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琅（1621年-1696年），原名郎，字尊侯，号琢公，福建泉州晋江龙湖镇人，祖籍河南省固始县方集镇。中国清朝水师名将。

施琅的祖先叫施柄，是南宋高宗时期评事官，于1163年（隆兴元年）自河南光州固始县施大庄（今郭陆滩镇青峰村）南渡入闽，成为了浔海施氏的始祖。 施琅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祖父时家境较为宽裕，到了父亲施大宣的时候开始衰落，但施大宣尚义持正，乐善好施，所以在乡里名声很好。施琅生得脸面大额头宽，施大宣以为这是贵人相，所以对施琅严加管教，希望施琅日后成为公侯将相。

少年时代的施琅学书不成，所以放弃去学剑。跟从他的老师学习兵法，各种兵法没有不精通的，并且智勇双全。促使施琅充满自信心。综观施琅一生行事，无不透露出自信的性格。施琅十七岁便从军，为明将总兵郑芝龙的部将。每到作战的时候肯定是身先士卒，屡立战功。

早年，他是郑芝龙的部将，顺治三年(1646年)随郑芝龙降清。不久，由于郑成功的招揽，入海加入郑成功的抗清队伍，成为郑军中一员虎将，积极参与抗清活动。后因与郑成功交恶，酿成父亲和弟弟被杀的大祸，他再次投清。他先后担任副将、总兵、水师提督，参与清军对郑军的进攻和招抚。

后来在郑成功部下任左先锋职，追随郑成功进行抗清斗争。郑成功待他非常好，把他看成是自己的得力助手，对他礼遇非常，军事相关的事务以及机密大事都要和他商量。

1646年（顺治三年），清军统帅博洛利用郑芝龙的声望招降其旧部，“奉郑之命降清的有武毅伯施福、海澄伯郑芝豹和部下总兵十员，兵将十一万三千名”。李成栋奉调由闽浙入粤时，施福率施琅梁立等及五千兵马随征，在扑灭顺德县“海寇”和镇压东莞、增城地区的张家玉抗清义师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碑传记》载：“既而承当要事，从海道出粤东，战胜攻克，人以岳家军目之”。由于李成栋对南方兵将存在歧视心理，在奏疏中说从福建带来的施琅等官兵“脆弱不堪，无资战守”，甚至伺机剪灭和解散。施福、施琅、黄廷等人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忍气吞声，大有怀才不遇，有功不赏之感。

1648年（顺治五年），闽系将领跟从李成栋反清复明。施琅在遣回福建途中遭李成栋部将郝尚久的暗算，“公侦知其事，急拔众走饶平（今广东省潮州市东），踞守阅月突围出，且战且行，从弟肇琏、肇序皆随殁军中”，勉强拖到粤闽交界的黄冈镇才得以脱身，投郑成功部下。成为郑成功部下最为年少、知兵 、善战的得力骁将。

1651年（顺治八年），施琅随郑成功下广东南澳勤王，后因施琅与郑成功战略“舍水就陆，以剽掠筹集军饷”的做法提出反对意见，郑成功很不高兴，削施琅兵权，令施琅以闲暇人员返回厦门，时遇清军马得功偷袭厦门，守厦门的郑军主将郑芝莞惊慌弃城溃逃，当时施琅亲率身边六十余人主动抵抗清军，勇不可挡，杀死清军主将马得功之弟，马得功差点被活捉，清军的率残兵败将仓惶逃离厦门。在南澳的郑成功见军心动摇，觉得继续南下已不可能，只好回师厦门。

1651年（顺治八年），施琅在清军登上厦门岛形势极为严峻的时候，曾经率领部卒数十人奋力作战；郑成功回到厦门论功行赏，奖给白银二百两。表面上是赏罚分明，可是，郑成功对施琅的傲慢跋扈却怀有戒心。尽管郑成功肯定了他在厦门迎战清军的功绩，却不肯归还他的兵权。施琅在广东时曾经委婉地提请郑成功注意主力西进后，后方兵力单薄的危险，郑成功听不得不同意见，解除了他的兵权。在施琅看来，自己在总的用兵策略上提的建议已经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遣回厦门以后，又不顾个人安危，奋勇同清兵作战，满心以为郑成功班师归来将恢复自己的左先锋职务。不料，郑成功回到厦门以后，并不让他官复原职。施琅大为不满，向成功报告自己心灰意懒，想去当和尚，借以探测成功对他的态度。成功不为所动，叫他另行募兵组建前锋镇。施琅见难以挽回，一气之下剃光头发，不再参见郑成功。

