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日货是中国民众在日常生活消费中基于民族情结而做出的消费选择。

历史上的“抵制日货”运动

应该说, 抵制日货已经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老话题了。最早的一次抵制日货运动是在1908年，中国水师在澳门附近扣留走私武器的日本船只，引起中日外交纠纷, 随即由粤商自治会发起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抵制日货运动。

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围绕着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的归属， 中国掀起了最轰轰烈烈的抵制日货运动，而且效果明显。

在1918年的时候，日本在列强对华商品输出的总量上占44.9%，可是从1919年以后就持续走低，到1921年降低到24.5%；在1923年因为收回旅顺和大连问题， 抵制日货再起， 当年日本对华输出量只占各国对华输出总量的24.2%。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抵制日货”运动中，所涉及的货物是相对简单的，主要是棉纱织品、日用百货等轻工业产品，也包括日本在中国的采矿生产。这时期，日本资本对中国的大规模直接输出相对较少，所以抵制容易发生且易于达到目的。

抵制日货对民族工业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帮助，中国和日本的纺织工业竞争相当激烈，而抵制日本大量生产的粗布就降低了其和上海、江浙等地的纱厂竞争；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也是发家于抵制日货运动时期，该公司一直把抵制外货、振兴国货作为主题, 宣传自己的产品。

清末中国首次抵制日货运动

1908年2月5日，日本轮船“二辰丸”号在澳门附近的中国领海九洲洋进行军火走私活动，清朝广东水师巡艇闻讯前往搜查。水师将船上人员及军火扣留，还降下了轮船上的日本国旗。

这件事发生后，日本外务部于2月14日，指责中国侵犯了日本的利益，侮辱了日本国旗，向清朝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葡萄牙殖民主义者也为虎作伥，诬蔑中国水师的缉私行动“有违葡国所领沿海权，并有碍葡国主权”。日本奉行其强盗逻辑，得寸进尺，于3月13日向清政府提出了立即放回“二辰丸”号、罚办处理此事的中国军官、水师鸣炮公开向日本道歉、赔偿日方一切损失、中国拿出2.14万元日金收买该船所载的全部军火等五项无理要求。3月15日，清政府外务部表示接受日方的要求。

消息传到广州后，各界人士无比激愤。3月18日，几千名群众聚集在两广总督衙门请愿，要求总督张人骏向外务部陈述利害关系，拒绝日本人的条件。在此同时，徐勤、徐佛苏等在上海召集粤籍人士集会，倡议抵制日货。但清政府畏敌如虎，不予理睬。

3月19日，粤商自治会会长陈惠普等召集有一万多人参加的大会，定是日为国耻纪念日。粤商自治会员提议发起一个抵制日货运动，与会者无不响应，决心发扬1905年广东人民抵制美货运动的精神，以抗议日本的罪恶行径。有人当即提出要去调查在粤日货的状况。会还未散，即有商人将商店所存日货拿到会场上烧毁。会后，“一时各商，纷纷将日货弃掷”。有一千多名群众再次聚集，高举“挽回国权”的大旗，沿街演说，遍贴“不买日货”、“烧毁日货”的标语。当洋务局总办温宗尧要到日本兵舰上鸣炮谢罪时，粤商自治会率众前去阻挡，吓得温宗尧不敢前往。群众还自发召开了一个追悼会，悼念因抗议美国暴行而蹈海自杀的爱国志士冯夏威，借以鼓舞反日情绪。3月22日，日本驻华公使要求清廷禁止粤人抵制日货。

在此期间，广州市内“日货几绝于市，日商之损失，不可胜数计”。反对日货浪潮很快就波及到上海、梧州、南宁、香港等地，“影响之及，极至南洋美洲各埠，历数年而不懈。”

1908年的广州人民抵制日货运动，是由粤商自治会等商人组织发起和领导的。这是中国第一次抵制日货运动。在3月底至4月，仅广州一个口岸，日货进口就减少了300万元。在1908年、1909年两年内，日本对华输出货物分别比1907年减少了2500万元和85万元。

