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姚莹在西南各地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著《康輶纪行》一书，旨在“知彼虚实”“徐图制夷”，以“冀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他说：“莹为此书，盖惜前人之误，欲吾中国稍习夷事，以求抚驭之方耳”三。该书对英法历史，英俄、英印关系，印度、尼泊尔、锡金入藏交通要道，以及喇嘛教、天主教、回教源流等问题，都有所阐述，尤其注重考察西藏地区情况，揭露英国侵藏野心，建议清政府加强沿海与边疆防务，以反抗外国侵略。

卷之一

初至成都

奉使乍雅

发成都

名山县雅州府

荣经县

飞越岭二条

乍雅念、两呼图克图缘起

和卜陈二明府赠诗

百丈

严道山

泸定桥

头道水

打箭炉规制

揝粑乌拉

赏蕃茶物

瑞都护

提茹阿娘坝

高日寺卧龙石

给谕呼图克图

西俄落

火竹卡

乌拉行

讯曲济嘉木参

曲济嘉木参求兵

蕃人服制

打箭炉灾异

寄濬昌诗

折多山

俄松多东俄落

八角楼中渡河

麻盘

崇喜土司咱马拉河

梦诗

火烧坡

赏里塘土司

夷禀要求

姚莹从小好学，对书无所不窥，往往“博证精究，每有所作，不假思索，议论闳伟”，其“文章善持论，指陈时事利害，慷慨深切”。嘉庆十三年(1808年)中进士，次年招入粤督百龄幕府，当时海寇骚扰，日事招讨，因而得知海上事。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任福建平和县知县，办事干练，诛奸抑暴，“所至鸡犬不惊，民无扰攘，风俗一变”。次年，调任龙溪知县，无论贫富，秉公断狱，漳人大悦，被誉称“闽吏第一”。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春，调任台湾知县。道光元年(1821年)任噶玛兰通判。在任期间，他多方规划，建造城垣衙署，改筑仰山书院，大力鼓励人民开垦，兴利除弊，积极促进汉族人民与高山族人民的民族团结友好，对开发噶玛兰作了积极贡献，因而“深得士民心”，政声震一时。后来，因龙溪别案，受害革职，“台人大失望，群走道府乞留”。道光十一年(1831年)三月至京都，与龚自珍、魏源、张际亮、汤鹏等相交游，讲究经世之学，关注国计民生，时政利病。道光十二年(1832年)至十四年(1834年)间，任江苏武进、元和知县。当时，道光帝诏谕朝廷内外大臣举荐人才，姚莹为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林则徐所器重，力荐朝廷，皆认为“可大用”。林则徐推荐姚莹的评语，尤为恳切。他说：姚莹“学问优长，所至于山川形势，民情利弊，无不悉心讲求，故能洞悉物情，遇事确有把握。前任闽省，闻其历著政声，自到江南，历试河工漕务，词讼听断，皆能办理裕如。武进士民，至今畏而爱之。”于是，升为高邮州知州，未赴任便调署淮南盐监掣同知。道光十六年(1836年)，入都引见，道光帝“察其才，具明白谙练”，于次年授台湾兵备道，赏加按察使衔。

在文学上，姚莹方东树《石甫文钞题辞》）。又“善持论，指陈时事利病，慷慨深切”（姚浚昌语）。如《通论》、《再复座师赵笛楼先生书》等，于论政议事之中，渗透着自身的遭遇感慨和切愤深忧，激昂豪宕，文笔骏利而富于感情。他的文章也时有琐碎、粗糙之病，缺乏剪裁与锤炼。

姚莹的《康輶纪行》系考察西藏后而著。他提出要警惕英国对西藏的侵略，加强沿海及边疆的防务。他认为，英、法、美等国远离中国数万里，他们多年来研究中国，对中国的地理人事很熟悉，而我国对他们却没人了解，这是中国失败的原因。有感于此，姚莹在书中记载了不少有关英国、法国、俄罗斯、印度等国的历史地理知识。

