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克力博士是知名经济学家、教授，现任中国信息协会常务理事、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作为中国新经济领军人物、中国低空经济第一人，长期从事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未来产业等新经济研究与管理实践。

中国社科院经济学博士，师从著名经济学家蔡昉研究员。多所高校特聘教授或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国家机关青年智库成员，工信部智库专家，商务部中商智库中国消费大数据研究中心秘书长，联合国世界丝路论坛数字经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发展研究奖获得者，提出并推动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入选国家级骨干人才计划。

中国信息协会常务理事，亚太人工智能学会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矿业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兼职教授，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高级研究员，中国数实融合50人论坛智库专家，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学术秘书长，哥伦比亚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研究员，世界银行项目课题负责人，汉唐公益发展中心副理事长，成都新经济战略顾问，“十四五”规划专家，联通、阿里、腾讯等企业智库专家，CCTV、新华社、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China Daily等中央媒体访谈嘉宾或特约撰稿。

朱克力博士本名朱敏，长期在国务院系统参与智库建设，持续从事新经济研究与管理实践，提出“三破三立”新经济法则与“五新”驱动论（共同构成“335新经济理论框架”）。作为中国发展研究奖获得者（提出并推动数据成为生产要素），入选国家级骨干人才计划，荣获中国企业改革发展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多项国家级奖励，在学界和业界均享有良好声誉和较高声望。

大学期间专业方向横跨新兴交叉学科，奠定了今后研究和推动新经济的“跨界”基因。大学毕业返乡供职于江西某省直单位，翌年赴京发展，先后成为中央外宣刊物主笔和国家智库刊物主编，分别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及五道口金融学院（原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等院校参加经济学、管理学及金融学课程，在中国社科院攻读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师从著名经济学家蔡昉研究员）并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曾任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研究室主任（正处级）、商务部国际贸易杂志副社长、中商智库总裁。2007年起，历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经济导刊主笔、主编、执行总编及新经济研究室主任、中国经济年鉴社（两社三刊）总经理兼直属国企执行董事。

致力于推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新经济顶层设计和国家创新战略落地，长期从事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策划、规划及智库运营管理等工作。

荣获第八届中国管理科学奖(英才奖)；

荣获“中国发展研究奖”、“中国商贸流通优秀学术论文”、“中国企业改革发展优秀成果”等国家级奖项；

主编多部作品荣获“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中宣部中组部推荐学习书目、优秀通俗理论读物、“中国好书”等多项国家图书奖，部分已译为多语种进行国际传播，在海内外产生积极影响。

2007年6月－2019年1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经济导刊主笔、主编、执行总编（新经济研究室主任）。期间响应中央加强新型智库建设号召，成立智石经济研究院（智石智库）作为中央国家机关青年智库秘书处。2010年8月，受邀为哥伦比亚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研究员。先后曾获聘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研究室主任（正处级），商务部国际贸易杂志副社长、中商智库总裁等职。

2019年1月－2020年6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经济年鉴社（两社三刊）总经理及事业发展部负责人（两社即中国经济年鉴社、新经济导刊社，三刊即中国经济年鉴、中国经济报告、新经济导刊）。2019年5月，创办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并任执行院长（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

2019年12月－2020年11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经济年鉴社直属国企（国研新经济咨询）创办人、总经理兼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

2020年11月，当选为国家发改委主管、工信部指导的中国信息协会常务理事，获聘兼任国研新经济研究院院长。

2021年4月，国家发改委所属的政策研究机构合作前沿课题，建立“新经济”和“数字经济”课题联席机制并任新经济课题组组长。

2021年5月，受聘为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牵头发起的亚太人工智能学会(AAIA)首席经济学家，集结了全球172名人工智能专家。

朱克力出生在江西宜春下辖奉新县的一座乡村老院子里。这里历史上曾是兴贤书院，一度成为供奉文曲星的文昌宫。所以自幼有了文以载道的情结。而后来选择经济研究，确实因为它与“天人合一，经世济民”离得最近。