1652年（顺治九年），曾德事件导致施琅与郑成功公开决裂。自从郑芝龙降清后，曾德似乎不大得志，在郑成功军中受施琅节制。施琅既被削去兵权，曾德为求出头之日，利用过去在郑氏家族军队中的关系投入成功营中充当亲随，即所谓“恃郑氏亲昵，逃于郑所”。施琅听到消息后，大为愤慨，派人把曾德捉回斩首。郑成功“驰令勿杀”，施琅却悍然不顾，“促令杀之”。

郑成功见施琅违令擅杀郑氏旧将，断定他是反形已露，就在五月二十日密令援剿右镇黄山以商量出军机宜为名逮捕施琅之弟施显，同时，命右先锋黄廷带领兵丁包围施琅住宅，将施琅和他的父亲施大宣拘捕。施琅被捕后，在一些亲信部将和当地居民的掩护和帮助下逃到大陆。郑成功获悉施琅已经逃入清方管辖区后，怒不可遏，在七月间把施大宣、施显处斩。施琅得知父亲和弟弟被杀的消息，对郑成功恨之入骨，死心塌地投靠清朝，一意同郑氏为敌。

1656年（顺治十三年），施琅随清定远大将军济度进攻福州，被授予同安副将的职务。后调北京任内大臣期间，甚为贫苦，依靠妻子在北京当女红裁缝贴补家用所需。

1659年（顺治十六年），清廷升任施琅为同安总兵。1662年（康熙元年），施琅升任为福建水师提督，遣军击败郑经进攻海澄的军队，并上书清廷将台湾纳入清朝的版图。终于获得康熙帝的支持。期间郑成功在台湾病逝、郑经继为延平郡王。郑经接替郑成功后，由于内部陈永华（郑克臧岳父）和冯锡范（郑克塽岳父）发生内讧。病中的郑经把政务交由长子郑克臧处理，克臧聪明能干，做事井井有条，从来没有过失，也很受郑经的宠爱和信任。郑经病逝后，冯锡范毒死郑克臧，立十一岁的傀儡郑克塽为延平王，冯锡范专横，贪赃枉法，大失人心。1664年（康熙三年）施琅由于建议，清朝派他率兵收复金厦新胜，预备进攻澎湖，直捣台湾，使国家四海归一，边民无患。

1667年（康熙七年），孔元章赴台招抚失败后，施琅即上《边患宜靖疏》，次年又上《尽陈所见疏》，强调不能容许郑经等人顽抗，盘踞台湾，而把五省边海地方划为界外，使得东南地区赋税缺减，人民愈加贫困；必须速讨平台湾，裁减当地的军队，恢复地方上的经济，增加赋税，使得民生得以安定，边疆可以安稳。他分析双方的力量，指出台湾兵马总计不满二万多，船兵大小不上二百号，他们之所以能占据台湾，是因为汪洋大海为他们提供了保障。而福建水师官兵共有一万多人，管制的陆上兵马和投降清朝的官兵也有不少，只要从中挑选劲旅二万，足以平定台湾。他主张剿抚兼施，从速出兵征台，以免养虎遗患。施琅这一主张，受到以鳌拜为首的中央保守势力的攻击，以海洋险远，风涛莫测，驰驱制胜，计难万全为借口，把他的建议压下来。施琅的议谏被束之高阁，甚至裁其水师之职，留京宿卫，长达13年，但他仍然矢志复台报仇，实现自己的意愿。在京之日，他密切注视福建沿海动向，悉心研究风潮信候，每天在府内耐心等待朝廷起用。

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十月，清政府平定了“三藩”之乱后，施琅终于在李光地等大臣的力荐下，复任福建水师提督之职，加太子少保衔。

从施琅的自身条件来看，他的确是攻台清军主将的合适人选。首先，施琅生长在海边，自幼随父从事海上贸易活动，精通航海，对海疆的气候、地理等方面的情况了若指掌。从军后，转战东南沿海，有丰富的海战经验。其次，施琅通晓兵法、战阵，并一贯主张以武力统一台湾，所以多年来精心谋划对台用兵方略，提出“因剿寓抚”的战略方针及一整套实施方案，不但周密完备，而且是切实可行的。第三，施琅是从郑氏阵营中反叛出来的，他熟悉台湾郑氏集团内情，他的智勇韬略也一向为郑军官兵所畏惧。他在郑氏集团中的故旧很多，为他争取内应和进行情报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第四，施琅不但是武力统一的坚决拥护者，而且对统一充满信心。