鸦片战争爆发以后，时任清朝台湾兵备道的姚莹和总兵达洪阿积极备战，组织台湾军民抗击英国侵略者。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9月30日，英国侵略军侵入台湾鸡笼港口，英国一艘双桅炮舰向鸡笼（基隆）轰击。我台湾军民奋起反击，被参军邱镇功开炮击伤，触礁沉没，毙英军32人。当侵略军上岸逃命时，为台湾“屯丁乡勇”分头追击捕获，生俘130人，缴获武器及地图，击退英军的进犯。这是台湾军民抵抗英国侵略台湾取得的第一次胜利。10月19日，英军三桅兵舰进攻台湾三沙湾炮台，我台湾守军团结一致，把英军击退。1842年3月11日，英军三艘三桅军舰驶入台湾大安港，被大安港守军予以击退，英军49人被守军俘虏。1842年9月29日，清政府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牛鉴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在南京签订《中英南京条约》。此后，璞鼎查要求清政府惩办台湾抗战将领。清政府竟然完全应敌所请，将姚莹、达洪阿革职逮问。

姚莹是鸦片战争时期，领导台湾军民英勇抵抗英军侵略的著名爱国官员。他与林则徐、魏源，同是当时主张睁眼看世界，学习西方国家近代科学技术以抵抗外来侵略的代表人物。

台湾镇总兵达洪阿“性过刚，同官鲜与合”，道光十七年(1837年)姚莹至台，彼此“亦有龃龉”，历经两年，姚莹待之以诚，达洪阿深为佩服。某日登门谢过，他对姚莹说：“武人不学，为君姑容久矣，自后诸事悉听君，死生福祸愿与共之”。于是，结成兄弟之交，相互团结合作，以后他们在鸦片战争期间领导台湾军民抗英，屡次取得重大胜利。

道光十八年(1838年)闰四月，黄爵滋奏请严禁鸦片，加重罪名，重治吸食，姚莹认为“非此不能力去沉疴，振启聋瞆”，并会同台镇出告示严申禁烟，命营弁严加查拿，“有买卖鸦片者分别搜拿封毁”，“初犯者刑，再犯者死”，于是各地烟馆，纷纷关闭，一时鸦片几绝。林则徐赴粤查禁海口事件后，姚莹对英国军事侵略保持警惕，认为“夷情狡谲，绝其贸易，有事用兵，此亦事势之必然者。”

姚莹会商总兵达洪阿，对守卫台湾，采取“以守为攻，诱敌入境”策略，保固藩篱，“不御敌于港门之外”而“诱之登岸以取胜”。认真训练水师，严格选择将帅，积极修整炮台船只，添置轮船弹药，加强沿海巡逻、稽查，严防鸦片走私和偷渡。

道光二十年(1840年)六月，英舰闯入台湾鹿耳门外马鬃洋面挑衅，姚莹即令水师出击，英舰狼狈向西南大详逃窜。七月，他向闽浙总督邓廷桢提出募壮勇、练水勇、雇快船等七条防英急务。并且，亲自巡视南北各路海口，勘察水域深浅，查明船只炮位配备，进而制定台湾十七口设防图。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六月，英舰第二次进犯台湾，未能得逞。

同年八月，英 舰“纳尔布达”号驶入鸡笼(基隆)，攻打二沙湾炮台，参将邱镇功发射八千斤巨炮，轰断其桅捍，英舰退出口外，冲礁击碎，英军纷纷落水，死者无数，有的凫水上岸，有的抢搭舢板逃生，官兵与壮勇结合，分头追击，击毙和俘虏英军一百六十六人，缴获新式大炮十门。