最初对他产生影响的人当中，有两位同乡先贤。

一位是明代大学者宋应星。通过总结中国17世纪以前的产业技术，写出了科技史上享誉四海的《天工开物》。倡导“天人合一”的宋应星，不仅是卓越的科学家，事实上也是经济学家。在1636年写下《民财议》，提出劳动创造财富、增加财富要发展产业的经济学原理，比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整整早了140年。宋应星既懂科技又懂经济，用现在的话来说，“新科技驱动新经济”，是那个时代才智超群的新经济专家。其作品和思想东渡后，又被尊为日本学术界“开物学派”的鼻祖。

另一位是邻县的本家先贤、清代最鼎盛时期康雍乾“三朝帝师”朱轼大学士。讲求格物致知、经世致用，重视科学技术和科技人员，因此不仅是位理学名臣，也被晚清洋务运动先行者张之洞视为“经济家”中的显著者。与之同时代具有技术官僚特质的一批知识分子，被当代学者奉为18世纪的经世派。

无论是宋应星开创的“开物学派”，还是朱轼等人代表的“经世学派”，从科学技术到公共事务，先贤们不仅创新学问，更身体力行，以“天人合一，经世济民”的原旨解决国计民生问题。这成为朱克力内心深处不可磨灭的精神渊源，并激励他一路成长，成为中国新经济领军人物和“中国低空经济第一人”。

朱克力长期供职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系统。2007年开始致力于推动新经济发展和国家创新战略，2010年受邀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CBI 研究员，2013年起参加青年智库、时任智石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

2015年9月7日，北大国情报告项目负责人朱克力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发表题为《为智库立言，做思想市场拓荒牛》的演讲，并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等共同发布了《北大国情报告》项目新书。

朱克力早在2016年就提出“三破三立”新经济法则，“三破”分别是“破界、破介、破诫”（重塑边界先“破界”、重构介质先“破介”、重建规则先“破诫”），“三立”分别是“立志、立智、立制”（战略创新需“立志”、战术创新需“立智”、制度创新需“立制”）。他在2016年12月17日举行的“2016第十一届中国全面小康论坛”上对中国经济转型进行分析并指出，“破界、破介、破诫”将点燃创新新动能。

在创建“三破三立”新经济法则的基础上，朱克力后来进一步提出了“新基础设施、新生产要素、新市场主体、新协作方式、新治理体系，共同构成新经济发展五大动力来源”的新论断。对新经济发展而言，新基础设施是运行基础，新生产要素是内在源泉，新市场主体是有生力量，新协作方式是组织保障，新治理体系则是长效支撑。综合贯穿新经济全生命周期的这五大动力来源，对数字时代的公共政策及其效能可以有更新的分析框架和更宽的评价视域。“三破三立”新经济法则与“五新”驱动论，共同构成了“335新经济理论框架”。

2018年11月2日，商务部中商智库中国消费大数据研究中心聘任仪式暨《中国城市消费升级报告2018》发布，商务部研究院党委副书记于广生出席并致辞。商务部中商智库总裁朱克力获聘中国消费大数据研究中心秘书长，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德水为朱克力颁发聘书。

2019年6月12日，朱克力接受专访时首提“新经济都市圈”概念，认为其是新经济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形态和必然选择。2019新经济大会上，朱克力解读新经济发展趋势，其中重申了几年前做出的一个预判：未来世界不论是商业还是其他形态，都要遵循“三破三立”新经济法则。

新华社8月27日电：朱克力发表《以扩容为契机打造新经济自贸区》一文指出“自贸区正在成为各地培育新动能和加速新旧动能转换的新经济功能区”，具备三大新经济特质：“三新”促发展、差别化改革、开放新境界。他提出，打造“新经济自贸区”，激活各类生产要素，将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能量。

在接受NBD专访时，朱克力指出，中国有望走出一条与传统大众型消费社会不同的、更为现代的新型道路即“人本消费社会”或“协同消费社会”，其本质是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催生的“新经济”相匹配的新型社会形态。作为国家级智库专家，朱克力乐见新场景先行者构建出新的“经济-社会范式”。

