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觏（1009年—1059年），字泰伯，号盱江先生，北宋建昌军南城（今江西省抚州市资溪县高阜镇人，一说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人），北宋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改革家。

李觏自幼聪明好学六七岁始“习字书”，十二岁就能写文章。十四岁父亲去世，母亲“垦阅农事，夜治女功”（《先夫人墓志》），得免冻馁之苦。服丧三年，十七岁始出外游学。二十岁以后，文章渐享盛名。

景佑年间，他步行到京城汴梁（今河南开封），寻求仕进之途，毫无结果而归。次年，参加乡举，又名落孙山。

庆历元年（1041年），应茂才异等科，有旨召试。李觏入京，又未中选，在京城“忧愁经岁”，抑郁不乡。遭受这几次打击之后，遂无意仕进，隐居著述。南城立学，被聘为郡学之师。

庆历三年（1043年），创办“盱江书院”。同年，受郡守之请办学，开课授徒，慕名求学者常有数百人。“为盱江一时儒宗”，人称“盱江先生”。曾巩和任过御史要职的邓润甫等，都是他的高徒。王安石与他也有交往，其《答王景山书》一文中就提到过自己曾采纳过李觏的意见，而邓润甫更是积极参与了王安石变法。

范仲淹于皇祐元年（1049年）上书，称李觏“讲论六经，辩博明达，释然见圣人之旨；著书立言，有孟轲、扬雄之风”。后经范仲淹、余靖等人多次举荐，乃授为太学助教，历任太学说书、海门（今江苏海门）主簿、太学直讲等职。

嘉祐二年（1057年），用国子监奏，召为太学说书如故。

嘉祐四年（1059年），权同管勾太学，以迁葬祖母，请假回乡，八月病逝于家，享年51岁，葬于凤凰山麓。

绍兴年间，南城建十贤楼、四贤堂，李觏与陈彭年等共祀，并于郡学大成殿绘李觏像以风后学。

宝祐二年（1254年），立兴文堂以祀之。

庆历新政孟子思想宋学儒学为宗，反对佛、道二教，是庆历之际排佛、道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

李觏是北宋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他著书立说，大胆创新，在哲学上持“气”一元论观点，认为事物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在认识论上，承认主观来自客观，因此，成为宋代哲学学派的先导，在我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李觏还具有进步的社会历史观。他卓有胆识地提出功利主义的理论，反对道学家们不许谈“利”言“欲”的虚伪道德观念。他从实际物质利益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根本这一基本观点出发，解释社会历史现象。他认为“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富国策》第一）。治理国家的基础，是经济，是物质财富。所以，他反对把实际物质利益和道德原则，即“利”和“义”对立起来。李觏认识到，物质财富多寡不均的症结所在，是土地占有的不合理。为了解决土地，问题他专门写了一篇《平土书》，提出“均田”、“平土”的主张，引经据典，煞费苦心地为统治者提供解决土地问题的历史借鉴。为了拯救北宋积弱的局面，缓和社会矛盾，他提出富国、强兵、安民的主张，写了《富国策》、《强兵策》、《安民策》各十篇，阐述自己的见解。李觏哲学上的观点和政治上的革新思想，在当时是独树一帜的，为稍后于他的王安石实行变法进行了哲学理论上的准备。由此看来，他的弟子邓润甫等人成为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得力助手，那就是很自然的了。

在有神论和宗教观念产生发展之后，在中国长期的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有许多无神论者则从不同方面各个角度说明了鬼神的虚幻性，揭露了宗教神学的欺骗性和危害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统治的需要，唐宋以后的宗教神学和世俗迷信则愈演愈烈，而反对宗教神学和世俗迷信的斗争亦愈演愈烈，李觏在他的宇宙观的指导下对佛教道教的有神论以及各种世俗迷信等都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李觏以他的宇宙论、礼论为思想指导，从他的政治经济主张出发对佛教道教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和无情的揭露，他用儒家的思想去批判佛教道教的学说，主张以儒家的礼教来代替佛教道教的宗教仪式，他从政治上经济上揭露佛教道教的危害性，说明佛教道教是祸国殃民的病根毒瘤，从而论证了根除佛教道教及其思想的必要性。