为了进一步加强防御，姚莹积极组织民力，即发谕示数百道，由各地耆壮，申约连庄，添练壮勇，“家自为守，人自为兵”，乡勇从原一万三千余人增至四万七千余人；并且，揭露英军野蛮逞凶罪状，遍加晓谕，“使人皆切齿，共奋同仇”，又颁发告示，实行信赏必罚，“如兵民奋勇破夷，凡所获夷船银货，悉与出力兵民充赏”，于是，“台湾擐甲之士，不懈于登陴，好义之民，咸奋于杀敌。”

九月，英军攻陷定海后，借口索还上次战俘，于十三日凌晨，再到鸡笼窥伺，进攻二沙湾、三沙湾，受到当地军民还击，英舰见我人众山险，不敢仰攻，午时逃驶出口。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二月，英舰三只，进犯淡水、彰化交界的大安港，姚莹不与其海上交锋，采取“计诱搁浅，设伏歼擒”战术，密示巡检高春如等，募渔民周梓伪装奸细，把敌舰“安因”号引入土地公港，触礁搁浅，即令该处伏兵奋力攻击，打死打伤英军六十人，汉奸五人，缴获大小铜铁炮十三门，鸟枪二十支，短刀二十七把。

后来，英军勾结草鸟船，侵扰台湾，又遭失败。

同年七月，耆英、伊里布代表清朝政府与英军头目璞鼎查签订《南京条约》，条约规定中英双方交换战俘。九月，璞鼎查在厦门发表文告，进行讹诈，诬蔑姚莹、达洪阿“冒功”，“枉杀”其“纳尔布达”号和“安因”号“遭风难民”，要求清朝政府将其“去官正法”“以命抵偿”，否则“干戈复起”。耆英勾结穆彰阿危词恫吓，相继弹劾，充当侵略者帮凶，加罪姚、达，声称“该夷之欲求伸冤，尚非无端启衅”，“不值因此一端，致抚局又形决裂”⒂。道光帝在璞鼎查威胁下，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一月，派新任闽浙总督怡良赴台传旨查办。姚莹据理驳斥璞鼎查“遭风难民”谎言，他说：“如系商船，为何开炮攻我炮台？所有取获大小炮位多门，及夷人战甲、内地营中炮械尚在可证”；并且指出，“该夷捏称遭风商船，以饰其来台挫衄之耻”⒄。怡良不顾事实，强迫姚、达供认英船系遭风破碎，“实无兵勇接仗之事”。台湾士民不肯为英方作证，而且，“千百为群，日匍伏于大府行署，纷纷佥呈申诉者，凡数十起”，尤其“精兵千万，攘臂呶呼，其势汹汹”，充分显示台湾军民反对封建统治者投降媚外的爱国精神。

但是，这时清朝政府已决定对侵略者投降，同年三月，姚莹和达洪阿还是被加以“欺饰冒功”罪名，遭革职查办，并从台湾押解，经福州，送京都。八月，入刑部狱。刑部逮讯时，“台谏交章论救”，而粤督耆英却致书京都某大臣，声称：“不杀台湾镇道，我辈无立足之地”。消息传来，朝野哗然，均为姚莹鸣不平。当姚莹被羁押至京都时，包括曾国藩在内的著名人士三十余人，争相驾车至京郊长辛店迎候。姚莹被关在刑部大狱，后经友人大力营救，羁押六天后出狱。但清朝政府于当年十月，贬姚莹谪川、藏。

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英国殖民者看到中国的台湾孤悬东海，便把进攻的矛头直指台湾，欲图抢占台湾作为进攻中国大陆的跳板。时任台湾兵备道的姚莹与协同防御的总兵达洪阿，对此早有洞察和预防，并做了认真的应战准备，加紧修筑防御工事，添置枪炮弹药等。他们居安思危，“枕戈筹饷，练勇设防”。