11月22日电子商务发展峰会上，朱克力在主题为《电商新时代：大数据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演讲中指出，几乎一切商业都在迅速电商化，“算法+算力+大数据”是电商新时代的核心生产要素，制造运用大数据应贯穿于从设计到服务的整个环节。

在北京举行的2019年新经济年会上，朱克力带来了《2020价值回归，新经济的“拐点”与“支点”》的主题演讲，对2020年新经济发展及变化的价值回归节点作了研判。他认为，以新技术构成的新基础设施、新规则设计、新治理体系及新协作体系将组成新经济价值回归的节点。

2020年2月6日，朱克力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新冠疫情是两个十年交织之际突然飞出的黑天鹅，将可能引发继传统行业被互联网代表的新经济颠覆之后，新的“新经济”对旧的“新经济”的第二次颠覆，可以用“重塑”二字形容疫后的新经济发展。他从十个方面深度剖析了新经济发展面对的挑战和机遇。由他首倡的“新都市产业社区”已经正在走来的路上。

3月13日，朱克力在《新基建为“新都市产业社区”奠定新消费逻辑》一文中指出，新基建不应采取传统基建那种政府主导的投资模式，而应以企业为投资主力。他将构筑新型城市生态综合体的数字化、智能化、产业化社区单元称为“新都市产业社区”。

《人民日报》3月16日头版发表“风雨洗礼更坚劲——疫情影响下的中国经济观察”，文中采访朱克力指出：新经济迎来机遇，数字经济等新业态表现活跃，新经济企业的表现折射出新旧动能转换的成效，未来融合型数字经济将有较大发展潜力。

朱克力指出，在大数据、云计算、AI和区块链技术群中，数据是最宝贵的资产和持续进化的源泉，算法是有效分析和挖掘数据的方法和法则，算力则决定着数据和算法发挥的潜力。数据、算法、算力三者正在“协奏”出新经济舞台下一个乐章最澎湃的新要素进行曲。从引导新基建、聚合新要素、厚植新生态、培育新消费、助力新主体、协同新治理等多个维度，促使多轮驱动下的新基建与新消费“同频共振”成为可能。

4月20日，朱克力在接受专访时指出，新基建作为新产业革命的“打桩机”，在国家布局下动用市场力量把新能源、5G、IoT等整合成产业跃迁的“源动力”，将打穿互联网“云层”，直接渗透并夯实能源、服务、消费品和装备行业代表的传统行业“地基”，完成真正的系统性动能转换。朱克力谈到，新基建将是避免走传统基建粗放、政府包办、产能过剩等老路最直接有效的战略方案，也是大手笔稳扎稳打地构建国家竞争优势的关键一步。

《中国日报》(China Daily) 6月29日编译并刊登了朱克力（Zhu Keli）的《消费券

朱克力7月16日接受人民网采访时指出，中国经济保持定力、开启未来的关键在于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制度创新，打破传统物理边界和要素市场化体制机制约束，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产业深度融合以及治理能力提升；与此同时，以推动产业融合创新和数字化转型为抓手，构筑以新基础设施为运行基础、新生产要素为内在源泉、新市场主体为有生力量、新协作方式为组织形态、新治理体系为长效支撑，在这“五新”协同发力下有机运行的新经济生态系统。

7月21日，中央召开企业家座谈会。朱克力建议，一方面，要注重通过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以增量带动存量，同时充分考虑外部环境和市场实际，避免预期不稳引起的潜在风险；另一方面，要紧紧抓住制度创新这个改革开放的“牛鼻子”，在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构建完整内需体系的同时，以助推国内国际双循环为取向，积极培育新形势下中国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新优势。

《经济日报》7月24日发表朱克力观点：“新基建”完成后可以产生供给能力，新消费和“新基建”就能够形成闭环。“新基建”之下的新型信息消费市场是服务终端消费者的广阔天地，有望在下半年给中国经济积蓄巨大的新消费能量，激活并形成“新基建”与新消费双向循环、持续增长的内需新动力。