他指出佛教道教叫人们出家，修身养性，身居名山，脱离尘世，远离父母妻儿，不与亲人共同生活、不对他们承担任何义务，这是违反“人之大伦”的行为，一个人从小就出家当和尚道士，不事君亲，不知父母，幼小是不知其害，长大了不知后悔，年老后不知所终，这既不符合人伦道德，又于自己不利，因此是十分可悲的。从人伦道德方面对佛教进行了批判，佛教主张绝君亲，去其身，这既不符人伦道德要求又是好坏不分，是祸害自身与国家的行为。他批判了佛教宣扬不杀生的伪善性和危害性，他指出，事实上人们是不可能做到不杀生的，如人们饲养鸡猪狗等家畜家禽是为了食用，正因为这样人们才不惜其资去喂养家畜家禽正是有了人们的饲养才得以生存成长繁衍，不然就会绝种。佛教以不杀生为道的说教是“夺人之食以饱无用之禽”这才是不仁之道。他批判了佛教宣传的有鬼论，灵魂转世论。佛教认为人死之后为鬼，灵魂是不死的，前世的因种下今世的果。今世的因种下世的果，他们宣扬“三世轮回““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神不灭论和因果报应论，他驳斥了这些理论荒谬性，指出：佛教所宣扬的人死为鬼，因果报应是培养人们愚蠢性，是欺骗，是毫无道理的。他排斥佛道的理论根据是儒家思想，他认为佛教道教的思想主张和儒家经典不相符合，用儒家的礼教排斥佛教道教的仪式，他指出由于对儒家的思想宣传不力，造成了佛教道教思想乘机而入，结果是儒学受到排斥，因此，他深责儒者的失职，失礼，而自己则反击佛教、道教的泛滥。

李觏以他的富国安民，治国救民的政治经济思想，着重揭露了佛教、道教的危害性，佛教道教的危害很多很大，主要是：培养懒惰，造就罪恶，弃本逐末，崇尚奇货，浪费财物，耗尽人力。最终使国弱民贫，国乱民祸。

李觏主张文以经世、致用为贵，所以他的文章内容比较充实。即使是解经之作，也常常以古说今，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潜书》十五篇，即是出于“愤吊世故，警宪邦国”（《潜书序》），“以康国济民为意”（《上孙寺丞书》），纂写而成。《庆历民言》三十篇，更是“言言药石，字字规戒”的为民请命之作，人称“红国之书”。这些政论文章，大胆地指责时弊，阐发己见，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战斗性。李觏的其他散文，如书信、志铭、碑、记等，也都写得通达有识，逻辑性强，为人们所称道。在这些文章的字里行间，他的用世思想时有流露。他的《袁州州学记》，起语不落俗套，立论警切，结构严谨，文笔稳健，是一篇脍炙人口的名作。前人称他“著书立言，有孟轲、扬雄之风”（《范仲淹荐李觏疏》）。“在北宋欧阳（修）、曾（巩）、王（安石）间，别成一家”（《宋元学案补遗》卷三）。

李觏还是一位诗人。王士祯在《居易录》中曾称赞李觏的《王方平》《璧月》《梁元帝》《关僧还庐山》和《忆钱塘江》五首绝句“风致似义山”。对此《四库全书总目》也认为，除《梁元帝》一首“不免伧父面目，余皆不愧所称，亦可谓渊明之赋《闲情》矣。”他的诗“受了些韩愈、皮日休、陆龟蒙等的影响，意思和词句往往都很奇特，跟王令的诗算得宋代在语言上最创及酬和之作，但也写了不少有着充实的现实内容的诗篇。”“根生但为松，翼飞但为风。王侯尚可轻，道义本来重”（《寄怀》），字句质朴，语出自然，而重道义爵禄的情操，跃然纸上。“居官无藉手，选部岂知贤？廉善虽由己，亨通亦在天”（《送张评事》），揭露了当时吏治的黑暗。由于他关心国计民生，加上自己政治上的不得志，又长期生活在农村，所以，也写了一些批判时政，反映农民疾苦的诗，表现了他对现实的不满和对人民的同情。“产业家家坏，诛求岁岁新”，“朱门仍奢侈，柴门转窭贫”（《村行》），“役频农力耗，赋重女工寒”（《感事》），抨击了官府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反映出阶级矛盾日趋激化的现实。他在《哀老妇》诗中，写一个有儿有孙的老妇人还要改嫁。什么原因呢“子岂不欲养？母岂不怀居？”都不是，而是因为“徭役及下户，财尽无所输”。这是一种多么凄惨的景象啊！