他回到厦门后，便日以继夜，废寐忘食，一面整船，一面练兵，兼工制造器械，亲自挑选工匠和船，历时数月，使原来全无头绪的水师船坚兵练，事事全备。

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施琅督率水军由铜山出发。在进攻路线的选择上，施琅根据风向和敌方防御情况的情报，决定清军船队从铜山（今福建东山岛）启航，乘六月的西南季风向东穿越台湾海峡，首先夺取地处澎湖主岛以南、郑军防守薄弱的八罩岛。这样就可获得船队的锚泊地和进攻出发地，占据上风上流的有利位置向澎湖发起攻击。攻下澎湖，扼敌咽喉，然后兵锋直指台湾，可顺利实施“因剿寓抚”的战略方针。

六月十六日，清军舰队向澎湖郑军发动第一次进攻，初战失利。施琅很快吸取教训，对下一步作战行动进行了周密筹划和部署。施琅将清军分为四部分：施琅亲率56只大型战船组成的主攻部队，正面进攻郑军主阵地娘妈宫；总兵陈蟒等率领由50只战船组成的东线攻击部队，从澎湖港口东侧突入鸡笼屿，作为奇兵，配合主攻部队夹击娘妈宫；总兵董义等统率另50只战船组成的西线攻击部队，从港口西侧进入牛心湾，进行佯动登陆，牵制西面的郑军；其余80只战船作为预备队，随主攻部队跟进。十八日，施琅先派战船攻取澎湖港外的虎井、桶盘二岛，扫清了外围。二十二日早七时，经过充分休整和准备的清军向澎湖郑军发起总攻。经过9小时激战，清军取得全面胜利，共毙伤郑军官兵1.2万人，俘获5000余人。击毁、缴获郑军战船190余艘。郑军主将刘国轩乘小船从北面的吼门逃往台湾。此役清军阵亡329人，负伤1800余人。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施琅指挥清军水师先行在澎湖海战中打败郑氏水师，后郑克塽发令率臣降清。施琅因收台而彪炳史册，为国家的统一完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此后，施琅又一面加紧军事行动，一面对占据台湾的郑氏集团施以招抚。在施琅大军压境之下，郑克塽茫然地说：“人心风鹤，守则有变；士卒疮痍，战则难料。还是应当请降，以免今后追悔莫及。”郑克塽听从了刘国轩的劝告。

八月十三日，施琅率领舟师到达台湾，刘国轩等带领文武官员军前往迎接。施琅入台之后，主动前去祭郑成功之庙，对郑氏父子经营台湾的功绩作了高度的评价，并称郑氏收复台湾是为国为民尽职的举动，对郑成功毫无怨仇。祭祀完成之后，施琅哽不成声，热泪纵横。郑氏官兵和台湾百姓深受感动。赞扬施琅胸襟宽广，能以大局为重。冷静处理公义私怨的关系，远非春秋时期的伍子胥所能比拟。

当时，清廷内部对台湾地位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是否留台存在争议。施琅上疏力主留台卫台。在分管兵部的清朝东阁大学士（宰相）潘湖叟黄锡衮的支持下，施琅（乃分管兵部的内阁大臣潘湖叟黄锡衮的妹夫）的意见打动了康熙帝和朝中大臣，清廷终于决定在台湾设府县管理，屯兵戍守。

收复台湾后，在施琅的治理下，规定赴台湾的人不许携带家眷。施琅以为惠州、潮州地区的人大多通海，所以禁止与台湾的往来。首先严禁广东客家籍人渡台，理由是那里出的“海盗”多，以及惠潮之民多与郑氏相通；对其他地区的人民渡台也严加限抑，竟然规定渡台人员不得携带家眷，也就是说不许老百姓在台湾扎根，这一政策后来导致台湾妇女奇缺。因此施琅对台湾的统治构成两岸往来的最大障碍。

施琅攻占台湾后，夺占田产收入施琅名下的，几乎占据南台湾已开垦土地的一半之多，名为“施侯租田园”，一直延续到台湾日据时期。收的租子叫做“施侯大租”。“施侯大租”的收纳统归清朝在台衙门代行，并保送至北京转交施琅世袭业主。如此犹嫌不足，还贪得无厌，连无田无地的澎湖渔民也不放过，施琅向渔民们勒索“规礼”收入私囊。

