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词是明代时期创作的词。

词，是古代诗歌的一种，始于梁代，兴于唐，盛于两宋，至明代已经衰微。其原因，主要是由明代特定的社会环境所造成，同时也与明词作家不专工、不当行相关。明代统治者，在思想文化上推行封建专制政策，以八股取士，严格箝制人们的思想。所谓“以经术程士”、“悉屏诗赋”，正是八股取士后的一种社会风尚。明代文士中，尽管有的并不为时俗所囿，也曾填词，但在他们当中，“求其专工称丽，千万之一耳”(钱允治《国朝诗馀序》)，有成就的作家不多。明人填词，或者“才为句掩，趣因理埋，体段虽存，鲜能当行”（同前）；或者连句读也分辨不清。所以，况周颐指出：“明词专家少，粗浅、芜率之失多，诚不足当宋元之续。”（《蕙风词话》卷五）不过，明代词坛也出现了有一定影响的词作家，留下了一些较好的作品，对此况周颐在指出“明词专家少”之后，马上又指出“洎乎晚季，夏节愍、陈忠裕、彭茗斋、王姜斋诸贤，含婀娜於刚健，有风骚之遗则，庶几纤靡者之药石矣。”（《蕙风词话》卷五第一条“明词不尽纤靡伤格”）

明初词坛，刘基、杨基、高启等人，由元入明，在政治上遭受挫折，所作词能自成家数，各具特色，尚存宋元遗风。刘基，曾佐朱元璋定天下，任御史中丞，封诚意伯，后因被诋毁，忧愤而死。所作诗文，闳深顿挫；所作词，有的“感喟激昂”而又表现得十分凄婉，有的于委宛摹写中，并寄深意，尚多可读篇章。杨基的词有的带有托意，所感甚深，颇为缜丽并有一种清气行乎其间，亦耐玩味。高启的词或“以疏旷见长”，或“极缠绵之至”（沈雄《古今词话》），并有宋元风韵。在明初文坛上，杨基、高启与张羽、徐贲齐名，世称“吴中四杰”，张、徐不以词名，杨、高的词却颇有影响。此外，瞿佑等人“风情丽逸”，所作词“多偎红倚翠之语，为时传诵”（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也不失词的本色。

明代中叶以后，词风日下。杨慎、王世贞、汤显祖等人，多所制作，却都不是当行作家。杨慎、王世贞博闻广识，堪称一代通儒，其所作词也有过人之处，只是逞才恃博，“强作解事”，与乐章多有不谐（朱彝尊《词综·发凡》）。汤显祖是著名的传奇戏曲作家，出其余绪而填词，虽偶有佳作，却“患在好尽，而字面往往混入曲子”，与两宋蕴藉之旨相距甚远（吴衡照《莲子居词话》）。杨慎等人的创作实际上已将明词引上了歧途。此外，钱塘马洪虽然以布衣终身，并精于诗词，自谓四十年仅得百篇，但其所作词，名为《花影》，不过“月下灯前，无中生有，以为假则真，谓为实犹虚”，气骨轻浮，缺乏新意。明代还有一种风气,两宋诸名家词,不很显于世，而《花间》、《草堂》诸集，却独盛一时，成为文士填词的样板。明人的填词托体不尊，有的人还将填词当作酬应献谀的手段，更使词格愈趋卑下。因此,明中叶以后，词的创作已渐凋敝。