1840年7月到1842年3月，姚莹带领台湾军民共取得了“五战五胜”的辉煌战绩。其中两次大胜：一是1841年9月，当时英舰纽布达号驶入基隆港，重炮轰击二沙湾炮台及兵房。中国守军毫不示弱，狠狠还击，英国兵舰受重创，于逃窜中触礁沉没，姚莹率军民大获全胜；二是1842年3月，英舰阿安号载重兵疯狂攻击台湾大安港，来势汹汹，气焰嚣张。姚莹乃与达洪阿“设计以歼之”，将英军舰引入“暗礁林立”的土地公港，使其“搁浅中流”时，乃发动强大攻势，从而大破英兵。这两次大胜，共击毙英军130多名，俘虏200余名，并缴获大量武器弹药。

另还有三次小胜：1840年7月，英国一艘双桅船入侵台湾鹿耳门外海面，被姚莹派兵击退。这是首战英军的胜利，士气为之大振；第二次是1841年7月，英军三艘三桅船再次侵犯，又被击退；第三次是1841年10月，英军又一次卷土重来，并在炮火掩护下强行登陆基隆，在姚莹指挥反击下，全歼登陆英兵。

这五战五胜，战果丰硕，震撼中外，清道光帝曾多次嘉奖。在鸦片战争中，姚莹是坚决拥护林则徐、邓廷桢等抗英的主战派的。他系抗英保台的有功之臣，在率领台湾军民抗击英国殖民侵略军中，从未打过一次败仗，也未丢失过一寸土地，不愧为爱国保台的一面光辉旗帜，也为中国近代史在抗击外敌入侵上谱写了不朽的篇章。而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在内地沿海各地因屡次战败而丢城失地，并在耆英、伊里布、怡良等投降派影响下，而终于1842年8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英国政府借口所谓“杀俘事件”要挟清政府，竟使姚莹、达洪阿等被革职查办。后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清政府未敢重判姚莹，仅以贬至川藏任职了事。

热爱台湾 深察民情

姚莹之所以能够连续多次获得抗击英军的胜利，不仅是因为他在军事上应敌准备充分，使敌无隙可趁，还在于他得到了当地广大民众的拥护和支持。他为官清廉、以身作则、体察民情、关心民疾，深得当地民众的信赖。他在很多方面都为后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一是调查研究。他在台湾期间,深入民间基层，进行社会民情、风俗、历史、地理方面的考察。他所写的《东槎纪略》五卷，就是实地考察之作。书中记载了台北地区，噶玛兰（今台湾东北宜兰平原）以及浦社（今台湾彰化东南）等地的历史、地理情况，特别是详细记载了噶玛兰浊水大溪以北大量的山川地形、人文历史和人民生活状况。他在农地考察中，还帮农民“绘造图册”、“厘定界址”，不仅“可杜绝土地纠纷，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土著民众的土地权益”。他所留下的记载，至今仍对研究台湾史地，特别是台湾少数民族生活情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姚莹注重调查研究，从台湾被贬川藏后任职依然如此。他所写的《康?纪行》，即以大量资料说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并揭露了英国侵略西藏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这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考察著作。

二是为官清廉。他在台湾三度任职，先后十年。他生活俭朴，一身廉正，两袖清风，知之者无不赞佩。他在台湾第一任，即任“台湾县”解职返回途中，其父不幸逝于鹿耳门，抵福州后，拟“谋其父灵榇及亲属返桐城”，但“以贫困不能成行”，亦因友人“赵慎畛适调任闽浙总督，助其归榇”。其时，姚由“其兄扶榇归里”，而“自己则偕母侨寓福州，谋菽水之养”。

三是爱民爱土。姚莹关心民众疾苦，经常深入基层，亲自辅助解决震灾、风灾、水灾、失业、民间纠纷等。嘉义县发生大地震时，姚“立即开展救灾工作”，“与达洪阿等带头捐出养廉银”，并推动“捐集番银二千九百六十六元”。姚莹被解职离台时，军民夹道跪拜20余里。