（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日本帝国主义赋狂般紧迫的侵略，对华贸易输出的迅速恢复与增加，在广大群众的面前，充分的撕露了国民党所谓“抗日”“抵货”的无耻面具，这便使全国广大工农劳苦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脱离国民党的影响，在更高涨的反日反国民党的愤激中开展出新的抵货运动的怒潮。

估计到最近全国各地发现各种反对贩运日货的恐怖团体的运动（如血魂锄奸团，青年救国团等），完全表现出劳苦群众与小资产阶级在反日反国民党斗争中对于抵制日货的迫切要求。

然而由于党对于抵货运动领导的机会主义的消极与放弃，群众得不到正确领导，这造成抵货斗争走上恐怖运动的错误道路，这就给予资产阶级，国民党和反动派别所利用，故意夸大这类恐怖的成效，以阻止抵货运动开展到群众的革命斗争的道路上去。

在群众迫切的抵货斗争中，全党立即在行动上而不是空谈的实现中央过去一再指出：“必须最坚决的执行抵制日货的工作，把抵制日货的领导权拿到我们自己手里”的指示，是不能再容忍有丝毫的消极了。全党必须：

一、立即公开的进行工人中，学生中，劳苦群众中的检查日货的组织（如日货检查队，调查队，十人团，纠察队，担运日货队），成立群众的抵货委员会，进行抵货的工作。

二、在码头工人，铁路、海员工人，劳苦工人中进行反对和拒绝装运起卸一切日货的斗争，组织检查日货的队伍，立即进行没收日货，将没收来的货物，分配给这些罢工工人，这是在抵货运动中首应开始而且最重要的工作。

三、坚决的领导失业工人，难民和城市贫民和其家属到堆栈中去，商店中去，码头上去进行检查日货，领导这些群众自动手的没收日货，以救济群众的饥饿与穷困。

四、在日本企业中（特别是纱厂中，面粉厂中，矿山中），利用和抓紧工人群众反日情绪和经济利益要求最迫切的工厂，去组织工人反日抵货的斗争。组织工人阻止日货的出厂，没收出售的日货，发动这些熟认日货的工人到码头上，堆栈中，商店中去检查日货，没收日货，将没收来的日货救济反日斗争的工人。

五、在店员中，领导组织店员起来揭发和检查奸商资本家隐藏偷运和冒牌的日货，自动手的将它没收。

六、领导工人学生城市贫民去包围检查过去国民党和其他反动派别所控制的反日会，商会所有封没收来的日货，要求立即全部交给群众接收，如有拒绝检查，隐藏，吞没的事实，应领导群众起来用群众力量将这些分子迭到民众法庭公开审判，给以最严厉的制裁（游街，罚款以至交给群众处死），以开展广大群众反国民党和反一切反动派别的斗争。

七、在黄色工会中，革命反对派应坚决的去领导，发动，组织检查日货没收日货的斗争中，来揭破黄色工会所谓合法手续的把戏和其包庇日货，侵吞货物的真相，发动群众反黄色工会的斗争。

每个党员，团员和赤色工会会员，都应该是抵货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群众中的每一斗争，党，团，工会都应使与抵货运动密切的联系起来，抓住任何小的抵货运动应当领导组织成为群众的抵货运动，要使抵货运动的领导，绝对保障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要揭露国民党，民族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派别压制抵货与其欺骗武断的宣传，要指斥离开群众，不信任群众的恐怖团体斗争的错误和引导到失望，悲观，障碍群众革命斗争开展的危险。指出省港罢工的经验，是最有效和正确的道路。

要保障抵货运动切实的执行，必须无情的打击党内以空谈抵货来代替实际抵货运动右倾机会主义，与以“左”的观点，以为“抵制日货是资产阶级的口号”来掩盖放弃领导抵制日货运动的消极，才能领导群众抵货运动走到正确的道路，才能使抵货运动在实际行动上的开展，而更加发展群众反日反帝反国民党斗争的高潮。

中 央

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