到了明末，由于社会发展变革，才给词的创作带来一线生机。明代末期，满族贵族集团统兵入关并建立清朝，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的社会矛盾。陈子龙在抗清斗争中英勇牺牲，其门生夏完淳，年仅十七，也以身殉国。陈子龙的词托体骚辨,所指甚大,“言内意外已无遗义”，早期所作风流婉丽，婀娜韶秀出于刚健之中，后期所作绵邈凄恻，神韵天然而又有不尽风味。陈子龙是转变风气的第一人，允为明词大家，陈延焯、刘毓盘等人均推许陈子龙为明代第一词人，常州词派一代宗师谭献更是将陈子龙置于明清两代词家之冠，“清词殿军”朱祖谋在清词点将录中将陈子龙对应于晁盖，以强调陈子龙在清词振兴中的先锋作用。夏完淳所作《玉樊堂词》，“慷慨淋漓，不须易水悲歌,一时凄感,闻者不能为怀”（沈雄《柳塘词话》）。他的某些作品,“声哀以思,与莲社词《双阙中天》阕，托旨略同”（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五）。与陈子龙同时，入清后犹有创作活动的屈大均、王夫之、金堡(释澹归)等人也是能词者，他们的创作,同样不可与一般“批风抹露者”并论。因此,陈子龙、夏完淳以及屈大均、王夫之、金堡等人的出现，使得明末词坛焕发光彩，不仅挽救了一代词运，而且也为清词中兴开了风气。

明代除了出现若干较为出色的词作家外，在词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有关词谱、词韵专书，明代传有张綖的《诗馀图谱》、程明善的《啸馀谱》、徐师曾的《词体明辨》(附词谱)以及沈谦的《词韵》；词的选本,有杨慎的《词林万选》、陈耀文的《花草粹编》、董逢元的《唐词纪》以及卓人月的《古今词统》；词话有杨慎的《词品》、陈霆的《渚山堂词话》、俞彦的《爰园词话》、贺裳的《皱水轩词筌》等数种。此外，毛晋汲古阁刊行《宋六十名家词》和《词苑英华》，吴讷汇辑《唐宋名贤百家词》，也为词的辑佚作出了贡献。

但只能说，假如不是这些因素的影响，明代词学会取得更加令人满意的成就，而一笔抹煞却是不可取的。如林昌彝《海天琴思续录》卷4所谓“朱明三百年，诗人间出，而词学不振”；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卷九云“就明而论，词学几失传矣”，恐怕都是偏指词的创作或至少是含创作在内的。当然，如果与盛极一时的清代词学相比，明代词学自不足道；然而以宋元词学作为背景或起点，明代词学确有较大的发展与贡献。

词韵之制，滥觞于南宋。《四库全书总目》关于仲恒《词韵》提要有云：

“考填词莫盛于宋，而二百余载，作者云兴，但有制调之文，绝无撰韵之事。核其所作，或竟用诗韵，或各杂方言，亦绝无一定之律。不应一代名流，都忘此事，留待数百年后，始补阙拾遗。盖当日所讲，在于声律，抑扬抗坠，剖析微芒。至其词则难俗通歌，惟求谐耳，所谓有井水吃处都唱柳词是也，又安能以《礼部韵略》颁行诸酒垆茶肆哉！作者不拘，盖由于此，非其智有所遗也。”

这一段话说的大致是对的，正因为宋人于词乐相当熟悉，凭感觉即能达得谐协，故无须另撰词韵专书。然而，说宋人“绝无撰韵之事”，则未免绝对。戈载《词林正韵》即云：“词始于唐，唐时别无词韵之书。宋朱希真尝拟《应制词韵》十六条，而外入声韵四部。其后张辑释之，冯取洽增之。至元陶宗仪曾讥其淆混，欲为改定，而其书久佚，目亦无自考矣。”这说明南朱时朱敦儒、张辑、冯取洽等曾经尝试撰述词韵，而且元末陶宗仪时尚存，只是其后失传而已。

现存最早的词韵为菉斐轩刻本《词林要韵》，其年代与作者均有争议。此书无撰人姓名，中缝写“绍兴二年刊”，故厉鹗《论词绝句》说：“欲呼南渡诸公起，韵本重雕菉斐轩。”其后阮元得影钞本，著录于《四库未收书目提要》，其中云：“自来作长短句者，未尝不以入声押韵，而此以入声分隶平、上、去三声，盖后来曲韵之嚆矢。”是以此书为曲韵而非词韵。嘉庆间秦恩复以此刻入《词学全书》，跋语中称：“疑此书出于元明之际，谬托南宋初年刊本，樊榭偶未深考，遂以为宋人之词韵。不然，南渡以后诸贤何以均未之见？即沈义父、周德清亦绝不引证而遽与之暗合耶？又疑此书专为北曲而设，或即大晟乐府之遗意。”近人叶恭绰亦收藏是本，其《菉斐轩所刊词林要韵跋》称此书有赵子昂(孟頫)印记，非出于元明之际，因“定此书为元初刊物，假托绍兴。至菉斐轩系何地何人，已无可考”。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著录有《菉斐堂子史汇纂二十四卷》，为崇祯十六年虞山冯定章纂辑，故菉斐轩或疑为菉斐堂的别称。总之，此书似不可能出于南宋初年，究为元人或明人伪托，今亦未可遽定。另外，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著录有陈铎撰《词林要韵》一卷，谓有陈铎成化癸卯(明宪宗十九年，1483)序。因为传本未见，此书与菉斐轩刊本究为何种关系，亦难于深考。