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施琅逝世，清朝赐谥襄庄，赠太子少傅衔。施琅死后与其妻王氏、黄氏合葬。

统一台湾是施琅一贯的主张，因为他看到了统一台湾对祖国安危的重要性。从1664年（康熙三年）开始，施琅就建议进军澎湖、台湾，使四海归一。在他因飓风所阻，两次进军澎湖、台湾失败后，仍矢志统一台湾，再次上疏要求征台。施琅反对清政府的迁界禁海政策，指出这一政策不合于“天下一统”，又影响财政收入，应尽快“讨平台湾”，“百姓得享升平，国家获增饷税”。清政府当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将他调入京师为官。在京期间，他一面继续上疏征台，争取康熙帝的支持；一面广交朝中大臣，争取他们对统一台湾事业的理解和支持。

施琅上任以后，积极训练水师，督造战船，选拔将领，全心筹措征台计划。他于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六月中旬，率清军大举进攻，不久占领澎湖，刘国轩逃往台湾。清军占领澎湖后，郑克塽败局已定，但施琅却不忙于进军台湾，而是着眼于做争取郑克塽及其军队的工作。他厚待投降和被俘的郑军将士，稳定民心；同时建议朝廷“颁赦招抚”郑氏，以争取和平统一台湾。康熙帝同意他的招抚政策。郑克塽、刘国轩见施琅“无屠戮意”，也愿意归顺。从此台湾成为清朝疆域的一部分。这是继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使中国疆土再次得以统一的壮举。

施琅统一台湾后，清廷内部产生了一场对台湾的弃留之争。在大臣中主张守而不弃者，居然只有少数人，即如姚启圣和施琅等。施琅是经过对台湾的亲身调查研究而据理力争的。“台湾一地，虽属外岛，实关四省之要害”，“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圉”。

更重要的是，他对西方殖民者的情况有所了解，对荷兰殖民者的侵略本性有所认识，认为“红毛”“无时不在涎贪，亦必乘隙以图”。促使康熙帝下决心留守台湾，并于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设立台湾府，隶属于福建省。在闭关锁国、自以为是天朝大国的清初时期，施琅能对西方殖民者有这点初步认识，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也是包括康熙在内的同时代人所不及的。应当说，施琅这一贡献比起他收复台湾来说，在反对西方殖民者的问题上，有着更重要的意义。

对人才的使用上，施琅也有他独到的见解。他向康熙提出合理使用人材的建议，认为郑氏归降人员中，不乏优秀人材。施琅深知，充分发挥人材的作用，对国力的增强，对政权的巩固都有好处。他认为，虽然国家每三年开一次武场选出一些人来，但他们没有经历过战争的磨炼，不够成熟，倒不如使用投诚过来，久经沙场、有实地作战经验的纠纠勇夫。而且，施琅在用人上还主张不因循守旧，不拘一格。他提出国家一年花一二万金来养有用之人。他还主张将那些才略未必能胜任的安置下去，把能者提拔上来，以人尽其材。

在大陆，官方以往仅正面宣传郑成功击退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的事迹，对郑成功后人在台湾的统治及倾向偏安，作了忽略；对施琅也鲜有着墨，只在提及郑成功时才略带说明。自从具有台湾独立倾向的民进党籍陈水扁于2000年当选台湾地区执政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出于对宣传“统一中国”的考虑，才大规模正面评价施琅，称其为维护国家统一的英雄，并在其家乡福建晋江为其塑了一尊石像。而民间往往对施琅评价具有争议。

已故著名明清史专家傅衣凌先生曾指出：“郑成功的复台和施琅的复台虽各有具体原因，但是都隐藏着中华民族的大义。”“两人的处境不同，征台的出发点不同，但是他们对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则有同样的认识，都坚定地主张保卫台湾。从他们两人对台湾的认识来说，我们说施琅不是郑成功的叛徒，而是他的继承者。”在施琅的故乡福建省晋江县施琅纪念馆中，有这样一副对联：“平台千古，复台千古；郑氏一人，施氏一人。”这是对郑成功和施琅功绩客观、完美的写照。

明朝代表中国政治兴替的“正统”，而清朝则为外来的异族统治；于是，施琅作为背叛明朝、背叛郑氏的“投降派”，成了现代以来中国人最不齿的人物。因此，尽管施琅代表清朝“解放台湾 统一中国”，史学家却难以将他的形象正面化。历史叙事中的民族英雄，依然只能是保持政治气节的郑成功，而不是有违民族大义的施琅。直到1980年代，世易时移，对施琅的历史审判才开始出现翻案。