四是注重文教。姚莹非常注重当地人民的文化教育，以提高其文化、思想、知识水平。凡其为官之地，均不忘“立学校、敦士习”。在出任台湾兵备道后，即使军务非常繁忙之时，“犹不忘整顿台南的海东书院”，“拿出家藏书目，供在院肄业诸生学习”。后又“整剔海东书院规约，时与诸生相讨论”。在出任台湾县知县及噶玛兰通判时，亦曾筹款、捐款助修台南学府、台湾县书院以及宜兰县之仰山书院，并为延请台邑优秀人士主持。

指挥若定，力撑台湾危局

1840年6月，英军封锁广州洋面，发动了鸦片战争。顿时，整个东南沿海都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下。台湾作为中国东南要区，自然是英军觊觎的重要目标。战争爆发之前，英军就不断派人到台湾岛内了解情况，并经常抓捕渔民询问港口内部的情况。随着战局的发展，台湾形势也越来越严峻，1841年8月厦门陷落，台湾的主要物资供应线被切断，台湾岛内更是人心浮动；同时，英军军舰进犯台湾，来势汹汹。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姚莹和总兵达洪阿同心协力，积极筹防，同时在战争中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为台湾保卫战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加紧训练军队。姚莹治军“务在简、严”，即“究其大端，不责苛细”。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真正做到了令行禁止，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在抗英斗争中，台湾守军同仇敌忾，英勇战斗，给英军以沉重的打击。

改善武器装备，添置军事设施。鸦片战争爆发后，姚莹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加强台湾防务。如制造巨舰以利于海战；勘测各个港口的深度，因地制宜进行设防；在各个港口增设炮位，加固原有的炮台；将在福州新近铸的6000斤大炮和8000斤大炮，调来一批以增加台湾的作战能力，多置火器，教士兵应用。这些措施增强了守军的作战能力，在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在道光二十一（1841）年8月的战斗中，就是8000斤和6000斤两门巨炮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打断了英军的桅杆，从而迫使其撤退后触礁沉没。

团练乡勇，使之协防。鸦片战争爆发后不久，姚莹立即驰赴北部，督察防堵事宜，并沿途召见耆老、士绅，使之团练乡勇。“每庄自一、二百名至七、八百名，通计四县二厅，团练壮勇13000多人，一旦有警，半以守庄，半听调用。”当时5个比较大的口岸共用防卫士兵3481人，屯丁200人，而调用的协防乡勇数量则为2160人，水勇520人，和正规军的数量相差无几。这还没有包括那些没有被调用的乡勇。到了道光二十二（1842年），各地所练乡勇已经达到了47000余人，数量上远远超过了正规军。而且，这些乡勇平时不领经费，仅在战时调用才拨给口粮。对于军饷本来就缺乏的台湾来说，这种寓兵于民的做法无疑收到了一举多得的效果。

收养游民，稳定后方。台湾游民素多，成为社会不稳的重要因素。历史上许多树旗滋事、趁机抢劫的事件大都是游民所为。姚莹一直比较注意解决游民问题，任台湾道不久，就提出了收养游民的问题，要求将他们编入各庄保甲，由各庄的总理、董事进行约束，“无事则使巡守田园，有事则逐捕盗贼。”这一政策取得了相当的效果，与以前相比，游民滋事的数量明显减少。鸦片战争爆发后，姚莹收养游民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他在《会商台湾夷务》中说:“水师兵少，不敷分拨，必须多募乡勇，既得防夷之用，又可收养游手，消其不靖之心。”这些游民大多被编入乡勇，直接补充了军事力量。对于抗英斗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部分游民趁抗英斗争期间制造混乱，抢劫财物的行为，姚莹则给予坚决的打击，以保证后方的稳定。道光二十一（1841年）9月11日，北路嘉义地方发生了游民暴动。他们数十成群，向铺户强借银钱，并于15日黎明攻击官员寓所，杀死兵丁。总兵达洪阿迅速带领兵丁平定了这次骚乱。然而北部刚刚平息，又有游民在凤山县竖旗滋事，杀死民人祭旗，并攻击汛地。姚莹迅速调兵缉拿，很快击溃了这一股势力，稳定了形势，从而保证了抗英斗争的顺利进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竖旗事件有很多是和英国侵略者相互关联的，有部分流民被英国人收买，到台湾作内应，配合英军进攻台湾。据英国俘虏自己交代，英军司令璞鼎查曾给汉奸番银90000元、纹银6000两，“来台购买奸民”。自道光二十一（1841）年以后，政府缉捕的人员中有很多是这类人。因此，对流民竖旗滋事的打击和打击汉奸、抗击外国侵略者紧密结合，事实上构成了整个抗英斗争的一部分。

