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权处分行为，是指无处分权人以自己的名义就他人的权利标的所为的处分行为。在中国立法中主要体现在合同法51条，国内学者通常认为该条是中国对于处分制度的确立。在学理上，由于两种模式下的理论环境不同，引发了对于无权处分内涵的讨论，也引发了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制度的联系等一系列问题。

1、行为人实施了法律上的处分行为。

2、行为人没有法律上的处分权而处分了他人财产。

3、因行为人处分财产的行为而使行为人与相对人订立了合同。

4、行为人以自己的名义实施处分行为。

无权处分合同是指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并与相对人订立转让

财产的合同。它与无因管理、无权代理、善意取得等行为有区别。无权处分合同是效力待定的合同，经权利人追认或无处分权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现行合同法对无权处分合同的规定不尽完善，如没有规定权利人追认的方式、期限、溯及力等等，亟待予以修改或做出司法解释。

《合同法》第51条自该法颁布实施以来，针对该条规定是否意味着我国采纳物权

行为理论及该条与《合同法》150条的协调问题，论者蜂起，见仁见智，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1]，在《物权法》颁布后，关于51条是否采纳物权行为的争论已尘埃落定，但是，对该条规定在权利人与相对人间权利配置上存在的严重失衡，以及该条规定适用可能危及交易安全等问题，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2]。因此仍有进一步检讨的必要[3]。

《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

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根据该条规定，“依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出卖他人之物，权利人追认或者处分人事后取得处分权的，合同有效；反之，权利人不追认并且处分人事后也未取得处分权的，合同无效”。[4]本条规定赋予了权利人的追认权却未规定行使追认权的期间，且未如第48条、第49条规定相对人享有催告权和撤销权，本文认为，这种严重偏惠权利人的权利配置将导致以下两个方面的不利后果：

（一）忽略了对相对人

特别是善意相对人的利益保护；显然，《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使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完全由权利人根据其利益子以确认”，“给予权利人极大的确认合同效力的权利，”[5]对于这一事关相对人重大利益的合同，《合同法》未规定相对人享有第48条、第49条规定的催告权和撤销权，因此相对人没有任何权利主动终止法律关系的不稳定状态，只能听任他人的决择，“这固然对真正权利人的利益的保护有利，但对第三人却欠缺保护。”[6]同时，该条规定的预设是权利人会主动行使追认权，实际上，权利人因被吊销执照、陷入公司僵局等诸多原因，未必皆如立法者所料。比较极端的例子是，当无权处分的标的物未交付占有或变更登记时[7]，权利人并无行使追认权的激励，一旦权利人长期怠于行使追认权，由于合同效力未定，善意相对人既不能请求无权处分人交付标的物，也不能向无权处分人主张违约责任，更不能向无权处分人主张缔约过失责任，善意相对人的履行利益甚至信赖利益都不能得到保护，处于进退维谷、求救无门的境地。

（二）无权处分合同有效

2012年6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其中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从该条文义可得知最高法院的司法态度是无论权利人是否追认，无权处分合同都属有效。

对于《合同法》第51条规定出现权利失衡的原因，结合《合同法》草案的形成经历、现行《物权法》关于物权变动的规定来看，本文认为主要是由于“法律移植”时未充分考虑移植对象所在制度背景与我国相应制度背景不同造成的，具体分析如下：

《合同法》第51条系移植自德国民法典和台湾地区民法典 根据梁慧星教授的陈述，“合同法第五十一条之拟定，也曾参考德国民法典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的规定”[9]，对比《合同法》第51条和《德国民法典》第185条[10]、中国台湾民法第118条[11]的规定用语来看，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几乎是对后者的综合，应该认为是移植而非参考。

德国民法典和台湾地区民法典物权变动模式与无权处分行为效力的规范模式德国民法典和台湾民法典无权处分的规定有两项制度加以协调，一是采物权形式主义[12]，在处分他人之物时，负担行为有效、处分行为“效力未定”[13]，在权利配置上能平衡权利人与相对人，并兼顾双方利益。二是德民、台民有时效取得制度加以配套，进一步完善了对相对人的保护，督促权利人尽快行使权利以确定处分行为的效力。具体表现在：

