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柏然（1943～2017），江苏武进人。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专家特殊津贴获得者（1993年起），资深翻译家（2011年9月23日由中国翻译协会表彰）。于1966年南京大学外文系英文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至2017年，其间曾作为富布赖特高级访问学者赴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和哈佛大学研究比较文学和美国文明史；曾被评为南京大学优秀研究生导师（1996）与江苏省优秀研究生导师（1996）。曾任南大外文系英语专业教研室主任。

国务院政府专家特殊津贴获得者（1993年起），资深翻译家（2011年9月23日由中国翻译协会表彰）。于1966年南京大学外文系英文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至2017年，其间曾作为富布赖特高级访问学者赴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和哈佛大学研究比较文学和美国文明史；曾被评为南京大学优秀研究生导师（1996）与江苏省优秀研究生导师（1996）。曾任南大外文系英语专业教研室主任、双语词典研究中心主任等职；现兼任中国辞书学会副会长、中国译协名誉理事、江苏省翻译协会名誉会长，曾兼任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兼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委员会主任、江苏省翻译协会会长、教育部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基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还兼任《中国翻译》、《中国外语》、《译林》等刊物的编委以及《现代外语》等期刊的顾问。

张柏然先生于2017年5月26日下午3时28分不幸逝世，享年74岁。

其主要研究领域是翻译学、双语词典学和语料库语言学。

张柏然著有《译学卮言》，主编《译学论集》、《面向21世纪的译学研究》、《译学新论》等论文集以及“译学新论丛书”、“大学翻译学研究型系列教材”和“大学本科英汉翻译研究型系列读本”等；参与翻译《职业的选择》、《人生的枷锁》、《超载》、《大白鲨》、《死胡同》、《沸腾的群山》、《血谜》、《人的本性》以及《绿阴山强盗——约翰·契弗短篇小说选》等英美文学作品；发表《对建立中国翻译学的一些思考》、《中国传统译论的美学辨》、《翻译本体论断想》、《当代翻译美学的反思》、《全球化语境下的译学研究》、《翻译学的建设：传统的定位与选择》、《后殖民之后：翻译研究再思—后殖民主义理论对翻译研究的启示》、《西方现代翻译学学派的理论偏向》、《中国需要创建自己的翻译学派》、《当下翻译理论研究的两个向度》、《中国传统翻译批评的超越性特征刍议》等重要学术论文。其译学研究兴趣在于探讨中国翻译学学科建设、定位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古与今、中与西的问题。他的主要译学观点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应立足传统和自身，放眼当代和西方，并坚持翻译本体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相结合、科学性和人文性相结合的原则。

张柏然是我国知名的翻译理论家，早在1997年就明确提出建立“中国翻译学”，意识到翻译学在本质上不是一类以价值中立、文化无涉为前提，以事实发现和知识积累为目的，以严密的逻辑体系为依托的科学活动，而是一类以价值建构和意义阐释为目的的价值科学或文化科学。他认为，构建中国翻译学要立足本位，也要参照外位，既要注重共性，也不能忽视特性。具体说来，构建中国翻译学要立足于本民族的语言、文化、思维方式，从本民族的语言与文化现实出发，依据外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描写翻译实践过程，展开翻译理论研究。要在全球化对话中建立中国译学理论体系，首先要做的工作是结合当代学理，对一些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译学经典进行现代性的“还原释读”，从其文化精神的内核中，迸发出具有中国现代特色的译学理论。西方译论建基于西方语言文化之上，并不必然具有理论普适性。对待西方译论正确态度是，结合中国译学研究成果和翻译现象，吸收和借鉴西方翻译理论对于翻译共性描述的合理部分，而非机械照搬和套用西方翻译理论模式。他提倡尊重不同翻译传统的差异性，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寻求普遍性，即从东、西方翻译理论中抽象出真正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世界翻译理论。他指出，中国翻译学和纯翻译学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前者是特殊性，后者是普遍性，二者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重视译论的中国特色，并不意味着放弃对普遍性的诉求；同样，对纯理论的偏重也不应该以对特殊性的牺牲为代价。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唯有立足民族语言、文化和翻译传统，同时参照和借鉴国外译论，超越非此即彼的东西文化冲突模式，努力发展自身，方能真正参与国际对话，为构建多元互补、平等和谐的世界文化景观做出应有的贡献。