因功罹祸，不改赤子之心

台湾抗英斗争的胜利令中国军民士气大振，道光帝也称赞这几次战斗说“可称大快人心”。特赐姚莹花翎，兼二品冠服，“以旌其功”。然而，台湾抗英斗争的成功却使部分投降派大臣、特别是直接参加了鸦片战争的投降派大臣如鲠在喉。在战争中，闽浙诸地均丧师失地，独有台湾地区取得了胜利，“镇道受赏而督抚无功，有以小加大之嫌。”且台湾“屡邀上赏，已犯独醒之戒”。姚莹等人“早已为中外大臣所嫉”。同时，英国侵略者也对他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

1842年中英签定了《南京条约》，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不久，英军向中国方面提出，要求释放在战争中被台湾军民俘获的士兵。但是，在战争结束之前，除了9个英军头目之外，其余的英军战俘已在道光帝的同意下被“就地正法”了。英军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就向清政府提出交涉，谎称这些俘虏本系难民，因商船在台湾海峡遭遇台风，漂流至台湾，却被台湾镇道当作官兵杀害，以冒功请赏。英国公使璞鼎查坚决要求将台湾镇道“去官正法”，否则的话，“将奏明我国君主，非惟伤及二国和好之气，诚恐难保无致干戈再起。”进行战争威胁。

姚莹对于英国公使的上述说法进行了义正辞严的驳斥，他指出：一，这些英军被俘时台湾海峡并无台风，因此遭风之说完全是无稽之谈。二，在1842年大安之役中俘获的英国船只上发现了浙江宁波镇海营中的军器、绿营旗帜和署为“温州镇左营守备”所造附近山形水势图一本。可以说明此船曾参与过这些侵略中国沿海的战役。三，英国船上设有炮台，“打仗胜则称为兵船，以耀其武，败则指为商船，以讳其短。”而并非如璞鼎查所称仅是商船。因此，姚莹认为，英国公使的说法俱是捏造，仅仅是为诬陷、打击台湾抗战军民提供口实而已。但是这些辩解并没有阻止投降派官员将姚莹罗织成狱。事发之后，“江、广、闽、粤四省大帅……弹章相继，或日为书，偏布京师，曰‘不杀镇道，无以谢夷，以坚和约’。”清政府令闽督怡良到台湾调查此事。怡良“成见早定，不容陈辩”，没有经过调查，立即将姚莹、达洪阿革职查办，“以其所闻于夷人者令镇道俱对”。在这种情况下，姚莹有口难辩，终于被煅炼成狱。对此，姚莹在一首诗中写道：“海外功名泡影如，群公网岂漏游鱼。”表达了他的无奈之情。姚莹含冤下狱，道光帝是知道其中隐情的。当时处决俘虏的命令就是他下的。因此在见到姚莹下狱以后所写的“供辞”时说：“台湾事，朕已知之，毋庸阅也。”但是经过了鸦片战争之后，他早已被英国侵略者吓破了胆，根本不敢违背英国人的意愿。最后还是作出了荒唐的决定，将姚莹下狱。