如已转移标的物之占有，权利人固得拒绝追认无权处分行为并依不当得利取回标的物，但相对人可以依据负担行为（债权合同）向无权处分人主张债务不履行的违约责任，因此获得救济；若权利人既不拒绝也不追认处分行为，相对人虽不能取得物之所有权，但相对人可以依据占有而主张时效取得，这也可迫使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确定无权处分的最终效力。

如未已转移标的物之占有，于权利人无损害，相对人可以依据负担行为（债权合同）请求无权处分人转移物之所有权，或者主张债务不履行的违约责任，因此获得救济。

依据通说，中国现行《物权法》采债权形式主义[14]，同时未规定时效取得制度。因此，移植或借鉴自德国民法典和台湾地区民法典的《合同法》第51条失去了生存的制度土壤，在法律移植的过程中未能“注意国外法（供体）与本国法（受体）之间的同构性和兼容性”[15]，导致了移植上的不成功，不能兼顾权利人与相对人利益，也未能实现无权处分制度促进交易安全与便捷的目的，具体分析如下：

会计注意事项

因物权法未规定时效取得制度，即使无权处分人已向相对人转移标的物之占有，当权利人长期怠于确定处分合同的最终效力时，如不构成善意取得，相对人将既不能获得所有权，也不能主张权利瑕疵担保请求权[16]和缔约过失赔偿。

如无权处分人未向相对人转移标的物之占有，当权利人长期怠于确定处分合同的最终效力时，因合同最终效力未决，相对人既不能请求处分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也不能向无权处分人主张缔约过失赔偿。

更未严重的是，无权处分合同的相对人不享有《合同法》第47条、第48条规定的催告权和撤销权，不能主动结束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不能状态，只能束手听任权利人的抉择。

尽管《合同法》第51条移植自《德国民法典》第185条、中国台湾民法第118条，但相对人的地位和可获赔偿利益却大相径庭：在地位方面，相对人在《德国民法典》第185条、中国台湾民法第118条下享有的是债权合同当事人的地位，能向无权处分人以履行利益为限主张违约责任，而相对人在《合同法》第51条下，至多只能主张第58条的权利，处于缔约受损害人的地位；在可获赔偿利益方面，相对人在《德国民法典》第185条、我国台湾民法第118条下能向无权处分人以履行利益为限主张违约责任，而在《合同法》第51条下，至多只能主张第58条规定的赔偿，原则上属期待利益赔偿。比该表可知，在德民、日民和意民中，出卖他人之物的债权合同均为有效，而法民为无效，但该规定在法典实施后即遭质疑，认为不切实际，后实践乃通过解释采相对无效说，认为在不涉及。[20]，唯独我国《合同法》第51条对无权处分合同（债权合同）规定效力待定，如果说《合同法》第51条系参考德民第185条、台民第118条，那么，似乎参考的不是无权处分的债权合同，而是无权处分行为（物权行为），一个不物权行为理论的立法却将债权合同规定如物权行为相同的效果，这在逻辑上是难以理解的，也违背了各国倾向于使无权处分合同（债权合同）有效的大趋势。

比较完美的方案是修改《合同法》的规定，仿照《日本民法典》第560条的规定[21]及《意大利民法典》第1478、1479条的规定[22]，规定无权处分合同为有效合同，使无权处分人负担使相对人取得合同约定权利的义务。但鉴于《合同法》民商合一的体例，修改法律绝非易事[23]，非一朝一夕可成。

比较现实的方案是类推适用《合同法》第48条、第49条关于相对人催告权及撤销权的规定，使相对人得以主动结束法律关系不确定的状态，这也是是司法实践中的观点[24]。此外，由于权利人的追认权具有形成权的性质，因此，也可以类推适用《合同法》第55条关于除斥期间的规定，在权利人逾期1年行使追认权时，认定追认权消灭，合同无效。但需要注意的是，类推适用第48条、第49条、第55条的规定并不能使相对人回归合同当事人的地位，仅是使其得以主动结束无权处分合同效力未定的状态，进而主张《合同法》第58条规定的权利，其应得利益并未完全得到保护，比如机会损失，既不能确定也难以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