8月19日，《经济日报》发表朱克力观点：中国新基建正成为外资企业在华投资的新机遇，有利于我国稳外资以及进一步提高产业竞争力、打通双循环。外资企业积极参与新基建有望产生“鲇鱼效应”，放大新基建尤其是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领域的竞争格局和发展潜力。

2020新经济大会上，朱克力带来了《世事如棋：后疫情时代的新发展格局与新经济变局》的前沿报告。他由内外宏观环境入手分析中国经济面临的多重挑战，系统研判新发展格局构建及其孕育的新经济发展机遇，并基于他和团队多年来深入调研和研究，提出“十四五”时期新经济城市和新经济企业的重点行动建议。朱克力从“一个基点（双循环战略）”、“两大抓手（消费×科技）”、“三破三立（新经济法则）”、“四维整合（新场景再造）”、“五新驱动（高能级跃迁）”等五方面，形成了“新经济五诀”系统论。

8月27日，朱克力在《人民日报》指出，我国在线办公产业发展经历了三个关键节点：2008年，电商发展，渠道线上化，企业逐步开启在线办公；2017年，各类行业服务软件崛起，企业大量使用第三方服务，在线办公工具向专业化、垂直化方向发展；今年初，在线办公平台呈爆发增长态势，逐渐普及。

9月4日，中国领导人在2020服贸会上发表致辞，向世界展示中国打造更高层次改革开放的信心。朱克力接受人民网专访指出：当前，需要借助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及其带来的新模式新业态，迅速在新消费和新基建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加快新经济新动能的培育和发展，以改革和创新驱动我国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齐稳，保持并进一步提高三链在全球的已有地位和竞争力，开创新发展格局。

9月17日，朱克力在《经济日报》理论版撰文《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积蓄经济发展动能》指出：必须通过提升改革牵引力、强化开放支撑力、加大创新驱动力，千方百计保护和稳住市场主体，充分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从而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和坚实基础。

9月23日，《经济日报》发表朱克力观点：下一步要以新消费和新基建为两翼，以推动产业融合创新和数字化转型为抓手，构筑以新基础设施为运行基础、新生产要素为内在源泉、新市场主体为有生力量、新协作方式为组织形态、新治理体系为长效支撑的新经济生态系统。

10月30日，《经济日报》发表朱克力观点：产业转型正在经历从信息化到智能化的跃迁，离不开外商投资及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通过支持外商投资创新发展，进一步落实高新技术企业政策，有利于鼓励和引导外资在推动产业转型与消费升级等相关高新技术领域加大布局。

11月26日，朱克力提出，自贸区要重点开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创新，释放作为改革创新高地的势能，加速产业结构动力转换；还要发挥聚集效应，为吸引更多资源特别是含金量更高的生产要素提供条件，在技术和人才等方面补短板、锻长板，着力促进数智化升级和产业化发展，加大相关政策执行力度，真正将自贸区打造成为联动创新的示范区、开放经济的增长极。

12月10日，朱克力在《人民日报》指出，要形成政产学研用各方联动、大中小微企业协同的数字化转型新格局，一方面要针对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面临的共性问题，协同研发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及标准；另一方面，要开放普惠性的数字化转型产品和服务，以应对传统企业特别是传统中小微企业的转型需求。

2021年1月8日，朱克力前瞻“十四五”开局：一是强化科技战略支撑将促进高端制造业发展，无论是重大技术创新速度，还是核心技术自主研发能力都将提高，新产业新业态进一步发展，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二是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取得新成效，从资源配置效率到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再到抗风险能力都得到提升；三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的体制机制继续完善，将释放出改革开放与技术进步相互促进、同频共振的巨大红利。

3月4日，朱克力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新型消费正成为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的重头戏，承载着畅通国内大循环和扩大内需促消费的战略功能，以此促进新基建与新消费的衔接、商务流通领域的转型、传统商业企业的数智化改造和跨界融合，有利于发挥宏观政策调整效能的多重诉求，推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联动与改革发力，深度赋能新发展格局。