但是，姚莹的遭遇却激起了主战派爱国人士和台湾人民愤怒。怡良到台将姚莹及达洪阿逮问入京时，就有“精兵数千人攘臂呶呼，其势汹汹，”几乎激成兵变。后经劝导，众人才“痛哭投戈而罢”。不久，“士民复千百为群，日匍伏于大府行署，纷纷佥申诉者，凡数十起。”及至姚莹下狱，“台谏诸公纷纷上书言台湾事”，“争为颂冤”。在各方压力下，道光帝不得不将姚莹“赦免”出狱。但是为了使英国人清满意，将他“以同知直隶州知州，发四川效用”。尽管这样，投降派官员犹不满足，后来又令其“使乍雅”，“出西藏治狱”，“往返六七千里，道经绝漠。”让他受尽了折磨。

对于这种遭遇，姚莹却安之若素。虽“两次奉使往返万里，冰山雪窖中，崎岖备至，”却能“处之如恬，途中诵读吟咏不辍。”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时期，他系统地考察了所经地区的山川、地形和风土人情，同时，对“西洋各国情节及诸教源流，尤深致意焉。”根据这些资料，写成了《康经行》15卷，并附图一卷。他在书中提出，要抵抗西方侵略者，必须要学习他们的自然科学技术，并要进一步了解他们的情况。他在书中还特别提醒人们要防范英国侵略者对西藏进行侵略。这部书和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瀛环志略》一起，开启了中国早期近代思想启蒙的先河。同时，姚莹那种虽处江湖之险远，却仍系心于国家之忧患的拳拳赤子之心，足以垂范后人。

姚莹怀着爱国义愤，抨击“和局”。“时至今日，海外诸夷，侵凌中国甚矣。沿海数省，既遭蹂躏，大将数出，失地丧师，卒以千万取和。至今海疆大吏，受其侮辱，而不敢较”，而“忠义之士，莫不痛心疾首，日夕愤恨，思殄灭丑虏，捍我王疆，以正人心，以清污秽。”回顾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他认为“正由中国书生狃于不勤远略，海外事势夷情，平日置之不讲”⒇，而英吉利、佛兰西、米利坚对中国地利人事，“彼日夕探习者已数十年，无不知之，而吾中国曾无一人焉，留心海外事者，不待兵革之交，而胜负之数，已皎然者矣。”一因而，要有效抵抗侵略，就必须首先了解外情。

其实，远在嘉庆年间，姚莹就开始“购求异域之书，究其情事”二；在台湾抗英斗争中，他重视仿求英舰“坚大”、“灵捷”要领，主张督造“巨舰”，仿铸“夷炮”；而鸦片战争后，他更加注意时事与世界大势，热心搜购外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书籍，并纵论时事，指陈得失，积极寻求抵抗外国侵略之策。

道光三十年(1850年)咸丰帝即位后，因镇压农民起义的需要，他与林则徐同时被重新起用，授湖北盐法道，未行，擢为广西、湖南按察使，曾在广西参与向荣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后办粮台，尾追太平军至湖南，病死军中。他生平著作，有《中复堂全集》。

面对历史的反思

姚莹所处的时代，正是旧中国走向衰落的年代，西方列强争相侵略、欺凌和压迫中国。1840年－1842年，英国殖民主义者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一次战争，即鸦片战争。姚莹出任台湾兵备道正值这个期间，大环境是相当不利的。而姚能紧紧依靠当地军民，起而英勇奋战，并取得了抗击英军的重大胜利，实在难能可贵。这是姚莹守土保民、爱国爱台精神的体现，是中华民族反抗外国侵略不屈不挠的民族正气的体现。姚莹不过是中国政府无数守土保台官吏中的一个。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中国人民同命运共呼吸，为了保卫台湾和发展台湾，不知付出了多少血汗。台湾与大陆，血脉相连，祸福相连，“爱台湾”和“爱祖国”从来就是统一和一致的，这在姚莹身上有完整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