在台湾，因为国民党当局同情明郑之“正统”意识形态，所以施琅长期只能得到负面评价。同时，民间也同情郑家，将施琅视为与吴三桂一样的汉奸卖国贼。在台独势力中，施琅是代表大陆进犯台湾的侵略者，因而评价也以负面居多。

著有《靖海纪事》、《平南实录》等。

有一年，施琅母亲病重，施琅四处问药都未见功效。一日，他听说永春百丈岩马氏娘娘施药普济众生，甚是灵验，托嘱妻子照看好母亲，自己专程赶到百丈岩，其时天色已夜，当夜在百丈岩住宿，睡中入梦，他梦见马氏娘娘要他宽心，病十日内即可痊愈，正要问施什么药时，天亮了。他急忙披衣到寺堂焚香叩救赐药，一位和尚急匆匆走过来说：“敢问施主可是施琅大人？”施琅点头称是，和尚取出九包草药，教他如何煎制，顷刻间不见了。施琅急忙忙把药带回晋江，如法炮制，服过三贴药后，母亲病已有好转，再服三贴已能下床，最后服完三贴，母病即已痊愈，一家人十分欢喜，皆称马氏仙药灵验。施母病好之后，叫儿子要抽时间专程到百丈岩道谢。因当时操练水师繁忙，一拖就是半年。一个暑天中午，施琅躺在屋后龙眼树下乘凉，不知不觉睡着了，并且作了一个梦，梦中的人事物醒来仍然记得清清楚楚。第二天，他带领几个弟兄，依梦所指来到永春，询问有没有雪山岩，当得到肯定答复时，他十分惊讶，同梦里所说完全吻合。找了三天三夜，终于在山顶上的一个槽里找到它，同他梦中所见一模一样。任凭风吹雨打都不会熄灭。后来人们把巨石叫向天烛，也叫神烛！

康熙皇帝要施琅统率水师收复台湾。临战前，施琅又来到百丈岩，当他登上山腰时，猛地看见一只梅花鹿匆匆向他跑来，四下一望也没人追赶。梅花鹿在他身边绕了三圈后，拿起玉石放在施琅手上，然后又绕行三圈，沿山上跑了，一会儿就不见了。施琅拿起玉石一看，只见眼上穿着一条红线，似乎佩带，正面写一个“海”字，背面写一个“施”字，他把玉石揣在怀里，一再揣摸仍不解其意。登上马氏庙，烧了三柱香，抽了三回签，仍然不得其解，只见一位和尚告诉他：“海战时一定要佩带它”。一天，水师云集海上，一声炮响，千船竞发，向着台湾岛进军。施琅不忘把玉石挂在脖子上，紧贴怀里。邻近台湾岛时，郑军万炮齐轰、万箭齐发，海面火光冲天，此时突然海浪冲天，海水漫进船舱。施琅一面沉着指挥作战，一面亲自烧了三柱香放在船头，忽听“咣啷”一声玉石坠地，施琅突然明白过来，捧起玉石，高高地举起狠狠地往水中一掷。说来奇怪，海浪平静下去，海水碧波荡漾，水师们一鼓作气，冲杀过去，登上海岸，打得郑军落花流水，最后郑军全军覆灭，施琅收复了台湾，又一次统一了祖国。后来，有人说那梅花鹿是马氏娘娘变的，玉石是镇海石，也是镇妖石。

“三藩之乱”期间，福建主政者耿精忠与广东主政者尚之信均鼓励手下商人前往日本与东南亚贸易，以支应财政开销。台湾主政者郑经也占领福建海澄、广东南头（珠江口东北面）水域，以经营对中国的贸易。

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夏季，清军水师在施琅率领下，于澎湖击败郑军。东宁明郑集团决定投降清廷“举国归命”，以免因洋米被截，导致饥荒。施琅在与英、荷两国滞台人员接触后，计划以“台湾归还荷兰”等方式，诱引英、荷两国人前往福建或台湾贸易，并以“外国贪涎”为由，力促清廷维持海禁，以达成让福建外贸商垄断中国外贸的目标。然施琅此一企图，并未获得荷兰当局支持，遂于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在康熙帝坚持开海，以及福建、两广总督不予配合的多重因素下破灭。