明末清初，一向不太为人注重的词韵研究，忽然成了一个小小的学术热点。争论是由沈谦的《词韵略》一书引起的。他的《词韵略》分韵19部，其中平、上、去三声凡14部，入声则别立“屋、沃”，“觉、药”等5部。因为沈谦长于词曲之学，著有《词学》、《词谱》、《填词杂说》、《沈氏古今词选》等，所以这部《词韵略》获得广泛的认可，成为后来编著词韵的重要基础，不仅仲恒《词韵》是在此书基础上修订而成，戈载的《词林正韵》，谢元淮《碎金词韵》等也明显受其影响。此书既出，词学界是非蜂起。与沈谦同为“西泠十子”之一的毛先舒，一方面为之“括略并注”，并在按语巾盛赞“去矜此书，不徒开绝学于将来。且上订数百年之谬”。但同时于其韵脚的分合也提出质疑。与毛先舒并称“浙中三毛”的毛奇龄，于此书则大体持否定态度。《西河词话》卷一云：“词本无韵。故宋人不制韵，任意取押虽与诗韵相通不远，然要是无限度者。予友沈子去矜创为词韵，而家稚黄取刻之，虽有功于词甚明，然反失其古意。”他下面列举唐宋词人作品为例，证明词韵“了无依据，而不足推求”。最后又说：“况词盛于宋，盛时不作，则毋论今不必作，万一作之，而与古未同，则揣度之胸，多所兀臬，从之者不安，而刺之者有间，亦何必然。”这样说来，沈谦抛掷心力考证推求，乃似“可怜无补费精神”了。然而从词学发展(不仅从词的创作角度)来看，词韵的研究仍是不可或缺的。

广义的词谱兼含二义，一为音乐性质的曲调谱，一为确定文词格律的文字谱。前者实为词之曲谱，后者则与词律同义。一般所谓词谱往往偏指后者。为了与广义的词谱、曲谱相分别，我们也可以称此为狭义的词谱。《四库全书总目·钦定词谱提要》中云：“词萌于唐，而大盛于宋，然唐宋两代皆无词谱。盖当日之词，犹今日里巷之歌，人人解其音律，能自制腔，无须于谱。其或新声独造，为世所传，如《霓裳羽衣》之类，亦不过一曲一调之谱，无裒合众体，勒为一编者。”又张德瀛《词征》卷一云“宋元人制词无按谱选声以为之者。王灼《碧鸡漫志》，沈义父《乐府指迷》，张炎《词源》，陆辅之《词旨》，诣力所至，形诸齿颊，非有定式也。迄于明季，始有《啸余谱》诸书，流风相扇，轨范或失，盖词谱行而词学废矣。”这两段文字中所说的词谱，如果是一般意义的文字之谱，是合乎实际的；如果含乐谱而言之，则唐宋两代燕乐、俗乐谱均有，宋元之后反而失传了。反过来说，也正因为乐谱失传，知音者少，文字性的词潜才有应运而生的必要。《康熙词谱》序中云：“词之有图谱，犹诗之有体格也。……夫词寄于调，字之多寡有定数，句之长短有定式，韵之平仄有定声。……词谱一编，详次调体，剖析异同，中分句读，旁列平仄，一字一韵，务正传讹。按谱填词，渢渢乎可赴节族而谐管弦矣。”这就是说，词谱的功用就是作为填词的文字规范，使不谙音律的人也能写出抑扬中节的词来。