重兵思想

李觏深知军队、战争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作用，故对军队的建设十分重视，并有具体而精辟的见解，于中可见其救世之意。

用兵策略

李觏力主重兵、强兵、武备，但并非主张穷兵黩武、扩张军备、耗尽民财，而是提倡建立仁义之师，用兵旨在安良禁暴，进而提出“本末相权”的治军用兵策略。我们知道，战争是敌我交战双方的活力、实力对抗、较量，是智力、勇力竞赛、斗争。由于战争所独具的特殊性，所以交战双方常常以诈用兵，制造假象，欺骗敌人，诱敌上当，诡诈取胜。中国历代的典籍，兵书战策，都对“兵以诈立”，“兵不厌诈”，“兵者诡道”的用兵之策，作了论述。对于“兵者诡道”的论述，以《孙子》为最详、最精、最确，被历代兵家奉为取胜之要道，用兵之要谋，制敌之良策。

强兵之策

李觏认为，一个国家要想巩固疆士，保护国民，康阜百姓，就必须具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他由其“本末相权，，的思想出发，提出了“明本治军”，“富国强兵，，之策。李觏指出，军队建设是“国之大事”，这是人入共知之事。然而人们并不一定真正了解、认识兵的实质、职能、作用。所以李觏说：“天之制兵革，其有意乎？见其末者曰：为一人威天下，明其本者曰：为天下威一人。生民病伤，四海冤叫，汤、武之为臣，不得以其斧钺私于桀、纣。”①李觏在对上述两种思想主张作了分析之后，肯定见其末者不可取，明其本者亦有所失，故应当本末兼顾，以本为先，先修其本。后行其末，不可遗末。李觏的“强兵之策”，“用兵之法”是“必修诸内而后行诸外。”②具体办法则是“屯田之法”、“乡军之法”，即“兵农合一”之策。

建军思想

在李觏的军事思想体系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在重视富国强兵、民心向背、武器装备的同时，尤其重视军队自身的建设，而军队建设中的人与物相比较，他更重视人的作用，故他反复强调精兵择将的津军思想，且语洋论精，颇具光彩。李觏认为，要使国强。兵兴，就必须选择良将，挑选精兵，这是国之所以为国，兵之所以为兵的关键。他说：国之所以为国，能择将也；将之所以为将，能养士也。人莫不爱身，而以身当矢石；莫不爱死，而以死卫社稷者，厚无所往也。故曰：“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惧死”。为国要在择将，为将要在爱兵。人没有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如果良将爱士卒，就可以做到以身体当矢石；人莫有不考虑自己的生死，如果良将爱士卒，就可以做到以死来保卫国家，将领爱十养卒，爱兵如子，视兵如婴，就可以使将、兵共奔于疆场，为保卫国家而置生死于度外。只有认真选择良将、精兵，做到将贤、兵勇，方可以在战争中，以一当十，战无不胜，这才是强国、强兵。因此，将在贤不可庸，兵在勇不在多。

《宋史》：俊辩能文。

骚客诗云：“惟昔有鸿儒，其甫曰泰伯。语言妙天下，酌古漱琼液。上排周孔大，下接苏黄席。雄辞奋经术，异端拒老释。构亭集生徒，此焉寄朝夕。平芜弥漫青，溪水迥环赤。风月留光霁，溪山表明德。我行购遗踪，世远不可稽。我诵明堂书，山亭水悠悠”。

明代邑人王材：独抱遗经草满庭，竹风梧月对南屏。桃花流水年年在，谁向寒溪面客星？

李觏一生著述宏富，生前自编《退居类稿》12卷，《皇祐续稿》8卷。其门生邓润甫为其辑有《后集》6卷。现存有《直讲李先生文集》（又称《盱江先生全集》）三十七卷，另有《外集》三卷附后。1981年，中华书局整理、校点出版了《李觏集》，全集共37万字，其中《礼论》、《周礼致太平论》和《庆历民言》等是其思想和学术的代表作。

