。

在上海举行之国民党四中全会预备会上，新桂系、李济琛与汪精卫立即展开了争斗。新桂系和李济琛联合反汪各派攻击汪精卫，要求先追究张黄事件之责任，再召开四中全会。而蒋介石则以“中立调停”的姿态，声称张黄事件应压后处理。在各派围攻之下，汪精卫突然抛出要求蒋介石复职之提案，意图转移视线。由于当时国民党内各派势力之政治利益难以调和，蒋介石复职为各派唯一可接受之共同点。自此，在宁汉分裂前期被迫下野的蒋介石，得以借广州张黄事变复出。

1927年12月11日凌晨

在唐生智，新桂系，李济深，汪精卫，蒋介石，张黄二人错综复杂的政治争斗之下，中国共产党利用潜伏在张黄部队中的共产党员和左翼人士发动起义，史称广州起义。张黄二人连夜逃往广州河南区粤军李福林部驻地，随后立即抽调防备桂系之军队主力约5万余人，围攻广州。12月14日，广州起义失败。张黄之部队夺回广州，共产党部队大部牺牲，部分撤离。

蒋介石立即利用这一事件，反而连同新桂系和李济深倒汪。12月16日，蒋介石下令上海卫戍司令部秘密监视汪派分子，并且电告黄琪翔，要求其辞职。随后又亲自劝告汪精卫下野出国。汪精卫不得已，与黄琪翔下野出国，汪精卫在宁汉分裂以来第二次被迫下野。

此时唐生智丢失安徽，湖北，全军收缩于湘南，败局已定。新桂系立即调动部队，连同李济深之粤军，围攻张发奎。桂军从广西大举东进，粤军则自潮汕地区西进，新桂系另有一部自上海海运汕头助攻。张黄军下属之第四军缪培南，薛岳师，黄镇球师首先东进进攻东江地区的陈铭枢，陈济棠粤军，将二陈的部队击退。随后主力回师进攻东进的黄旭初桂军。双方激战数日，张黄部队军心不稳，又无后援。李福林部和广东海军又倒戈，已经无力再战。缪培南率部退往粤北，后被蒋介石收编。新桂系之政治盟友李济深重回广州。

汪精卫，国民党中央执委，政治会议主席，广州中央首脑。

张发奎，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

黄琪翔，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后任广州卫成司令。

蒋介石，张黄事变幕后支持者。

宋子文，国民党南京政府财政部长，蒋介石派到广州活动的代表。

李福林，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军长。

薛岳，国民革命军第二师师长。

顾孟余，汪派人物，出任广州政治分会主席。

陈公博，汪派人物，出任广东省代省长。

李济深，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黄埔军校副校长，广州留守。

黄绍竑，广州政治分会委员，第八路军副总指挥，代李济深留守广州。

陈济棠，第四军十一师师长，支持李济深。

一九二七年底至一九二八年初的广州张黄事变，是在汪精卫、蒋介石、桂系、西山会议派各方争夺国民党中央控制权和国民党各派新军阀争夺地盘的大混战时期发生的。因此，广州张黄事变，是“广东军阀和广西军阀的战争，是汪精卫、张发奎、黄琪翔反对李济深、黄绍兹的战争”图。同时，又是汪精卫、蒋介石、桂系和西山会议派控制的南京特委会三方争夺国民党中央控制权斗争的反映。汪精卫策动广州张黄事变，意在反对南京特委会，争夺国民党中央大权，恢复其国民党“领袖”地位，其结果是他成为国民党各派的众矢之的，陷于空前孤立而遭到彻底失败，被迫出洋。张发奎、黄琪翔发动广州事变，意在从李济深手中夺取广东地盘，做广东的土皇帝，但结果只是县花一现，损兵失地，最后，张发奎、黄琪翔逃往国外，而第四军退到赣南，只能依附蒋介石，接受了改编，成为蒋介石直接指挥下的“编遣第四师”。李济深在广州张黄事变中，虽然最后反败为胜，但却元气大损，已无力与蒋相争,最后还是败于蒋介石的手下。蒋介石先是张黄事变的鼓动者，继而又利用张黄事件之后的国民党内各派系的矛盾和斗争，坐收渔利首先扫除了复职的第一障碍南京特委会；接着，又段驱汪（精卫）排胡（汉民），顺利地取得了国民党中央的控制权；在用军事手段解决了张黄事变后，改编了第四军，削弱了李济深的军事力量，加强了自己的军事实力。因此，蒋介石才是广州张黄事变的最大获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