狭义的词谱是由明人创设的，这一点应无疑义。从这种意义来说，第一部词谱就是张綖的《诗余图谱》。

《诗余图谱》从宋词中选取声调合节者110首分为3卷。卷1为小令，凡64调；卷2为中调，凡49阕，卷3为长调，36阕。各图其平仄于前而缀例词于后，有当平当仄、可平可仄4种图式，即平声用○，仄声用●，平而可仄者用○(上白下黑)，仄而可平者用●(上黑下白)。此书好处是简明直观，便于初学。而在后人看来，其载调既少，疏误甚多，编次不当，校雠不精等等，缺点是很多的。祟祯八年济南王象晋为重刻本作序云：“南湖张子创为《诗余图谱》三卷，图列于前，词缀于后，韵脚句法，犁然井然。一披阅而调可守，音可循，字推句敲，无事望洋，诚修词家南车已。”此说固属溢美，亦可见明人追求原不甚高，但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那样，不是把它放在发展过程中来肯定其首创之功，而是与后出转精者比长量短，显然是不科学的简而言之，邹祗谟《远志斋词衷》称其“于词学失传之日，创为谱系，有筚路蓝缕之功”，才是确当的评价。

与张綖此书同名而有异的是明末万惟檀所著《诗余图谱》。其所著《诗余图谱》，不是取宋词名家之作为法，而是以自己所作词，仿张綖之法，加以旁谱。此书依词调短长为序，分上下2卷，上卷收小令至中调词78阕，下卷收中长调词72阕，共150阕。陈继儒、单恂为作序，例加称美。陈继儒序末自称“八十一翁”，可知此序作于崇祯十一年(1638)。此书不足作为填词法式，只可作为一部词别集来看。

比张綖《诗余图谱》影响更大的，是晚明程明善编撰的《啸余谱》。明善字若水，号玉川，天启时监生，新安(一作歙县)人。此书主要论列词曲格式。以歌之源出于啸，故以“啸余”名谱。全书凡10卷，内词谱3卷。为了在编排方式上有别于其他同类之书，采用分题类从的做法，共分为25题。依次为：歌行题、令字题、慢字题、近字题、犯字题、遍字题、儿字题、子字题、天文题、地理题、时令题、人物题、人事题、宫室题、器用题、花木题、珍宝题、声色题、数目题、通用题、二字题、三字题、四字题、五字题、七字题。各类录词不等。最多者为“三字题”，录词多达一百余阕，最少的一题则仅有一阕。这种分类最大的问题是，作者采用的不是一种分类标准，而是至少三种分类标准混用。如前八题大致是依音乐性质分类，“天文题”等12题则是依词调的文字内容分类，反面5题又依词调字数分类。所以其中交叉避就关系全是任意为之，全无章法。这一点遭后人垢病最多。至于格律标示，调名下注有双调，长调及别名等，句后注明为几字句，押韵处注明韵、叶。于平声字左侧加竖线以明之，仄声字无符号，平仄不拘者于字旁注“可平”或“可仄”。下片间有未注平仄者，盖以其体与上片同。同体而选录数词者则仅于第一首加注。

尽管后来著《词律》的万树对《啸余谱》大张挞伐，指责其“触目瑕瘢，通身罅漏”，程明兽毕竟是花了一番功夫的。张綖《诗余图谱》中仅列149调，《啸余谱》则列入330调，450体，其中如《酒泉子》列13体，《河传》12体，《念奴娇》9体，《临江仙》7体。因为力求全备，就大不同于随手取例，这要花费相当的功夫搜求考较，对后来的各种词谱(包括万树的《词律》在内)，也提供了一个可资推扩与提高的基础。如果说张綖的《诗余图谱》犹为词谱之椎轮大辂，《啸余谱》无疑又向前发展了一大步。试想，如果此书真的漏洞百出，一无是处，又何以能“通行天壤”，“奉作章程”？