他指出，构建“中国翻译学”，处理好翻译本体研究和外围研究的关系，既要坚持翻译学的跨学科研究，也要保持译学研究的独立学科意识。翻译涉及文本、译者、读者三大关系，融合语言、文化、哲学思想、审美心理等多种因素，是一门涉及多学科、具有多层面的综合性科学。建立翻译学就是要运用语言学、文化学、美学等学科理论对文本进行研究；并从心理学、美学、哲学等角度对译者、读者加以认识。 针对20世纪以来译学研究“（作）译者研究系列”、“（作）译品研究系列”、“读者研究系列”次第登场的静态分割这一问题，他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出发，指出翻译活动的存在使三大系列形成一个有机完整的翻译板块，认为翻译本体论的重建是把“活动”作为翻译生态的根本性存在，并以此出发形成丰富的“活动研究”系列。就翻译本体研究与文化研究而言，他主张从翻译本体纵观文化外围，再从文化外围透视翻译本体的交往互动研究。就翻译的跨学科性而言，他主张跨学科研究不能把翻译学的外延和边界无限模糊，导致消解翻译的本体研究。他以批判性的眼光指出，西方现代翻译的语言学派和文化学派各有其理论偏向：语言学翻译研究使翻译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由于该派或以翻译研究作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研究自身的途径和手段，或在结构主义语言观的关照下对翻译过程作静态的语言分析，过强的功利性容易造成翻译理论学科的消解；而文化翻译研究由于将翻译学与媒介学、文化学、比较文学等紧密相连，过于注重翻译研究的宏观和外围层面，使得翻译研究的结论是相关学科结论的验证或补充，导致翻译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边界变得模糊。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西方译论的特殊性和局限性。翻译学学科的良性发展必须既保持翻译本体的独立，又结合其他学科的相关理论，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研究。

他主张，构建“中国翻译学”必须坚持科学化与人文性相结合的原则。对翻译的内在规律作抽象的、形式化的描写使翻译研究具有自然科学的属性；同时，因为翻译是涵盖面极广的社会现象，对翻译的社会性、实践性和主体性的研究又使翻译研究具有人文科学的属性。在翻译研究中，一方面应该警惕一味分化求细、忽视抽象和综合的科学化倾向。翻译研究中的语言是充满灵气和智慧的生命编码，翻译活动亦是跳动生命旋律的动态过程，背离翻译的人文性，必然会把翻译研究简单化。另一方面也要避免用翻译研究的人文性来否定翻译研究的科学化。不能因为翻译研究的人文性而认定翻译研究中的随意性、重复性和低效劳动是合理的，也不能据此认为传统翻译研究的路子是至善至美的。要建立中国翻译学，必须坚持将二者统一起来。

张柏然同时也是我国知名的双语词典编纂家，在词典理论研究和词典编纂实践方面均有建树。主编《双语词典研究》与《双语词典学论集》等论文集。在《双语词典（编纂）学刍论》、《语料库与双语词典编纂》、《〈词典学词典〉读后随想》、《〈新时代英汉大词典〉编者絮语》以及《论翻译学词典的特征与释义原则》等文章中，他十分强调双语词典编纂要有自主原创性，主张在汉语语言文化语境下编出适应英语学习者和工作者需求的英汉双语词典。他认为，仅仅跟在作为蓝本的英语单语词典的后面亦步亦趋是断乎不成的，唯有针对中国人学英语、用英语的特点，继承我国双语词典编纂的优秀传统，吸收国内外语言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充分而大胆地借鉴他山之石，特别是发轫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英语学习词典的编纂经验，顺应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辞书从“编者视角”向“读者视角”转换的大趋势，坚持独立研编的编纂方针才能有所作为。此外，他主张词典编纂要充分利用语料库，并身体力行，主持创建“南京大学英汉语料库”以及“英汉双语词典计算机编纂软件系统”。2004年他主编的《新时代英汉大词典》正是这种理论认识的产物。这部英汉词典无论在词目的选择、释义、例证和对现代英语实际运用的描述方面，还是在编纂手段的现代化方面都有所突破和创新，为当代英汉词典的编写提供了典范；该词典先后获江苏省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教育部第四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语言学类二等奖、中国出版集团优秀辞书奖，并被列入“南京大学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最具学术影响力的优秀成果榜”。此外，他还先后主编出版了《英汉百科知识词典》、《当代英语口语词典》、《最新高级英语学习词典》与《50000词英汉词典》以及主译编《牛津英汉双解词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