李觏幼年就聪明过人，七岁会写文章 ，九岁能吟诗作对，从小便由父亲带来麻姑山居往。

麻姑山上有座仙坛大庙，庙里住着两个和尚，一老一少。那少和尚年近三十，极不守佛法，爱色贪财，好吃妄为，百姓皆骂他为“恶僧”。这恶僧平时只惧怕两个人：“一是庙内老和尚，因是师傅；二是乡绅骆司公，因是他堂叔。

这年七月七日，是山上朝庙大典，乡里士绅，地方官员，都上山朝庙。时年九岁的李觏，同着几个儿童 ，也来赶热闹。他们清早就来到庙门口，正欲进内，却被恶僧拦阻，喝令他们出去。李觏带一伙儿童躲到树林里，只见恶僧将偷来的酒肉装入一竹篮里面，慌慌张张出庙朝山下走去。李觏等人在后面暗暗跟踪。到了龙门桥边，忽见恶僧与一来人躬身施礼，李觏一看，正是恶僧的堂叔骆司公。只听络司公问道：“一早下山何往？”恶僧答道：“眼下正是青黄不接，师傅叫我下山买点东西。”骆司公见他神色慌张，揭开他的篮子一看，见装的正是酒和肉，便勃然大怒，骂道：“畜生放肆！”随即喝令恶僧将酒肉送回庙中。李觏等几个儿童见恶僧一副狼狈相，高兴地躺在山坡上大声唱道：“和尚不怕丑，受戒又还俗，落发不守法，喝酒又吃肉。”恶僧听了，又气又恨，不断向山坡扔石头，骂声：“笞箕鬼！”快步钻进了山庙。

早饭后，朝庙人络绎不绝，庙内红男绿女，热闹异常。李觏带几个儿童，进入大庙，又遇上恶僧。恶僧手持木棍追打李觏。李觏往人群中一钻，潜入禅堂右侧一个小小的空房。他轻轻地关好房门，只见房内有一张不方桌，上面放着一只小杯，旁边两把小木椅，南北两边墙上，各挂一个小葫芦。他取下葫芦，揭开一闻，酒香扑鼻；倒在杯中，但见酒色鲜红，一尝，甜蜜可口。他又揭开那边的小葫芦，一闻，酒气浓烈，倒在杯内，则是白色。红白两色在杯内呈现水红色。香味更是甜蜜。李觏知是敬神用的酒，正欲喝下去，忽然门被推开了，李觏来不及挂起葫芦即被来人扭住，一看，原来是恶僧。恶僧见李觏偷酒喝，觉得抓到了把柄，于是，将李觏扭到大厅见老和尚，说他偷吃了神酒，要老和尚重罚。老和尚素爱儿童，听说李觏年幼能吟作对，早想面试于他，今日正是个机会。此时，适逢骆司公也在座，就对骆司公说：“听说此儿颇有才干，今日却如此无礼，应作何处置？”骆司公说？：“我自有道理。”随即叫李觏近前，说道：“我今天出一上联，你若能对出下联，就放你回去，否则，按佛规笞罚。”李觏答道：“愿从尊便。”骆司公随即出上联曰：

“红白相渗，入室尝遍南北。”

李觏恼恨恶僧，心想，有来应有往，你嘲弄我，我也嘲弄你。正好借此出出恶僧的丑，于是对出下联曰：“青黄不接，下山买东西。”

老和尚听了，连声叫好，拍案称奇。骆司公听毕，猛想起小和尚清早提竹蓝下山的丑事，便一一告知了长老。老和尚勃然大怒，喝令众人把恶僧按倒在地，痛打四十棍。

此后，老和尚常在名门主客面前，夸赞李觏，恶僧再也不敢欺侮儿童了。

北宋著名词人晏殊和李觏是很好的朋友，晏殊每次来建昌（江西南城）李觏都要陪他游览麻姑山，并共同论诗赋文，写词作对。

有一次，二人观赏麻姑山的“玉练双飞”，在回来的路上经过余家沅，忽闻咿咿哑哑的车水声。此时，正是三夏盛暑，二人手持摺扇，信步来至车水处，晏殊忽然词兴大作，高声吟道：“车儿车水水随车，车停水止”李觏听了称赞道：“人谓临川多才子，而同叔当居其首，今公见水吟车，可谓临川古风矣”。晏殊笑道：“直讲先生久居仙山，山高风爽必喜吟风，愿先生以风对”。觏公沉思片刻，见晏殊挥扇以待，顿时思路大开，手摇摺扇大声诵道：“扇子扇风风出扇，扇动风生”晏殊听罢，连声称：“妙对妙对。”二人拍手大笑，车水农夫在旁聆听多时，也跟着赞道：“对得好，对得好。