从历代词中选其精华，编成各种选本，是一项面向广大读者的普及性工作；大型的词籍丛刻，则是词学研究的重要基础工程。明人在这两个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就词的选本而言，明人选编而见诸著录的有20余种。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草堂诗余》系列。毛晋曾言：“宋元间词林选本，几屈百指。唯《草堂诗余》一编飞驰，几百年来，凡歌栏酒榭丝而竹之者，无不拊髀雀跃；及至寒窗腐儒，挑灯闲看，亦未尝欠伸鱼睨，不知何以动人一至此也。”(1)实际上明代所流传的《草堂诗余》，并不是南宋何士信的原编本，而是明人各种各样的改编本。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顾从敬《类编草堂诗余》4卷。此书以何士信《草堂诗余》为基础，改按题材分类为按词调分类，首次采用小令、中调、长调的分类概念。此书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原本《草堂诗余》，成为明代最为流行的本子。除此之外，又有张綖《草堂诗余别录》1卷，有明嘉靖十七年(1538)刻本；陈钟秀《精选名贤词话草堂诗余》2卷，有明嘉靖刻本；杨慎《评点草堂诗余》5卷，有明万历间《词坛合璧》本；又有题署董其昌评的《评注便读草堂诗余》7卷，有明万历乔山书舍刻本；题署唐顺之解注、田一隽精选、李廷机批评的《重刻类编草堂诗余评析》6卷，有明万历十六年(1588)重刻本；题署吴从先编、袁宏道增订、李于鳞评注的《草堂诗余隽》4卷，有明万历师俭堂萧少衢编刻本；又有《类选笺释草堂诗余》正集6卷，续集2卷，正集题顾从敬类选、陈继儒重校、陈仁锡参订，续集题钱允治笺释、陈仁锡校阅，有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刊本。又有沈际飞编《古香岑批点草堂诗余四集》共17卷，其中包括顾从敬编正集6卷，长湖外史编续集2卷，沈际飞编别集4卷，钱允治原本、沈际飞采编新集5卷，有明翁少麓刊本……这是一个庞杂的书系，其动机不同，水平不齐，编选各异。盖彼时《草堂诗余》已具有词学经典的品牌效应，于是一轰而上，欲分杯羹，终至于泛滥成灾，不可收拾。这一方面当然也助成了词的流传与普及，但也使得清初词家对《草堂诗余》切齿痛诋，甚至把明词不兴的一切罪责都归于此书之作俑。

其他诸选本中，规模较大的有陈耀文《花草粹编》12卷，选录唐宋元词三千二百多首，是明人所选规模最大的一部总集。清康熙时辑《历代诗余》，即以是编为基础扩充而成。是书有明万历十一年自刻本。卓人月编选、徐士俊参评的《诗余广选》，后改称《古今词统》，又称《词统》，选隋唐以至明人词467家，选词2030首，持择较精。王士禛《花草蒙拾》曾云：“《词统》一书，搜采鉴别。大有廓清之力。”明代词的选本能得清人首肯的不多，此为有数者之一。其他较有特色的选本，如杨慎《百琲明珠》5卷，收录唐宋金元词100家，词作158首，间有评语。其选词未必专选佳词，而是在词史上具有一定代表意义的词作，选择时具有一定的词史意识。又有董逢元《词原》2卷，选录六朝以来至唐五代乐府曲辞，具有追溯词史渊源的动机，与后来沈德潜之编选《古诗源》，体裁不同而用意相似。至于钱允洽《类编笺释国朝诗余》，则可以说是较早的一部《明词选》。明人选词涉及明代的不少，而专选明词以成专书的似乎只有这一部。

从词学构建的基本工程来看，明代的两部大型词籍丛刻更值得注意。一是吴讷的《唐宋名贤百家词》，二是毛晋的《宋六十名家词》。

吴讷(1372一1457)，字敏德，号思庵，常熟(今属江苏)人。永乐中以知医荐至京，洪熙初用荐拜监察御史巡按贵州，累官南京左副都御史。英宗正统四年(1439)致仕。夭顺元年卒。谥文恪，著有《文章辨体》，《思庵文粹》等。