4月9日，朱克力对《经济日报》记者表示，下沉市场预计3年到5年内会完全成熟，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共振、多元化供给能力的持续提升、城乡消费结构的不断优化以及新技术新业态带来的价值增量等多重因素作用下，未来的下沉市场将进一步释放消费新势能。

5月14日，《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朱克力指出劳动力结构变化正在推动我国经济转型进程加快。劳动力的日益短缺形成了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经济新业态快速发展的诱因，即诱导式创新的出现。在当下产业转型，需要进一步挖掘人才型劳动力资源优势，实现数量红利向质量红利的转变，并以此为契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朱克力从2007年开始致力于推动新经济发展和国家创新战略，2012年5月带领《新经济导刊》研究部策划推出题为“创新驱动”的封面专题，半年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被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成为国家战略。

2012年开始策划《智石丛书》（吴敬琏总顾问），通过“联结庙堂与江湖，汇聚民声与政声”，为智库“立言”向公众传播智识，做思想市场专业经营者和“拓荒牛”。

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新经济”，他积累多年的《读懂新经济》一书由中信出版社对外出版。

朱克力2016年提出“三破三立”新经济法则。2018年发起中国新经济科创百人会，简称“中国科创百人会”或“科创百人会”。

他较早提出“大数据成为未来企业、产业和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新生产要素”，该观点在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体现。

朱克力首创并提出“新都市产业社区”，即构筑新型城市生态综合体的数字化、智能化、产业化社区单元。

参加首期“中国智库领导力交流项目”。著有《中国经济缺什么》《转型的逻辑》等著作，主编图书获“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中宣部中组部推荐学习书目、“中国好书”和央视推荐，陆续被译为多种版本，在海内外产生较大影响力。

公益方面，2015年受国务院参事夏斌邀请，协助创办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并任学术秘书长。基金会由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海内外杰出华人经济学家任学术委员，每年评选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并举办思想中国论坛。

● 中国发展研究奖获得者（提出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

● 入选国家级骨干人才计划、省级社会实践先进个人

● 作品荣获2015年度“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

获奖序号：6

书名：《小趋势2015：读懂新常态》

作者：吴敬琏 厉以宁 林毅夫 等著；朱克力 吴晨光 主编

出版单位：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年3月

发布机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2022年12月，获得第八届“管理科学奖”英才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中国“十三五”创新发展

朱克力在《光明日报》撰文指出，中国“十三五”乃至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动能，主要包括：①对内深化供给侧改革，以激活中国经济内生动力。②对外深入挖掘“一带一路”等协同效应，以加强国际产能合作。③大力鼓励创新，使创新真正成为驱动发展之源。其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立足于“市场决定”和新常态的宏观经济大逻辑，在“双创”“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等产业经济和微观经济层面的战略矩阵下，蓄势发力，持续激发企业家精神和万众创新伟力，方可顺利实现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升级。

“一带一路”：开放才能获得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

中国经济的发展从来不是孤立的、排他的，而是与世界其他经济体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的历程，同时也是发挥中国势能和中国本领给全世界做出自己贡献的过程。“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倡议布局，都是中国意图进一步深化与世界经济融合发展的重大举措。中国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进程，也将成为促进世界产业格局深度整合的过程。而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也有赖于自己与国际市场的进一步结合，发挥相对竞争优势。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已经证明，只有进一步开放国门，才能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

“互联网+政务服务”：互联网思维如何重塑政府

作为中国经济新风口，“互联网+”所承载的多重价值与社会期许，正如青年经济学家朱克力在其主编的《读懂互联网+》(中信出版社2015 年8 月版)一书中所言：“一是拆墙，拆心智和观念之墙；二是破笼，破行政和市场之笼；三是平权，平社会和民生之权。”按照腾讯创始人马化腾的说法，“互联网+”的能量在于“连接一切”。也就是说，“互联网+”的逻辑起点，是把作为社会细胞的个体连接起来，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和闲置资源的浪费，以提升社会的运行效率，并创造更多的商业机会。互联网就像是一个巨型的无形市场，在这个市场中，每个个体的特征、偏好得到更多的关注，资源的流动更加高效，社会达到的最优福利水平更高。