庆历年间，李觏常在江西南城十贤堂讲课，听讲者有太学生百余人，其中有唐宋八大家之一、号称“南丰先生”的曾巩。

有一次，李觏应邀赴豫章春游，随行学生十余人。从建昌东门出发，经抚河至赣江。时值暮春三月，逆风顺水，船家扯下帆篷，装上浆橹，摇橹前进。舱内李觏居中而坐，门生并列左右，曾巩坐于右侧最后一个位子上。李觏对众生说：“此去豫章尚远，行舟寂寞，何不以行船为题，对一对联，用来消遣。”诸生同声说道：“请先生拟上联，我等对下联。”李觏点头沉思，舱中顿时沉静下来，唯有吱哑吱哑的橹声。李觏手指船橹，高声说诵道：“两橹并摇，好似双刀分绿水”

诸生从左至右，依次对下联。李觏抚髯静听，有时轻轻点头，有时又评论修改一番。看他的神气，似乎对所有下联，均不满意。最后，只剩下曾巩一人，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只见曾巩不慌不忙，站起来躬身向先生施了一礼，高声对道：“孤桅独立，犹如一笔扫青天！”

李觏听罢，不禁连声叫好：“此联气魄雄伟，思路开阔，对仗准确，实为难得之妙联。”诸生齐拱手向曾巩祝贺。正在摇橹的船家，也来凑热闹：“真是名师门下有高徒啊！”

祠堂

明成化元年(1465年)，建昌新建李泰伯祠堂；

墓址

成化八年，特旨准左赞状重修李觏墓。

风月亭

风月亭位于黎川城南篁竹境内，此亭，南北通向，长6米，宽5米，高5米，两端门额均嵌有“赤溪风月亭”五个石刻大字，一门联曰“才过怀泉鸟语花香犹在耳，方临赤溪新亭古驿又宜人”。亭内青砖为瓦，卵石铺地，东西两侧为后来修砌的水泥凉座，供路人歇脚之用，其东墙内嵌一石碑，上书“奉宪敕碑”。碑文依稀可辨。据其内容推断，此亭乃清朝道光6年重建，后因年久失修，今已破旧。据《新城（今黎川）县志》记载，风月亭“在城南五里赤溪，宋儒李觏（1009-1059）读书之所。其自言曰‘朝朝风扫地，夜夜月为灯’。故以名亭”。

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觏的哲学思想被列为重要研究项目。

李觏是建昌府郡人仰崇的先师，宋绍兴年间，南城建十贤楼、四贤堂，李觏与陈彭年等共祀。历代郡学大成殿都绘有李觏画像，以其为风范，激励后人。南城、黎川、资溪均有李泰伯祠堂。现存资溪嵩市镇三口村的李氏家庙乃清代李氏后裔所建，悬有“理学开宗”的巨幅匾额。

纪念活动

2009年6月，江西省抚州市资溪县成立了纪念李觏诞辰1000周年活动领导小组，兴建泰伯公园和李觏纪念博物馆。与此同时，联络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征集学术论文，开展学术交流。8月，有关人员在资溪县高田乡龙荫村发现全套雍正版的《李泰伯文集》，之后又发现了“理学开宗”等珍贵匾题和李氏家庙。11月29日，纪念李觏诞辰1000周年庆典活动在江西省抚州市资溪县泰伯公园广场举行。江西省文联主席刘华，抚州市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黄晓波，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小梅出席并为泰伯公园李觏雕像揭彩和泰伯楼奠基。国内外专家学者、省内及中央驻赣10余家媒体和社会各界人士1000余人参加了庆典活动。

2014年2月，来自资溪县高田乡龙荫村村民刘志国将纪念李觏、李山甫的李氏祠堂中印有“文谟武烈”字样的牌匾和祠堂纪念石碑捐献给了资溪县博物馆。

《宋史·卷四百三十二·列传第一百九十一》