《百家词》、《六十家词》都是南宋时已有的词集丛刻之名，吴讷、毛晋编集时大概已有意利用原先的累积效应，先是南宋嘉定年间，长沙刘氏书坊曾经刊行过词籍丛刻，就叫《百家词》，收《南唐二主词》至郭应祥《笑笑词集》。凡97家，128卷。《直斋书录解题》卷21曾著录其目，并于《笑笑词集》下注云“自《南唐二主词》而下，皆长沙书坊所刻，号《百家词》。其前数十家，皆名公之作，其末亦多有滥吹者。市人射利，欲富其部帙，不暇择也。”这部宋代最大的词林丛刻没有保存下来，我们只能凭其97家的全目来想象它的规模了。

吴讷所辑《百家词》，凡131卷，编录于正统六年(1441)，起于《花间集》，终于明初王达《耐轩词》。原钞本总目共百种，其中《东坡词补遗》当附《东坡词》后，不宜别作一家，郭应祥《笑笑词》先后重出，又有目无书者10种，残脱太甚者一种，实为87种。计总集3种，南唐同2种，宋词别集70种，金、元词别集8种，明词别集一种。有天一阁抄本，今存天津图书馆，林大椿据校，1940年商务印书馆印行。以其所收书目与南宋嘉定刘氏书坊本《百家词》相较，前面总集3种为南宋本所无，而郭应祥《笑笑词》以前各家别集，在南宋本《百家词》中大都可见，惟顺序、卷数时有出人。赵万里《明钞本唐宋名贤百家词四十册提要》云：“《稼轩词》丁集，袁易《静春词》，为他处所未见。”[2]袁易为元人，此可不论，所谓《稼轩词》丁集，安知不是南宋本《稼轩词》四卷变化为甲、乙、丙、丁四集耶？这也就是说，我们不妨推测，吴讷的《百家词》，不仅袭用南宋《百家词》之旧名，而且很可能是以南宋遗存的《百家词》作为基础而编成的。不然的话，以其一人之力，又是正统四年(1439)致仕，正统六年即编成何其成书之速耶？因为吴讷自序抄本中已夺，此固难于遽定，但这种可能性应是存在的。但不管怎么说，吴讷编成这部词学巨辑，在保存词学文献方面，亦确实功不可没。

毛晋(1599一工659)，原名凤苞，字子晋，号潜斋，亦为常熟(今属江苏)人，一生以编校刻书为业。家有“汲古阁”，藏书极富，尤多宋元精本，曾校刻《十三经》、《十七史》、《津逮秘书》、《六十种曲》等书，为历代私家刻书之冠，世称“毛刻”。著有《毛诗陆疏广要》、《毛诗名物考》、《明诗纪事》、《隐湖题跋》等。所刻《宋六十名家词》，原称《宋名家词》，共分6集，自晏殊《珠玉词》至南宋卢炳《哄堂词》，共61家，每家之后皆附自写跋语。因所得词集有先后，旋得旋刻，虽各集之中依词人先后排列，而总体上并无统一顺序。毛晋原打算先刻这6集，后续刻其他词集，因财力不足只好作罢。因此，一些著名词人的别集如张先《子野词》、贺铸《东山词》、王沂孙《碧山乐府》、张炎《玉田词》之类，皆未能收入。从《宋名家词》或《宋六十名家词》的总名来论，是不尽相符的。然而南宋末年本有《六十家词》。张炎《词源》中曾云：“旧有刊本《六十家词》，可歌可诵者，指不多屈。中间如秦少游、高竹屋、姜白石、史邦卿、吴梦窗，此数家格调不侔，句法挺异。俱能特立清新之意，删削靡曼之词，自成一家，各名于世”此本既然已经收入史达祖、吴文英之词，可见编成于南宋末年，宋词名家中纵有遗漏。不过张炎等由宋入元者而已。但这个刊本似乎流传并不广泛，除张炎《词源》所记外，别无可考。看来毛晋《宋六十名家词》不过家数偶合而已，与南宋的《六十家词》并无关系。尽管此书在选录、校勘等方面存在不少疏误之处，但它和明初吴讷《唐宋名贤百家词》前后呼应，构成明代词学文献清理的两大工程，对后来词籍的整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