智库的逻辑：新型智库促进现代国家治理新常态

朱克力在接受《人民日报》人民论坛网的专访时指出，将智库具象化，也可以称之为智石，即智慧基石。对于中国这个仍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的东方巨人而言，无疑需要更加开放地汇聚更多合力一同夯实转型中国的智慧基石。“时代巨轮滚滚向前，途中却并不全然是风平浪静，也可能遇到难以预见的激流险滩或是惊涛骇浪。总之充满了不确定性。从而，要处理国家与国家、国家与社会以及社会内部的诸多难题，就需要在广开言路、从善如流的心态下引入现代智库机制，通过思想的竞争，丰富公共政策意见市场，形成一个活力四射的知识社会。”立足新位势，培育新机制，发挥新功能，彰显新价值，成就新格局，这正是新智库的新使命。

改革执行力：中国经济能否走出转型困局的关键

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主要是发展机制及体制性障碍，纵向看是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横向看是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就地方经济而言，影响区域发展的首要因素是领导力，其要义在于：能否对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清晰划分，能否对有为与无为的领域有效区别，能否对法治与人本的精髓真正掌握。进入新常态是实现经济升级版的前提，即中国经济从宏观到微观、从政策到法治、从数量到质量、从低效到高效、从灰色到绿色、从物本到人本、从私享到共享的全方位升级。这是制度性转型的实现过程，也是现代中国梦的一次圆梦之旅。唯有实施以法治与人本为价值内核的共享式改革，方能驱动中国经济的共享式发展，而改革执行力是全面深化改革成败与否的关键。

宏观新政策：财税改革为发展提质改善经济结构

在经济下行压力下，中国货币政策的任何举动都牵连着世界的神经，宏观调控的风向也考验着全面深化改革的定力。货币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一部分，应当发挥好改革“助推器”的作用，为经济合理增长添动力，为全面深化改革腾挪空间。朱克力建议，中国要更多采取财税改革手段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改善经济结构，以弥补货币政策短期刺激效应结束后的发展结构性动力不足问题。

混合所有制：构建激发无限活力的生态圈价值链

“从市场要素来看，国有企业有着雄厚的资源，民营企业则有着灵活的机制，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发挥二者各自优势，有望扬长避短、形成合力，从而提高业务聚合度，加强客户价值渗透，拓展所在行业的产业链条。”朱克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企业存在的价值应该说不取决于其所有制形式，混合所有制当然也不会‘一混就灵’，关键在于有效的公司治理和有力的市场运营，并构建一个激发人才、团队、利益相关者无限活力的生态圈和价值链。”从外部环境看，当前国企改革进展缓慢，也严重制约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抛开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还不健全、行政化倾向明显等惯有桎梏外，一些国有企业政策限制和体制瓶颈问题突出，民营企业想进去受“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等各种隐性壁垒阻挡，严重影响了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积极性。

新型城镇化：警惕异化为新一轮圈地和造城运动

朱克力指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是基于体制改革的制度建设和基于人的全面发展立体保障建设即“人的城镇化”，因此是一系列改革的集合，是个“改革群”，是市场倒逼并由市场决定的一场新革命，要警惕其异化为非市场主导下的新一轮圈地和造城运动。

资源型城市：加大产业转型力度促城市功能转变

资源型城市面临摆脱“矿业旺则城市兴，矿业竭则城市衰”的传统城市发展轨迹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转型抉择。在当前产能过剩和产业转型的过程中，加大产业转型力度、推进城市功能转变，有助于资源型城市走出萎缩周期。而发展混合所有制，是深化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重要契机。短板在于，我们的地方国企往往大而不强、广而不专，重资产投资而轻商业模式，重资源密集而轻技术含量。这种局面既为引入民营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预留了较大空间，同时也给地方经济发展尤其是资源型城市转型带来了一些待解难题，这也是国企国资改革所需要直面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