施琅底定全台，上奏清廷建议奉台湾民间信仰的妈祖“天妃”赐晋天后（宋徽宗时期，中国朝廷已颁福建所信仰的妈祖以“正妃”称号、元朝皇帝进封“天妃”），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清廷准奏，且进颁“护国庇民妙灵昭应仁慈天后”敕号，改台南宁靖王府为大天后宫，派满族大臣礼部侍郎（三品）雅虎致祭。雍正四年，皇帝又御书“神昭海表”匾，由台湾镇总兵林亮迎至天后宫敬悬，乾隆时期清廷又颁旨改官祀，天后宫之名称逐渐普及至今。

当时施琅从湄洲岛带的古妈祖黑面二妈，如今安置在鹿港天后宫，供众信徒膜拜，此尊神像已有一千年的历史，全世界仅此一尊，大陆本有两尊开基妈，但都毁于文化大革命。

施琅性格直率，不喜说谎，不爱玩弄花招，见到错误便要指出，即使会因而得罪上级。施琅这种个人性格在郑成功军中之时表现的最为突出。

在郑成功军中，楼橹、旗帜、伍阵相离之法等，“皆琅启之”，被郑成功任为“左先锋”。施琅在京师担任内大臣之时，并没有意志消沉或甘于职位爵禄而失去进取之心，依然以收复台湾为己任，积极结交朋友宣传自己的平台方略，为出征台湾作积极准备。

通过前文的分析，施琅性格直率，充满自信，富有进取心。其实，施琅性格亦甚沉稳，考虑问题谨慎、周到，不急功近利、鲁莽从事。

当然，有关施琅这一性格在史料中的反映绝不仅此而已，但仅据所举的这些事例，已足见施琅性格沉稳。另外，施琅这一性格的形成有一个明显的过程：施琅父、弟惨遭杀戮使其弃郑归清是其性格走向成熟的一个转折点，内调京师十三年则是另一个转折点，在攻台前后达到成熟。

施琅故居即靖海侯府位于晋江市龙湖镇衙口村，坐北朝南，占地2500余平方米，系施琅受朝廷封赏，返乡大兴土木重建的祠堂，并建造家庙、侯府、都衙、东衙、西衙等8座相毗连的庞大官邸。

靖海侯府始建于清朝初年，成于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迄今已有300多年历史。原为三落（现存二落）双护厝大型建筑，墙体大多采用“出砖入石”和“一斗一卧”。硬歇山顶式的典型皇宫式，五开间、穿斗式建筑，结构精巧。前附石埕，后带花园，呈长方形，规模恢弘。

施琅墓在惠安黄塘虎窟村西北500米处鹤顶山的斜坡上，冈峦周匝，绿树成荫。墓坐北朝南，占地15186平方米，系与两位夫人合茔，墓垵为砖石结构，中竖花岗岩墓碑。在墓园内还保留有三道圣旨石刻，以保证其能够风光安然地下葬，当时康熙皇帝对于他的平台功劳评定从这三道圣旨上可见一斑。此外，在墓南1公里处还立有墓道碑1座，其外以亭罩住。整座陵墓规模恢宏，设置布局严整，为福建省其他历史人物墓葬所未有。

绩光铜柱坊位于同安区大同镇顶头村东公路旁，建于清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系为褒彰靖海侯施琅统一台湾的功勋而建。绩光铜柱坊为1982年同安县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

坊坐南朝北，石构，四柱三开间，面阔9.55米。明间为双层楼阁，鸱尾重檐，高9米，顶层正中嵌置饰有缕空蟠龙纹的“恩荣”题匾。明间正、背坊分别横镌楷书“绩光铜柱”、“思永岘碑”，下坊板镌施琅生前所获官阶爵禄，横架梁上双龙火珠纹饰。两次间低于主间，面阔各1.25米，正、背面枋板上分别镌有施琅之子施世骠及同安之县刘兴元、教谕江山钸甫等立坊官员的结衔题名，横架梁上浮雕大舜耕田、太公钓鱼等人物图像。坊柱方形，四柱基部前、后各附夹石雕狮座一对。此坊于1994年因拓宽公路东移15米，是本地区规模较大装饰较考究的功德碑坊。“绩光铜柱”典出西汉伏波将军马援事迹；“思永岘碑”，典出西晋名吏羊枯事迹。建坊者以此歌颂施琅好比马援建立的功勋，表彰施琅像羊枯那样有德于民，值得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